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标准”的确立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行了思想理论准备，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如何衡量各项改革的成败得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评判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1978年9月在谈到党的领导工作时，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第2卷第128页）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他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第2卷第209页）1980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第2卷第314页）1983年，邓小平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第3卷第23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生产力”标准以文件的形式进行了规定，指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的标准。”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指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应该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发展。它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方面，使其成为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便于人们在实践中准确、直观地把握，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做出了重要的阐述，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方针，并提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
“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发展生产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和前提，“综合国力”是生产力的全面体现，而人民生活水平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发展目的。三个方面的具体化便于人们直观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它们内在的有机联系是不能割裂的。在衡量改革的成败得失时，不能只考虑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不考虑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只考虑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考虑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三个方面体现了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的有机统一，从而可以防止对生产力标准作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
“三个有利于标准”使人们摆脱了长期以来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疑虑，为正确地评价改革的成败得失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全面的标准，为各项工作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在改革的进程中再一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三个有利于标准”使人们摆脱了“左”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具体的工作中，一些人常常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害怕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些观念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针对的就是这种“左”的干扰，目的就是排除人们关于“姓社”、“姓资”的顾虑，从抽象的理论争论中走出来。大胆地干，大胆地闯。“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要告诉人们，既不要把那些符合“三个有利于”、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范畴之内的东西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采纳的东西错误地加以排斥。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要解放思想，排除干扰，大胆地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先进管理手段等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因素，早日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另一方面，“三个有利于”标准为评判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宏观标尺。我们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心，同时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科技、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怎样评判这些改革的成败得失，同样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某些具体工作可能无法直观地和“三个有利于”联系起来，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衡量，“三个有利于”仍然是一个根本的标准。比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我们的司法制度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保障，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就是要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服务等等。“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把各项改革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坐标系。
4.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就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全面动力，只有改革才能发展；但是，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将会是全面的、深刻的。因此，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1）发展是硬道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和根本动力。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国家在发展问题上走了弯路，说什么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第2卷第312页）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样一系列变化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对民主的享受程度以及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第3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都要靠发展自己，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事实已经证明，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当然与“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思维分不开，同时，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也是分不开的。下一步争取台湾的和平统一，我们经济发展得怎么样，综合国力是否足够强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中国，如何代表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使世界和平的力量得到发展，中国的发展举足轻重。邓小平指出：“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第3卷第105页）
（2）只有改革才能发展
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第3卷第134页）十年“文革”，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严重滞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从根本上讲，我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着很多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承认这个现实，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的基本方针，使中国经济走上了腾飞之路。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一切有力地证明。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够发展。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孤立的。改革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在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各领域协调发展、互相促进。这种系统性的变革使整个中国社会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观念意识迅速更新。
（3）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第3卷第284页）“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第3卷第286页）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稳定包括政局的稳定，也包括政策的稳定；包括国内的稳定，也包括国际环境的稳定。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排除一切破坏稳定的因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
（4）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
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中国的发展需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快速地发展。发展和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时，稳定又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和不断发展来实现。只有经过不断深化改革和不断发展，不断消除不稳定因素，才能获得长期的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越深入，触及的矛盾就越深层，引发的利益冲突就会越大。中国要发展，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快；但是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二、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改革旧的体制，清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改革和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的两驾马车。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第3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3卷第78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并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对外开放的理论。20多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使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潮，而且给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1.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任何一个国家离开了世界经济的轨道都不可能发展。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敏锐地注意到了时代主题的转换，看到了中国不能再闭关锁国，只有积极地投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才能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发展。他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3卷第78页）
（1）封闭必然导致贫穷落后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十分感慨。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明朝中期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两百年的闭关自守。就在明清统治者闭关锁国的同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接着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限制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虽然在外交上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但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封锁依然十分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对外开放只能是对苏联和东欧的开放。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加上我们在思想上“左”的倾向，原本开得就不够大的大门又关闭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了起来，甚至把对外经济交往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结果是，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周围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起飞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却在停滞不前。
根据这些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第3卷第202页）“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第3卷第44页）
（2）现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