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张发奎镇压“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叶挺含冤脱离共产党……
却说，中＊共＊中央下达“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后不久，广州忽然发生了“张、黄事变”，这对已在准备起义的中＊共＊广东省委又产生了影响；甚至于，有人对“还要不要再举行‘广州起义’？”心存疑惑了。
而张发奎夺取广州后，即面临了李济琛调兵遣将、进行反扑的巨大压力。
虽然，张发奎自“南昌起义”后对中＊共＊已深怀恨意；但他明白，此时自己要对付的是李济琛而非中＊共＊；因此，张发奎只得将对中＊共＊的怨恨暂时抛到脑后，并派人欲与中＊共＊接触并谈判；一则，希望通过谈判、寻求与中＊共＊的合作以共同对付李济琛，以帮他保住已到手了的广东这块地盘；二则，也可避免中＊共＊在他的脚下闹地震。
对此，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的谢苗诺夫觉得应予接受，并主张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与张发奎、黄琪翔的代表谈判、以将俩人拉拢，而认为“若是举行‘广州起义’，则是在帮助李济琛”。
谢苗诺夫的主张得到了“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和“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贺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张善铭等人的支持。
然而，张太雷却认为“早在‘南昌起义’时，张发奎就跟随汪精卫“反共”了；“张、黄事变”后，他又公开声明了“反对共产党”；可见，已没了合作的基础。
现在，张发奎无非是“想利用中＊共＊的力量对付李济琛，并非是对中＊共＊有诚意”；所以，“不应对张发奎抱有任何幻想，应对其作坚决的斗争”。
而中＊共＊广东省委中的许多同志也认为“张发奎与李济琛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互相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共＊没有必要去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却应趁敌人内部矛盾激化之机、再举起义以打击敌人”。因此，也不赞成与张发奎、黄琪翔的代表谈判，表现出了一副绝不妥协的态度。
而就在“张、黄事变”的当天即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已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利用有利形势，及时发动‘工农起义’，以在广东建立‘苏维埃’政权”。
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因要参加“联共（布）十五大”回莫斯科了，他的“助手”纽曼是竭力主张“举行‘广州起义’”的；因此，纽曼将“与张发奎谈判”的主张、斥之为是“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并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谈判下了《禁令》。
因此，谢苗诺夫等人只好闭嘴；从而，“欲与张发奎、黄琪翔谈判的大门”被关闭了。
于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由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作为“广州起义”的指挥机关，由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同时，又成立“军事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
而全市的“工人赤卫队”则编为七个联队，并成立“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以统一指挥行动，由“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周文雍《任》“总指挥”。
然因，“南昌起义”后，叶挺与贺龙已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且叶挺的知名度甚高，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甚至于社会上可谓对其是人皆共知；为安全计，叶挺不宜过早在广州露面；所以，决定其暂不至穗，待到正式起义时方可亲临指挥。
如此，起义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交给徐光英等人了；于是，《广州起义计划》则由徐光英负责制定。
《计划》拟定“广州起义”由“第四军的教导团、警卫团及工人赤卫队为主，坚持在‘海、陆丰’的红二师及仍活跃于广东各地的‘农军’予以配合；起义成功后，即在广州成立‘苏维埃政权’”。
如此，起义的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只待一个适当时机了。
然因，张发奎对“教导团”已是不放心；所以，欲举起义仍须慎之又慎；否则，会功败垂成。
张发奎之所以对“教导团”不放心是有其原因的，那还得追溯到“南昌起义”时。
当时，第二方面军与第四军各有一个“军官教导团”简称“教导团”。因为，“第四军教导团团长”是由深受张发奎、黄琪翔器重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一直来倒是安泰。
然而，张发奎对他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却不甚放心；那是因为，张发奎知道这个“教导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只是不知具体是谁罢了。
确实，该“教导团”的“团党部负责人”叶镛和“团党部执监委员”唐维、甘理真、陆更夫等人都是中＊共＊党员，且整个“教导团”内中＊共＊党员已发展到了百余名。
“南昌起义”时，叶镛等人本也想在武汉举事以响应；然因，没能与“南昌起义军”联系上、才没敢贸然举事而作罢。
然而，“教导团”中的有些异动已引起了张发奎的警觉，已是草木皆兵了的他遂打算先发制人、以防不测。
于是，张发奎《命》“‘教导团’开赴南昌”；却于八月四日，当“教导团”途经九江时，张发奎忽将他们的武器全部收缴了。
叶剑英闻知后赶紧挺身而出，以“正当用兵之时，岂可自毁舟骑？”相说。
因为，此时的张发奎对于“教导团”毕竟仅是存疑，尚无确凿证据可责罪；且叶剑英是自己信得过的，听其所言确也在理，也就被说动；这才把武器发还；且将该“教导团”并入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交由叶剑英管束。
然而，令张发奎想不到的是，他所深信不疑的叶剑英此时却已是中＊共＊党员，且其“第四军军官教导团”中也已有了百余名中＊共＊党员。
两个“教导团”合二为一后，中＊共＊党员人数合在一处则有两百多人了；所以，张发奎此举，对于叶剑英来说无异于是如虎添翼般的好事。
只是，张发奎虽是将两个“教导团”合并了，但对其中“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的那些人仍不放心；所以，“南下”广东后没让“教导团”入驻广州；同时，还将他的“心腹”朱勉芳调《任》“教导团参谋长”以行监视。
不过，此时的“教导团”内中＊共＊的势力甚盛，岂是插入一个朱勉芳能反制的？所以，倒是不怕张发奎来这一手，叶剑英并没太放在心上。
而此时，黄琪翔欲扩充第四军警卫团；叶剑英觉得这倒又是个可将警卫团抓到自己手中的一个机会。
于是，叶剑英干脆让朱勉芳代理“教导团团长”，自己则去帮黄琪翔“扩编警卫团”了；张发奎、黄琪翔仍深信不疑，又放心地将“扩编警卫团”的事交给了叶剑英。
于是，叶剑英趁机将许多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纠察队员”招入新编的第三营中，并推荐中＊共＊党员梁秉枢出任“警卫团团长”。
就这样，中＊共＊在“第四师警卫团”中也掺入了自己的人，并欲将其控制后与“教导团”一起投入“广州起义”。
十二月初，广西的黄绍竑已将“桂军”在梧州集结，准备向广东反扑了。
为此，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并将驻于广州城内的“第四军”主力调往粤西的肇庆、梧州一线，准备迎战黄绍竑。
黄琪翔受《命》而往，将“第四军”的后方事务交予叶剑英。
如此，除了“第四军司令部”和“第四军军械库”由刚扩编的“警卫团”守护外，只在沙河还留有“第四军第二师第二团”驻守；除此，整个广州城内几无正规军的影子了。连诸如“省公署”、“卫戍司令部”及各警署、车站等要害部门也都交由俗称“保安队”的“省防军”驻守，且总兵力不过七千人显得十分空虚。如此，不禁让人心存忧虑。
因此，张发奎只得让不堪放心的“教导团”移驻到北校场，以期一旦有不测之事时可驱用。
然而，张发奎哪里想到，这却是正中了中＊共＊的下怀。
中＊共＊广东省委见“教导团”被调至北校场了，觉得起义的有利时机已到，遂决定不失时机地举行起义，并将时间定于十二月十三日。
就在中＊共＊准备起义时，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忽然赶到广州，向张发奎传达了“汪精卫要他立即解散‘军官教导团’，逮捕中＊共＊党员”的《指示》。
张发奎对“教导团”本已是不放心，将其移驻北校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现在听汪精卫如此《指示》，倒也觉到了不可大意，遂打算要将“教导团”处置了。
按说，张发奎完全有权直接处置；然因，“教导团”是黄琪翔的，而张发奎与黄琪翔可谓是莫逆之交，他不想因“未与黄琪翔招呼，就直接将‘教导团’处置了”而伤了感情；且也虑及“此时留于广州城内的兵力恐难对付‘教导团’”，遂致《电》黄琪翔“要他速回广州”；因此，张发奎暂缓了对“教导团”动手。
然而，远在上海的汪精卫见张发奎迟迟没有对“教导团”动手，则又急不可耐地于九日、十日连发了四份《密电》催促张发奎。
且此时，中＊共＊置于广州城内小北直街以大安米店作掩护的武器转运站不幸暴露；张发奎这才觉察到了中＊共＊定是要在广州实施暴动，感到了问题严重、不由得惶恐不安了。
于是，他《命》“广州卫戍司令”朱晖日即于事发的十二月十日当天《宣布》“戒严”，并在广州城内进行搜捕，欲将中＊共＊准备举行的暴动、扑灭在尚未爆发之前。
同时，张发硅等不及黄琪翔的返回了，又急《命》其心腹、“教导团代理团长”朱勉芳先“将‘教导团’的枪械悉数收缴，以防不测”。
然而，张发奎的这一措施未能如愿；没待朱勉芳下手，时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叶镛已抢先将朱勉芳击毙了。
而中＊共＊广东省委也被这突变的情况警觉了，感到形势逼人、容不得迟疑、更不可坐以待毙；于是，当机立断做出了“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日”的决定。
于是，就在朱晖日《宣布》“戒严”的当天晚上，一直隐而不显的叶挺终于从香港返回广州，与张太雷、叶剑英、徐光英、周文雍、恽代英等人同至位于北校场的“教导团”驻地；众人抵达北校场后，即由“起义总指挥”张太雷正式《宣布》“举行‘广州起义’”。
然后，按事先拟定的《计划》，向各路起义军交待任务。
于是，“教导团”分为东、中、西三路，分头进击。
“东路”由叶挺亲自率领赵希杰的“教导团第二营”和“炮兵连”，攻打有黄琪翔的“第四军第二师第二团”驻守的沙河；“中路”由叶镛率其“教导团第一营”，在“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的配合下，攻打“广州卫戍司令部”；“北路”由饶寿柏率其“教导团第三营”，在“工人赤卫队第五联队”的配合下，攻打“省长公署”。
梁秉枢的“警卫团”负责控制位于长堤肇庆会馆内的“第四军司令部”，并夺取位于文德路仰忠街的“第四军军械库”。
而“工人赤卫队除第一联队”、“第五联队”配合“教导团”行动外，其他几个“联队”的目标是攻占车站及几个主要警署；其中，“第二联队”攻打广九车站，“第三联队”攻打驻于太平戏院内的“第五警署”，“第四联队”攻打驻于大佛寺的“第四警署”，“第六联队”攻打驻于石围塘的“第六警署”；“第七联队”攻打广三车站。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时，穗城静谧的夜空被激烈的枪声划破后，各路起义军就按计划分头进击，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正式打响了。
虽说，驻守沙河的是“第四军”的一个正规团；然因，叶挺毕竟是久经疆场的虎将，所率虽只是“教导团”的一个营，到了他手上则个个猛如虎了；而那“炮兵连”也很是奇了，所发射的炮弹都如长了眼似的不偏不倚地在敌阵中开花；所以，激战两小时后，叶挺的一个营硬是将“第四军”的一个团击溃，沙河被起义军攻占。
攻打“广州卫戍司令部”的叶镛所部也十分勇猛，驻守的“保安队长”李作明被击毙后，守军顿时溃散；朱晖日见情况不妙，赶紧翻墙逃遁才捡得一命。
因为，张发奎留于广州城内的兵力毕竟不多，且多是战力不强的“保安队”；所以，其他几路起义军按计划进击后，也都较顺利地攻占了各自的目标。
只是，负责控制“第四军司令部”的“警卫团”却出了意外；“警卫团团长”梁秉枢宣布起义后，虽然将忠于张发奎的该“团参谋长”唐继元击毙了；然因，“警卫团一营”系张发奎的亲信，他们不愿背叛而拼命顽抗，致使起义军进攻受阻；激战中，梁秉枢又不幸受伤、被送到百子路广东公医院抢救；如此，起义军欲占领和控制“第四军司令部”也就落空了。
不过，至十一日晨六时，除了“第四军司令部”与“第四军军械库”尚未攻克外，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已都被起义军攻占；特别是，“广东省公署”、“广州卫戍司令部”等要害部门都已陷落。
因此，这次“广州起义”应算已成功。
起义成功后，中＊共＊广东省委即在原“广州卫戍司令部”内《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由苏兆征《任》“苏维埃主席”、张太雷《任》“海、陆军委员”、黄平《任》“内务委员”兼“外交委员”、杨殷《任》“肃反委员”、彭湃《任》“土地委员”、周文雍《任》“劳动委员”、陈郁《任》“司法委员”、何来《任》“经济委员”、恽代英《任》“秘书长”。
但因，苏兆征与彭湃此时都不在广州、未能到任；故而，由张太雷代理“苏维埃主席”、赵自选代理“土地委员”。
同时，将起义军定名为“工农红军”，由叶挺《任》“总司令”、叶剑英《任》“副总司令”、徐光英《任》“参谋长”。
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发表《告工人书》与《告农民书》，指出“广东工、农革命的胜利，是全国工、农革命胜利的开始”。
中＊共＊中央则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起来拥护这一胜利，扩大这一胜利”；苏联《真理报》也发表了题为《工农的广州》的《社论》，高度赞扬“广州起义”的胜利。
且说，正在返穗途中的黄琪翔忽闻“广州起义”，知道自己位于珠江北岸的“第四军司令部”已不可往，遂改道去了位于珠江南岸海幢寺的李福林的“第五军军部”。
因为，李福林有一个独立团驻于佛山；且有一条天堑般的珠江、阻住了起义军南渡的脚步，这才让他的军部泰然无虞。
黄琪翔抵达时，刚受过惊吓的张发奎已在这儿了。
于是，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仨人聚到了一处。
张发奎因“南昌起义”已对中＊共＊记恨，现在又遭此突然打击、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了，发《誓》“定要报复，以解心头之恨”。
李福林完全听《命》于张发奎，也就没有二话跟着他“反共”了。而一直对中＊共＊表示“宽容”的黄琪翔见事已至此，不敢再对中＊共＊作任何袒护了，只得也与张发奎站到了一起。
因此，仨人立即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实施反扑。
于是，张发奎急《命》与陈济棠对峙于东江的陈章甫率其“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回师广州，以对起义军实施镇压。
黄琪翔也《命》驻于西江的薛岳率其所部“第四军新编第二师”速率部回师，以协助平叛。
李福林则《命令》其驻于佛山的“第五军独立第一团团长”梁林立即率部渡江，向珠江北岸的起义军发起反攻；同时，又急《命》驻于韶关的“第五军第十五师师长”李群、驻于江门的“第五军第十六师师长”陈炳章各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协攻广州。
于是，李群派其部将周定宽率“第四十四团”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南下，陈炳章则也派其部将陆满率“第四十六团”从江门北上，参与镇压起义。
与此同时，各国“驻粤领事”也都以“保护侨民”的名义趁机出兵沙面，美舰“沙克明”号、日舰“宇治”号、英舰“摩轩”号和“莫丽翁”号则帮助张发奎、李福林运兵渡江参与镇压起义。
第二天，梁林的“独立第一团”和陆满的“第四十六团”已在“英、美、日”军舰护送下渡过珠江，向起义军发起猛攻。
周定宽的“第四十四团”沿粤汉铁路南下，已攻打大北门了；薛岳的“新编第二师”也沿西江而下，迅速进抵到了广州城下；而陈章甫的“第二十五师”也在快速地向广州迫近。
如此，广州城几被四面围困了，起义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张发奎组织发扑的力量数倍于起义军，双方兵力相差太过悬殊；何况，起义军中的“工人赤卫队”毕竟不是正规军，如何抵得住久经疆场之敌？
所以，张发奎反扑后，局势就毫无悬念地一面倒了。
鉴于敌强我弱、兵力如此太过悬殊的实际情况，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叶挺觉得不该与敌硬拼，应在敌人尚未形成合围之前赶紧撤退，以保存力量；否则，必会遭至全军覆灭的危险。
因此，他建议“将起义军撤往‘海、陆丰’，去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得到了同样谙熟军事的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支持，连“工人赤卫队”的黄亚恒等人也表赞同。
然而，纽曼却认为“起义已经成功，只能前进，不可退却”；并严厉指责叶挺是“逃跑主义，想去当‘土匪’”。他竭呼：“进攻，进攻，再进攻！”全不顾眼前已面临的严峻形势。
而血气方刚、满怀着一腔革命热忱的张太雷，毕竟是“书生气”太浓而不谙军事；他只听纽曼，也不愿放弃已有的成果。
而纽曼毕竟是“共产国际代表”，似同“钦差”一言九鼎，谁人可不听？作为“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却一味地附和，叶挺也就只好缄口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没如纽曼与张太雷的主观意愿，而是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于岌岌可危了。
十二月十二日，张太雷前往大北门欲亲临火线指挥，谁知途中遇敌而不幸牺牲了，时年仅二十九岁。
张太雷牺牲后，起义军的军心更是被大撼了。
至十三日，大北门已被周定宽突破；接着，观音山又被薛岳攻占；战火向广州市区延烧，开始展开激烈的巷战；很快的，已被起义军占领的阵地一个接一个的失去，情势更是危在旦夕。
至此，纽曼这才放弃了自己“只能前进，不可退却”的主张，同意叶挺“撤退”了。然而，由于耽误了整整一天时间，再欲“安然‘撤退’”已是不易。
果然，当叶挺正式下达“撤退”《命令》时，起义军已被敌人分割，有的甚至于被敌军包围，相互间失去了联系。
因此，多路起义军根本没能接到“撤退”《命令》，仍与敌人在殊死搏斗；有的虽是接到了《命令》，但却已无法撤离。
结果，只有“指挥部”的叶挺、纽曼、叶剑英、徐光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人抢先一步、好不容易地撤离，才幸免于难外，大多数起义军都没能撤退。
只是，叶镛所率的“教导团”毕竟是支正规部队、有作战经验，也终于突出了重围。
“教导团”撤至花县后，则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由叶镛《任》“师长”、袁裕《任》“党代表”；然后，继续“东撤”，与董朗的“红二师”会合后，也坚持在了“海、陆丰”一带、继续战斗。
而来不及撤离的起义军或战死、或被俘杀，几无生还，南粤大地上遂又多了无数英烈。
张发奎夺回广州后，即在全城展开了大搜捕与血腥屠杀。
至十九日短短数天，被公开屠杀的就有五千七百多人，连“苏联驻穗领事馆”也遭殃，哈西斯等五名“领事馆工作人员”惨遭杀害，而其中许多却是无辜百姓，其惨状不亚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
就这样，“广州起义”被张发奎镇压下去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前往香港负责善后工作。
李立三抵达香港后即召开会议，做出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将“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最高指挥机关缺乏指挥能力，关键时刻便慌乱动摇，不能坚决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并据此做出了“给予黄平、叶挺等七人‘撤消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的处分。
对此，叶挺心中不服，多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申诉》；并于翌年夏季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时亲赴莫斯科，请求“撤消”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然而，他的《申诉书》落到了“热衷于城市中心论”的王明手中；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对于叶挺欲把“‘广州起义’的队伍拉到农村去”的主张甚是反感。
因而，叶挺的《申诉书》也就被他压下、而石沉大海了。
而且，没有亲历“广州起义”的王明还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将“‘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推在了叶挺等人身上”。如此一来，更如雪上加霜地令叶挺有口难辩了。
结果，叶挺等来的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出面给他的“被‘开除党籍’”的《通知》。
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令叶挺简直心灰意冷了；而此时，已东山再起了的蒋介石仍在四处《通缉》他。叶挺如同“没了娘的孩子、被逐出家门”后非但无处安身，还得防着遭蒋介石的毒手；无奈之下，只得流亡欧洲；后来，又去往澳门隐居。
自此，这位已投身军旅、长达十六年了的“‘北伐’名将”告别了戎马生涯，且很不情愿地与曾被他视为“唯一能拯救中国、为自己能加入其中而引为荣光、且愿为其献身的‘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关系”。
直到十年后的“抗日战争”暴发，叶挺才“复出”又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但那是后话，待容后慢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