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个名为比尔·盖茨的年轻人与他的伙伴创立了微软公司。30多年里，盖茨驾驭着这个软件公司用技术一步步地扩充着“帝国版图”，改变和影响着整个全球。如今，执掌微软31年的盖茨终于做出“归隐山林”的决定——他将逐步退出公司的日常管理，转而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这对微软意味着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但对世界却意味着多了一个身家500亿美元的全职慈善家。
6月15日，微软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逐步移交其日常工作，以便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为确保平稳有序地过渡，盖茨表示此次的过渡期为两年，2008年7月之后，盖茨将放弃全部日常管理工作，只保留董事长一职。
盖茨当天发表声明说，淡出微软日常事务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对慈善事业有着同样的热情，并且认为这也是一份十分重要和具有挑战性的事业。
盖茨说过，他的全部财富将用于捐赠，而不是留给自己的3个孩子。“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它。”像比尔·盖茨一样，我们要清楚自己该处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奢望自己位置以外的东西。
古今中外的伟人、成功人士都是懂得淡看沉浮、功成身退的人。像孔子、老子这样的大思想家几千年才有一位，再如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文治武功的皇帝也就那么几位，寥寥无几。生前再怎么呼风唤雨，死后也是“一抔黄土掩风流”。
做人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功成名就时“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及时转身，去做自己更想要做的事，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完整，生命才会更加丰富多彩。
成也平静，败也平静
事业可以失败，精神上却不能倒下。
看一个人是否成功，我们不能看他成功的时候或开心的时候怎么过，而要看其在不顺利的时候，在没有鲜花和掌声的落寞日子里怎么过。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如果我们因为一时的困难就将梦想搁浅，那只能收获失败的种子，我们将永远不能品尝到成功这杯美酒芬芳的味道。”
在中国商界，有人用“沉浮”二字去形容史玉柱的过往，而史玉柱从失败到重新崛起的经历，也值得我们长久的铭记。
20世纪90年代，史玉柱是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他通过销售巨人汉卡迅速赚取超过亿元的资本，凭此赢得了巨人集团所在地珠海市第二届科技进步特殊贡献奖。那时的史玉柱事业达到了顶峰，自信心极度膨胀，似乎没有什么事做不成。也就是在获得诸多荣誉的那年，史玉柱决定做点“刺激”的事：要在珠海建一座巨人大厦，为城市争光。
大厦最开始是18层，但史玉柱的手在一次又一次地跟中央高层握过之后，层数节节攀升，一直飚到72层。此时的史玉柱明知大厦的预算超过十亿，手里的资金只有两亿，还是不停地加码。最终，巨人大厦的轰然倒地让不可一世的史玉柱尝尽了苦头。他曾经在最后的关头四处奔走寻觅资金，但“所有的谈判都失败了。”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媒体的一哄而上，成千上万篇文章骂他，欠下的债也是个极其恐怖的数字。经历了这次失败，史玉柱开始反思。他觉得性格中一些癫狂的成分是他失败的原因。他想找一个地方静静，于是就有了1年多的南京隐居生活。
在中山陵前面的一块地方，有一片树林，史玉柱经常带着一本书和一个面包到那里充电。那段时间，他常常读书。那时，他每天十点多左右起床，然后下楼开车往林子那边走，路上会买好面包和饮料。部下在外边做市场，他只用手机遥控。晚上快天黑了就回去，在大排档随便吃一点，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有人说，史玉柱之所以能“死而复生”，就是得益于那时候的“卧薪尝胆”。他是那种骨子里希望重新站起来的人。事业可以失败，精神上却不能倒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身养性，他逐渐找到了自己失败的症结：之前的事业过于顺利，所以忽视了许多潜在的隐患。不成熟、盲目自大，野心膨胀。这些，就是他性格中的不安定因素。
他决心从头再来，此时，史玉柱身体里“坚强”的秉性体现出来。他在那次珠峰以及多次省心之旅后踏上了负重的第二次创业。这次事业的起点是保健品脑白金。
因为之前的巨人大厦事件，全国上下已经没有几个人看好史玉柱。他再次的创业只是被更多的人看做赌徒的又一次疯狂。但脑白金一经推出，就迅速风靡全国，到2000年，月销售额达到1亿元，利润达到4500万。自此，巨人集团奇迹般的复活。虽然史玉柱还是遭到全国上下诸多非议，但不争的事实却是，史玉柱曾经的辉煌确实慢慢回来了。
赚到钱后，他没想找为自己谋多少私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钱。这一举动，再次使其成为众人的焦点。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想到史玉柱有翻身的一天，更没想到这个曾经输的一贫如洗的人能够还钱。但他确实做到了。
认识史玉柱的人，总说这些年他变化太大。怎能没有变化，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内心总难免泛起些波澜。而对于史玉柱，改变最多的，大概是心态和性格。几番沉浮，很少有人再看到他像早些年那样狂热、亢奋、浮躁，更多的是沉稳、坚韧和执著。即使是十分危急的关头，他也是一副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的样子。
回想自己早年的失败时，史玉柱曾特意指出，巨人大厦“死”掉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极其平静。而现在，身价百亿的他也同样把平静作为自己的常态。只是，这已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前者的平静大概象征一潭死水，后者则是波涛过后的风平浪静。起起伏伏，沉沉落落，有些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变得强大和不可战胜。良好的性情和心态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少了它们，事业的发展就可能徒增许多波折。
人生难免有起伏，低谷时我们需要的就是忍受寂寞，卧薪尝胆，每一阵风暴都能加快你前进的航速。就像当年越王勾践那样，3年的时间里，作为失败者他饱受屈辱，被放回越国之后，他选择了在寂寞中品尝苦胆，铭记耻辱，奋发图强，最终得以雪耻。
不要羡慕别人的辉煌，也不要眼红别人的成功，只要你能忍受寂寞，满怀信心地去开创，默默付出，相信生活一定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仕途沉浮，处变不惊
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
古今中外，无论是官场、商场，抑或情场，都仿佛人生的剧场，将得意与失意、荣宠与羞辱看得一清二楚。诸葛亮有一句名言：“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意在鞭策我们要看淡荣辱而保持道义，所谓得意失意皆不忘形，宠辱不惊，便是此意。
一如古语所言，须历一番风雨，方才洞悉大千。看淡荣辱自然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显示了放大眼光，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情怀；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在是异曲同工，更颇有魏晋人物的旷达风流。
孙叔敖原来是位隐士，被人推荐给楚庄王，三个月后做了令尹（宰相）。他善于教化引导人民，因而使楚国上下和睦，国家安宁。
有位孤丘老人，很关心孙叔敖，特意登门拜访，问他：“高贵的人往往有三怨，你知道吗？”
孙叔敖回问：“您说的三怨是指什么呢？”
孤丘老人说：“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他；官职高的人，君王讨厌他；俸禄优厚的人，会招来怨恨。
孙叔敖笑着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谦卑；我的官职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优厚，我对别人的施舍就越普遍。我用这样的办法来避免三怨，可以吗？”
孤丘老人很满意，笑着离去。
孙叔敖严格按照自己所说的行事，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曾几次被免职，又几次复职。有个叫肩吾的隐士对此很不理解，就登门拜访孙叔敖，问他：“你三次担任令尹，也没有感到荣耀；你三次离开令尹之位，也没有露出忧色。我开始对此感到疑惑，现在看你的心态又是如此平和，你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啊，我认为官职爵禄的到来是不可推却的，离开是不可阻止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取决于我自己，因此才没有觉得荣耀或忧愁。况且我也不知道官职爵禄应该落在别人身上呢，还是应该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我的追求是顺其自然，悠然自得，哪里有工夫顾得上什么人间的贵贱呢？”
孙叔敖在险恶的仕途风浪中始终不惊不惧，只因他心中淡定，在古人看来，有人之所以能做到宠辱不惊，其根本在于将安危放在自己身上来承担，以行仁义为人生追求，不趋利避害，不自以为是，以坦荡胸怀看人世浮沉。这样的人往往阅世已深，知生之艰难，为人不易，是看透后的豁然开朗，即是“明理者”。明理者不在于一事一物的纠缠中，而在于包容宽厚，不以一己心胸衡量别人的喜恶，既然知道什么是宠什么是辱，自然处变不惊。
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淡看昔日富贵，笑对人生沉浮，人才能活得潇洒惬意。
62岁的苏轼被朝廷贬到海南时，天空正下着绵绵细雨，斜风吹打在身上，透出一丝凄凉。虽然居陋室，食粗饭，但苏轼并不以为苦，倒是经常和当地士绅百姓共叙桑麻乐事。他也不以文豪自居，入乡随俗，身披当地衣冠，走街串巷，享受难得的快慰。
一次，苏轼来到一座山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山林的贵人，出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
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当人们听他说起往事的时候，苏轼的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并没有伤感怅然之色，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
而事实上，苏轼在海南的谪居生活是十分困顿的。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这对于年老的苏轼，无疑是难以适应的。但是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却将贬官黄州、惠州、儋州看成是自己的平生功业。苏轼对苦难并非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对政敌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从而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蕴含着坚定、乐观的精神。坐看闲云不是自我安慰的方式，更非嘲弄人世的对抗姿态悲恋，更非求告，而是将际遇当成阅历，明得失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