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高尔文于1895年6月29日生于伊利诺斯州中西部的一个名叫哈佛的小镇上。那里的人都是爱尔兰人，他是那些健壮的开拓者的后代，他们生于斯，繁衍于斯，并在这里去世。
哈佛镇位于麦克亨利郡的北端，距威斯康辛州的边界大约五英里。
19世纪中叶，小镇刚建立，四周的乡村都有一些分散的小道和绵延起伏的大草原。随着美国的南北战争和征伐印第安人的战争停息之后，一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们就在这里定居了。
1856年芝加哥和西北铁路建成，并使哈佛成为铁路的枢纽，给小镇带来一个短暂的繁荣。现在它是铁路的两条支线的交会处，是这铁路所培育的许多中西部小镇之一。
镇周围是一片中西部平坦的大草原，草原多处点缀着一些小丘和树丛。一到秋季这里的树木呈现着紫色和金色。鹌鹑和草原母鸡在一些榆树和橡树的阴影处作了窝。四野里躲藏着不少野兔，丛林里挂满了各种浆果。
在冬天，灰色的阴沉沉的天似乎就压在一些房屋和谷仓的屋顶上，雪不停地下，大地呈现一片宁静安详的景象。
可是，小镇本身同世纪之初许多其他小镇一样，到处是一些粗糙和丑陋的房屋，此外就是春天泥泞不堪的马路，到冬天马路上都是那些车轮子压成的冰沟。
要说是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居住过的康科德和林肯1837年迁来，一直居住到186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斯普林菲尔德，有助于引起人们怀念，这是不错的。同样真实的是，这世纪初期的那些小镇大大有助于为许多美国人塑造与培育某种毅力和性格。在这方面，中西部的小镇有它独特的地位。
中西部的活力使边界猛烈地向荒野延伸。这里没有新英格兰那些巨大的统制家族，这里没有起领导作用的亚当斯家族、洛厄尔家族和霍姆斯家族，这里只有一些依靠土地上的资源营生的商贩、猎户、赌徒和投机分子。继他们之后到来的是一些甘心来过那种动荡生活的流浪者和农民，还有那些从人口较多的东部到来的大批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涌进了阿巴拉契安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那片大地。他们在这里安了家，用木料构筑了住房，开垦了土地，从而产生了一些乡镇。
保罗·高尔文毕生的一些观念都反映着他那小镇的传统，即一种直率而严肃的思想。他本人的友善又带有某种谨慎与机智，有时又显得非常温柔的性格，他对人与人之间忠诚的重视，他对人的精明的估价，他坚定的道德观念，这一切都反映着小镇最经久不衰的社会准则。
但是，在以往若干年，边界地区的传统又有所消蚀，活力已大部消失。小镇的独立性格已被超级市场、汽车、广播、电视和城市文化的影响所淹没。
今日的哈佛镇和社会转变中的许多其他小镇一样，也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一种平衡轮。它依然保留属于土地的一些价值，以及它的较老的居民依然保有祖先遗留下来的性格、文化、传统等。
哈佛镇的一个老住户说过：“在这里人要什么都有什么。我生在哈佛，哪天我还将死在这里。”不过，他不无遗憾地承认：“一些孩子外出上学或工作之后，就很少再回来住。”
这话一点不假。小镇的生活节奏终究不如大城市那么令人激动。小镇还有的是人们乐于坦率地交往，有作为邻居和朋友易于互相了解的思想。但是小镇的情调主要只适应那些坚决留下来的老人们的口味，而许多年青人已无意欣赏了。
高尔文要说的是：“如果他们在家乡无所留恋的话，就让他们走吧。”
早在他幼年时期，他就知道小镇之外就是城市。他记得他自己早年的追求和梦想，他同情那些嫌小镇死气沉沉，认为死守着土地没有意思，认为作为一个人就该远离家乡有所作为的青年们。
保罗·高尔文的外祖父是一个农民，名叫威廉·布里克利，他同他的妻子玛丽·安结婚之后就不再务农，迁居到哈佛镇，当了芝加哥和西北铁路上的一名信号员，直到死去。他们有四个子女，最小的是保罗·高尔文的母亲爱丽斯·布里克利。
在一些家庭文件里有一张威廉·布里克利的退色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目光炯炯，身材瘦长而结实，四周围着十多个孙子辈，都处在他那大把白胡子的严峻的阴影下边。
外祖母布里克利在孙儿们的记忆里是一个说话温柔、毫不自私的妇女，她从不动怒高声叫骂，她的手也从不打人，只用来欢迎和抚慰孩子们。
保罗·高尔文对他仁慈的祖父的情况已记忆不起来，他祖父也是一个爱尔兰族的农民，他曾辛勤耕作，年青时去世，遗下妻子和九个孩子。（他的孩子约翰·高尔文就是保罗·高尔文的父亲。）
高尔文的祖母比祖父多活了大约20年，她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女族长。在她生命最后10年间拍的一张照片上，她穿着缀着花边的黑色塔夫绸外衣，姿势端正，很有风度。她头上卷成面包形的灰发在中央明显地分开，她的嘴唇呈单面的船尾的形状。她在少年时期曾搭乘大篷车越过大陆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然后又回到伊利诺斯州。一路上曾遭到野蛮的印第安人的袭击和其他多种困难，有幸生存下来。当年她的行为和谈吐显示了开拓者的坚强性格。她的孙儿辈还能生动地回忆起她行走时上了浆的黑色服装沙沙作响，回忆起她那些奇妙的故事，回忆起当她生气时用来捅他们的手杖。
在她最后的岁月里，孩子们都长大了，结婚了，散布到世界各地，她就居住在哈佛镇那幢带护墙板的白色的房子里，旁边就是布里克利祖父辈的房子。在她那下午能透进金色阳光的厨房里，祖母辈就聚在一起，喝茶休息。
保罗、雷蒙德、约瑟夫、菲利普四个男孩和女孩海伦的父母，即约翰·高尔文和爱丽斯·布里克利，两人在1894年1月31日完婚。长子保罗就在第二年诞生。
约翰·高尔文曾一度从事耕作，但终于感觉农事既辛苦又寂寞，将家迁到了哈佛镇，在镇上开设了一家酒吧间。他在早年拍的一些照片显示他是一个魁梧而结实的汉子，个子比他的孩子以后长大时都高，他戴着一种时髦的圆顶礼帽，压住了他那厚实而卷曲的黑发。关于他，曾有过不少爱尔兰的笑话，在经济事务方面有一些波折。他生气勃勃，富于机智。他工作勤奋，在祈祷时祈求上帝赐与富裕。他性格和善，是非分明，并以此教育子女。他那酒吧里的主顾大多是同镇的老乡，也有些来这里做买卖的农民。
约翰·高尔文受到人们的尊敬，不仅由于他脾气好，威武有力，能把一个无赖轻易地撵出店外。还由于他宽宏大量，他热情友好，善于同人交往，同那些性格豪爽的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可是，爱丽斯·高尔文，这位贤妻良母，是他们家的中心。她是个可爱的妇女，既端庄又有风度。那是上帝的爱和威望为她定下了她的生活模式。她由于有孩子们的爱和丈夫的忠诚，而倍感兴奋。她尽心爱护丈夫，在许多事情上让丈夫去当家作主，但是当家庭的安全遭到某些灾难的损害时，她敢于挺身应付。
约翰·高尔文性格容易激动，在他们在哈佛镇最初几年，他由于心想再一次搬进边远地区去开设商店，就发生了那种冲动的激情。爱丽斯·高尔文深知耕作生涯的困苦，并不希望再让孩子们迁离哈佛镇。因此她反对丈夫的意见，他们的长子保罗站在她的一边。约翰·高尔文终究经历过某些苦难，也体会到妻子不可动摇的意愿，他终于让步了。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这类矛盾的例子是十分罕见的，这个家有那么多孩子在成长，一般情况都是欢欢喜喜的。
保罗·高尔文以后回忆时说过：在小镇生活的那些日子，母亲始终同孩子们特别亲近。不仅在哈佛如此，我相信，你到哪个小镇都能发现这般情况。男人们整天工作，回家吃过晚饭后，又去镇上的烟铺或报摊，同他的朋友和到镇上来的农民凑在一起，一直谈天说地到十点钟。这是指那一批男人。妇女们则照例在家里处理炊事。当事情都办完之后，她也许在她的摇椅上躺一躺，也许走访邻近哪家的女人。如果到了冬天，父亲就不外出了，他会看看报，或者读点书。母亲就哄孩子们上床，如果孩子们受了寒须服一些鹅油，母亲就照料这事情。
保罗·高尔文曾回忆过下列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我们全家在晚上一起干。我想，我们家是镇上最早拥有留声机的人家之一，那种留声机带有一个大牵牛花状的扩音器。我们还有一架唱诗时配唱的钢琴，琴上装有一种带洞的纸筒，我们卷它，找到那支名叫《甜蜜的阿德林》的歌曲，或当时流行的其他歌曲。我们还有一种带幻灯片的灯，我们让它们照在挂在厨房里的被单上。
“到夏天，我们的夜晚在户外度过。各家的孩子部聚到一起，我们举行过乐队演奏会，购买冰棍吃，我们还扯女孩子们头发上的彩带玩。夜晚不举行音乐演奏时，我们就搞集体游戏，玩过‘追羊追’、‘踢洋铁罐’、‘砰砰拉走’一类哪儿的孩子们都玩的游戏。”
当年保罗·高尔文大约十岁，他身体健壮，目光明亮，嘴部在他脸上显得有些过大。可能由于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大，责任较重，对他总有一种严格要求存在。于是他有时就显得完全不像儿童，倒像个小大人，对成人世界的烦恼有所了解。
他对弟妹们尽力进行保护。为了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他对自己要求较严。他还保护他的朋友。这在涉及镇上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一个事件中有所反映。
保罗·高尔文回忆说：有人打了或者踢了一个孩子。孩子回家后向他父亲申诉了。这时我们一批人正坐在路边石上，那个父亲就过来，揪住了我们中间第一个孩子，狠狠地打。他什么话也不说，一股劲狠揍这孩子。这使我们很生气，我们把他抓起来。以后我们找了哈佛镇上最重要的一位律师（镇上一共只有两位），我们把案情都反映给他。我想这律师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被我们抓起来的家伙找了另一位律师，开庭前双方都有证人。开审的安排是在我的父亲知道之前。打人的人就是同我家隔着三座大门的邻居。我不记得是我父亲还是孩子们的哪一个家长为这事情大吵大闹。我以为这些人家都认为事情不该打官司，可是他们撒手不管我们。
“结果审判就在一年一度的县的商品交易会举行的那些最重要的日子中的两天进行，我们这就参加不了交易会，但是我们却坚持参加审讯。有一件事情困惑我们，那两位律师外出午餐时，勾肩搭背，十分亲热。我们以为他们应该像我们一样互相生气的。审判结果打人的家伙被判有罪，罚款两元，支付开庭费用大概是3.75元，或许是这个数。我们赢了这场官司，付了律师要我们缴的十元。”
高尔文后来一直记着这件事情的经验，因此他对于某人或某公司“愚弄他”的行为很敏感。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大部分纠纷可以通过抱有诚意的负责人会商解决。这种努力失败之后，他认为应诉之法律，他取得成就的措施之一，就是他毕生很少在法庭上打商业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