【史要】龙潭大战，孙传芳大溃；“宁、汉合流”，汪精卫得不偿失……
却说，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感到了极大的欢愉。
八月十五日，武汉的报纸即刊登了《蒋介石离宁的重大意义》一文，言：“此乃国民革命的佳音，也是数月以来艰苦奋斗的党权运动的成绩。”
而冯玉祥见蒋介石下野，却不免心中忐忑；一是担心，蒋介石走后，由他答应“每月接济‘国民联军’的饷银，恐会无从着落”了；二是担心，蒋介石离去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群龙无首，张作霖的“奉系”必会乘虚而入南下“苏、豫”；而驻于“豫、陕”的自己岂不首当其冲地又将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如何是好？
冯玉祥想到此，不由得感叹道：“‘北伐’吃紧之时，党国要人不以国家民众为前提，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而操同室之戈，徒使敌人张目，实令人失望!”并致《电》蒋介石，言：“兄系党国安危，为民众之救主；今不顾一切，必欲引退，忍将革命垂成之事业付诸东流乎？务请不日还宁，主持大计。”
冯玉祥欲将蒋介石挽回，以使自己所虑事消。
然而，蒋介石知道“桂系”好不容易将自己迫下野，岂肯即让他就回？因此，知趣地仍决定暂回奉化老家再说；不过，冯玉祥的致《电》挽留，倒使他的心里多了此许安慰。
冯玉祥见挽留蒋介石不成，只得回过头来力促“宁、汉”双方言和了；希望能显示出“南方国民政府”仍和睦团结，以抑制“奉系”可能萌生的“乘虚南侵”之心。
为此，冯玉祥竭力从中斡旋，甚至于希望能促成“宁、汉合流”。
而此时的汪精卫，见自己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已黯然离去，以为自己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国民党领袖非己莫属了；因此，接受了冯玉祥“宁、汉合流”的建言，宣称：“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只能有一个，‘武汉政府’要搬到南京去。”
于是，八月二十二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闽、唐生智、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李宗仁、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伍朝枢、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在庐山牯岭就“宁、汉”合作进行谈判。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终于都同意了“宁、汉”两府合并；议定：“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改设‘政治分会’；九月三日前，‘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在南京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且因，蒋介石“下野”后，其“嫡系”何应钦的第一军主力都调驻镇江以东及淞沪地区重点防护“浙、沪”了，而李宗仁的“桂军”又重点驻防在安徽的芜湖一带；所以，南京城内只驻有陈继承的第二十二师，兵力显得空虚。
而今，既然“宁、汉”言和了，也就商定程潜新组建的第六军复回南京，以增强宁城的防护。
对此，“武汉国民政府”当然同意，程潜能回防南京更是没有二话。
如此议定后，武汉方面即派谭延闽、孙科随李宗仁先行赴宁，以具体安排合并事宜。
且说，张作霖见蒋介石“下野”了，果如冯玉祥所虑的以为“‘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了，可乘虚而入”；于是，即《命》孙传芳“率兵南渡”。
而驻于江北了的孙传芳在徐州挫败蒋介石后、已是精神大振，早思着能有朝一日过江去收复失地。他见唐生智班师回鄂后即欲起兵“东征”讨伐蒋介石，孙传芳更是暗喜了。
因为，国民党内部分裂，“宁、汉”两府鹬蚌相争，自己岂不可坐收渔利？
孙传芳原打算，待唐生智由武汉沿江东下，自己则可趁机南渡，趁“南京国民政府”两面受敌、首尾难顾之时，收复江南失地。为此，孙传芳已悄悄地调兵遣将，将十多个师的兵力集结在江北沿岸，只待时机成熟即渡江进击。
现在，张作霖《命》他趁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之机渡江南下，这也正合孙传芳之意；于是，孙传芳等不及唐生智“东进”了，即急不可耐地决定“渡江乘虚夺取南京”，以免错失良机。
八月二十四日，孙传芳将已调集的约六万兵马分为三路。
第一路由“第十师师长”郑俊彦《任》“总指挥”，辖其本部及李松山的第三师、梁鸿恩的第七师、李俊义的第十四师；此一路军取右翼在浦口渡江，若能登岸则直扑南京。然因，“南京国民政府”在此处的江防甚严、登岸较难；所以，孙传芳对于浦口渡江突破没寄大的希望；故而，此一路无非是“佯渡”、以迷惑敌军而已。
第二路则由“第十三师师长”刘士林《任》“总指挥”，辖其本部及上官云相的第四师、崔锦溎的第八师、段承泽的第九师、马宝珩的第十一师、陆殿臣的第十二师；此一路在仪征与六合交界处的大河口渡江，取中路实为攻打南京的主力。
第三路由“第二师师长”马玉仁《任》“总指挥”，率其本部及一个混成旅；此一路为右翼，从扬州渡江后切断沪宁线，以阻截由“浙、沪”来的援军。
孙传芳的总司令部则设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六合，以便亲临前线督战。
部署定后，各军即遵《令》而行。
第二天，郑俊彦即派兵从浦口渡江欲在南岸的大胜关、兔耳矶登岸。
此时，恰逢李宗仁一行乘“决川”号舰返回南京。
李宗仁发现兔耳矶一带的江面上有许多民船竞渡，不由得心生疑惑；当进一步察觉民船上竟都是军士时，知晓定是孙传芳派兵渡江、欲乘虚偷袭南京。
如此军情、容不得迟疑，李宗仁即下《令》“‘决川’号舰，炮击阻截”；于是，数门舰炮齐发，将渡江的民船阻截在了江心。
此时，正在南京的“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乘坐“浚蜀”号舰欲回芜湖；他见江上炮声轰鸣，知是李宗仁的“决川”号舰与孙传芳部遭遇后，立即也投入了战斗。
因为，郑俊彦部本来就是受《命》“佯攻”，且民船如何抵得兵舰的炮火猛轰；所以，一阵交战后，郑俊彦部即纷纷掉头、回航逃窜，孙传芳部在浦口的“佯渡”即被阻截了。
李宗仁击退孙传芳部、回到南京后，觉得事有蹊跷。
因为，孙传芳部在大胜关，兔耳矶附近渡江是在大白天，且仅有不到百艘船只；如此不掩耳目的强渡，莫非是在声东击西？为的是将“国民革命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位于南京的长江上游，而忽视对下游的防范。
于是，李宗仁派兵加强了位于南京东郊长江下游的乌龙山、笆斗山等地的防范。
李宗仁的判断果然没错，此两处正是刘士林的“中路军”选择的登陆点；只是，孙传芳部选择的渡江登陆点不止此两处。
八月二十五日夜，刘士林所率的“中路军”分别从南京下游江北的八卦洲、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十二圩等处，向南岸的笆斗山、乌龙山、栖霞山、龙潭等地强渡了。
但由于李宗仁已有防备，孙传芳部在笆斗山的登陆未成；另有一部虽是登陆了乌龙山，但很快也被早有防备的守军击退。
然因，栖霞山与龙潭一带是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的防区，李宗仁不宜插手。
蒋介石“下野”后，第一军驻守栖霞的姚琮的新编第一师与驻于南京城内的陈继承第二十二师换防；然而，陈继承尚未接防，姚琮却已走人了，这倒是让孙传芳部钻了空子；因此，刘士林的“中路军”在栖霞山登陆成功。
至第二天，崔锦溎的第八师、段承泽的第九师也都已从此处登上南岸，并一举攻占了栖霞车站和龙潭镇。
于是，孙传芳将其总司令部移到龙潭，并亲临前线坐镇指挥，以显示其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接着，上官云相的第四师、马宝珩的第十一师、陆殿臣的第十二师等部也络绎南渡了。
孙传芳部突破长江防线并夺占栖霞车站和龙潭镇后，南京城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了。
“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欲夺回龙潭，但因寡不敌众、被孙传芳部击退。
刚夺回乌龙山的李宗仁见栖霞与龙潭又失了，急《命》“第七军副军长”夏威率第七军辖下李明瑞的第一师、胡宗铎的第三师驰援。
而何应钦见自己的防地丢失，也心急如焚了。
好在，欲在扬州渡江的孙传芳的第三路马玉仁部，却遭到了“第十八军军长”杨杰的阻截，使宁沪线未被切断；于是，何应钦速调所辖胡宗南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三师、陈诚的第二十一师及陈仪的第十九军前往驰援。
而此时，栖霞与龙潭一线已集结了孙传芳部五个师的兵力，且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江北过来。
虽然，李宗仁与何应钦投入重兵进行阻截，将孙传芳部欲袭取南京的攻势遏止了；但是，却难以将栖霞与龙潭夺回。
双方为争夺栖霞与龙潭，战斗异常惨烈，激战数天仍难分难解。
白崇禧见激战多日了仍没能将孙传芳部击退，方知乃因没有从江上将孙传芳的援兵阻绝之故。
原来，时任“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是数月前才归顺“南京国民政府”的；他见蒋介石“下野”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前程也就有点怀疑；所以，当孙传芳渡江偷袭时，想不好要不要阻截，一时举棋不定；致使孙传芳部能毫无阻拦地畅渡南下，“龙潭之战”也就经久难休了。
鉴于此，白崇禧即打电话给杨树庄，严正指出：“孙军已占龙潭，海军如再不参战、切断孙军之后援，将来必被追究责任。”
白崇禧的《电话》使杨树庄感到了压力，这才《命》“第二舰队司令”陈训泳率“楚泰”号、“楚谦”号、“江元”号、“甘泉”号、“利通”号等舰参战了；于是，位于南京下流的江面顿时被“国民革命军”所控，孙传芳部的援军被阻截、再难南渡了。
孙传芳见援军受阻，也焦虑不安了；赶紧《致电》向张作霖求助，请其“派渤海舰队驰援”。
张作霖接到孙传芳的“求援”电后，即派遣渤海舰队的“海圻”号、“海琛”号、“威海”号舰南下。
然因，当张作霖派遣的舰队于九月一日驶至吴淞口时，却遭到了吴淞口炮台守军的炮击阻截，终难进入长江；结果，只得返回青岛。
而此时，龙潭之战已接近尾声。
因援军受阻，孙传芳部军心被撼了；战至八月三十一日晨，孙传芳部终于不支了，位于龙潭西面的黄龙山及南面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面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都相继失守。
如此一来，孙传芳部数万兵马挤在龙潭犹如困兽了。
此时，“第二路总指挥”刘士林见败局已定，为保性命即弃军遁走。
刘士林走后，顿时军心大乱；各师将士皆无心再战，纷纷各觅逃路；因此，孙传芳部溃不成军了。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不可逆转，也只得化装后乘坐小火轮、好容易逃往江北才捡得一命；其难以逃遁、留在江南的数万将士，则或死、或伤、或俘，损失惨重。
李宗仁与何应钦在“龙潭之战”中大获全胜，接着乘胜追击、又一举收复了江北大片土地。
满心希望能重振雄风的孙传芳，想不到在“龙潭之战”中会败得如此惨；不但损兵折将，还把好不容易夺回的江北许多城池复又丢失；孙传芳仰面长叹一阵后，灰溜溜地逃回山东去了。
击退孙传芳后，“宁、汉合流”之事这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为，“宁、汉”双方在“庐山会谈”时已商定“九月三日前，‘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在南京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此一约定因孙传芳的“南侵”而已延期了；现在，孙传芳溃败后、南京已转危为安，也就可付诸实施。
于是，九月五日，急欲当“党魁”的汪精卫携同陈公博、顾孟余等一行、启程赴宁；希望“宁、汉”合作早日实现，以便自己能圆梦。
而因“龙潭大捷”声望骤增、如日中天了的李宗仁也欲趁“桂系”在国民党内影响力骤增之机完成“宁、汉合流”，以便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故而，对于汪精卫的赴宁表示了欢迎。
然而，紧随蒋介石后尘也离宁、赴沪了的胡汉民，却纠集了一批死灰复燃后的“西山会议派”人士，此时已在上海又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且因为，胡汉民与汪精卫有隙，“西山会议派”则因汪精卫曾一度积极“联俄、容共”而对他仍有成见；因此，对于汪精卫欲“赴宁、秉政”也就表示了竭力的反对与抵制。
胡汉民更是发表声明称：“汪氏乃‘卖党’罪人，安有资格主政？”
为此，“西山会议派”要求“追究‘武汉国民政府’中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联俄、容共’等所谓的‘叛逆’罪”。
因而，“宁、汉合流”又受阻了。
胡汉民等人的抵制与指责，令汪精卫甚觉尴尬与无。
因为，汪精卫确曾与苏俄和中＊共＊甚密，今遭指责、难以辩白。而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纠集在一起后，已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之外、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欲要“宁、汉合流”以求国民党的统一，不得不与其妥协。
为此，汪精卫只得放低姿态，在李宗仁等人的陪同下、赴沪欲与胡汉民晤谈；并在报上公开宣示：“尽可效法廉蔺，以诚意纠正既往，救济现在与将来。”
然而，胡汉民没有卖账，汪精卫的三次登门拜访均被他拒之门外。
而陈公博、顾孟余见汪精卫如此低三下四的求人，心中甚不是滋味；且见“西山会议派”咬住他俩不放，一气之下回武汉去了。
汪精卫见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欲借“清共”之名剪除自己的党羽，心中也很不好受，本也想就此作罢。
然而，随同前来的谭延闿、孙科、朱培德、程潜等人却已与李宗仁等人达成默契，一心想促成“宁、汉合流”而不愿罢休；从而，使汪精卫进退维谷了。
最后，汪精卫只得再做出让步。
九月十一日，由谭延闿、孙科等人出面，邀集了在沪的“宁、沪、汉”三方代表共二十多人；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公馆内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谈话会”，以求“汉、宁、沪”三方和解。
然而，胡汉民仍拒绝参加。
“谈话会”从九月十一日开始，历时三天。
会上，“西山会议派”仍抓住汪精卫曾经“联俄、容共”的尾巴不放，非要他下野不可，令汪精卫十分尴尬。
迫于无奈，汪精卫只得承认自己“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而引咎自责，并于九月十三日也《通电》下野了。
如此，“谈话会”上的火药味这才有所消减，与会各方终于就有关“宁、汉合流”事宜达成了一致；决定“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与其他各省均设‘政治分会’”。
同时，议定：“三个月内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一切纠纷。
但在涉及组建新的中央机构时，“西山会议派”又提山了“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这无疑又是针对汪精卫等人的。
汪精卫再也忍不住了，“谈话会”大有谈崩而不能继续的可能。
这下，倒是让李宗仁也急了，即以“既往不咎”调停。
孙科为化解矛盾，则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以代行“中央”职权。特委会成员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务求权益均等。
孙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这才平息了争执。
于是，进而议定：“‘中央特委会’组成后，原‘中央政治会议’即自行撤销。”而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特委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关”。
接着，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中央特委会”成员；结果，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了“中央特委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未到会的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黄绍竑等人均当选。
如此，“宁、汉、沪”三方的政要都进入了“中央特委会”，表面上看国民党是统一与团结了；但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大拼盘，统一与团结的表面下仍充满着党内各派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危机。
果然，“谈话会”后，汪精卫即悄悄地溜走了，看似一团和气了的国民党立即就又显现出了裂痕。
因为，汪精卫本是为了当“党魁”才来宁、并屈尊赴沪的；但想不到，到了南京与上海后，却遭到“西山会议派”如此刻薄的指责、并被迫宣布“下野”，这简直是羞辱，令他如何受得了？
而设立“中央特委会”后，“武汉国民政府”被取消，自己只挂了个有名无实的“中央特委会委员”的衔头；失去了许多，却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可谓是偷鸡不着反蚀米。
而李宗仁的“桂系”与本已过气了的“西山会议派”却都有许多人进入了“中央特委会”，倒是让他们捞足了好处；非但能与自己并起、并坐，其在“中央特委会”中的势力甚至于压倒了自己。对此，汪精卫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
于是，汪精卫一气之下、离开南京上庐山去养病了。
而此时的李宗仁，见“中央特委会”已决定“‘宁、汉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而现在，蒋介石已‘下野’离宁，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了，胡汉民还在‘摆俏’不愿来宁，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远在‘豫、晋’不会南下；看来，在南京城中有实力能左右政局的唯有‘桂系’了。可见，在这场‘宁、汉合并’的政治博弈中，他的‘桂系’必是最大的赢家”。
因此，李宗仁虽然明白汪精卫是负气离去，但他已顾不了那多，打定主意要将这盘已开局了的棋走完。
而谭延闿、孙科、朱培德、程潜等人，一心只想着“宁、汉”能重归于好；现在，“宁、汉”双方终于能坐到一起了，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个好的转机，“宁、汉合并”是势在必行，谁都不愿半途而废；特别是孙科，成立“中央特委会”的建议是他提的，更不愿其“短命夭折”。
因此，他们也都顾不得汪精卫的态度了；谁都不想再随汪精卫回武汉，倒是打算与李宗仁合作到底，务必要使“宁、汉合流”事成。
而本已沉寂多时了的“西山会议派”，见“宁、汉合流”正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极佳机会，当然也不想错过；何况，汪精卫已被气走，憋了多时的气算是出了，也就不想再在其他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放；因此，同样顾不了胡汉民的反对，倒是都愿意帮李宗仁实现“宁、汉合流”的夙愿，以便各自能从中捞取好处。
于是，九月十六日，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仨人都没到场的情况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倒是决定“在‘中央特别委员会’内增设‘常务委员会’”，以完整机构；且由汪精卫、蔡元培、谢持等仨人为“常务委员”，欲以此为诱饵将汪精卫招回。
不过，因“中央特别委员会”实现的是“委员会制”，凡事都得由“委员会”集体审定；汪精卫虽名为“常委”，却不再如前独尊了；因此，这才给了他这么个虚衔。
然而，已离宁了的汪精卫，其实已不再稀罕这个虚名了；因此，他并不令情、也就没有接受。
接着，“中央特别委员会”又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
“国民政府”由四十七名委员组成，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等五人为常务委员。而由六十七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又设置了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唐生智、杨树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李鸣钟等十五人组成的主席团，其中李宗仁、李济深、李鸣钟、何应钦、杨树庄、阎锡山、胡汉民等七人为“主席团常务委”。
同时，其他政府机也随即确定。如此，新的“国民政府”框架算是搭成了。
九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全体新成员，同时在南京“宣誓、就职”；就这样，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史称的“宁、汉合流”总算有了结果。
因为，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从而，正式被称为“南京国民政府”了。
而此时，宋庆龄为抗议“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清党”等倒行逆施行径而已出访苏联了，这倒正中了“国民党右派”的下怀；于是，以其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均被排挤，“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即成了“国民党右派”的大本营。
因此，这一日，老牌的、新秀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汇聚到了一起、弹冠相庆、确是显得盛况空前，闹哄哄地恰似一场饕餮大餐。
然而，在这盛况之下，却仍充满着不可避免且永无休止的尔虞我诈与争权夺利。
而此前，“中央特别委员会”曾分别《函》“请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仨人赴宁”，出席这一际会并就任新职；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东渡日本去了，汪精卫则仍在庐山托病、推辞，胡汉民更是明言拒绝；因此，仨人一个也没有到场。
仨人此举可谓是大煞风景，顿时给“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蒙上了一层阴影，谁都高兴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