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要命的是，王石具体执行变法时，操之过急，监督不力，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引起百姓不满。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但具体执行时，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十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王石压力巨大，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设置，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变法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官府与民间争利。
杨硕为了变法，筋疲力尽，休息时翻看过往皇帝画像，发现李玉神清气朗，颇为景仰，对其诗词更是爱不释手。杨硕认为其子杨徽颇似李玉，便指定杨徽为太子。杨硕驾崩后，继任者杨徽尚未少年，只有十四岁。杨硕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跟杨硕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保守党人精神领袖马光做宰相。马光也不含糊，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石辛辛苦苦砌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马光这人就是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御史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岭南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副相范纯仁不无担忧道：
“那条路很久没人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车盖亭诗案是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旧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马光的策划下，赵国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赵国折腾来折腾去，造成国运衰败。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十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杨徽虽然年少，但他不傻。在他年幼时，父皇杨硕接待齐丹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
“齐丹国大使是人吗？”蔡确笑了：
“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齐丹人。”杨徽冷冷道：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蔡确一时不敢接口。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杨徽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杨徽年少，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杨徽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杨徽。杨徽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杨徽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旧党人的怨恨。少年杨徽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
“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杨徽冷冷道：
“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道：
“本宫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杨徽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也就是继承杨硕的意志与事业。曾经被高太后和旧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
“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旧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旧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