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那个无始无终、无声无息和永不停止的东西，叫作时间。它像包容一切的无际海潮，人们和整个宇宙好似漂泊海潮上的薄雾，像幽灵那般时隐时现。
——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1795—1881）
世界之始
人是一种思想动物。思想就是疑问，比如是人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人。
人们常常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而不是一幅画，历史其实就是当下人类的镜像。司马迁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古希腊有个传说，纳西索斯在水边发现了自己的倒影，迷恋得不能自拔，最后竟蹈水而亡。历史源于人类的自恋，这注定历史充满吊诡。在吊诡的历史中，人类文化常常显得如此荒诞和不可思议。
对任何人来说，历史总是存在的，虽然并不总是以历史的形式。作为历史的结果，人类的暂时化实际就是时间的人类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正如奥维德所说，“时间吞噬一切”，历史如同一个时间的黑洞。“时间是空间的反概念，但又产生于空间的概念，如同生命的概念（与事实不同）的产生只是因为有思维的对立一样，亦如诞生和代际的概念（与事实不同）的产生只是因为有死亡的对立一样。”[8]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与时间一样，就其消除存在而言，都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人对自己本质占有的同时，也是他对历史演变的一种把握。历史是自然发展的现实部分，自然的意外嬗变产生了人类这种精灵。
许多故事都有一个这样的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宏观上说，时间是没有起源的，但时间的出现肯定比人类的出现要早得多。时间或许是一种相对概念，时间对人类和对宇宙并不一定意味着同一个意思。
对宇宙而言，只有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那个白天持续了最初的30万年，从那时起便一直是黑夜，黑夜持续了约150亿年，不要被太阳的假象所迷惑，即使现在也只是宇宙的黑夜，你每日看见的白天是由地球的旋转所创造的。当你所在的地球的那部分面向太阳，你看见太阳，你拥有白天。当你那部分地球背对太阳，你拥有黑夜且看到宇宙自身，它黑暗一片，于是夜的黑寂便是宇宙的黑寂。[9]
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宇宙是在公元前5000年诞生的，现代考古发现，人类文明也确实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但宇宙无疑比人类要古老得多，而上帝或许只是人的想象。据说，上帝造人只用了七天，为了给女儿赚学费，霍金用两年时间写出了《时间简史》。这本用量子物理探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书，被译成40多种文字，并卖出不可思议的2500万册，几乎成为当代人的《圣经》。事实上，这本“上帝缺席的书”在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看懂，霍金压根儿也没有讲什么“时间的历史”。[10]世界有历史吗？时间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或许连智慧得全身只剩下大脑的霍金也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开始和结束。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反倒糊涂了。在奥古斯丁看来，时间和世界无疑是上帝同时创造的——
你创造了所有的时间，你存在于所有的时间之前。在时间没有存在之前，没有任何时间。所以，在你创造什么东西之前没有时间，因为你创造了时间本身。
在欧洲，“时间老头”和圣诞老人一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古老形象。他又老又秃，走路还一瘸一拐，肩上长着一对翅膀，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还有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有时还带着一只沙漏或者时钟。这是人们对时间的人格化想象。手持镰刀同样也是死神的特征，时间与死亡微妙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旦人死了，就不会再有时间。
与欧洲相反，在中国传说中，人们认为时间就是“永恒”或者“生”；常常将时间的形象赋予“寿星”、神龟或者老槐树。
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时间和死亡无疑是人类最早遇到的严肃问题。《庄子·大宗师》中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的死与生，就像白天与黑夜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谓“死生如昼夜”。从哲学上来说，如果说时间代表生命，那么死亡就是时间的消失，或者说是“反时间”。时间和死亡不仅构成宗教的起源，也成为最大的哲学命题。虽然社会意味着差别，但时间和死亡却是最平等的事情，它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12]人是一种时间性生物。人的生命系统天然地存在一种时间的方向感，这种时间方向是一种原始概念。在客观上，时间是绝对的和均质的，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度量，但在人们的感知中，时间却是相对的和不均质的，有时快有时慢。人的存在体现出时间性，或者说，只有当人有时间性，人才能存在。人不仅生存于“时间之中”，（有限的）时间也构成人的生命本质。人被赋予时间和历史，但对人来说，时间本身不是目的，人只是利用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时间与空间不仅是人类历史的背景，也是人类历史的动因之一。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也是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历史。
海德格尔把时间和历史观念引入对人和存在的理解，时间和历史不是年、月、日，不是时、刻、分、秒，而是人的本源性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是时间性的，因而也是历史性的，“历史性作为生存的存在建构归根到底只是时间性”。在《存在与时间》[13]中，他将人定义为存在者，“存在感”构成人的基本意识。因为存在感，个人与世界之间总是处于一种对抗状态：人难免一死，世界为什么没有末日？让人感到可怕的是，“我”死了，“我”不存在了，而世界还存在。时间因此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联系。人的根本性存在是时间性的，所以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们活着，我们自己就是时间。”[14]从唯心的观点来说，时间几乎是所有灵性动物的“意识形态”；但似乎只有人类才具有时间观念，并将时间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如此。[15]
自从18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到新的时代。很快，就出现了“现代”这样一个新的时间概念，它表达的是一个新时代的特征：“时间不仅仅是反映所有历史事件的形式，它自己还赢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品质。历史不再是在时间里进行的，而是通过时间来实现的。这样，时间被赋予了生命力，自身成为一种历史动力。”[16]
周期与轮回
在历史意识当中，时间的无意识运动从未停息。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时间不仅是生命的体验，也是历史的体验。远古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时间观念从确立到成熟的过程。“生活之泉如此美好，但转瞬即逝。”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建立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认识。在中国传统中，曾有“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远古传说。在印度传统中，时间观念是依“劫数”轮回的，一劫长达十三亿年；漫长的时间使人显得非常渺小，印度人没有任何时间的紧迫感，人生的过程被看作微不足道的尘埃的瞬间，而人这一生想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17]
在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的时间意识就已经开始启蒙。如果说计算是人类最早的语言，那么最早的时间计算无疑是从天文学开始的。象征时间的太阳和月亮成为早期人类不约而同的神祇。著名的英国巨石阵便可能是一座古老的天文台。科学家经过仔细观察和严密计算，认为通过巨石阵可以精确了解太阳和月亮的十二个方位，并可观测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节的起落。毫无疑问，在天然的生物钟之外，太阳是人类通用的第一种定时器，它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帮助人们确定白昼的时间，而具有周期性圆缺变化的月亮则是人类的第一个日历。
远古时期有所谓“结绳记日”，即用打绳结的方法来记录日期。直到距今6000多年前，人类才基本确定了年、月、日的时间概念。地球自转一周为一天，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月，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用月来计算时间比用年来计算要早得多，甚至连人（man）、计算（measure）这些西文单词都与月亮（moon）和月份（month）有关。西方复活节至今仍用满月来计算日期。[18]
距今两万年前，冰河世纪的人们就已经通过月亮的圆缺来计算天数。在公元前4214年左右[19]，古埃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历法。它根据尼罗河的泛滥周期将每年分为洪水季、生长季、收获季，并以365天为1年，1年12个月，每月有3周，每周10天，年终另加5天作为节日。古埃及历法为太阴历，只比现行的阳历少四分之一天。罗马征服埃及后，又借用埃及历法制定了儒略历和格列高利历，后者即现代历法。
中国传统历法为阴阳合历，传统的阴历是根据月亮周期制定的，二十四节气根据太阳运动编制。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大河村”遗址中，就发现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星座图等天象图案。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还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东南西北四方，司掌春夏秋冬四时，“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就是说，阳历一年为366日，阴历一年为354日，以闰月来解决两种历法的矛盾；这里的“岁”指阳历，“年”指阴历。尧帝大约距今有4300年，据此可以看出中国历法的起源相当早。
就文字记录而言，中国历史起源于“三代”，即夏、商、周。殷墟的发掘使商代历史逐步得到确认，至于更早的夏，则依然扑朔迷离，人们对其所知甚少，这段远古的记忆应属于“史前”。甚至有学者认为，夏的发源地并不一定在中国境内。位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最先创造了12进制和60进制，包括一年12个月、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以及圆周为360°，这无疑影响了中国的早期文明。古老传说中，天上有十个太阳，他们的名字分别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每天有一个太阳值日，十天一个循环，为一旬。这十个太阳的名字就叫“天干”。中国传统上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来纪日，60日为一个周期。古史学家董作宾认为，这与苏美尔人的60进位制有关，“其分一日为十二时，为巴比伦之制”[20]。
《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余世存先生认为，原初意义上的易经八卦和六十四卦都是为了计时；作为象形字的“卜”字，本意就是用竖立的木杆来观测太阳阴影；占、卜、贞、筮等也都是计算时间。[21]中国古代将研究自然的学问分为数术与方技，天文和历法便属于数术。可以说，历法是人类对数学的最早探索，抽象的数学反映了人类文明的理性觉醒。在中国历法中，10进制、12进制、60进制都已经全部登场。澳大利亚和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依然停留于2进制阶段，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数字是6，6以上的数字只能用“堆”来表示。虽然计算机已经发展得超乎“智能”，但它的运算却是建立在2进制的基础上。周易八卦无疑是最古老的2进制，其实它也是最古老的文字，据说是源自河图洛书，“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22]。
从月亮历到太阳历是一个大的跨越。在远古时代，美洲的玛雅历法堪称世界上最完美的太阳历。玛雅人的一年为365.242129天，这同今天科学测定的绝对年长365.242198天的数值相差不足千分之一。相比之下，祖冲之在公元464年计算的年长为365.2428天。
古老的玛雅历法认为，地球生命有五个太阳纪，分别遭遇人类的五次浩劫：第一个太阳纪是洪水浩劫，世界遭受大洪水；第二个太阳纪是风蛇浩劫，建筑物被飓风摧毁；第三个太阳纪是火雨浩劫；第四个太阳纪是地震浩劫；第五个太阳纪就是世界末日，太阳会消失，大地剧烈摇晃，灾难四起……当第五个太阳纪来临，地球会彻底毁灭，按照玛雅历法为3113年，换算成耶稣纪元的公历便是2012年12月21日。有人因此认为2012年将成为世界末日。事实上，玛雅神话与印度神话相似，蛇咬着自己的尾巴代表世界轮回，第五个太阳纪结束后就出现一个新的美好世界。尽管2012年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它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今2012年已成过去，世界还在，我们还在……
历法是最古老的数学。玛雅人的数学体系被称为“人类头脑最光辉的产物”，他们对“0”的发明与使用甚至比欧亚非大陆文明中最早使用“0”的印度还要早。玛雅人准确无误地记下几千万年中的每一个日子。考古学家依照流传下来的碑文，推算出玛雅纪年的元年为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这相当于中国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而中国的精确纪年只不过是从公元前841年逐周厉王开始的。
历法与权力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23]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自然时间是以天文规律、季节流转、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为参照标准的时间体系，构建了时间的初级文明。随着农业文明的到来，人类已经具备足够的智力，去思考时间这个复杂而抽象的问题。与奔波动荡的狩猎采集生活不同，农业时代提供了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人类开始定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间因此变得规律起来。在甲骨文中，已有春、夏、秋、冬四字，并有月、日和时间的记录。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历法之发生，不始于畜牧时代之夏，而始于农业兴盛之殷”[24]。
农人靠天吃饭，最重农时，乃至生活作息也须与天时节令同步，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年周循十二个月份二十四节气，最早见于《周书》，有王政之“敬授民时”句。如果将《夏小正》视为中国最早的历书，那么中国历法应始于夏代，因而称“夏历”。孔子在《论语》中说“行夏之时”，一般认为商周两代沿用夏历，“殷人历法”也属于“夏历”。“殷人历法是以太阴为准则，所以他的纪月的方法是以月的圆缺一次为纪月的方法。每月分三十天。但是月的圆缺一次有时又不足三十天，于是便分大建和小建；大建每月三十天，小建每月二十九天。以一年而论，普通是分作十二个月；不过为了要与太阳年合，又不得不设置闰月，不设置的话，一年的时间就不会准确，就会发生错乱。所以殷人有十三月，这十三月便是年终置闰。”[25]“卜辞中书十三月者凡四见，殆皆有闰之年也。”[26]
中国传统历法其实是太阴—太阳历，称为四分历。在中国农历中，月亮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成一直线的那天为一个月的开始，即初一（朔日）；白昼最长的一天为夏至，白昼最短的一天为冬至。以夏至和冬至为准，一年平分为二十四节气。近立春的朔日为每年之始，即正月初一（春节）。《史记·历书》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可见三代时期每年的起始时间并不相同。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已经使用“四分历”，一年被定为365又1/4日。元朝时，郭守敬受命修建了27座观星台，最北的在贝加尔湖，最南的在南沙，以登封观星台为中心台。至元十八年（1281）颁布的《授时历》与三百年后的“格列高利历”分毫不差。
每年重新确定历法是皇帝的特权，使用皇帝颁布的历法是承认皇帝主权和成为臣下的证据，这就是“奉正朔”。自古以来，至到19世纪，历法都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的表征，中国边疆藩属，只要遵奉中国历法，就表示遵行中国文化。在近代科学革命和民主革命之前，专制时代的皇权一般都以权力神授来宣示其合法性，这就要求皇帝必须准确地判断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时间，日食、月食，甚至彗星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中国古人来说，彗星一直是带来灾运的扫帚星和丧门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27]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不期而遇的日食、月食、彗星和陨石等异常天象充满恐惧。公元前800年，巴比伦人就已经可以准确地预知月食的日期。受“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天象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异常天象一直保留着完整而详细的记录。《资治通鉴》中，除记载各种水旱地震等天灾外，还有365则日蚀记录、63则彗星记录、26则流星陨石记录，以及17则异常天象记载，如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昼见，民有仰视之者，为逻卒所执，史弘肇腰斩之”。
中国历代王朝都设有专职的天象官，历代编制的历法有近百部之多。就天文历法而言，中国曾大量接受过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三次重大历法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宗教学者有关。在自然农耕时代，“敬天畏命”并不意味着“迷信”，反而是一种传统智慧。
著名政治史学家芬纳在《统治史》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情况很奇特，也很有趣，中国人相信一种非常模糊的超自然实体，即‘天’。皇帝合法性的一个依据就是他拥有‘天命’。”在中国，“天”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乃是上天之子，“奉天承运”，任何天灾都是上天的谴责。“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28]《晋书·天文志》记载，太阳主宰万物，是君主（天子）的象征，月亮是皇后的象征；如果君主行为有过失，上天就会显露出某种征兆，以此来警告他，而日食就是一种严重警告。如果不能提前预知日食和月食的发生，往往会严重损坏君主的权威，并造成社会混乱。正是因为这种政治的敏感因素，古代中国在天文技术上多少显得有些早熟。
在世界范围内，天文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初步成熟；各种计时工具和历法随之诞生，人们逐渐掌握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规律。即使如此，太阳和月亮的非常状态仍令人困惑。一份关于乾隆年间发生日食的记录写道：
我们在通州的时候，正碰上一场预测了大致时间的月食，大街小巷都贴了布告，各色官员一律素服，所有店铺当天全都闭门歇业。荷兰使团在【3标@】京期间，1795年1月21日也发生了日食，那天正好是他们的正月初一……那可是一件最坏的事，预示他们国家会有一个凶年。于是，皇帝将会三天不视朝，百官皆素服。全国上下这天原本该有的一切宴饮娱乐都暂停了。……日食开始时，他们个个跪倒在地，叩头九下，同时锣鼓喧天，号角齐鸣，意在吓跑吞食太阳的恶龙。[29]
中国皇帝颁布新历法，就如同欧洲王权国家铸造金币，以用来彰显其“敬授人时”之权威。中国历法从来都是神秘而崇高的政治。一般人认为，不准确的历法会使看天吃饭的农民错过节气和农时，甚至遭灾。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合法性。[30]对于日食月食这类自然天象，如果皇帝宫廷的钦天监不能准确预报，会使人们怀疑皇帝不懂“天意”，从而威胁到皇帝的合法性。《左传》就有这样的记载：“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正因为这个原因，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就利用其在时间与历法方法的科学优势，得以成功进入中国宫廷。在此之前的三四百年中，中国一直沿用“回回历”。元时回回遍天下，阿拉伯人札马鲁丁担任司天台提点，制定《万年历》，建立观象台，创制浑天仪，并制作了几乎是最早的地球仪。[31]崇祯三年（1630），德国人约翰·亚当（即汤若望）经徐光启推荐，入历局修历。由他根据西洋历法重新修订的《崇祯历书》，后来被清廷改为《时宪历》，颁行天下。
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对汤若望发难，指责《时宪历》封面上“依西洋新法”五字属“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同时讥讽汤若望说：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下方的人岂不是都无法站立……[32]经过廷议，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被判处凌迟。后因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得享晚年。杨光先担任钦天监监正后，一度恢复了回回历。在不久之后一次日食预测中，杨光先预测的是2点15分，南怀仁预测的是3点，结果日食于3点出现。[33]虽然钦天监后来重新交到西洋传教士手中，但杨光先的那句名言却流传更广：“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以律历为先”[34]。在中国，皇帝一直是历法的掌管者，或者说，年月日完全是被皇帝规定的。康熙甚至为此而学起了数学。[35]中国传统历法几经变迁，不仅每朝每代不一样，甚至每年都要由朝廷确定一个全新的日历，并把它印行和传播到全国。印刷术刚刚诞生，就被广泛用于历书印刷，有时候官方（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历书就已经被盗印出来。唐朝末年，天下崩乱，僖宗逃入四川，司天台无人管理，江东各地自行印刷历书。有两家书商因所印历书不同而互相攻讦，最后告官，县官劝道：“你们争大月小月，不就是差一天吗？这有什么关系呢。”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36]
历法的意义在于实现年月日之间的换算。传统时代，历书对人们生活影响巨大。在中国历书中，不仅有金木水火土的分别，还包括卜筮、风水等经验，人们常常根据书中的规定对买卖、出行、婚丧、动土，甚至洗澡、搬家、行房等日常生活做出决策。
秦汉以降，中国人的生活节奏以五日为一候，一年为72候。《汉书》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唐以后，改为十日一休沐，即旬休，每月分为上中下三旬。及至明清，以朔望为节奏，根据月亮圆缺变化，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为休息日，朝廷官吏可以放假一天。[37]
与日期类似，中国同样也以天干地支来进行纪年，六十年为一个循环，称为一甲子。这种纪年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此外，中国常用的是年号，即以皇帝命名的一个吉祥词为某几年间的纪年，这种方式由汉武帝刘彻所创。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为六年。明清时期的皇帝从登基到驾崩，一般只有一个年号。年号纪年跟干支纪年一样，都是一种短期计算。中国最终没有产生像基督纪年那样，将某一起点定为元年而永远数下去的想法。
传统的皇权体制崩溃之后，中国引进了耶稣纪元的格列高利历，称其为“阳历”或“西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即公元1912年1月1日。同时，还以“七曜历”为公私生活准则，即礼拜日制。为了体现与世界接轨，当时还一度废除了传统的中国农历和春节。从年号到公元，从干支到数字，这次文化意义上的时间革命，使中国人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当中，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上帝的时间
如果说由日月星辰的运行构成一种“自然时间”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则重构了一种“主观时间”，这种时间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人的行为方式和感情变化，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政治行为。这其实是一种公共时间意识，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共同体在理解和参与制度化生活时采用的一个‘时间框架’”。[38]
从这种角度来说，时间或许是宗教和政治的产物。在中文里，“时”字的繁体字就是太阳加上寺庙，即“日+寺”。在伊斯兰教中，人们始终坚持遵从先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的指示，严格按照月亮的周期生活；他们的标志就是一轮弯弯的新月，这在穆斯林禁用自然物体作为标志的问题上无疑是个例外。《古兰经》说，新月是“为人民和朝圣所安排的固定时间”。[39]
各种宗教几乎都要求人们每日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祈祷，大多用敲钟来提醒人们祈祷；而燃烧一支蜡烛或一支香的时间，则是人们祈祷的过程。
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整个欧洲世界礼崩乐坏；在迷惘与惊恐之中，修道院逐渐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和权力。从公元7世纪开始，所有的修道院每天敲七次钟，这种固定循环的时间规范，使基督社会有了一个共同跳动的脉搏。按照基督教义，基督徒的定时祈祷和礼拜可使灵魂得到永恒的祝福。
约翰·奈夫在《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书中写道：
在1553年，拉伯雷死后的100年时间里，有许多迹象表明，无论在公众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中，准确的时间、准确的数量、准确的距离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准确性的关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罗马教会为人们提供了更准确的历书。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徒们计算时间信息的方法与罗马时代毫无二致。在拉伯雷时代，人们仍然使用着于公元325年制定的恺撒历法。[40]
公元前46年，恺撒大帝借用古埃及历法制订了罗马儒略历，一直沿用到哥白尼时代。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威，儒略·恺撒将自己生日所在的7月以自己的名字Julius命名。奥古斯都也效仿恺撒，用自己的名字Augustus命名了8月；他还强行将8月改为大月（31天）。[41]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作为国教，并把一直以来罗马人庆祝太阳神阿波罗生日的12月25日改为基督教圣人耶稣的生日，所谓圣诞即由此而来。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因屠杀新教徒而声名狼藉，但他也因颁布了沿用至今的格列高利历法而名垂青史。1582年10月4日，他宣布次日为10月15日，现代历法就此诞生。“失去十天”使整个基督世界怨声载道，惶惶不安；人们为自己少活失去十天而愤怒，奴仆们因为主人少发失去十天的工资而生气。新教徒的英国以及美洲殖民地始终拒绝新历法，直到1752年。
“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的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42]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他并没有说过自己是太阳，但他确实说过“朕即国家”。据说每当路易十四问起时间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谄媚地回答：“陛下，您希望现在是几点就是几点。”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推行的革命历法为前所未有的10进制，每周为10天，每天为10小时，每小时为100分钟，每分钟为100秒。这种历法被革命政府苦苦坚持了十三年；最后拿破仑恢复了传统的格列高利历，他也因此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后来在斯大林的苏联，也曾以5进制来表示其革命性，每周为5天，每月有6个星期，每年有73个星期。[43]虽然朝鲜和日本、韩国同属一个时区，但“平壤时间”却要延后30分钟。[44]自称耶稣兄弟的洪秀全认为，天国的一年应当比满清的一年更长；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天历”中，一年有366天，算是前所未有的创举。[45]
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在六天的时间里，创造了日月星辰、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鸟兽；到了第七天，上帝宣布休息。实际上，以六天为一周远比“上帝造人”更古老，据说是古亚述人发明的，后来被犹太人继承，随着基督教而被发扬光大。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七天一周制，这似乎与自然天文没有多大关系。
在格列高利历法颁布后不久，约翰·莱夫特通过仔细研究《圣经》，最后竟然神奇地计算出了创世的准确时间，“人类是由三位一体创造而成，时间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整。”[46]
奥古斯丁在《三位一体论》中说，记忆、理智和意志三种官能构成灵魂，人的灵魂高于他的肉体，但低于上帝。上帝创造了一切。在上帝创造一切以前，一切都不存在，包括时间。对上帝来说，他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绝对存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对上帝来说都是现在。至于现实，完全是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奥古斯丁认为，时间是主观的，时间只有当它正在经过时才可以衡量。一切时间都是“现在”：过去事物的现在，即回忆；现在事物的现在，即视觉；未来事物的现在，即期望。因为现实存在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所谓时间就是现在的一瞬间。
奥古斯丁一生热衷阅读、思考和写作。在他以黑衣僧侣隐修期间，一度兼任修道院的敲钟人。他的计时方法与众不同——他依靠读经来计算时间，每当读到“亚萨的诗歌，交与伶长，调用休要毁坏”时，便出去敲钟……[47]
在欧洲中世纪，教会是时间的垄断者，所有的历史时间都必须从上帝创世和基督诞生算起，人们通过教堂的钟声获知时间的进程，或者说，教会通过控制时间控制着人们的生活——
一切想使时间摆脱他们控制的企图都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击：教会禁止在宗教节日工作；规定在什么时间性关系是允许的，什么时候则是一种罪恶。对社会时间所实行的全面控制导致人们屈从于主导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体系。对于个人来说，时间不是他个人的，时间不属于他，而属于一种更高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势力。[48]
时间的进化
在大多数人类历史中，太阳就是时间。在汉字中，表示日出的“旦”就是白昼的开始。
作为古代一种最普遍的计时装置，日晷几乎同时出现在各种不同的人类文明里。最早的日晷出现在六千年前的巴比伦。《周礼·地官》中记载，春官大司徒的职责是用日晷（土圭）测定太阳离地的距离，确定日影的准确长度，以求出地的中点，即“地中”。[49]按照《周髀算经》的记载，一根八尺长的竿子（即“周髀”），夏至这天正午，其日影长一尺六寸，冬至这天正午，其日影长一丈三尺五寸。[50]
在故宫太和殿两侧，相对而设日晷与嘉量，二者都是皇权的象征。中国最古老的华表（表木）实际也是一种简易日晷。华表不仅体现了时间的民主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的民主化。作为“谤木”，它曾是民众言论自由权利的象征。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们也试图用水来记录时间的流逝。
最迟在35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水钟。通过水钟的发明，古埃及人首创了一天24小时制，白天12小时，夜晚12小时。因为水钟可以用于夜间计时，因此也叫夜钟。从古埃及开始，水钟就成为古代世界的标准报时方式。有说大约在孔子时代，水钟传入中国。[51]无论是中国宫廷，还是西方的修道院，水钟（漏壶）一直是最主要的计时工具。《周礼》中就有专职计时的“挈壶氏”。
春秋时期，齐景公擢司马穰苴为将军，以庄贾为监军。穰苴在军营“立表下漏而待”庄贾。庄贾迟到被斩，三军惊惧。司马贞注解：“立表，谓立木为表以视日景；下漏，谓下漏水以知刻数也。”直到13世纪，能测量时间的仪器也只有日晷和漏壶。日晷只能在太阳下使用；除非因为天寒结冰，漏壶可以全天候计时。为了防止水钟结冰，古代中国还出现过水银钟。
从张衡到郭守敬，中国的刻漏计时反复改进，一直领先于世界计时水平。中国漏刻分为受水型和泄水型。水流变化会影响漏刻的准确度，为此初唐时代的吕才制作了四壶式漏刻：水从夜天池、日天池、平壶、万分壶到水海，一层一层流下，流水更加均匀。水海中设一铜人手持浮箭，浮箭上标示刻度。[52]一个刻度约为15分钟，“刻”这个漏壶时代的时间单位一直保留到现代。
据说日本将每年的6月10日作为时间纪念日。公元671年，即唐咸亨二年，日本天智天皇十年，日本有了第一台可以计时的水钟，是大唐将军郭务悰带来的。[53]
与日晷相比，漏壶计时更加准确；日晷的计时误差一般达到15分钟，而如今复制的沈括水钟，其每日误差甚至只有几秒。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的浑天仪，堪称中国机械工艺的巅峰之作；它既有机械擒纵机构，同时又以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统的机械传动。
在机械钟出现之前，漏壶和沙漏都是较早利用人工制造的物理过程，来进行计时的装置；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测量物理运动来代替直接测量时间。沙漏是与水漏相似的一种计时工具，从古希腊时代就盛行于西方，神父常常用它来掌握说教时间。英国人常将沙漏放入死者的棺材，表示人生的终结。圣歌唱道：“时间的沙粒落下，天国正值黎明。”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汉语中的“时间”，其实包含时间和空间两层意思，“时”是指时间，“间”则是指空间。时间与空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们的意识活动不可能在空间中定位，但却可以在时间中定位。“在传统思想中，时间被理解为一根线、一条河流，总之被形象化地理解，这种形象化必定是空间化的。空间图像是一个全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既定的东西，而时间表征的是尚未产生、尚未出现、尚未成形的东西，如果时间空间化，本身就是取消了真正的时间，将未完成等同于已完成。”[54]
毫无疑问，传统的时间长期处于空间状态之中，无论是看到还是听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时间只是空间的一部分，或者说，时间依附于空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古代时间的空间性常常与听觉有关，这来自于时钟的出现。也就是说，人类最早的时间是听到而不是看到的，所谓的表其实是钟。人们即使不认识时针，但都听得懂报时的钟声。在英文中，钟（clock）的原意是铃，所谓钟指的是闹钟。
在欧洲，农民可以听到教堂里做弥撒的钟声；在东方，农民可以听到寺院里和尚做功课的钟声。“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55]明清时期，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修建了报时的钟楼和鼓楼，晨钟暮鼓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一景；而西安的钟楼和鼓楼因为保存完整，已经成为这座现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钟楼都成为城市的象征。这些早期的钟楼只有钟，并没有显示时间的“表”。在报纸、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出现之前，代表时间的钟往往构成唯一的公共传播媒介。所有公共事件均以钟声来宣告，诸如火灾、战争、死亡，等等。1776年宣告费城独立的自由钟被美国视为国宝。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公鸡是全世界最普遍的闹钟，提醒人们起床劳动。世界任何地方操不同方言的人们，都可以听得懂这种语言。雄鸡一唱天下白，白天就这样被一只鸡宣布来到。
从蒙昧时代，人类就对火有着普遍的崇拜。“人之死，犹火之灭也。”[56]火也被视为生命的象征，而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时间存在，因此“火钟”在宗教仪式中具有特殊的隐喻意义。
中国古人用焚香来表达对神灵的崇拜，也用香来计时。根据香的规格不同，一炷香的时间从一刻钟到一个时辰不等。在欧洲修道院和贵族社会，蜡烛不仅用来祷告和照明，也用来计时。13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晚上计时，就是问“第几根蜡烛”。当他去教堂礼拜时，他心中的时间就是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同样，古代中国人心中的时间常常是一支燃烧的香。在石油时代到来之前，古代的蜡烛只能用蜂蜡制作，属于奢侈品，一般人根本用不起；相对而言，中国香要便宜得多。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57]农耕社会中，时间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根本不需要时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58]。乡村时代的中国有一个“观弈烂柯”的古老传说，“王质入山斫木，见二童围棋，坐观之。及起，斧柯已烂矣。”[59]俗话所说的“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多少有些“现代一天，古代一年”的味道。现代人几乎已经隔绝了自然，而传统年代依然是自然的、缓慢的。人们最多也只是关心季节变化和昼夜之分，春种秋收、早出晚归。夜晚就是一片黑暗，只能睡觉。[60]诗人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灯油和蜡烛毕竟是极其昂贵奢侈的，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使时间失去了现实意义，特别是小单位时间的精确计算，更没有太大必要。传统时代，生活的真谛在于享受家庭的和睦和淳朴的闲暇——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61]
但这并不是说古人就没有“时间观念”。按照《国语·鲁语下》的记载，早在“昔圣王”时代，就规定了“时间律法”，比如卿大夫要“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读书人）应“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而无憾，而后即安”，而庶人以下（即普通民众）“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62]
在古人的时间生活中，“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63]中国从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改一天十时为十二时，即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和人定。这种时间属于典型的自然时间，以太阳为中心，“鸡鸣”、“人定”就是凌晨鸡叫和入夜人睡觉。按照《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规定，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一天被分为白天与黑夜。古人一日两餐，“食时”、“晡时”表示吃饭时间。夜里的五个时辰称为五更，在城里由守更人击鼓鸣报，夏季一更约为一个半小时，冬季一更约为两个半小时。
打更是中国传统的夜晚报时方式。打更起源于原始的巫术，原本是驱鬼。从受人尊敬的巫师到下贱的更夫，反映了时间的世俗化过程。古代社会一般都有宵禁的习惯，《唐律》规定：“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迄，闭门；后更击六百，坊门皆闭，禁人行。”还规定“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在未经官府同意，夜间擅用灯火者，也属“犯夜”，要遭到刑罚。由此可见当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日中而市”的古老风习。[64]
古罗马儒略历沿用了古埃及历法及24小时制，白天和夜晚各有12个小时。季节变化和昼夜长短不同，白天1小时与晚上1小时相差悬殊。时间的均匀性是一个重要理念，是技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等长24小时制，这完全分离了时间与自然（季节）的联系。中国的12个时辰也是等长平分的，宋时还实行24时辰制，与现代24小时制一致。中国早期将一天分为10时，每时10刻，一日即100刻。受现代西历影响，明清改100刻制为96刻制，即一昼夜24小时为96刻，一刻即15分钟。“午时三刻”即中午11时45分。一个时辰称为1大时，半个时辰为1小时，即60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时间单位都要比机械钟出现早得多。
东方的启示
在欧洲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西塞罗说的，“我们聪明地领会唯一的真理”。每一个罗马人作为公民（civis），都是罗马公民社会（civitas）的一分子，“civitas”后来衍生为两个比较含糊的现代字眼：“civilidas”（国家）和“civilization”（文明）。“罗马人把自身看作世界的公民，他们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和移民。于是罗马的制度就随着罗马的发展而世界化了——一方面是罗马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是世界走进了罗马。”[65]
英语中“city”源自拉丁文“civitas”，公民与城市具有相同的出处；“公民”的另一层意思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市民）。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人类学家基辛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
城市既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文明的产物，因此时间最早都出现在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一种典型特征。从一定程度上，现代国家也是城市自治精神的产物。“倘若‘国家’指的是一个拥有系统宪法与成文法律、并由一个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由高素质的公务员所管理的政治联合体，那么，具备这些特质的国家也只存在于西方。……在西方以外并没有‘市民’的概念，‘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也不存在于近代西方以外的地区。”[66]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国家与农业帝国是截然不同的。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方世界进入所谓的“中世纪”。直到11世纪，散布在平原和森林中的乡村与城堡构成欧洲的主要景象，整个社会显得封闭而支离破碎，教会与贵族主宰着一切。后来，持续两个世纪的十字军运动打破了这种沉寂，加快了欧洲走向世界的步伐。一些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学者认为，中世纪是“欧洲的学徒期、青春期、少年期”，现代意义上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因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和政治观念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现代的概念，我们现代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义务和宪政观念，或是中世纪的理念的直接遗产，或是通过反对它而成长起来的”[67]。
十字军运动是一场主动的碰撞和学习，被边缘化的西欧因此得以瞥见东方的光明与辉煌；与他们阴沉沉的城堡相比，东方城市是另一幅广阔天地。在一系列对异教徒的军事征伐中，这些精英阶层经历了一场东方文明的再塑造过程：高大的城墙、巨大的塔楼、辉煌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令他们敬畏，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许多发明创造被他们学习和吸收。“实际上欧洲钟表所有的技术和装置，包括自动装置、复杂的齿轮系统和齿轮组件，以及重力驱动和发声信号装置，都出现在安达卢西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的钟表制造技术中。有趣的是，林恩·怀特认为，六项钟摆装置的发明显然是12世纪的印度人婆什迦罗赋予的灵感。”[68]
伊斯兰文明是犹太和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又居于东西方古典文明交汇之要冲。因此，在这场东西大交流中，与欧洲直接面对的阿拉伯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欧洲的。[69]9世纪初，阿巴斯第七王朝建立了世界科学圣殿“智慧宫”，东西方文明在此荟萃交融。据说智慧宫的图书馆有40间房屋，藏书大约有12万到200万册，其中仅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就有1.8万册。智慧宫图书馆馆长、阿拉伯数学家穆罕默德·阿尔-花剌子模撰写的《印度数字计算法》（825），使阿拉伯数字（包括0在内）取代了传统的罗马数字。[70]对所有的伊斯兰教信徒来说，知晓祈祷的时间和麦加的方向是必要的。而祈祷时间和通往麦加的方向只能通过数学、几何学（后来还有三角学）和天文学来精确测定。进入11世纪，越来越多的先进文化被引进西方，特别是特莱多[71]陷落（1085）之后。对中世纪的欧洲来说，阿拉伯就是一座关于文明的“智慧宫”。
这是几百年来欧洲第一次睁开自己的眼睛，放眼观察其周围的世界。与阿拉伯科学的这一不期而遇，甚至使中世纪初期就已在西方基督教徒中失传的报时技术得以恢复。如若对时间和历法没有精确的掌控，社会的理性组织将是难以想象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也将是难以想象的。阿拉伯人的科学和哲学帮助基督教世界从愚昧无知中解脱出来，并且使真正的西方思想得以形成。[72]
尽管早期的技术发展极其缓慢，但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意义还是很快就显现出来。时钟的出现，通过重构时间而改写了人们的观念。欧洲依靠机械时间建立起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当这种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时，一个现代世界就这样诞生了。
“800年前，一些欧洲城市的居民开始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且至今没有停止的愿望。他们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73]从12、13世纪开始，中世纪的落日余晖正逐渐褪去，上帝时间给世俗时间让步。
钟表的隐喻
无论日晷还是刻漏，都不是理想的计时工具，日晷在阴天和夜里无法工作，水钟会在冬天结冰。于是人们进一步发明了机械钟。其实水钟本身就是一种机械钟；当纯粹依靠机械传动而不需要水时，机械钟就应运而生了。
大约1270年前后，机械钟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一带。整个钟架在高塔上，利用重锤下坠的力量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小时指针走动；并用“擒纵器”控制齿轮转动的速度，从而得到比较准确的时间。它甚至还可以自动鸣响报时。据说第一座公共时钟于1309年被安装在米兰圣欧斯托乔教堂塔楼上。[74]虽然最早期机械钟的结构非常简单，计时也不够准确，常常需要用日晷和水漏来校正时刻，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机械时钟还是很快传遍欧洲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教堂纷纷建起钟塔。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数不尽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日以继夜，成为其历史的世界感的一个最美的展示。”
在惠更斯发明钟摆之前，时间是脆弱又不规律的，这些简陋的钟表经常发生故障，神奇的钟表更多属于城市的一种荣耀而非实用。对于一些领主和君主来说，钟表是权力的象征。用中世纪经济史专家林恩·怀特的话说：
在欧洲的乡镇里，除非在钟的敲击声中，行星按时旋转，天使按时唱歌，公鸡按时打鸣，使徒、国王和先知按时行止进退，否则没有一个乡镇感觉能够抬头挺胸、扬眉吐气。[75]
几乎在十字军东征的同一时期，欧洲兴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教堂建设高潮，有人称之为“教堂的十字军东征”。[76]荷尔德林的诗中写道：“在柔媚的湛蓝中，教堂钟楼与金属屋顶遥相辉映。……人生充满劳绩，然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机械钟表的出现，使钟楼几乎成为欧洲教堂最醒目的标志。机械时钟是修道院制度的产物，也是中世纪手工制作技术高度发达的见证。原为崇拜上帝而建造的教堂塔楼变成了钟楼；每个教堂都有噶西莫多这样的专职敲钟人。1410年，布拉格一座教堂的钟楼上，安装了一上一下两只联体的神奇天文钟，上面的钟一年转一圈，下面的钟一天转一圈；每天中午12点，十二尊耶稣门徒雕像从钟旁依次现身。[77]在整个13世纪，欧洲各地教堂的钟楼和市政厅的大型塔钟，以整齐划一的小时鸣响，预示着时间意识即将来临。中世纪诗人厄斯塔什·德尚写道：“生命的轮回，并用刚发明出来的时针模仿它。”“时间是上帝的一个恩赐，所以不能出售。中世纪曾用来反对商人的时间禁忌在文艺复兴露出曙光之时被解除了。只属于上帝的时间从今后成了人类的财产。”[78]当时钟被搬上教堂的尖塔和市镇的钟楼时，钟表和时间就已经完全世俗化，从宗教工具变成了商业工具。但当时的时间并不统一，有的地方以午夜为零时，有的地方以正午为零时，还有的地方以日出为零时，这种前工业时代的时间仍然难以与自然时间脱离。1370年，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下令，巴黎市民必须根据皇宫的钟声来调整自己的私人生活、商务生活和产业生活，宫廷的时钟每60分钟敲响一次。同样，巴黎的所有教堂也受命调整时钟，它们不能再遵循原来礼拜时才敲钟的习惯。[79]从此以后，按时传出的钟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时钟的好处立竿见影，更广泛、更有效调动社会力量的新形式随即产生。在整个欧洲，宫廷和数量日增的城镇对时钟的需求使人应接不暇。市镇的钟声使行会和政府有了协调工匠和市民行为的手段。在布鲁塞尔，纺织工和捻接工听见钟声起床，听见晚钟下班，当局还为皮鞋匠安排了一个专用的时钟。法国亚眠市政府在1355年颁布法令规定，人们何时上班、何时下班、何时吃饭，都必须按照政府设立的时钟进行。[80]
在人们的经验中，时间如同离弦的弓箭一般不可逆转，因此有“时间之矢”的说法。有趣的是，无论是漏刻还是机械钟，人们不约而同，都用一支箭头（指针）来指示时间。尽管最早显示时间的“表”只有一支指示小时的时针，但随着“表”的出现，时间从听到变成看到，时间的形象与意义立刻凸显出来。时间福音一旦出现，上帝就无处不在。机械钟的出现使时间不再是教会的专利，每个人都有了“时间的权利”——时间被民主化了。时钟创造了秩序和组织，创建了一套人人共享的客观信息。到14世纪中期，1小时分为60分钟、1分钟分为60秒，这种习惯已经成为公认的标准。对所有人来说，9点就是9点，1小时就是1小时，我见到的就是你见到的。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指出：技术产生了人类的平等和神的焦虑，技术将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人类由此成为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能够压倒一切，这是一个人类工具理性和逻辑思维如何摆脱传统限制的故事，这也就是韦伯所命名的‘彻底祛魅的世界’。”[81]
原始机械钟的动力都来自地心引力，即由重力带动钟表走动。1396年，法国制造出冠状擒纵机构；1450年，钟表匠虎克发明了发条，使钟表驱动摆脱了地心引力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械钟几乎可以作为人类技术的最佳范例，它包括一系列复杂的齿轮、传动装置和杠杆，通过落下的砝码和摆锤（或者弹簧）提供动力。作为物理学先驱，伽利略常常用脉搏来计时，后来他发现了单摆的等时性；不久，惠更斯便制造了第一座带有钟摆的时钟。小小的钟摆催生了人们对机械规律的发现和信任，这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科学出现了，人类成为自然的客体。海德格尔指出，科学不同于思想，思想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而科学缺乏本源性和历史性，科学使人遗忘“存在”，失去“根本”。在量子物理学家多伊奇看来，解释是科学的重要前提，或者说科学也是一种解释。能够创造和运用解释性知识，使人获得了一种改变自然的能力。世界最终是否有意义，取决于人——与我们相似的人——选择怎样去思考和行动。在启蒙运动以前，因为压抑创造性和不允许批评的传统，人类文明长期都处于静态社会中，这种社会不利于好解释的出现；随着一个“动态社会”的出现，真正的文明开始了。[82]
在钟表出现之前，人类完全依靠自身的生物钟和生活事件来确定时间。这种时间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根据生活知道时间。作为一种机器，时钟提供给人们的是纯粹的抽象“时间”；或者说，钟表将时间从人们的生活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时间序列；这个抽象的数字世界构成科学的基础。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钟表催生了科学革命。马克思最先意识到了钟表的特殊意义：
钟表是由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萌芽时期的学术知识所产生的。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在商品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因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要是没有钟表，会是怎样的情景呢？[83]
从日晷到水钟和沙漏，从中世纪修道院里钟声到中国的更夫，人类世界的“时间”几乎停滞了几千年。直到伽利略和惠更斯的出现，使“时间”在机械技术上最先获得突破。或者说，机械在时间技术上最先获得突破。自从14世纪人类进入机械时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精确的、统一的、客观的、终年不变的“小时”。在伽利略之后半个世纪，人类计时的平均误差从每天15分钟一下子下降到不可思议的10秒。1675年发明的游丝发条被用于弹性驱动的钟表，表盘上第一次出现了表示分钟的分针；至此，人类从“小时时代”一下子跨入“分钟时代”，接下来就是“秒时代”。
从最早只有时针的钟表到1760年有了时针、分针和秒针，钟表将时间计量得越来越精确，社会生活被分割得越来越精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加快。机械钟的“小时”、“分钟”和“秒”，使永生和来世变得遥不可及；从这一点来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应当是钟表，准确地说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
路易斯·芒福德说：“机械学已经成为新宗教，并且给世界带来了新教主——机器。”作为人工技术，钟表是一种完美的机器——“机械中的机械”，它完全按照装配线的模式生产统一的秒、分、时等时间单位。钟表作为机器所达到的完美程度，是任何其他机器都望尘莫及的。所谓现代，其实是从时间革命开始的。如果说时间是永恒的，那么至少钟表是人类的创造，机器时代或许就从钟表开始。无论在机器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钟表都是最具影响力的机械装置，它制造的产品是周而复始的时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相同的和标准的。
“时钟是欧洲中世纪机械发明中最伟大的成就。”[84]虽然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现实生活并不需要过分准确的时间，但机械表作为一种完美的机械装置，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审美。作为机器与时间的象征，机械钟表重塑了欧洲的技术、文化与社会，其影响甚至超过同一时期的谷登堡印刷机。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时间和钟表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由无数齿轮组成的机械钟象征着天国和生命，而传统的沙漏则象征着流逝和死亡。机械钟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它的时间是永恒的，沙漏的时间则是一种倒计时的结束。
实际上，所有的时间测量技术都没有测量时间本身，而是测量了不同的物理运动。复杂的机械钟取代了简单的沙漏，只要上好发条，机械钟就可以不停地走动，准确地显示一天的时间；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和修正，它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没有外力推动，任何物体都不会移动。人类制造的机械钟似乎颠覆了这一真理，它滴答作响，似乎有自己的生命。这在机械钟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法想象的。一时之间，钟表成为了解上帝的重要线索，它被当作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最神奇的礼物而得到崇拜。德奥雷姆主教说：对这个装着发条的宇宙来说，上帝是最完美的钟表制造者。
到了16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机械钟装饰了玲珑精致的金银铜雕像，复杂的齿轮不仅成为上帝完美的化身，也是太阳系、宇宙乃至人类灵魂的象征。欧洲哲学家们将宇宙看作一个巨大的钟表结构，将上帝看作“钟表制造者”，将人体视为一种机械系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坚信，人的“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一台钟表”。
欧洲的觉醒
对现代人来说，一个没有科学的世界是不能想象的，但实际上，科学是在十分晚近的历史时期才诞生的。直到17世纪，所有的“科学”都仍然处于神学的统治之下。
“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兴趣的主要焦点是宗教和神学。对文学、伦理学和艺术的令人注目的重视，则是文艺复兴的一般特征。而在近现代，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兴趣的中心看起来已经转向了科学与技术。”[85]凡勃伦发现，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转变，科学和技术越来越受到实用主义的支配。[86]从17世纪开始，欧洲进入科技高速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天文学、物理学还是化学、数学等，天才般的人物灿若群星。“+”“-”“×”和“=”等，都已相继出现。现代数学几乎可被视为欧洲人的成果。数学不仅有益于工程技术和一切经济活动，还可以说，有了数学这个基础，才会有物理学（力学、热学、光学、工程学等）和化学等多种学科的发展，而这些学科的发展构成现代机器产生的基础。晚清学者李善兰曾说：“今欧巴罗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
如果说发生在16至17世纪的一系列突破是一场“科学革命”的话，那么这只能算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一次科学革命是在古希腊时代。因为文艺复兴，这两次科学革命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以托勒密的《数学汇编》为代表，古希腊人最先使数学从模糊的、经验的割裂状态转变成为辉煌的、庞大的、系统的和充满智慧的创造物。“正是从这些希腊著作中，睿智的欧洲文艺复兴领袖们知道了自然是依照数学而设计的，而且这种设计是和谐统一、美妙悦人的，它正是自然界的内在真理所在。自然界不仅仅是合理的、有秩序的，而且是依照恒定的，不可抗拒的法则来运转的。欧洲的科学家就像希腊人的孩子一样，开始了他们对自然界的探索。”[87]
在“第二次科学革命”中，哥白尼率先将计算引入对天文学的研究。“哥白尼革命本质上不是在计算行星位置的数学技巧方面的一场革命，但它的起点就是如此。”在《天体运行论》中，他计算得出的恒星年时间为365天6小时9分40秒，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一。从此，数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帕斯卡看来，科学是一种崇拜，上帝的世界需要通过数学来理解。弗朗西斯·培根宣称：“科学是已经被解放了的现代人类的宗教。”这场科学革命肇始于意大利，终结于英国。1642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历史就是这样承前启后。
这是一个天才纵横的时代，也是一个混乱嘈杂的时代，一切都酝酿着变革的因子。波义耳、伽利略、胡克、哈雷、开普勒、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儿等天才人物的不懈努力，永远改变了人看待自己和自身地位的方式。虽然他们相信天使、魔鬼和炼金术，但他们也相信宇宙正按照精确的数学法则运行，就像是一个错综复杂但异常完美的巨大的机械钟表，完美地集迷信和理性于一身。[88]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理性的计算”乃是近现代的过程最主要的特征。“站在巨人肩上”的牛顿不仅发现了制约太阳系的物理规律，同时还开创了一种纯粹理性的数学思维——“世界是一本以数学语言写成的书”。从此以后，人类的知识就被一种新的世界观所控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序的，符合逻辑的。在整个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正在运转的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部件而已。“在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的数理世界里，处处充满着井然有序的理性规律和法则。万有引力定律是它们的一个象征。在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下，行星无一例外地做椭圆运动，人类可以准确地预言它们在任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89]
1656年，惠更斯发明了摆钟，并于1658年出版了一本描述摆钟原理的专著《时钟》。此前五年，霍布斯出版了《利维坦》，他认为人都是机械造成的，所以品格相同，容量相等，因此不存在什么强者与弱者之分，这标志着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兴起。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首开用公式表述思想之先河。他用微积分表达了关于宇宙的机械模型。在其后两百年间，牛顿三大运动定律被视为真理，开辟了一个“大科学时代”。1725年，维柯出版了他的《新科学》，标志着历史哲学和近代科学思想的诞生——人类从神圣时代和英雄时代回到人类时代。
“所谓传统型社会，是一个生产能力发展有限，基于前牛顿期的科学与技术，与前牛顿期的宇宙观的社会。”[90]虽然直到1500年，欧洲所知道的东西也没有公元前212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多，但到牛顿时代，人们开始接受这种观念：宇宙中的任何事物皆可用数学的原理加以解释。整个世界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现代。
“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300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91]在牛顿之后，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在达尔文之后，人不再是上帝的直接创造；一个神话、魔法和诗歌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数学和科学的世界。伽利略说过，数学是自然的语言。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的怀特海指出，数学是“一门优先于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它包含了作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思想和原理”，纯粹数学这门学科在近代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性灵最富于创造性的产物。在19世纪的整个时期中，数学的影响在于它对动力学和物理学的影响，然后又发展到工程和化学。数学通过这些科学对世界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92]
笛卡儿天才地发明了直角坐标系，第一次使代数和几何统一起来，数学从此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的广阔世界。作为一个彻底的机械论者，笛卡儿认为机器可以模仿一切自然物体的运动——“给我广延和运动，我将造出这个世界”。
在浮士德的传说中，科学家不惜向魔鬼出卖灵魂，以获取全部知识和权力。随着时钟的出现，科学从巫术和宗教中分离出来。在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科学超越了宗教、族群和区域等意识形态的限制，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从而孕育出了理性主义，最终导致科学的诞生。[93]教会为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充裕的收入和闲暇，“十七世纪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例如奥特列、巴罗、威尔金斯、沃德、雷、格鲁等等——也同时是教士”。[94]耶稣会士既传播宗教教义，也传播科学原理。吊诡的是，人们接受科学的急切程度要远远大于上帝的福音，甚至使宗教成为科学传播的媒介。对中国来说，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与其说他们是上帝的使者，不如说是科学的启蒙者。与宗教相比，科学在文化上完全是中性的，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彼得·杜斯伯格所说：“科学没有道德，自然没有伦理。”
对人类来说，时间意识的觉醒是对科学祛魅的漫长过程。当时钟不再是宇宙的隐喻时，它却成为地球生活的总指挥，使人类将“准时”作为一种美德。由钟表制造的时间正变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正如笛卡儿所说：“一个由必要数量的齿轮组合而成的时钟会显示时间，就像由一粒种子萌芽而生的植物会结出特定的果实一样自然。”
对人类这种时间动物来说，机械时间与自然时间截然不同。作为人造时间，钟表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
在自然时间时期，人们的行动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这种安排服从于身体发出的信号，但机械时间改变了这一切。机械时钟使时间游离出生活，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从此钟表成为人们生活的管理者，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这与公鸡打鸣、鸭子上架不再有任何联系。有了钟表以后，经过统一加工的时间完全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物节奏中分离出来。这个时间不依靠任何个人经验，也与太阳月亮等自然无关，第一次将时间实现了抽象。随着抽象的时间和时间的抽象逐渐渗透并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就极其醒目地诞生了。
随着蒸汽、电力和人工照明的出现，白昼与黑夜不再有区别。人类从时间上彻底获得了解放，而钟表是唯一的上帝。根据钟表制造的时间，人们吃饭只是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而不是因为肚子饿；人们睡觉只是因为到了睡觉的时间，而不是因为困倦。
如果一只钟可以与其他钟保持快慢一致，那么时间就成为一种超越空间的标准计算单位。佛罗伦萨人随时都可以知道罗马时间，时钟因此成为世界标准。人们用钟表来校正自己的生活，机械制造的人为时间取代了传统历法。时间与自然失去联系，时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本雅明把机械时间称作“编年表”。现代人都生活在这个“编年表”中，日历和钟表构成每个人的生存背景。
马克思将钟表视为以后所有机器的原型，“钟表提供了生产中采用的自动机和自动运动的原理”。但路易斯·芒福德认为，钟表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马克思把钟表看成是一种劳动量的外在标准，而芒福德则将钟表看成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内在标准。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揭示了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钟表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从而成为可以精确计量的独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与机器对话的结果。[95]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处古人闲。钟表作为自然状态的破坏者，从它诞生之日起，人类就被时间绑架，自然的权威被这个时间机器取代，世界从此失去了永恒。时钟在西方的兴起成为现代生活到来的标志。早在约公元前330年的水钟时代，柏拉图就把律师们说成是“受漏壶驱动……从无闲暇”的人。罗马时代的诗人普拉图斯写道：“但愿上帝杀死发明钟点的人，因为钟点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块。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报时钟，在所有的钟表中它是最好和最准确的。”
现代考古发现，机械钟的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古老。由29个青铜齿轮和曲柄、刻度盘构成的“安蒂基西拉机器”[96]，不仅是一台精巧的机械天文钟，甚至是一台天文计算机。该装置原有37个齿轮，前后钟面各一个，可按一年365天精确显示日历，并且每4年还包括1个闰年。最重要的是，它制造于公元前205年的希腊，距今两千多年。证据是其背部刻度盘记录了公元前205年5月12日的一次日食。这比张衡制造浑天仪还要早三百年。唐代僧人张遂（一行）和梁令瓒等制造的水力浑天仪使用了最早的擒纵机构。不过这些早期的机械钟大多都是天文钟，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时钟。
随着机械时间的到来，每个人都像被发条驱动的永不停息的钟表，忙忙碌碌。生活在工业时代被定义为时间，时间就是人的一切，人并不拥有生活，而是拥有时间。时间成为人唯一有用的资源，游戏思考与吃饭睡觉一样，被认为是对这种资源的极大浪费。职业成为现代人别无选择的身份，而时间就是最严厉的法律。
“时间法律”迅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解释，甚至所采取的行动。从农业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时间过剩到时间短缺的过程；现代社会基本完全处于“时间饥饿”状态，时间成为越来越珍稀的资源，而人只是时间的载体。“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97]
时间的垄断
与地球相比，人显得太渺小了，犹如沧海一粟。中国虽然有悠久的天文和航海历史，但却从未产生“地球”观念；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地球是平的”，即天圆地方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98]。中国发明了指南针，但却没有建立经纬度的概念。相比之下，古希腊对地球的宏观认识更加正确。最早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一命题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几何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如果大地是神创造的，那一定是最完美的，在几何上球形是最完美的，因此大地应当是球形。经纬线来自埃拉托色尼的创造。罗马时期的托勒密进一步完善了地球概念，并用经纬线虚拟了一个世界之网。一千多年后，麦哲伦船队用长达三年多的航行证明，地球确实是一个球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航海拉开了精确计时的序幕，“时间”从此不再是一种模糊概念。
对一个航海者来说，要在大海上成功航行，关键在于确认自己所在的位置，也就是经纬度，以此来不断校正航向。在茫茫大海上很容易因为迷路而陷入绝境。有经验的水手通过观察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北极星就可以确定纬度；在指南针发明之后，纬度更不是难题，但要测量经度仍然无从下手。因为没有精确的经度，大多数海上航线都不敢离岸太远，担心失去参照物。远离海岸的直航常常只能凭运气。
哥伦布的计时工具是一只沙漏，每过半小时就要翻转一次；不可思议的是，正因为哥伦布对经度的计算出现严重错误，才幸运地发现了新大陆。从哥伦布时代之后，没有那么好运气而迷失大海的冒险船只数不胜数，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曾悬赏2000杜卡托[99]征集测量经度的方法。
要有准确的经度，必须先有准确的时间。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周，即360度，1小时对应经度15度，也就是说，通过时差可以计算出经度。在时间计量不精确的情况下，要计算出精确的经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钟摆技术的出现已经大大提高了时钟的精度，但因为钟摆无法在摇晃的海船上使用，因此海上航行仍然缺乏精确计时。
作为当时独步天下的海上大国，英国拥有欧洲最多的远洋商船。1707年，一支英国舰队从地中海返航途中遭遇大雾，连续12天不见天日，迷路的舰队在距离英国不远的锡利群岛触礁沉没，造成1600多人死亡。锡利群岛悲剧引发举国关注，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英国于1714年成立“经度委员会”，并悬赏两万英镑征求经度测量方法。
根据“经度法案”，能将经度准确测量到0.5度以内便可获得这笔巨奖。0.5度约为30海里，即54千米，对应的时间是2分钟。如果用时间来测量经度，这块表每天的误差不能超过3秒钟，而且必须经受得住海上的恶劣环境，包括震动、温度和湿度的变化等。
由政府提供奖金并颁布专利保护法，对第一个发明者给予奖励，英国无疑是这种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资助技术创新的官方机构，经度委员会一直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经它支出的研究经费高达十万英镑。
1735年，木匠出身的钟表匠约翰·哈里森采用发条技术，制造出了第一台精确海钟。在此之后，哈里森开始了长达30年的改进，经度委员会先后为其提供了2500英镑的资助。1761年，哈里森完成了第四代海钟，它的直径只有13厘米，“世界上没有哪个机械或者数学的东西，比它更漂亮或更精美了”[100]。在航行牙买加的9个星期中，这台时钟的误差只有5秒。经过半年的海上航行，总共误差不超过2分钟。
1765年，经度委员会将这台精确时钟的设计汇编成《哈里森先生的计时器的原理与插图》出版。这次技术的普及大大提升了英国的钟表业水平，行业竞争进一步降低了时钟的制作成本。哈里森制作的时钟成本高达500英镑；不到几年时间，钟表匠肯德尔就将成本降低到100英镑；接下来出现了价格更低、走时更准的钟表。大量准确而又廉价的钟表，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早在1675年，英国就建立了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精确海钟的出现，也等于经度的诞生，航海者们可以随时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从此以后，大英帝国的舰船能够到达地球每一个遥远的角落，然后再安全地回来。[101]时钟引发的经度革命彻底结束了地球的混沌状态，拥有精确时间的库克船长在大海中如鱼得水，随后在南太平洋发现了许多古老的陆地和岛屿，其中最大的两块被命名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外还发现了很多南太平洋上的小岛。
在一个划时代的1776年，库克船长被聘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并开始了他最后一次远航。作为对时间精益求精、对技术追求完美的钟表天才，哈里森于这年3月24日离世——八十三年前的3月24日，他出生在约克郡的一个木匠家。早在发明海钟之前，哈里森就已经是一位顶级的钟表匠。他自幼酷爱数学，曾经把剑桥大学数学家桑德森教授的《机械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他于1720年制作的一台塔钟直到现代还在运行。在这座塔钟中，哈里森创造了一种新式擒纵器和一个烤架式钟摆。他用铜和铁两种金属组合消除了热胀冷缩对钟摆长度的影响，从而大大降低了钟表的误差。他通过观察星星对塔钟进行校正，使其每个月误差不超过1秒钟，其精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02]
虽然航海催生了准确的时间，但时间完成统一却是因为火车。由于火车是以固定不变的时刻表运行的，迫使在同一个铁路运行网络中只能使用一种时间，也就是“标准时间”。作为钟表之外另一种典型的时间机器，火车通过在时间中的靠拢而取消了空间的分隔。穿越空间需要时间，火车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移动速度，在同样时间下，空间被压缩了。[103]
1858年4月10日，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耸立起一座近百米高的钟塔，里面安置着当时英国最大的一座钟——大本钟（BIG BEN）。钟直径为23英尺，分针长度达14英尺，总重量达13.5吨。根据格林尼治时间，大本钟每隔一个小时报时一次；报时声深沉浑厚，方圆数英里之外都能听到其钟声的回响。作为现代英国的重要象征，大本钟的出现传递了一种崭新的观念——时间的标准化。
1884年，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经线成为全球的零度经线，成为世界计算经度的起点线——本初子午线。以此为零度，分东西两半球为东西经，从0度到180度。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世界标准时间。从此以后，人类世界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一个由英国创建的时间体系。在接下来的历史中，人们甚至将“格林尼治”看作“时间”的同义词。不列颠的“日不落帝国”不仅垄断了世界贸易，也“垄断”了时间。自1924年2月5日开始，格林尼治天文台每隔一小时会向全世界发放调时信息。在中国的上海、南京、汉口、广州、福州和厦门等地，英国人陆续建起海关大楼，并架起巨大的时钟。在一个古老的帝国居高临下，按照格林尼治标准发出巨响，宣告近代文明对中国时间的管辖，同时，敲响了一个旧帝国丧钟。
长久以来，最多只不过是欧亚大陆一处边陲成员的欧洲，却在近世初期开始崭露头角，攫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它开拓了全球海运航线，在海外设立贸易据点，在南北美洲植入欧式社会，将亚洲大部分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塑造出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最终一手催生并主导了现代的诞生。[104]
在传统时代，时间是自然的、永恒的、循环的，机械时间的出现，颠覆了这种时间概念，时间成为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不可再生的、不确定的存在。如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时间的历史，那么现代就是从自然的循环时间向非自然的线性时间的转变。“18世纪，启蒙运动使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线性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19世纪，进化论的创立及其被广泛的接受，更使线性观念彻底取代了循环观的支配地位。”[105]与循环时间相比，线性时间更接近时间的本质。时间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和经历，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时间的祛魅和人的个体化，使人类走向觉醒和自由，人成为时间的主人，现代人出现了。这种时间上的平等与自由，最终构成现代法治的现实支撑力。[106]
对现代世界来说，时间就是这样诞生的。在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看来，所谓现代，其本质上是技术的现代化。[107]钟表将时间变成了一种技术结果。时间和技术都以人为对象，通过技术，人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载体上留下跨越时间的印记，使生命经验得以延续，比如建筑与文字。这些人为的记忆造就了时间。也正是这种人类时间，使人彻底区别于其他生命。相对而言，动物只能留下最原始的化石。
时间意识在企业行为中，体现为保险公司利用历史知识对未来进行理性预期。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文本性的宪法其实是另外一种保险；换言之，宪法就是在健全时间意识下的产物。它将历史经验的智慧和对未来可能发生风险的评估结合在一起，既有对时间历史的继承，又有对风险的防范，基于国家的长远考虑而对行政进行约束。[108]
从钟到表
从钟表的发展史来说，钟表始终都是最为典型的机器，或者说是机器的典型。一台复杂的机械钟表由1400多块精密零件构成，包括发条驱动、齿轮传动、擒纵控制、调节修正和显示等五大部分。从能量消耗的控制、标准化、自动化、准确控制时间等诸多方面来说，钟表始终是现代技术的先行者。
发条技术的出现，使机械时钟的体积大为缩小。时间实现了从钟到表的转移。
早在1510年，德国的锁匠就制出了第一块怀表。当钟表匠逐渐从锁匠中分离出来时，手表就出现了。如果说钟楼是时间社会化的过程，那么手表就是时间个人化的结果。怀表和手表先后成为文明的象征物。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怀表或手表的男人会是一个绅士。早在古罗马时代，水钟就是一个贵族的身份标志，据说这样他就可以精确地知道自己宝贵的生命减少了多少。
作为欧洲钟表业的后起之秀，瑞士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钟表产业链。成立于1601年的日内瓦制表协会是世界第一家钟表行业协会。到1800年，瑞士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钟表制造国，占世界总产量（2500万只）的三分之二。瑞士在钟表小型化方面登峰造极。与传统的钟不同，彻底个人的表（怀表和手表）具有更广大的市场需求，而且更容易成为奢侈品。1885年，德国海军向瑞士的钟表商定制了大量手表，这成为手表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
1795年，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发明了陀飞轮，这标志着机械表制造工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将地心引力对机械表中“擒纵系统”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度。从钟摆到发条，再到陀飞轮，钟表彻底摆脱了地心引力，不仅更加准确，而且更加小巧，可以揣在怀里，戴在手腕上。时间从此充斥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钟表从最初的奢侈品，到批量生产走进寻常百姓家。依靠伟大的机械技术，“时间的标准”终于确立，机械时间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人类经验中，“时间的标准化”无疑是一场伟大的改革，人类宣告摆脱了太阳的控制，掌握了自己，并试图支配自然。事实上，人类虽然摆脱了自然的控制，但却很快就落入机器的控制。
时间标准化是工业进步的基础。工业化社会建立在精确的时间基础上，并把它标准化为时间线。要将千差万别、复杂的专业分工和不同的空间形式细致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必须实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空间这三者同步运作。因此机械时间成为工业社会的标准语言和新秩序，“纪律”就这样诞生了。工人工作、吃饭、休息完全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109]。
福纳克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主人公昆汀拔掉了钟表的指针，“空白表面后面那些小齿轮还在咔嗒咔嗒地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钟表没了指针，时间并没有停止流动，它只是从一个可以计算的序列变成一个不可穷尽又无法逃避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构成我们生存的最本质的时间，它比任何钟表和日历都更深层和更根本。[110]在斯威夫特的小说《神表》中，有一只“在爷爷的马甲口袋里无休无止地滴滴答答的神表——那被征服了的时间的象征——已成了我们的主人。”神表使主人公一家获得永生，时间也因此失去意义，“他们越沉醉于时间，就越在行动上陷入了机械单调的刻板生活之中，他们的人生就像这块滴答作响的神表一样也在滴答声中虚耗殆尽”。
歌德曾说：“我的场地就是时间。”在加缪看来，这是极其荒诞的。福柯对技术的发明始终保持不信任，他更关注的是人本身。他也不在乎历史，他关注的是现在。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两大发明，一个是精神病院（《疯癫与文明》），一个是监狱（《规训与惩罚》）。他从身体、时间、空间、符号等角度，解构了现代语境下的“权力技术”——
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们与奴隶制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上。纪律的高雅性在于，它无需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11]
在18世纪的英国，资本家将人作为一种时间资源几乎开发到了极致。虽然当时还没有打卡制度，但工厂里已经出现了用水流来控制的计时器，这种双面水钟被用来衡量工人的工作时间。当时时间完全掌握在工头手中，因为手表还是一种奢侈品，他可以任意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当时工厂也不允许工人将手表带入工厂，因为这会让工人知道正确的时间。
现代工厂刚刚出现，钟表就成为最好的监视工具，它打破了人们自然的生活节奏。虽然经常有工人破坏钟表，但人们却不得不接受这个“纪律社会”的惩罚力量。1833年时，打卡钟已经普遍使用。英国颁布的《工厂法》中规定：“一般工厂劳动日，应该从早6时到晚9时，在这15小时内，应该依法限制年轻人（13到18岁）在一天中的工作时间，即同一个人在同一天内不得超过12小时，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外。”欧文认为，无论15小时还是12小时，都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他和一些工厂主发起了一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该法案规定，13岁以上少年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定为10小时。18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8小时工作制的法案，但直到1886年才得以实行。[112]
1850年，英国毛纺商人提图斯·萨尔特建造了一处名为索尔泰尔的工业社区，将工厂与居住、工作与生活整合在一起。为了让工人能准时起床上班，他专门安排了一个“敲窗人”，其职责就是在黎明时用一根长杆沿街敲打工人房间的窗户，叫醒他们去上班。
英国人在18世纪，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是世界领先的计时器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点迥异于欧洲的其他社会）。他们所生产的计时器质量优良，价值不菲，同时又批量生产、廉价销售，必要时则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加以促销。他们还偷盗计时器，然后再把它卖出去：如果你买不起一只新表，你可以从一名销赃者手中买到一只旧表。没钱的正人君子要想拥有一只怀表，可以几个人凑钱买一只，然后采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谁可以先享用它。[113]
手表和怀表不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重视时间的现代标志。
几十年前，香港曾是世界最主要的手表产地，每年香港出口将近6亿只手表。当时香港有种说法，一个不戴手表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为老板会认为他这个人没有“时间观念”，做不成事情。所以香港人应聘时，可以没有西装，但是不能没有手表。街头热卖的各种成功励志书都这样告诉你，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在于时间观念：穷人什么都没有，但有的是时间，富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时间，一个人对时间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他是否“成功”。因此，手表不仅是时间的物化和象征，更是一个男人作为“成功人士”的标志。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随着机械时代的到来，时间的购买就成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罪恶”；马克思为此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劳动剩余时间。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114]
按照劳动剩余时间理论，与其说机器使人类在时间上贬值，不如说技术使人类成为地球上的废品。比这种诅咒更为可怕的是机器对人的僭越，越来越先进的机器使越来越退化的人变得多余。失业这种工业时代的产物将人类彻底放逐，“欲做奴隶而不得”竟然成为无数工业人类的最大恐惧。
时间性是现代人的概念，正如永恒是古代人的观念一样。现代时间使人们成为被放逐的流浪者，时间营造了一种动荡和漂泊，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作为机器的产物，时间与现代同时出现，“现代”的幽灵使时间的意识空前强化。这种现代的时间被本雅明称为“同质的、空无的时间”。时间意识因此成为20世纪企业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一种极端自觉意识。
很多年后，张爱玲已经成为一个现代传奇。作为一个最具时代感的作家，张爱玲曾用她细腻而敏感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一个时空转换瞬间的快照：
有个道士沿街化缘，穿一件黄黄的黑布道袍，……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连来生也肯卖——那是子孙后裔的前途。）这道士现在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他是古时候传奇故事里那个做黄粱梦的人，不过他单只睡了一觉起来了，并没有做那么个梦——更有一种惘然。[115]
时间的载体
两千多年前，中国圣贤管仲在《侈靡篇》的开头这样设问：“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何欤？政其殊。”[116]
在历史语境中，时间是永恒的，而人间却日新月异，“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作为时间的载体，所谓现代，与其说是时间概念，不如说是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界定。从《泰晤士报》（The Times）到《时代周刊》（Time），时间被现代人赋予一种通行世界的人类共同语言。
机器时代对时间的机械化，使人类世界完全落入机器体系。从生产前到生产后，机器时代的任何产品其实都是时间的载体。新式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时间成为精确的代名词。即时化的电报第一次用时间统一了世界。当来自格林尼治的标准时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座日夜不停运转的机器时，生活在其中的人就被这种无形而不可抗拒的机器力量控制了。
机器在打破空间限制的同时，也突破了时间的壁垒。制冷机使食品的腐烂时间大大延后，导致了一场席卷世界的食品革命，美洲牛肉源源不断地送上欧洲人的餐桌。手表和怀表不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重视时间的现代标志。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在大人国时，因为看表看得过于频繁，以至于使大人国的人们以为表是他的上帝，他看表是为了向上帝请示。
制造精美的钟表使仪器制造水平大大提高，这种貌似微不足道的技术精度却构成科学革命的基石，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因此而萌芽结果。也可以这样说，机械钟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玻璃和时钟一旦结合起来，就使得望远镜和精确计时之间发生了联系，天文学由此诞生。作为机器之母，机械时钟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单独目的而制造的实用工具。它打破了各种知识、智慧和技术之间的无形障碍，结合了机械和物理，成为科学和计量工具的先驱。
钟表的运行需要一套复杂的齿轮系统，每个齿轮原坯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切削和打磨工序。亨利·亨得利发明的成套加工设备，使齿轮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大批量生产，这使之前的动力传动杆和传送带被淘汰，改用齿轮组来变速、导向和传递动力。随着齿轮材料由木质转变为金属材质，机械加工更加精确和成熟，钟表制造业率先走向机械化、通用化和自动化。作为钟表核心技术的齿轮和螺丝，为机器时代的来临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前提。为了生产精确等分的齿轮，作为“切齿机”的车床被发明了出来。事实证明，17、18世纪的钟表匠先驱们创造了车床。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精密制造的工作母机并没有多少根本性的改变。钟表业的兴盛，率先实现了零部件的机械制造，这与传统的手工生产相比效率大大提高。[117]
钟表几乎是一切机械的原型，钟表制造技术也是其他所有机械制造的基础。对人来说，机械的意义不外乎省时省力，齿轮和螺丝是机械的基本部件。机械钟表制造技术也构成了在后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更加复杂的仪表、机械和机器的重要源头。
除了拥有几十家钟表工场的伦敦，在很长时间里，兰开夏郡一直是世界钟表业的传统生产基地，后来这里也成为了世界棉纺工业的发源地，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钟表业培养了大批精通机械加工和装配的技师和工人，这些机械师为机器工厂的诞生提供了有力而充足的技术支持。[118]特别是早期的水力纺织机，完全依靠复杂的齿轮传动。在一份1771年的地方报纸上，工厂主阿克莱特发布了一则招聘广告：“本人急需两名精通机械零部件设计业务的钟表匠，同时诚聘熟悉轮齿啮合或齿杆连接业务的技术人员若干名。”[119]事实上，阿克莱特第一个纺织机专利的真正发明者就是钟表匠约翰·凯；而发明坩埚钢熔炼技术的本杰明·亨茨曼也是一位钟表匠。
远远领先于其他行业的钟表制造业最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也最早采用了分工原则。1763年，斐迪南贝尔图将制表工分为：机械制造工、精加工工、打眼工、弹簧制作工、铜时针雕刻工、钟摆制造工、钟面雕刻工、铜制部件抛光工、钟面涂釉工、时针镀银工、钟壳雕刻工、青铜镀金工、油漆工、齿轮铸造工、车床工和响铃打磨工等。“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仅英国一地每年就生产了15万到20万块手表，而这些手表中有很多是作为出口之用的。”[120]
1969年，日本精工手表公司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块石英电子手表，一个月误差不到两秒。至此，由发条和齿轮主导的机械时间走向终结，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事实上，这一过程从电报和收音机的出现就已经开始，直到电视、电脑和手机使其完全普及。
从日月星辰、植物动物、日历、日晷、沙漏到钟摆、机械钟表、数字手表等，人类的时间史历经无数时间原型，时间观念亦随之斗转星移。人们从模糊的自然中跳出来，创造了一个精确的机械世界。
从机械钟表到电子表，后现代文化又颠覆了一个传统的机器体系，时间成为一个密集的信息世界。传统的机械钟表将十二个数字排列在一起，用两根不停走动的指针显示时间的流逝；而电子表则将时间完全数字化，时间只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瞬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从时段到瞬间，人类的时间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时间和机械世界。奥古斯丁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
相较于自然时间和机械时间，数字时间的社会特征是模糊的；因为它是尚未成熟的体系，具备了瞬时、零散、无序等特点。如果说自然时间是循环的，机械时间是线性的，那么数字时间则是点状的。数字时间所呈现的瞬时、零散和无序化，已经完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电梯、微波炉和吸尘器以节约时间，用快餐和速溶饮料来减少饮食的麻烦，用手机代替身体的交往，热衷于用过即扔的一次性物品，越来越快的道路和宽带……尽管人们发明了许多节约时间的装置，但时间依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时间的短缺造成生命的压迫感和疼痛感，焦虑和抑郁弥漫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整天来去匆匆、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是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接着，他们就用所节省的时间再抓紧工作，以便节省更多的时间，一直到精疲力尽不能再运用所节省的时间为止。”[121]
如果说精确的时间计量程度和强烈的时间价值感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么时间计量的不准确就是古代的最大特点。对传统的乡村来说，“时钟实际上并无需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122]。
人类发明了真理，但真理却常常不在人类手中。如果说时间是一种客观存在或者自然规律，那么自然界的计时单位就是地球的速度，自转一周所花的时间被分为24小时，每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60秒，一日就有1440分钟，也就是86400秒。从钟表出现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在努力让表“走准”——尽可能精确地反映时间。最初的钟表并不准确，一天误差一个小时很正常；直到今天，一只优良的机械表每天的误差不超过5秒。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他将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能量结合在一起。与其说他是数学家，不如说他是哲学家。“如果A处有两座同步的时钟，又假如其中一座沿着一个封闭的曲线进行速度为v的匀速运动，直到回到A处为止，且我们假定这个时间为t秒，那么后来的钟在到达A时，比保持静止的那座钟将损失1/2t（v/V）2秒。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结论：固定在地球赤道上的一座钟比固定在地球一极的同样的钟稍微慢一些。”这篇伟大的论文发表于1905年。五十年后，当爱因斯坦去世时，人们已经可以测量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以铯电子钟为代表的数字时间彻底结束了不精确时代，时间的真理诞生了——三十万年或许才会误差一秒。[123]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劳力士（ROLEX）之类的机械表作为奢侈品，最多不过是一种怀旧的寄托，而不再与时间有太多关系。
在精工公开了其专利后，仅仅数年，数字手表就从一辆汽车的价钱，下降到婴儿玩具的水平，时间作为真理终于变成一种免费的常识。
根据经济史学家计算，一个法国人在1875年要得到1公斤面包，需要工作103分钟，到1980年，他只需要工作10分钟；在1780年，法国妇女的平均寿命只有28岁，到1980年，人们则可以活到78岁。时间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观念，它常常带给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一个承诺，一个关于幸福、美丽、繁荣、成功、富强的未来之梦。尽管这种承诺实际上完全是对未来的透支和利用，是一种画饼望梅的美好想象，但它却成为当下存在的最好理由。与其说人们需要未来，不如说更需要慰藉，这就如同一头拉磨的驴子离不开头顶那棵永远吃不到嘴的胡萝卜。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变化相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124]
当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时，对时间的剥削就变成对人的挤压。“时间的暴政体现在，时间成了生活的指挥棒，时间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②时间的即时性和无限性，一方面使现代人学会及时行乐，另一方面让人们忘记死亡和死亡的恐惧。对一个现代人来说，所谓生命，其实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现代社会所有的技术，如交通、通讯和日用电器，几乎都是为了节约时间、抢时间；否则，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有效率地消磨“多余”的时间。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一个人不工作的代价越来越大，因为只有工作时间才可以转化为金钱。电影《时间规划局》虚构了一个未来世界。在这里，每个人都永远是二十五岁，但也只能活二十五岁。时间是人们的唯一流通货币，只有不停地工作、借贷、交易、变卖，甚至抢劫，人才能继续活下去。时间银行管理着每个人的时间余额，一旦时间归零，这个人就将被剥夺生命。这导致有钱人可以长生不老，而穷人则生如蝼蚁。
中国的时间
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在前工业时代，人们认为时间就是轮回，“从玛雅人到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时间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历史是无止境的重演，生命也许就是通过新的肉身的再世来生”。工业时代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前工业文明，时间成为一种无限存在；现代人“不仅把时间划分得非常精确和标准，而且把时间置于一条直线上，一头可以无限地回溯到过去，一头可以无限地延伸到将来”。[125]
时间诞生的过程也是理性诞生的过程。人类因时间意识的复苏而走向启蒙。机械钟的出现引发了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启蒙运动。
时间的理性化最终导致机器的理性主义。机器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成为理性的化身。理性被认为是人类一种最为高尚、最为完美的品德和智慧，而机器就是人类的理性偶像，一个理想的人应当像一台机器一样严谨和冷静。从这一点来说，时间的意识形态与机器的偶像这一次历史性的相遇，就已经注定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一概无法逃出它的手掌。一个文明在达到一定的强盛和复杂程度之后，它便会止步不前，而一旦止步不前，它注定会进入衰落的过程。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126]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以一座祖传的老钟结束，它慢了整整五个小时；“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四百多年前，当利玛窦带着《圣经》和机械钟来到中国时，中国人只接受了后者。“西僧利玛窦做自鸣钟，以钢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时则其声十二。”[127]这个能自动鸣响的神奇之物“把所有中国人惊奇得目瞪口呆”，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人看到过、听见过或者想象过的东西”，用张岱的说法就是“秘不知其术”。[128]
早在“船坚炮利”之前，钟表和历法作为现代文明的预言者就已经深深地震动了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璇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秘。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129]
事实上，就连中国人自己或许都已经忘记，早在500年前，中国就已经制造出了准机械钟——水运仪象台。它在机械结构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原理，集天文观测、天象表演和报时三种功能于一体。报时装置为一组复杂的齿轮系统，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不等，其锚状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这台仍带有水钟色彩的机械钟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每日误差不到20秒，其精确性直到惠更斯发明摆钟才被打破。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据此认为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机械式钟表，“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600年。”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50多幅机械传动和零部件的透视图和示意图，成为世界最早的机械制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水运仪象台包括齿轮系统全部为铜制结构，当时中国的金属加工技术可见一斑。
“在18世纪，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宝贵的通用物品。”[130]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机械钟，但也仅仅是带来了机械钟，并没有引发中国人关于时间、机器、理性等观念的改变。在很大意义上，“西洋钟”极其中国地成为权力的象征。“尚未进入近代社会的封建中国没有把时间知识看成是人们应有的一种权利，时间属于当权者，由他们来报时辰，个人拥有计时器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131]
宫廷作为传统政治的主要现场，其最大特点是神秘。机械钟的到来，很快就取代了传统的漏刻；与漏刻相比，机械钟更容易普及和携带。这虽然削弱了时间的神秘性，但却丝毫未能削弱时间权力本身。在所有的时间中，只有皇帝的时间是正确的，这就是时间的权力。乾隆时代的权臣傅恒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不仅家里四处放着钟表，而且让每个仆从都在腰间悬挂钟表，以便互相印证。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时间从容上朝，却发现乾隆比他先到，“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132]。百年后的袁世凯曾有名言：“这普天之下，只有太后一个人的表是准的！”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对各种新奇的奢侈品憎恶至极，曾有人进贡给他一个精巧的水钟，竟被他砸碎。[133]清代皇帝大都钟情于西洋钟，尤以康熙、乾隆为最。康熙写过很多诗，均以《咏自鸣钟》为题，其中一首写道：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
绦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在康熙时期，一个自鸣钟需纹银五千两。物以稀为贵，昂贵的机械钟因此成为一种用来炫耀权力和身份的理想媒介。为了迎合中国人，这些进口的西洋钟外面，一般都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楼台亭阁塔造型；其机械装置的重点也不在于时间，而是驱动造型中的人物或者动物做出各种机械动作。对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时间的现实意义并不大，人们购买“自鸣钟”多半只是为了听布谷鸟的叫声。据说有一批西洋钟表运到中国后，因为质量问题而“默不作声”，洋商吹嘘说：“布谷鸟”只有在谷雨时节才“婉转而鸣”[134]。中国士绅更以为神奇，竟趋之若鹜。
中国从来不乏能工巧匠。18世纪之后，中国生产的山寨钟表几乎可与英国钟媲美，而价格只有其三分之一；只是这些中国钟表都有一颗外国的“心”，因为他们唯独仿制不了最核心的发条。[135]事实上，即使比洋钟走得更准，中国人还是宁愿拥有一座不准的洋钟——昂贵是“身份”的重要来源。在《红楼梦》中，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最惊异的莫过于惊醒她的那只挂钟了。对权力来说，欲望只有囤积才可以治愈。当他买了一只钟表后，那么他就会买一屋子钟表。这些钟表一般都没有机会正常运行，它们只是被用来看的，看它金玉其外的外形和做工，唯独不是“看时间”。贪官和珅被查抄的清单中，包括大自鸣钟19座，小自鸣钟156座，桌钟300座，时辰表80个；最神奇的是，他有一件衣服，上面的纽扣“竟然是用几十个小巧的金表做成的”。[136]
黑格尔说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137]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农业中国成为前现代世界最大的钟表市场之一。当时的中国阔人买钟表都是成双成对地买，这让西洋蛮夷大惑不解。拥有两只钟表的好处是，可以知道哪只表走得更快；坏处是，不知道哪只表走得更准一些。但对一个成功的中国人来说，他虽然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但知道自己有几对表。[138]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帝国只是喜欢将成百成百的钟表、手表收藏起来，而根本没有想到应当把这些钟表、手表所蕴含的技术推广开来。”[139]
同样一个钟表，在西方是制造时间的机器，在中国则跟花瓶或鼻烟壶[140]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权贵的“玩意儿”。“至于一切矜奇兢巧，如指日、捧牌、奏乐、翻水、走人、拳戏、浴鹜、行船以及现太阴盈虚、变名葩开谢诸巧法，只饰美观，无关实用，且近于奇技淫巧之嫌。”[141]最著名的“玩意儿”为乾隆收藏的一台自鸣钟：木雕方形底座，上部四层亭阁，内有一个机械木偶，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执笔；启动开关，写字人便在面前的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这台自鸣钟每每令乾隆龙颜大悦。
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个个都是“崇洋媚外”的钟表囤积狂，这与欧洲国王对中国瓷器的贪婪如出一辙。[142]早在顺治时，宫廷就设有专为皇帝制西洋钟的造办处；康熙时又设自鸣钟处，技师达百余人，其中不少都是重金延请的欧洲机械师。
即使这些技师每年造出很多钟表，钟表仍是最重要的进口贡品。乾隆时代的宫廷中“充斥钟表、钟乐器、发条自鸣钟、风琴、地球仪以及各种各样的天文钟，总共有4000多件，都出自巴黎和伦敦能工巧匠之手”。乾隆二十一年（1756），传谕两广总督李侍尧，要其“不惜代价再觅几件大而好的洋钟贡进”。[143]乾隆三十六年（1771），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洋镶钻石推钟一对，洋珐琅表一对，镶钻石花自行开合盆景乐钟一对”；广东巡抚德保进贡“乐钟一对，推钟一对，洋表一对”。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每年由粤海关进口作为贡品的自鸣钟都在130件以上。乾隆五十六年（1791），粤海关进口的自鸣钟和时辰表等共计1025件。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乾隆时期，进贡给皇帝的钟表超过2700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洋钟基本都是英国制造。[144]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派出公使正式访问中国，这是当时世界两个最大帝国间的首次互访。为了这次跨越半个地球的东西方约会，马戛尔尼如同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带来当时英国最好的礼物——代表工业时代的科学仪器和机械设计，总共包括天体仪、地球仪、反射望远镜等29种。但在天朝的权力精英眼中，这些形制古怪的洋玩意儿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贡品”和“玩好”。“中国官员并不问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145]为了向英国蛮夷炫耀天朝上国的各种奇器珍玩，乾隆特意开放了所有馆藏，果然令马戛尔尼自叹不如——
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匿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