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印刷术是一件粗浅的发明，火药枪炮是一件并不复杂的兵器，指南针是人们所熟知的器具。但正是这三件发明，在我们的时代给世界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一个在学术上，另一个在军事上，第三个是在贸易、商业和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革。这种变革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宗教派别，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对人类的事业产生更持久的力量和影响。而这些发明与其说来自人类的智慧，不如说是得自偶然的机会。但它们证明了，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是深藏在知识和技术之中的。
——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
从语言到文字
从生物学上来讲，人类并不是多么出众的动物，但人类却创造了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都无法创造的辉煌成就，并成为“地球的主人”。这主要归功于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杰出能力——保存并传递知识的能力。与语言相比，文字的诞生，无疑使人类的这种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
人类源于动物，文明源于历史，历史源于文字。人类从蛮荒步入文明，有三次伟大的跨越，第一次是语言，第二次是农耕，第三次是文字。语言是人类的开始，农耕是文明的开始，文字则是现代的开始。
人是会思考的动物，现代人类学的动物分类称为“智人”。人类的一切思维活动都以语言为基础。语言能力是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主要属性，使人类终于克服了知觉的一切感知限制。语言始于3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在30万年前的智人时期发展成熟。大约在40万年前，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就已经在使用相当复杂的语言。相比之下，文字的出现要晚得多，文字几乎与农耕相伴而生，从最早的刻符、结绳和岩画算起，人类文字的历史不过5000多年。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147]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语言起源于一种动物本能。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认为，语言是人类的本能，这意味着人之所以知道如何使用语言，就好像蜘蛛知道如何结网一样。[148]人类学家戴蒙德认为，人类能说话，黑猩猩不能，控制声带构造与大脑神经网络的基因是关键。“语言让我们彼此沟通，精确的程度其他动物完全比不上。语言让我们共同草拟计划，彼此教导，学习别人的经验，包括不同时空的经验。有了语言，我们能将世界精确地再现在心中，并储存起来，而且信息编码与加工的能力比其他动物更强。”[149]语言来自有意识的思维，人类具有独特的逻辑、反思和抽象思维能力；从这种角度来说，人类是唯一“会说话”的动物。马克思认为，语言是实践的意识，产生于交流的需要；卢梭则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起源于人类的激情”[150]。最早的语言或许是唱歌。作为一种自由的理性动物，语言构成人类最典型的标志。当人开始思考时，语言就在他的内心出现了。“在思维的进化历程中，语言的发明是所有步骤中最令人振奋、最重要的。当智人从这项发明中受益时，人类进入一个跳跃式发展阶段，将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远远甩在身后。”[151]
作为人类最原始的交流媒介，语言在前机器阶段具有极其庞大繁杂的种类，这是因为不同社群缺乏交往造成的。不同的语言之间甚至没有什么联系。世界上大约有五千种语言，在新几内亚，每隔三十千米就有一种不一样的语言。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通天塔传说：远古时，人类都说着一种语言，他们想要建造一座巴比伦城和一座巴别塔，以此来显示其强大。上帝深为忧虑，便改变了人们的语言，使他们之间无法沟通；结果通天塔半途而废，人类也因为语言不通分裂成许多个互相敌视的民族。
语言是人类最独特的特征，使我们与动物截然不同。与很多动物相比，人类并没有身体优势，没有獠牙和利爪，没有翅膀，也没有强健的肌肉，人类的优势在于智慧，而这种智慧依靠语言得以共享和传承。因为有极其复杂的语言，人类能够将以前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给后代，使历史能够向前进步，这是其他动物都无法做到的。动物也有进化，但这种进化速度远非人类通过学习取得的进步可比。在文字出现之前，一位年长的老者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他的知识决定着整个族群的命运。这就是何以许多部落酋长都是高寿的老年人。这其实也是中国尊老敬老的孝文化根源。
虽然语言几乎与人类一样久远，但它作为一种声音，转瞬即逝，我们无法听到远古时代的语言。在口头语言的时代，人类的所有知识和经验必须借助于人来作为媒介，一个人的死亡往往会导致大量信息的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作为语言的延长和扩展就显得极其必要且重要。“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52]文字是一种信息转换方式，它使语言从听觉信号转变为视觉信号。文字使语言既听得见，也看得见。伏尔泰说，文字的书写是声音的图画。文字无疑始于图画，当人们试图以图画来表达实际的话语时，便发明了这种视觉化的语言——文字。
随着农业时代的到来，最早的文字出现在被称为“文明的子宫”的两河流域。早期文字其实是一种图画性的符号，大多用于占卜、誓约或记账。这种表意的象形文字在巴比伦、苏美尔、埃及、墨西哥和中国先后出现，但各有不同。有学者认为这些文字之间互有影响和借鉴。[153]早期的象形文字并不必然与口语相关，它是一种全新的信息编码。这种符号性的文字与语言经过整合后，才算是真正的文字。因此，早期文字必然经历了一个从表意到表音的发展过程。汉字通过形声假借和多音多意完成了语言化的对接，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则通过对22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创造出了一种纯粹的音节文字。腓尼基字母其实主要源自埃及的象形符号。
发明字母无疑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字母文字是所有文字系统中最简化的、最具颠覆性的东西。”[154]有了这种拼音字母，任何人类语言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人类通用文字。从腓尼基字母派生出古希腊字母和阿拉美亚字母，前者发展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后者演化出印度文、阿拉伯文、蒙古文、藏文和满文等字母。
文字的创造给人类生活带来文明的曙光，它的创造价值超过了其他任何成就。人类在5000多年前迈出的这一大步，使他们创造的思想和经验可以保存，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这两项过程都是维持一个复杂的社会所必需的。[155]
“和自然的口语相比，文字完全是人为的东西，‘自然而然’的书写方式是不存在的”；“文字产生了新的分割和异化，同时又产生了更高水平的结合。文字强化了自我意识，形成人与人之间更加自觉的互动，文字增强了人的意识”。[156]没有文字，知识便难以积累和发展，尤其难以传播。文字使信息超越时间和空间，人类的知识与智慧不仅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也可以不通过任何人就传给后来者，而且更准确、更有效率。与文字记载相比，人类的记忆力显得极其渺小，因为记忆难以超越一个人的寿命，而文字却可以。许慎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157]文字是文明的象征物，没有文字的民族即使在战争中获胜，也必然会被有文字的民族从文化上征服。“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158]
在文字出现之前，语言仅限于口语，口语是语言的基础，文字是语言的提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加丰富。“文字以其表达精确替代了口语的表现力，它不仅改变了语言的语汇，而且改变了语言的灵魂。说话表达的是感觉，而文字表达的是观念。”[159]语言是为了表达思想，而文字则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使语言能够存储，人类第一个信息时代就这样到来了。“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160]固定的文字与人发生疏离，使语言脱离语境而走向独立，并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影响力。文字化的语言越来越规整和标准，社会因此而发生整合。
视觉是离析的，而听觉是综合的。口语文化是民主的和部落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市理想人口，是演讲人讲话时全体公民都能听得到。每一个人类族群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因为口语的即时性和现场性，限制了人群的数量；听觉的不精确也难以形成绝对的权威。“希腊人强大的口头传统和灵活的语言组织能力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161]文字的出现打破了语言的僵局，以固定的共识减少了无谓的争论，不仅从空间上造就了一个宽广的社会，而且从时间上树立起一个精确而固定的权威，帝国与专制便有了技术前提。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说，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当文字进一步走向中立和客观时，个人主义的公民文化又成为现代的创造。西方司法体系在庭审辩护和陪审制度中充分保留了口语习惯，而中国早在秦朝就全部书面化，以口供取代辩论，而口供其实就是笔供（画押），诉讼常常沦为刀笔吏的暴力与阴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也始终没有口语讨论的习惯，即使“口头发言”也依然是书面性的，只不过以当众朗读的形式呈现。[162]按照圣人的说法：“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利玛窦就发现：“从太古之初，中国人就倾全力关注其书写的发展，却不甚关心口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
中国使用印刷书籍来实行书面考试的制度比欧洲早得多，这一点可能有碍于创造性思想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人缺乏书写材料，而长于口头辩论，并且到19世纪开始后过了若干年，还宁愿采用口试，而不大愿意采用【3标@】笔试。这也许就使他们把机智和推理能力看得比记忆更为重要了。[163]
“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契为信不足，书立言为征。”[164]在口语时代，为了使信息更易保存，只能采用韵文类的诗歌；文字时代以散文为主，严肃的思想和研究使人类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复杂化，哲学与科学便出现了。文字比口语更能发挥人的意识潜力，更富有表现力。文字的出现，使得思想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专长。口语稍纵即逝，且完全出于本能反应，思想因其滞后而显得无足轻重；文字具有更大的信息承载量，且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人的理性由此被激活。从某种程度上讲，书面化的文字绝不仅是一种记忆的提醒物，它重新塑造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世界，并赋予思想一个理想的前提，使其能够经受人们严格而持久的审视。文字对“语言的凝固”创造了文化与文明，也催生了无数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繁荣与文字的普及有直接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学术下移”。文字写作的速度只有口语表达的十分之一，这种不同于自然状态的低速运转和“慢动作”，使大脑能够进入一种高度精细和灵敏的思维状态。
被书写的历史
“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165]作为象形字，汉字“史”字表示右手执笔写字；《说文》云：“史，记事者也。”文字一旦出现，历史也就随之诞生。在文字之前的历史都被称为传说与神话的“史前”时代。
文字既是历史的开始，也是文明的起点。所谓文明，就是农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国家、城市、工业等一切人类现象，而文字无疑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法国历史学家马丹指出：“文明创造书写，书写与文明息息相关，所有的书写无不反映特定文明的思考方式。”人生是短暂的，文字则是不朽的，而文字又是人书写的。文字使人重新看待生命本身，并追问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古人相信文字可以永久流传，“后世相知或有缘”。儒家提出“舍生取义”的思想，这种“义”就体现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形式。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张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语言代表了人的根基，也是人的社会性归属的体现。”[166]如果说语言使人类与动物发生差异的话，那么文字就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从“野蛮”演化为“文明”的标志，就是运用文字能力，起码是人们阅读书面语的能力。“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敬惜字纸’的篓子。”[167]在古代社会，“读写能力”[168]仅限于极少数人，文字的影响还很有限，但在现代社会，读写能力几乎就是语言能力。甚至说，现代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阅读取代了语言，人们通过视觉符号直接激活思想，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话语。
犹太哲学家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动物只能对“信号（signs）”作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169]文字无疑是最典型的“符号”。
文字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基本与金属（青铜）同步出现，此前的石器时代几乎是没有文字的。早期文字能遗留下来的并不多，就留存至今的文字而言，大多以刻画为主。“俗无文字，刻木为契。”[170]苏美尔人将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中国最早的文字则留在骨甲、石头和金属器皿上。
有学者认为，在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30个符号，有可能是汉字最早的起源。殷墟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汉字在商代已经极其成熟，甚至已经有了“书”（《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的发掘，不仅将中国文字史延伸至更远的三千多年前，也将中国历史向前推移了一千多年。作为周文化的发源地，在岐山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171]和金文，甲骨、石鼓、散氏盘和毛公鼎代表了早期汉字文化——即“金石学”的典型生态。这里也是仓颉[172]故地，最早的“中国”就诞生于此（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何尊”[173]底部，书有“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不仅汉字，连最早的通用汉语“雅言”也以岐山方言为基础。所谓“君子安雅”[174]是指“雅言”为士大夫阶层的标准语，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75]。
与象形文字相比，去意义化的字母高度抽象，这种表音文字对语言的依附性最易造成社会割裂；相反，表意性的汉字顺利完成了社会的整合。表意文字将视觉与听觉隔离，这使汉字突破了方言的屏障，中国很早就形成同一文字下的大一统帝国。汉字的独立，也隔绝了口语的影响；在三千年中，口语语言或发展或灭亡，文字始终停滞于远古的文言文时代，甚至甲骨文也能被今人解读，这多少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在一定程度上，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也造成中国文化的“停滞”。从语境来说，中国的口语与书面语处于严重分裂状态，口头是一码事，书面是一码事，事实又是另一码事；这种分裂影响了中国在宗教、历史、逻辑、哲学、法律和科学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而文学和书法因为仅限于文字本身的艺术性，反而保持了诡异的繁荣。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不同语言构成不同民族，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文字。语言可能是进化的结果，而文字则完全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文字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并受地理限制。“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176]
“汉字的起源独立于口语系统，它不是语音的记录，而是外物的模拟，所谓象形。它源于卜辞，演至史官对国家大事的记载。”[177]在现代文字中，汉字差不多是最古老的；相对而言，英文要年轻得多。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高达90%以上，但在西方字母文字占主流的世界语言学中，汉字仍被认为更接近符号而非文字，用韦伯的话说，汉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178]与口语语言相比，文字性的书面语言要简约得多；与大多数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更强大的信息容量和压缩能力。同样的内容，汉语比英文要减少30%以上的页面；若是古汉语，还要再减少一半。这是汉语过分书面化的好处。[179]“古者文字无多，转注通用，义每相兼。”[180]汉字发展随着其数量的增加，单字笔画也有所增加，从而使表意更加精准。但这也造成汉字数量庞大、笔画复杂、意音断裂、多音多意、语境微妙等缺点，使汉语成为世界上几乎最难以掌握的文字。即使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阅读和写作也是一件劳心费力的技术活儿。[181]从阅读和写作来说，中国至今仍处于一个后文盲阶段。
包括汉字在内，早期的很多文字常常用于占卜祭祀，是巫师与神交流的工具；换言之，这些古文字都是写给“神”看的。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文字逐渐走出神秘，成为人与人沟通的新方式。书写文字比刻镂文字更加容易。埃及人用莎纸草，罗马人用羊皮纸，中国人用竹简和丝帛。因为学会读写需要大量训练，初期的文字仍仅限于少数神职人员和文化精英。在早期的帝国里，统治者颁发文件一般都是口授，由书吏记录传达，然后朗读出来。中国的先秦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口语时代，游士们常常以三寸不烂之舌来获取认同。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182]口语的现场感营造了共同的语境，相对而言，文字在写作和阅读之间则丧失了这种语境认同，因此文字往往发生歧义，比如“举烛尚明”的典故[183]。许多先哲智者热衷于言传身教、口耳相传、述而不作。诞生于这个黄金时代的思想典籍也多以对话形式展开，如《论语》《孟子》和《列子》等。在同一时期的希腊，身为石匠的苏格拉底也是一位狂热的舌辩者，柏拉图以对话形式著成《斐德若》和《理想国》。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批评文字是机械的，“制造了灵魂中的遗忘性”，使一个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记忆力。然而，苏格拉底的这段话正是因为文字才流传至今。
与苏格拉底的态度相反，身为“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儒家圣人孔子不仅重新修订了大量典籍，还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历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推崇技术的墨子在其著作中甚至这样鼓吹，“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184]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希腊世界从口耳相传转向阅读习惯。在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表现的逻辑原则，很难在口语文化中形成；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文字的持久性使得他能够把有关这个世界的已有知识加以结构化，进而他可以总结关于知识的知识”[185]。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书面传统得到延伸，其表现为搜集和保持书记运动。[186]
手写的终结
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在对美妙时刻的回忆和期盼中度过的。茨威格引用歌德的比喻，说历史是“上帝的神秘作坊”，大多数历史也是平淡无奇的，但偶然出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却“对世世代代做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187]。在人类史上，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在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灿烂辉煌的文明。在这个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作的“轴心时代”[188]，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等，印度、巴勒斯坦、希腊和罗马也涌现出一大批天才般的思想家，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也在这一时期发轫。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精神世界因为这一“群星闪耀时”而被彻底改变。
“书写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表明人类醒觉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文字用一种充分发达的文法作前提，由于书写与阅读的活动比起说话与听话的活动来，要无限和抽象得多。”[189]文字一旦出现，写作便成为人类一种最不可理喻的行动，《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实际上，无论是立德还是立功，最后也必须靠立言才能永垂不朽。横渠先生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写作促使知识的积累式发展成为可能，使人类知识总量迅速增加。书写使后人能够超越前人。依靠文字记录，大脑不再需要大量的记忆，从而为思考和思想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在不同人群和语境中，口头传播常常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陷阱”，如遗忘、改造、讹误等，文字的出现，结束了这种危机。与口语相比，书面语的信息承载量也要强大得多。一般而言，书面语的词汇量是口语词汇量的数倍甚至百倍，书面语更加准确和精确，从而避免了口语表达的模糊和随意。
书写将语言具体化，这与时钟将时间具体化是一样的；书写使语言标准化，正如钟表使时间标准化。文字既可书写又可解读，这种强大的信息技术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国家时代；或者说，文字成为一种极为成功的统治工具。文字和铁器相结合，产生了一种高度复杂的政治组织。文字使公文成为帝国的技术基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铁制武器。“书者，政事之纪也”[190]。文字可以记录信息，从而实现远距离高效率的信息传播，还可以借助文字的权威来展示统治的合法性。统一的法律作为文字权力严重侵蚀了封建地主和各级官吏的口语权力。为了快速传递官方文书，古罗马时代修建了极其庞大的道路体系。另一方面，“书写的传播促进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随着行政权力的加大，皇帝的权力上升”[191]。不难理解，写作者（author）与权威（authority）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根。
古罗马时期，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写在莎草纸上的信件和各种文件。罗马的新闻到达西边的不列颠需约五周的时间，到达东边的叙利亚约七周。远在西里西亚的西塞罗就是通过书信掌握着罗马的动态。有时候，人们也会把这些信件和文件抄录在莎草纸卷上，写下自己的评论，与别人分享。当时，书籍与信件并没有太大区别，也是用手写在莎草纸上，从一个人手里传给下一个人。谁若想保留某卷书，就誊写一份副本。《西塞罗书信集》就是从那一时期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书信集。[192]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193]古老的印加帝国仅仅依靠一种原始的“结绳语”[194]，就实现了统治。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华帝国在道路和驿站建制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自古“以史为师”，掌握文字的“史”是一种古老的官职，后来衍生出太史、长史、御史、刺史等。“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195]从统一文字和焚书坑儒开始，中国文字就被皇帝招安，成为天子权力的象征。“有事请殹，必以书，毋口请，勿羁请。”[196]在秦帝国，以刀笔吏著称的书记在帝国架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文字与官吏使国家权力以公文的形式主义，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深文周纳成为官僚统治的基本特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97]
相对于正式的篆书，隶书是刀笔吏[198]的常用文字。从一定程度上讲，汉字的书写到秦始皇时代才逐渐成熟。从图画性的篆书到书写性的隶书，汉字更加规整和统一，符号性、识别性和书写性都趋于成熟。中国文化传统也因此而自成一体。用费正清先生的话说，“中国的语言体系是权力主义的天然基架”。[199]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始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200]汉字“書”由“聿（筆）者”构成，意思就是用笔书写。即使进入书写时代，碑刻仍是中国最主流的文字传承方式。[201]在一定程度上，早期的“书”其实就是指“碑”。石碑比简帛更耐久，也更严肃，碑刻几乎成为历史的代名词，所谓“树碑立传”。与一般书写相比，碑刻是一种耗时耗力的大型工程。东汉时期，为了让天下儒生都能读到经典，蔡邕主持刻制了《鲁诗》《尚书》《周易》《礼仪》《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部儒家典籍，总共20万字、46块石碑，前后历时8年。“熹平石经”碑刻完成后，被安放在洛阳的太学门前。“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202]现存西安碑林的唐代“开成石经”，囊括儒家12部典籍，总计65万余字，由114块石碑组成，每一经的开头都安排在碑石中部，上一石与下一石的内容紧密相连，丝丝合扣，虽然没有页码，但次序井然，一块也不能放错。[203]“碑林”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座古代图书馆。
在书写时代，每一个文字都意味着一笔一画的付出，文字的写作无疑是一件呕心沥血的事情，论述和文章一般都不是很长。特别是在廉价纸出现之前，书写材料极其珍贵，文字务求精简。就中国而言，基于口语押韵的诗词曲赋成为写作的主要形式。即使著书立说，文字数量也极其有限。西晋时期，左思用十年时间写成的《三都赋》一经发表，便轰动京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与其他技术一样，文字长期属于匠人的专利，替人起草捉刀是一种普通且普遍的职业。在文字诞生之后四千多年，所有的文字仍然都必须用手来写，只不过从卷轴变成册子。如果要复制一个文本，也只能手抄，这是一件缓慢而乏味的工作。即使一个勤快的写手，一天也不过抄写30页左右。在中世纪欧洲，每一本书都是这样抄写在羊皮纸上的。人工成本再加上昂贵的羊皮，这使每一本书都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只有国王、教会和贵族才可能拥有一些藏书，一般人是极少看到书的。手抄书是如此昂贵，以至于一本弥撒书可以换一座葡萄园；1043年，巴塞罗那主教用一座房子和一块地从一个犹太人那里买了两册普里西安的著作。当时一般的图书馆不过拥有数十册书，很少有超过100册的。更不用说，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实际上，那些勇敢的骑士们也是看不起一个文弱书生的；他们虽然喜欢英雄美女的故事，但没有一个故事是自己从书上看来的，都来自道听途说。
对中世纪的欧洲来说，文字几乎与世俗社会没有多少关系，所有的知识几乎仅限于一部《圣经》；所谓书籍，就是教士们用鹅毛笔抄写在羊皮纸上的《圣经》。在这个“黑暗时代”，修道院几乎成为唯一留存有文字的场所。古代中国以文言文作为标准书面语，中世纪欧洲的标准书面语为拉丁文，伊斯兰教将阿拉伯文作为《古兰经》的唯一语言；换言之，文言文统一了不同方言的中国和东亚，拉丁文统一了不同民族的欧洲，阿拉伯文统一了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伊斯兰世界。
根据伊斯兰教义，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都应当抄写《古兰经》，以便借此获得信仰。安拉这样对穆罕默德说：“羊皮纸上的文字是我传给你的，以便他们能够用他们的双手来感受。”[204]这种严肃的抄写传统培养了大量穆斯林学者，并营造了伟大的阿拉伯文明。“中世纪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的文明，在任何方面都超乎基督教欧洲。在数学、医学乃至整个科学方面，学会阿拉伯语就可以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尤其是欧洲失落已久的典籍译本，以及伊斯兰教科学家在研究与实验方面的新资料。”[205]
在古代中国，民间写经所或官方的秘书省都有大量专业写手（经生），他们以标准的楷书，抄写儒释道的经书与典籍。书籍以这种人工方式，可以复制至几百部、几千部，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传承。
12世纪，随着大学在西方的出现，知识分子群体迅速扩大。[206]与此同时，中国纸的大量生产，也突破了书写材料的瓶颈。从14世纪起，民间抄写工逐渐成为一种新兴职业；他们成立行会，比修道院的教士们更高效、更实际。在15世纪中期，巴黎的抄书工从业者不下于一万人。同时，专业书商进一步使书籍的“制造”和销售走向更宽广的层面，文字和图书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随着文字的世俗化和大众化，许多通俗语言和方言慢慢进入并改写了传统文字体系。
印与印刷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材料革命，比如铁器和纸的出现。前者改变了农业和军事，后者改变了思想和文化。就纸和印刷术而言，古代中国无疑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
柏拉图曾说，人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实际上，柏拉图时代尚无印刷。从印到印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早在纸出现之前就有了印，印的历史甚至比文字的历史更长久，从最早的图腾到后来的文字，印都是权力的象征。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各地发布了数以万计的标准计量器——“权”；“权”上印有四十字的篆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这些陶制标准权实行大批量统一生产，四十个文字分为十组，每四字一组铸印，按顺序压印于陶坯。这些标准权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印刷品，虽然不是印在纸上。著名的斐斯托斯圆盘也是类似原理，而且时间更早，并且使用的是单个字模，这其实就是活字印刷了。这个公元前1700年的遗物甚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文件”。
印者，信也。作为权柄的典型物化，印在东方为泥封，在西方为蜡封。中国从秦始皇始，皇帝之印为玺，文字为标准篆字[207]；皇帝以下为印，如汉朝授日本国王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208]。汉以后，纸已经出现，泥封没落，印的尺寸渐大，阴文亦改为阳文，乃至有人制作了四寸见方（13.5cm×13.5cm）、多达120个字的木制巨印。这其实已经是一块小型雕版。从制作和印刷原理来说，印章与雕版如出一辙；或者说，印章是缩小的雕版，雕版是放大的印章。
事实上，印章与雕版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碑刻是“书籍”的主要载体之一。碑刻不仅可以直接阅读，还可以作为机械复制的母版。拓印要比手工抄写更加便捷，且不失真，因此拓印技术流传甚广，成为很多历史典籍重要的复制方式。雕版的过程类似治印，印刷的过程类似拓碑；印章与拓印相结合，将沉重易碎的石板换成易刻结实的木板，雕版印刷技术也就水到渠成。虽然西方认为活字印刷才是印刷，但中国传统的印刷就是雕版印刷；准确地说，印刷在西方是“印”，在中国则是“刷”。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地位类似雕版印刷在西方的地位。无论哪种印刷，在当时都是一种进步；只有到了印刷时代，文字与图书才得以大量进入社会。
“手抄书文化不能够使详细的文字记录成为‘公共知识’，不能够使之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209]与传统的手工抄写相比，印刷的效率要高得多；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一个印工一天可印制1500—2000张纸，一块印版可连续印刷上万次。印刷实现了书籍的大量生产，甚至说，印刷创造了“书”这种商品。在隋唐时期，佛教已经用雕版印刷大量复制佛像和经书。现存最早的印刷书就是一部印刷于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被发现于敦煌莫高窟。[210]同时发现的还有数百枚回鹘文的木活字。世界其他地方还在抄写时，中国已率先进入印刷时代。[211]
甲骨文“册”字足以说明竹简的古老，早期中国纸书——无论抄写还是印刷——仍然保留了竹简的卷轴形制，文字竖写，并在每行之间画上竖线来模仿竹简的间隙。进入唐代后，书籍印刷和销售已经相当繁荣。白居易的诗集被“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政府司天台还没有颁布新历，民间所印历本“已满天下”，甚至还出现了最早的报纸《开元杂报》。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事四朝，相六帝”的冯道见“诸经舛缪”，而传统的碑刻工程又过于浩大，遂以印经取代石经，首次采用雕版印刷《九经》，“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无论《新五代史》还是《旧五代史》，都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212]。手抄书因其数量有限极易失传，印刷使书大量生产，无疑增加了书籍的留存机会，这使唐宋之后文献佚失大大减少，保存下来的史料也远比之前丰富得多。这并不仅只是距今较近的原因。
作为文化的典型象征，中国印刷业在宋朝达到巅峰，印刷书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正是由于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有流传的许多更早时期的著作才得以保存至今。这些印刷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令人惊奇的材料。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决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历史。印刷术的发展并非可以验证这种比较的唯一证据。”[213]从宋代起，“线装书”的规范实现了书的标准化；传统手写楷书被刀刻方角的“宋体”代替，这种严谨有力的新字体更易刻制和识别。更重要的是，刻工的劳动成本下降了一半，这直接导致印刷成本的降低。[214]
宋朝之后，中国文化陷入长时间的停滞，印刷技术基本停留在宋代的水平；出现于宋朝的活字印刷技术，此后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215]宋代印制的《大藏经》达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十三万块。明清时期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均放弃印刷，而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抄写。这些抄写书多被称为“稿本”或“孤本”，因数量少而极易失传。《四库全书》动用四千名写手，抄写了七套；《永乐大典》用两千名写手只抄了三套，后来大多佚失。
在后世看来，宋版书的印刷技艺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活字印刷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本多以能书人书写上版”。在中国，汉字不仅是一种文字，其本身还是一种艺术——书法艺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文字和书籍不仅仅意味着知识，也意味着审美，甚至审美的需求大于求知，这其实也是中国藏书家众多的重要原因，这与收藏书法作品是一致的。同样是文字，书法可以垄断、私藏、占有，而可复制、可传播的思想作品却不能独占。与书法家相比，作家的影响和收入都难以望其项背，很多作家甚至以“卖字”（出售书法作品）为生；如果这尚与艺术有关，那么中国对权势人物“亲笔题字”的膜拜则纯属趋炎附势了。宋代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216]中国自明清以降，对书籍重书法而轻思想，对绘画重意境而轻记录，这与崇拜钟表而忘却时间一样，多少都有点买椟还珠的讽刺意味。
印刷术以及“四大发明”，其实是近代以来一种典型的西方视角。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其成本在古代中国都是极其昂贵的[217]，这使得印刷术本身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西方那样显著。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工成本一直都极其低廉，即使一个识文断字、写得一手好字的“经生”。清代经生赵魏“家贫无以为食，尝手抄秘书数千百卷，以之换米，困苦终身”[218]。明清时期，抄书从业者远比印书从业者众，大多数书都是以抄本流传下来的。[219]抄本对中国书籍的版式风格造成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传抄过程中，人们往往根据个人喜好，对不同内容任意组合，并加入各式评点和注释，因此形成了传统书籍（包括刻本在内）的“杂录”式风格，以及文本的不确定性。[220]古代就有谚语说：“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221]
虽说宋以降，雕版图书“流布天下，后进赖之”[222]，但并没有完全终结手抄书时代，书籍的匮乏与珍稀可想而知。朱元璋以北伐结束蒙古统治之后，为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发展地方教育和科举，另一方面鼓励出版和印刷（禁止对写作、印刷和出版征税）。[223]即使如此，明初一个宁波的世家子弟承认，他在中进士前，“两汉犹为近古，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对大多数穷书生来说，读书无疑是一件极其奢侈而艰辛的事情，因为读书其实就是抄书。明代学者宋濂这样回忆自己早年的读书生涯——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3标@】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22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印刷书基本都是雕版印刷，即“刻本”。“虽然早在北宋时就已发明活字印刷，但活字印刷一直未能替代雕版印刷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活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与15世纪以来西洋印本几乎全部为活字印、李氏朝鲜活字本压倒雕版者均不同。现在虽有许多宋版书保存至今，但尚没有发现一部活字本。”[225]就内容而言，古代印刷书以历书、蒙学和科考书为主，[226]所谓“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227]；“明刻非程文类书则士不读，而市不鬻”。[228]顾炎武说：“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这些“主流”（雕版）印刷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字的普及和统一，强化了儒家传统；活字印刷主要用于家谱印刷，促进了宗族传统。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中国木版印刷品的数量也确实令人惊叹。然而，印刷术的发明并未在中国引起思想的动荡，民族语言与特性的推进，或者一场文化和科学上的革命。”[229]就印刷术来说，技术进步对中国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进步。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多少有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味道。
谷登堡革命
从很多方面来说，纸的发明都可以与钢铁和纺织的发明相提并论，人们甚至以纸的消耗量来衡量文化的发达程度。就纸文化而言，中国先拔头筹，最早实现了文字载体的轻质化和低成本化。“在中国，纸是官僚政治的同盟，但在欧洲，这一点来得太晚。政治已被放进另外一个模具里面，纸被用来服务于把帝国君主制的敌人——如牧师、地方自治和后来的皇族——官僚主义化。”[230]
现代研究证明，在蔡伦之前，“纸”就已经出现；人们用缣帛写字，名为“幡纸”，故而“纸”字的部首是“纟（丝）”。可以这样说，没有纸也就不存在真正的“书”，只有当纸取代骨甲、石头、青铜、竹木、丝帛、兽皮、泥土和纸草，而成为文字新载体后，书籍的历史才正式开始。
唐天宝十年（751），已经进入纸时代七个世纪的中国与刚刚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发生了争夺中亚霸权的怛罗斯之战；中国惨败，造纸术成为阿拉伯帝国最大的战利品。在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的300年中，中国纸缓慢而不可逆转地逐步取代传统的羊皮纸（牛皮纸）。纸在欧洲起初被称作“bagdatikos”，意思是“来自巴格达”，这与“印度数字”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类似。[231]1276年，意大利出现了第一家造纸作坊。
在中世纪的欧洲，抄写一部《圣经》要用300张羊皮和15个月时间，仅羊皮就占去书的一半成本。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羊皮珍贵，很多书才得保存和流传，而廉价的草纸书大多湮灭佚失。在现代人眼中一字万金的《大宪章》，当时便是一卷羊皮纸。即使早期的中国纸也很昂贵，但纸的成本也只有羊皮纸的十分之一，而且纸是可以大批量生产的。与羊皮纸相比，中国纸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可印刷性。房龙说：“如果没有腓尼基的闪族部落发明的字母表，欧洲人或许就没有文字来以书面形式记录口头语言。如果没有大唐帝国的惨败，那么中国纸出现在西方的历史一定会晚得多；而没有中国纸，也就不可能存在印刷。”[232]
印刷术或许是与造纸术一起传播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德在1310年完成的《世界史》中，就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印刷术。同中国一样，欧洲最早的印刷也是雕版印刷，后来才发展到活字印刷。14世纪末，德国纽伦堡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宗教版画。“不单在使用纸张一事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影响，而且在欧洲雕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影响实为最后的决定因素。”[233]与中国汉字不同，字母文字以其极为有限的数量使活字印刷迅速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印刷技术。
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就想到活字印刷：“为什么不能设想通过把大量用黄金或其他物质铸造的字母随意地组合起来，当场就可以用这些字母印刷恩尼乌斯的《编年纪》呢？”[234]或许因当时奴隶抄手很多，发明印刷没太大意义。实际上，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基于一系列技术进步——造纸、文字、冶金、油墨等。很多发明都不是某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正如蔡伦对造纸术的贡献一样，在活字印刷的发明过程中，谷登堡[235]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晚于毕昇时代，谷登堡或许对中国活字印刷术有所借鉴，但他的印刷技术从根本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与中国的雕版印刷甚至活字印刷相比，谷登堡的印刷装置更像是一台“机器”。中国木活字或金属活字均为手工雕刻，谷登堡采用的是机械冲压，成本要大大低于前者，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欧洲有着极其悠久的铸造金币的历史，而谷登堡的父亲就供职于造币厂。对身为金匠和机械师的谷登堡来说，与其说他发明了印刷机，不如说他发明了铸字机和生产活字的冶金技术。[236]活字印刷的核心在于大量字模，如果说字模的价值大于印刷机，那铸字机就更显珍贵。“当一台印刷机价值15块至20块银币的时候，铸造活字的设备价值高达60块至70块银币”[237]。谷登堡成功地发明了由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铸成的合金铅字，并借鉴油画颜料，制造出了理想的印刷油墨。就谷登堡印刷机本身来说，它其实是从螺旋式葡萄酒压榨机[238]改装而来的。在英语中，印刷机和压床都是“press”。
谷登堡活字印刷技术最重要的是制作冲模，用它来冲压软金属基体，以制成字模，再用字模铸成铅活字（含少量锡）。冲模须在硬金属（如黄铜）上用手工刻制。由于需要模仿当时手稿所有的缩写、连字，一套字模要为每一字号制作出150多个活字。钢字冲—铜字范—铅锑活字，这种“三位一体”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活字工艺。[239]从原理上来说，前者实现了活字的机械化大量生产，而后者仍属于原始的手工雕刻。换言之，古登堡实现双重复制：以冲压铸造复制活字，以活字复制文本。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是一种通用技术，人们不必再为每一份印刷文件单独雕刻一个模板；一套通用的字模只需变换不同组合（排版），就可以应付所有的印刷任务，印刷成本大大降低。早期的拉丁字母只有一种书写形式（大写），到4世纪时，分化出一种更节省纸张，也更容易书写和识别的小写字母。虽然谷登堡仍遵循手抄书的习惯，并按手写体制作活字字模，但谷登堡印刷机问世不久，就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手抄书时代，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印刷机的效率比手工抄写高得多，印刷书的成本只有手抄书的几百分之一。一个熟练而且勤奋的抄写者一年才能抄写出两本大型书，而印刷时代的一个小印刷作坊就能印出数万册书。[240]一本印刷版的《圣经》价格再贵，也只有手抄《圣经》的五分之一。虽然谷登堡以大大低于手抄本的价格出售这些圣经，但他仍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
手写时代的羊皮书因其珍贵，都极尽包装之能事，甚至以黄金镶边。谷登堡仍然沿袭了传统书的精装习惯。精装意味着长期保存和反复阅读。中国传统书为线装，精装书多以绫绸织物装裱封面，外加套函或书夹。印刷即使没有创造书，它也对书做了重新界定。随着大众阅读的兴起，小开本、非精装的小册子逐渐成为印刷书的主流。印刷机的发明，一下子将复制信息的成本减小到只有原来的三百分之一，从而大大降低了知识的储存成本，这使得当时几乎所有的手抄本，全部都被机器复制成了印刷书。
“《谷登堡圣经》一经出版，便立即成为《圣经》的标准版本，后来出现的《圣经》的各种版本，均以《谷登堡圣经》为基础制作而成。”[241]标准化大量生产的印刷书不仅在数量上使书籍从少数人的禁脔变成大众的盛筵，更从质量上以其规范统一而成为权威的典范。在谷登堡之前，同样一部书，因为抄本众多而错误百出，3世纪的神学家俄利根抱怨说：“由于一些抄经士的粗枝大叶，另一些的泼天大胆，抄本之间已经千差万别。这些人要么在抄完后不做任何校对工作，要么在核准过程中随意增删。”印刷术衍生出现代版本学、考据学和校勘学，学者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场由谷登堡在美因兹地区创造的机器印刷所带来的书籍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后人称之为印刷革命、书籍革命、媒介革命、传播革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干脆将其命名为“谷登堡革命”。她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中，详细解析了谷登堡印刷机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巨大历史变革的推动机理。历史学家高尔指出：“谷登堡使排版印刷臻于完善所花费的二十年，标志了现代时期的开端；要不是由于印刷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影响，根本不可能出现随后的科学、政治、基督教会、社会学、经济与哲学等方面的进展。”芒福德也持类似的观点：“尽管在蒸汽机普遍使用之前的几个世纪，水磨和风磨在中世纪的革新使18世纪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但是任何一方面都依赖的主要发明却在16世纪之前的欧洲全部完成了；这些发明深入地变更了文明世界的空间—时间构架——并且改变了外在环境和人的内在特征。”[242]芒福德在这里所说的“主要发明”就是指钟表和印刷机。
与钟表所引发的“时间革命”相比，“印刷革命”提供了另一种关于制造的范本；可以说，印刷机为未来所有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纸张是最早实现机械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商品，金属活字是第一种完全标准化和互换性生产的机器零部件。印刷机是利用标准化、互换和可替代的部件，实现机械化大量生产的第一个工业案例。[243]“谷登堡对印刷业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任何一项具体发明或革新。他把所有这些印刷领域的技术革新结合成一种有效的生产系统，而印刷的优越性就在于大规模生产。他创造的不是一种小配件、小仪器，甚至不是一系列革新，而是一种完整的生产工艺。”[244]谷登堡印刷机所示范的大量生产模式，后来很快就被应用到各行各业。用麦克卢汉的话说，“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甚至说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印刷术是古典时代手工艺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并轻易地带动了所有工艺走向机械化。”[245]
凸版印刷是第一条装配线，它把制造工艺分解为一套固定的步骤，可以生产一模一样复杂的产品，而其部件是可以替换的。这第一条装配线生产的不是火炉、靴子和武器，而是印刷的书籍。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把可替换零件的技术用于其他的生产活动，那时，印刷机使用这样的技术已经有三百年历史了。[246]
在媒介学家看来，语音文字将线性序列作为社会和心理组织的手段，产生了应用型知识；印刷术推行标准化劳动方式，保证了高效率的工业生产。这些媒介技术使西方社会不仅有征服者的愿望，而且具备征服者的能力，能够凌驾于自然和其他社会之上。
“印刷术说明语词是客观事物，印刷术在这方面显示的功能远远超过了书写的文字。”[247]印刷术把语词变成了商品，促进并造成了知识数量的大规模增长。因其“公共性”，书籍显然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消费品，“每一本书都是一件商品，印制它们的人首要目的是营利”[248]。印刷取代了手工书写，成为机器工业大生产的先行者，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并发布斗争宣言。作为一种代表性的创新，印刷技术迈出了人类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第一步。在现代历史上，书籍成为第一种再生产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工业产品，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机器，印刷机的意义远远超出其机械本身，它直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将现代社会到来的时间大大前移。通过对书本廉价而快速的生产，传统社会的知识垄断迅速瓦解，更多的穷人和业余人士也得以分享科学常识，知识民主化又为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提速。用比尔·盖茨的话说，活字印刷术给西方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快速复制书籍的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加快了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积累，并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
谷登堡一定不会想到，他在300年后被法国大革命褒奖为第一位在欧洲传播“启蒙之光”的匠人，而将印刷术当作各民族的“自由火炬”。谷登堡确实点燃了印刷之火，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机器印刷就如星火燎原传遍了整个欧洲。从1454年谷登堡用他的印刷机印制出180本精装的“42行本圣经”[249]，到1500年，至少已经有2000万本书，被1000多个印刷所“生产”出来，涵盖四万种不同领域和主题。在手抄本时代，整个欧洲也不过只有几万册书。这标志着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大量生产的书籍和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特别是廉价简装书和小册子的出现，一下子让书变得更加“平易近人”，文字进入大众生活的视野。到1600年，机器印刷书的总量已经超过两亿本。这在人类历史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信息大传播。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印刷“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
雨果说：“印刷术的发明是最伟大的事件，它孕育了一切革命，是崭新的表达人类思想的手段；思想摒弃了旧的形式，形成新的思维。”印刷术对西方文明和现代世界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思想升级，印刷通过普及书籍而扩大了阅读群体，知识分子兴起，文盲率下降，人力资本提高；其次是经济升级，印刷推动了人文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播及技术扩散；再有是政治升级，印刷瓦解了专制权力，催生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民主制度的预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曾30多次提到谷登堡印刷机对现代文明的巨大推动。媒介学家雷吉斯·德布雷认为，“知识分子”能够形成气候，一个关键技术条件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思想的传播、政治与宗教的布道、言论的自由与控制，攻守双方的战斗就越演越烈。知识分子与权力争夺媒体的历史战争由此展开。
人们对印刷术的最早定义是“书写的机械手段”。与传统的手抄书相比，印刷文本实现了文字彻底的机械化，去除了一切人为（手写）的痕迹，即使没有让文字变成机器，起码也使其成为机器产品，文字的视觉特性因此而得到最大的提升。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总结道，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西方世界原有的部落化状态，印刷术的发明则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心理状态，导致西方人对知识视像化的倚重，从而使得西方人后来逐渐创造出了理性主义、近代科学、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等人们所熟悉的思想文化成果、经济社会组织方式。[250]
文艺复兴
对欧洲来说，印刷机就是现代文明的播种机。书籍的商品化使知识祛魅，文字不再是权力的道具，而是一种人人必备的现代语言。书籍作为象征对象，围绕它形成一种文化构建，或者说是“读者共同体”。文本的规范化与大众化，催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书面语”，精英的拉丁语迅速没落，世俗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登堂入室。
1539年，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法国的官方语言，实际上也成为欧洲通用文字。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各比把经院拉丁语的式微和普通民众方言的兴起，看成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方式转变。“为各国统治者提供共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知识精英们，逐渐被更加直率的、影响力更大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这一变化使得各民族语言不仅在本国的日常事务中取代了拉丁语，甚至在最新的学术研究中，也取代了后者。”[251]
人是因为语言和记忆而被分为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最显著意义是对人的界定；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宝藏和文化密码，是其“社会智慧与共同自尊的源泉”，语言构成族群认同的重要基础。印刷机比秦始皇严厉的行政制度更容易实现文字和语言的统一。印刷术强化了语言群体之间的壁垒，使墙内的语言标准化、同质化，摧毁了小的方言分歧。印刷书被赋予一种记忆的使命，它通过大量的复制和阅读形成“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现代国家依靠“印刷资本主义”实现了民族主义统治，没有印刷导致的宣传，就没有民族主义。“以印刷资本主义为媒介，1500年到1800年间在造船、航海、钟表制造和地图绘制法等领域逐渐累积的科技创新终于使得这种想象成为可能。”[252]可以这样说，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是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印刷术“爆炸”的结果。由印刷书市场勾画的语言疆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民族界线。
16到18世纪之间，印刷术改变了欧洲人的私人和公共生活，给欧洲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政府“以往靠繁琐的手抄方式与官员联络，现在很快开始采用印刷文本宣战、公布战况、颁发文告，并以宣传册的形式展开辩论。他们努力借助这些手段打赢心理战”。印刷术使得政治宣传成为可能。它凸显了不同社会集团，如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为不同政治党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印刷材料可以散布到公众中，那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个人受到影响，开始加入某一社会集团。这样，被地理界线分隔的人群便可以达成共同的认识，取得共同的身份。[253]
进入印刷时代之后，知识交流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播的范围迅速扩大，大规模印刷的廉价书籍（特别是《圣经》）刺激了大众教育，识字人口大量增加。许多出身卑微的人通过阅读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是这些草根大众成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16世纪上半叶，虽然各个阶层的藏书比例变化不大，但藏书量都翻了一番还多。医生的平均藏书量从26本增加到62本，律师从25本增加到55本，商人从4本增加到10本，纺织工匠从过去的1本书变成了4本书。[254]印刷技术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书市场，同时也催生了职业作家群体；在传统时代以个人身份资助作家的贵族不再是写作的必需前提，资本化的印刷商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书籍印刷出版业从肇兴伊始，就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255]
“新的印刷术诞生不久，印刷所就如同满天繁星遍布意大利。”[256]如果说谷登堡发明了印刷，那也可以说尼古拉·詹森发明了“出版”。书的“出版”从几百本到几千本，迅速形成商业规模；一部书所面对的读者不再只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与手抄书相比，出版赋予了书的公共性格。1458年，身为铸币师的詹森曾到美因兹学习印刷；1469年，他依靠谷登堡印刷机在威尼斯开了第一家印刷厂。到1480年，意大利已经有50家印刷厂，而当时德国只有30家。15世纪末，仅威尼斯就有417家印刷厂，詹森成为威尼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出版商。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审视、修订大量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手稿。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代经典很快成为印刷商的盛筵。这些印刷书不再是谷登堡圣经那样大开本的豪华藏品，而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小开本口袋书，因而得到最广泛阶层的欢迎。
作为一个商船所有者的共和国而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共和国，威尼斯是一个富裕自由的城邦国家。威尼斯不仅商业高度繁荣，而且享有欧洲最多的言论自由，这里几乎成为宗教裁判所的化外之地。东罗马帝国的陨落使大量知识分子流落于此，一直被教会禁止的犹太、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古代经典在这里重见天日。[257]作为“保留一切艺术的艺术”，印刷术的诞生恰逢其时，欧洲在一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社会运动中开始崛起。
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曾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258]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语中（Rinascimento），由“重新”（ri）和“出生”（nascere）构成，它其实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和“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259]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敲响了中世纪的晚钟，吹响了现代的号角。以米兰多拉的《论人的尊严》[260]为代表，从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迎来了人性与自由的第一缕现代曙光。“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61]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依靠口语化诗歌化的写作，从意大利开始，掀起了前印刷时代的阅读热潮。古罗马时代的《物性论》于1417年重见天日，它所倡导的原子唯物论、对世俗和人的肯定、对现世快乐的追求，直接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大幕。[262]“在所有北欧人文思想家当中，最有名的也许就要数伊拉斯谟了，个中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伊拉斯谟作品被大量印刷，并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263]1516年，伊拉斯谟经过对诸多手抄《圣经》版本的精心编校，出版了被后世视为权威的拉丁文《圣经》。
14世纪时欧洲最著名的畅销书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全欧洲也不过两千本左右，到了一个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印刷机，仅意大利一地的图书就超过750万本。作为历史上首次由大众出版业推动的思想运动，人文主义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到前所未有的众多人群中去。“印刷术使文字深深地内化在人心里。”[264]书籍提供了许多严肃的公共话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权利、平等和自由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有了印刷术，思想能以无比迅捷的速度传播开来。书籍的影响远比大多数所认为的更加深远和广阔。书籍营造了现代共识，制造了社会认同，现代人因此而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道德更加高尚的世界，一个因书籍而形成和改善了的世界。“从文艺复兴起，直到今天仍然盛行的，以书籍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化，是我们所继承的一笔无法衡量的巨大财富。”[265]
随着印刷书和阅读者的日益增多，拉丁文跌下神坛，古老的罗马数字被阿拉伯数字取代，[266]学术权力逐渐从教会转移到世俗社会，宗教著作也被人文学者的作品取代。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成为翻译语言最多和印量最大的一本书，堪比世俗版的《圣经》。“在几何里，没有专为国王铺设的大道。”欧几里得创造的“公理化方法”无疑是一场知识革命。古希腊创造的数理经纬网络实现了对地球表面的全面覆盖，这种对方位与距离的严格定义，正体现了数学的精妙。海洋从此不再深不可测。经验一旦被总结，学习就更加有效。1494年，意大利教士帕乔利出版了《数学大全》，其中的“阿拉伯数字”和“复式记账”迅速传播，成为现代会计学的基础。作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银行豪门，美第奇家族的成功与复式记账有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美第奇家族对艺术家的慷慨资助构成文艺复兴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267]
科学是一个不断增长和扩展的知识整体，“毫无疑问，哥白尼大量借鉴了托勒密的著作《至大论》，印刷业的出现使其更加容易。”[268]印刷出版不仅促进了科学研究，也加强了科学交流，各种学术著作以及定期的学术刊物，使最新科学成果能够迅速传播。印刷机和可靠的邮政服务构成一个信息网络，“长距离、高层次的对话交流渠道由法庭和大学里通过手稿进行的口头传播，变成了依靠文本大量印行的书面传播。”[269]作为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思想，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学”、哥白尼的“新天文学”、维萨里的“新解剖学”、培根的实验科学、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和马兰·梅森的“新哲学”等，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几乎都是借助印刷而大行其道的；相反，天才般的达·芬奇同样有大量的发明和著作，但却被他雪藏深锁，拒绝刊印成书，这让他无数呕心沥血、巧夺天工的创新研究就像没有发芽的种子一样，对当时的科学发展几无贡献。因此，科学史的创始人乔治·萨顿将印刷术视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
印刷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它对科学史尤为重要。印刷术改变了历史的经纬，因为它取代了不可靠的传统形式（口头形式和手抄本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可靠和持久的形式，仿佛人类突然获得了一种值得信赖的记忆，而不是飘忽不定、容易使人受骗的记忆。[270]
科学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对仅仅基于信仰的宗教权威产生了怀疑，在潜移默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科学革命不仅与宗教改革有关，也与后来的启蒙运动有直接渊源。启蒙哲人把过去大体上分成四大时期：近东的大河文明、古代的希腊罗马、基督教的千年统治和始于“文艺复兴”的现代。这四个时期有节奏地相互关联：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结伴，都是神话、信仰和迷信的时代；第二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都是理性、科学和启蒙的时代。作为现代科学和启蒙思想的立论基础和目标之一，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类不仅是同一个“种族”，而且分享共同的价值判断的基础，追求同样一种幸福。
“印刷术的发明排除了匿名的许多技术性因素，而同时文艺复兴运动构建了知识产权和文艺名誉的新观念。”[271]手抄书文化不能维持发明的专利和文学创作的著作权，印刷品的作者署名权作为版权受到尊重和保护，这和后来引发工业革命的专利制度出现在同一时间。印刷书刚刚诞生，威尼斯就率先制定了版权法和专利法。[272]在《美国宪法》中，“作者”与“发明人”属于同一性质，二者在一定时间内拥有“自己的著作和发现”的权利，以推动“科学和应用艺术的进步”。[273]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文艺复兴是一场学术复古运动，但古老的拉丁文还是迅速衰落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是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而没有采用拉丁文。在谷登堡印刷机刚出现50年后所印刷的“摇篮本”中，拉丁文占到七成以上；但到了100年后，用拉丁文印刷的书在所有印刷书中所占比例已不足20%。
如果说雕版印刷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字复制（它常常被用来复制版画），那么活字印刷就具有极其明确的文字指向，这使其成为一场语言革命。印刷技术改变了资料搜集、储存、检索和交流的方式，把语词从声音世界里迁移出来，送进一个完全的视觉平面，从而创造了一个书面世界。尽管印刷书没有淘汰古老的授课，但它的确使自学成为可能；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遭遇到挑战，一个聪明的学生和工匠甚至可以通过读书自学，超过老师和大学教授，牛顿和第谷就是这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印刷文本行列规整、页面统一、清晰流畅，这使阅读更加快速，从而使一个人的默读更加普遍。在手抄书时代，所谓读书往往是一种集体活动，一个人念，一群人听。清人何绍基说：“古人之书固以义理为主，然非文章无以发之，非音节无以醒之。”[274]正如音读是口头文化的产物，默读则是印刷文化的结果。默读使文字迅速内化，从而更容易对人的内心产生深刻影响。朗朗上口的诗歌逐渐没落，长篇大论的小说开始风行。《堂吉诃德》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班牙语因此被称为“塞万提斯语”。如果说大炮火药摧毁了骑士的城堡，那么小说文字则瓦解了骑士的精神。人们将火药称为魔鬼的发明，而将印刷称为上帝的发明。
人类虽然发明了文字，却一直没有标点符号，文字阅读只能依靠口语经验自行把握。这种不确定随着印刷的出现而终结。印刷追求精准、客观和权威，接下来，科学、新闻、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等，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意大利出版商马努提乌斯制定了五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应当承认，印刷革命其实是通过阅读革命完成对人的改造的，从而使阅读文化成为现代的基本特征。当口语社会变成书面社会后，读写能力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因此，读书识字成为未成年人必须接受的教育。“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童年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275]
旧世界与新世界
虽然印刷术主要用于复制文字，但图画印刷始终存在，甚至说图画印刷的历史要更早一些。欧洲最早印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是出现在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多夫画像”，时间是1423年。一般认为，印刷最先以宗教木版画的形式滥觞，在西方是耶稣的圣像，在东方则是佛像和各种民间神祇，而其中又以门神、灶君、土地神最为普遍。谷登堡的活字印刷其实是一场文字革命，但在开始的一个世纪中，图画印刷并没有多少技术上的改变，仅从数量上发生了飞跃。当时的许多印刷书都是图文版，文字采用活字印刷，图画采用木制雕版印刷。[276]图书产业的兴旺使地图和地图册成为一种独特的印刷品，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
如果说文字是统治者的权力工具，那么地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地图的历史比文字更加古老。波利尼西亚人没有文字，但却有许多航海图。历史学家将地图定义为“图像式的再现，这种再现使人们对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人类世界的重大事件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理解”[277]。与一个完全依赖亲历环境的人相比，地图赋予人一种更高级的思维能力，使其能通过抽象的点和线去感知一种此前的人无法想象的空间结构关系。正如时间概念一样，在原始传播技术下，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换言之，在近代之前，地图并不完全是科学的产物。正如天文学源于占星，化学源于炼金术，早期的地图常常源于宗教或传说。直至15世纪末，欧洲人对世界空间的认识始终没有超过一千三百年前托勒密的水平，以为地球表面主要都是陆地，海洋只占七分之一；当时的世界只有欧亚非三大洲。
像很多希腊—罗马经典一样，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在15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并在1475年变成了印刷书；在此后的25年中，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先后印刷了七版。当时畅销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其实就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的翻版。托勒密绘制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一直被秘藏，直到1400年才公之于世；随着印刷时代的到来，这份地图流布甚广，几乎重新改写了人们对世界的印象。直到1570年“奥特里斯的地图集”出版之前，“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始终被当作世界地图的标准。但是，托勒密地图对地球圆周的计算严重偏小，对亚洲的估计又偏大，同时缺失了美洲和太平洋，这使得人们以为从西班牙海岸向西跨越大西洋，就可以很快到达印度的东海岸。“在文艺复兴时期，海外探险者大受赞美，人们认为他们勇敢且崇尚个人主义。此后，对荣誉的追求便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中。文艺复兴把好奇心视为美德，因此文艺复兴鼓励人们尽可能知道更多的事情，包括欧洲以外的世界。”[278]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有句诗：“没有一艘战舰会像一本书，带领我们前往遥远的大陆。”
第一个开拓通往“第二世界”海上航线的哥伦布，以及开拓通往“第三世界”海上航线的麦哲伦，都因为盲目地相信了托勒密世界地图，结果进行了错误的航海。[279]
哥伦布“在制定计划时研究了一系列古典地理著作，包括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著作”[280]，他用托勒密地图说服伊莎贝拉女王，并开始了他的航海计划。除了给中国皇帝（大汗）的国书，他随船还带着其他一些印刷品，包括最为流行的《马可·波罗游记》[281]。
在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单一个体。但是，即便说中国人，除了精英阶层，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外部世界却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哥伦布航行的目的地就是中国。[282]
经过70天的航行，虽然哥伦布没有到达中国，也没有到达印度，但他根据地图，仍将他到达之地称为“印度”（Indian），并将他遇到的原住民称为“印度人”（Indians），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这份“错误”的地图让哥伦布极其“幸运”地发现了新大陆，却让麦哲伦船队在第一次环球航行中如盲人瞎马，吃尽苦头，经过长达三年的冒险探索，256人中只有18人回到西班牙。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麦哲伦证明地球是圆的。这两位航海家阴差阳错的发现在亚当·斯密看来，“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
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283]
地理大发现使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位于欧亚大陆一隅的西欧突然成为世界的中心。欧洲人得到了一个大得多的“新欧洲”，“新欧洲就是远离欧洲数千公里的诸地域，它们彼此之间也可能相隔有数千公里之遥。”[284]如果把欧洲看作一个大国，其已经取得的一般优势大得惊人，1500年的西欧，人均土地面积为24英亩，地理大发现把它提高到了人均148英亩，是以前的6倍。“欧洲人，借用一个养蜂的术语，好比一次又一次分群的蜜蜂，争着挤着抢占新巢。”来自“新欧洲”的蔗糖、棉花和粮食，成为欧洲人所得到的一笔前所未有的“生态横财”，这笔意外之财与他们的创新精神结合在一起，才引发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大航海运动，欧洲的地图出版业一片繁荣。一方面远洋航海和殖民贸易对地图（特别是海图）产生了大量需求；另一方面，航海探险又推动了新地图的出版。因为新的地理发现，很多地图刚刚出版就已经过时。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印刷术打破了地图的垄断与保密传统，“外面的世界”逐渐成为廉价甚至免费的公共知识。教皇虽然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但还是在1494年把地球当成苹果切为两半，慷慨地分送给西班牙和葡萄牙。[285]
地理大发现无疑是一个勇敢的故事。十年之后，被称为“海上堂吉诃德”的哥伦布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他发现的“印度”。也是这一年，佛罗伦萨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c Vespvck）受美第奇家族委派前来考察。知识渊博并精通天文和航海的亚美利哥最后确认，这里并不是“印度”，也不是亚洲，而是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独立的“新大陆”。亚美利哥在两次考察中写给朋友的六封书信很快被印刷出版，书名是《新世界：关于在四次航海中发现新大陆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书信》；这对人们来说，不啻于发现了另一个地球，甚至完全颠覆了托勒密地图。虽然哥伦布的航海书信同样是畅销书，但亚美利哥的书的销量超过其三倍，包括拉丁语、捷克语等在内的印刷版本多达六十种。[286]
“16世纪初期的欧洲，传统的古代世界形象逐渐崩塌，新的世界形象开始形成。”[287]1507年，在托勒密地图基础上新修订的《世界地理入门》出版，其中全文收录了亚美利哥的六封书信。德国地图专家马丁·瓦德西穆勒为其绘制了一幅巨型木版世界地图，这个新大陆被赫然命名为“America”（亚美利加）。《世界地理入门》在出版当年就加印了七次，成为欧洲最畅销的地理书，“新大陆”和“亚美利加”几乎传遍欧洲每个角落。很多年后，“America”（美利坚）又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名字。[288]就这样，哥伦布首先发现了美洲，最终却被以亚美利哥的名字命名，这种“先入为主”充分体现了印刷和文字的权力。不过，哥伦布的名字（Columbus）还是被永久留在他从未到过的哥伦比亚（Colombia），那些原住民至今仍被称为“印度人”，虽然他们与印度距离十万八千里。从此世界上有了两个印度：东印度和西印度。
“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289]为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无论哥伦布还是亚美利哥，大概都不会想到，这块原始的新大陆在500年后，将成为现代世界的中心。
1508年，亚美利哥被任命为西班牙第一任航海总监。1519年，麦哲伦带领西班牙船队开始环球航行时，仍然不相信“新大陆”的存在。他带了21个四分仪、7个星盘、18个沙漏、23张海图和37个指针，这是当时航海的典型装备。当他们发现自己航行在地图上不存在的大海上时，“船员们对托勒密地图所描绘的世界形象产生了巨大的怀疑，麦哲伦开始怀疑南美洲并非印度大半岛”[290]。
1544年，六卷本、660页（后来的修订版达到1800多页）的《世界志》出版，它几乎囊括了当时欧洲人能得到的有关世界的所有信息，包含全世界各个民族、政权、城市、著名地区以及风俗、习惯、法律制度、信仰与社交方式，并且涵盖各国的特点和事件，全都配上了精美的插图和地图。尽管售价高达一个半金币，但这套超级畅销书还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卖出了七万本，仅德国就印了27版，影响之大仅次于圣经。作者明斯特声称：“你现在可以在书中找到这类东西，比其他在这个或那个国度待过一阵子的人，学到更多，认识到更多。”[291]1570年，奥特里斯整合当时几乎所有的地图资讯，特别是大航海时代的诸多地理发现，精心编撰一本包括70张地图的大型地图册《世界的舞台》。《世界的舞台》彻底结束了长达1400年的托勒密时代，出版后好评如潮，当年便加印了四次，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578年，利玛窦受耶稣会派遣，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在他的行李中，除了钟表和三棱镜，还有大量的书籍和印刷品，如圣母像和地图。他在从印度写给耶稣会的信中写道：“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
利玛窦的到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时间，也带来了世界。1583年（万历十一年），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利玛窦绘制了一份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这份地图不仅吸收了当时西方地理的最新成果，而且也有利玛窦本人的发现与修订。从现代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或者说，把中国填入世界地图的工作第一次由一个欧洲人完成了。这张地图对中国的震动丝毫不亚于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至明末，它在中国南北被翻印了十余版，还有数不清的盗印。这张地图很快就传入日本，更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影响之大更甚于中国。[292]虽然利玛窦改变西方传统，将中国画在世界中央，但他还是一下子颠覆了自古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崇拜心理；人们发现，在中国之外，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利玛窦无疑创造了东方版的世界，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利玛窦所创汉字名称（洲名、国名、地名等），如大西洋、亚洲、欧洲、美洲、南极、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上帝”、“天主”和“地球”同样出自利玛窦。利玛窦在写给教会的信中对中国的天下独尊提出强烈批判：
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293]
“中世纪”是现代历史学家的定义，他们将西罗马帝国灭亡的476年作为中世纪的起点，而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作为终点。在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上，中心是圣城耶路撒冷。西方汉学家艾兹赫德以“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为界，将旧大陆分为西欧亚和东亚，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西欧亚的中心，而儒家中国无疑是东亚的中心。[294]在相当长时间里，除了极其有限的民间交流，非洲的这两个孩子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在中国传统中，只有天下，没有世界；中国的世界地图在相当长的时间都叫“华夷图”，地图中央是巨大的天朝，中国周围是分割矮化了的西方世界。“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295]从利玛窦至今，中国的世界地图只有一种，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并非出于地图与地理，而是因为政治和文化。
“印刷术的发明和新大陆的发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领域，并且极大地扩展了学者们的视野。”[296]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一年，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将一部西班牙语语法呈献给伊萨贝拉女王——“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西班牙语走出了西班牙，英语走出了英国，而玛雅语、印加语消亡了。一位神父在弥撒中说：
在他那个时代，发现了两个新的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另一个是西方的美洲。新的人们、新的国家出现了，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肤色。[297]
对新世界的探索，同时还激发了人们重新发现古代世界及古代真相的兴趣，尤其是对书本知识的重视和个人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世界”，那么谢里曼就发现了一个“旧世界”。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文字和印刷的神奇力量。
在欧洲，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像很多民族古老的英雄传说一样，已经流传了数千年，一直口口相因，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变成文字，被记录下来。据说亚历山大出征时总要把它装在宝盒中，带在身边。1475年，《特洛伊历史》作为第一部英文印刷书在英国出版。尽管家喻户晓，但人们始终以为“特洛伊”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罢了，在古希腊之前是不可能有其他文明的。正如哥伦布迷恋于《马可·波罗游记》，谢里曼从儿时起就对荷马史诗着迷，他坚信这些文字记录都是真实的。他在40岁时终于通过贩卖炸药赚到了足够多的钱，然后他就根据文字记载按图索骥，开始寻找传说中的特洛伊城。天遂人愿，1876年，谢里曼终于以他的执着找到了沉睡地下三千多年的特洛伊城，这就是所谓的“迈锡尼文明”。值得一提的是，谢里曼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童年梦想，并且由此开创了一门研究历史的新学科——考古学。
宗教改革
“一切宗教传统都充分利用了口语词，不过，世界上的几大宗教都依靠经典文本，比如《吠陀经》《圣经》和《古兰经》而实现了内化。”[298]正如中国印刷术最早被运用于佛经，谷登堡印刷机的处女作便是基督教的《圣经》，这种42行本的《圣经》也被称作“谷登堡圣经”。《古兰经》始终固守手抄传统，虽然中国纸和印刷术最早传入阿拉伯世界，但印刷《古兰经》被认为有违伊斯兰教义，这使得印刷术在该地区并未普及。[299]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他们从来就办不到——印行书籍和设置公共的时钟。他们守着他们的古兰经，也就是所谓的天经，他们认为要是用印的，就不再是天经了；而要是他们设置了公共时钟，他们认为这样会减损唤拜人及其古老教仪的权威性”。[300]
从谷登堡开始，《圣经》几乎成为印刷机的唯一产品，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有无数狂热的信徒。但随着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圣经》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面世，却摧毁了一个由教廷和拉丁文一统天下的中世纪。谷登堡印刷机堪称上帝的杰作，传播福音几乎成为它唯一的功能。在《圣经》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通俗读物，从几句圣徒语录的单页传单，到改编自圣经故事的各种小册子。文字和书籍前所未有地沦落凡间，从珍贵的羊皮卷变成了低廉的读物，从少数贵族和教士扩散到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
一种新的技术常常会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宗教制度。比如大学和印刷书的出现使知识分子崛起，使重武轻文的贵族衰落，官僚阶级与王权的结合导致传统的封建骑士制度瓦解。伟大的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
最好把人类的进步比喻为一个庞大的钟摆，永无休止地前后摆动。文艺复兴时期，对文艺热忱，对宗教冷淡；接着在宗教改革时期，反过来，对宗教热忱，对文艺冷淡了。[301]
虽然没有军队和警察，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罗马教廷延续了罗马帝国对欧洲的统治。[302]按照基督教教义，世俗君主是因为得到了上帝的承认才成为君主，并由神意传达者教皇来为其加冕；也就是说，欧洲所有君主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教会。在中世纪后期，教会和修道院控制着欧洲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如教会保存了大量文字和书籍，教会也一直是谷登堡的重要客户和资助者。[303]早在印刷《圣经》之前，谷登堡就为教会印刷了大量赎罪券；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印刷数量巨大的赎罪券的需要，谷登堡印刷机才得以迅速发展扩散。
按基督教理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行善的人，上帝才赦免其罪行，灵魂能进天堂；而且上帝更青睐穷人，“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钻进针眼还要难”。但当时的罗马教廷宣称，作为上帝在俗世的代言人，教会可为每个人赎罪，只要他愿意付钱给教会。所谓“赎罪券”就是这种交易的证明。教会大量印制赎罪券，与其说是为了替人赎罪，不如说是为了敛财。中世纪的停滞与封闭，使日益保守的教会跟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已经蜕化堕落为一个腐败的利益集团，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实行统治，且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很多神职人员不仅包养情妇，而且将权力世袭。从神父、主教到大主教，没有一个职位不能出卖。
1514年，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为了购买美因兹地区大主教的职位，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发行赎罪券，大肆圈钱。三年之后，身为教士的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教堂门前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辩论的95条论纲》。这本是教士们内部进行学术交流的常事，但令路德没想到的是，仅仅半个月时间，这篇拉丁文文章就经过印刷机传遍了整个德意志，一个月内传遍欧洲。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就从这张“可怕的”传单开始。
《论纲》的核心就是反对教会用赎罪券敛财。“赦免之权只在上帝，教皇无权赦免任何罪债。”路德提出以真诚的信仰来取代虚伪的善功，“因信称义”，以《圣经》的权威来取代教会的权威，以上帝的恩典来取代教皇的专制。“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路德本想点燃一根火柴暖和一下自己，谁知却点燃了整个森林。此后十年间，印刷出版的各种小册子多达600万本，其中三分之一为路德所著。“印刷业和印刷品更广的传播使辩论走出相对孤立的小空间，成为一场普遍的运动。”[304]
路德时代的德国由分散的几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组成，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正因为缺乏统一的抄书行会，印刷才得以诞生。当时德国每年流入罗马教廷的财产超过政府税收的20倍，德国因此被称为“罗马教皇的奶牛”。作为“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后裔，德国人自古对罗马就有宿怨。《论纲》在德国引起广泛的共鸣，路德和德国贵族决意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掠夺和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教会，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祈祷，这就是改变西方世界的新教运动。
之后六年，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用海涅的话说，“从一种已死的，也可以说已埋没在地下的语言，译成另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305]；德语从一种蛮族语言变成了一种高雅的文字，路德也因此成为“德文规则的起草人”[306]。德国人第一次看到用自己的母语写成的《圣经》，每个人都可借助德文版《圣经》与上帝直接交流。“这部路德译的《圣经》通过新发明的印刷术，通过这种黑色的艺术，以成千上万的印数散布到人民中去以后，这路德式的语言在不多几年内便普及到全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共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今天仍盛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上的统一。”[307]在短短的四年间，路德编写了30本书，总共印行了30余万册；德文版《圣经》在两年中总共再版了80次，其中有66种是盗版。1513年，德国印行的图书只有90种，1518年增加到146种，1523年达到944种。随着印刷和出版逐步分离，新兴的法兰克福书展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杜兰所说，“谷登堡使路德成为可能”。毫无疑问，没有比印刷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传教方式了。就连路德也赞叹道，印刷术是“神的恩典的最大和最极致的显示，福音的影响通过它得到传播”。[308]
实际上，路德并不是第一个反对赎罪券的，但之前的反对者没有印刷机，结果在他们的思想尚未传播开之前便被教会烧死了。印刷这奇妙精微的新艺术，使每个人都求知若渴，同时不免惊诧于自己先前的蒙昧。因为路德，兜售赎罪券的人没有了，推销《圣经》的人随处可见。在漫长的中世纪，虽然人们无比虔诚地信奉上帝，但却没有多少人见过《圣经》；甚至可以说，《圣经》几乎跟“禁书”一般，任何争论《圣经》的人都将被视为“异端”而活活烧死。教会向来拥有对《圣经》的绝对阐释权，由圣热罗姆修订的4世纪拉丁语《圣经》是唯一的《圣经》。时过境迁，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等于打破了版本禁锢。随着印刷《圣经》的泛滥，教会逐渐失去了对《圣经》的垄断，教会势力被大大削弱。一份1583年的《殉教者书》中写道：“教皇要么必须废除印刷，要么就得另找一个世界去统治；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印刷必定会推翻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抗争，罗马教会终于承认了新教（路德派）的合法地位，并且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就权力而论，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我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人。”[309]“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310]在欧洲各国，君主取代了罗马教皇。教皇的中世纪土崩瓦解，从此以后，君主即教主，政教合一，欧洲进入一个君权神授的新专制时代。“宗教改革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绝对专制主义的影响，反而增强了它。”[311]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宗教僵化的连续性、传统对过去及对死人智慧的崇拜。这场运动摧毁了保守主义的巨大根基，并使得社会加速变化，独立思想开始出现。[312]
1611年，由54位学者翻译并由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正式出版；[313]1623年，第一本对开印刷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前者包括一万个不同的英语单词，后者多达三万个，而现在英语常用词汇也不过两千个左右。因此，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语的世界性地位正是由这两部印刷书确立的。这本没有任何注释的《圣经》成为文字世界无与伦比的利器，从英国内战到美国民权运动，《圣经》为反抗暴政提供了无尽的力量和理由。如今，每年由基甸基金会向全世界发放的“詹姆士王圣经”达6300万本之多。[314]
最后回到中国，初唐时代虽然佛教极其兴旺，但手抄佛经导致的不准确却造成很大困扰。玄奘因此西游取经，成为著名的“唐僧”；他一生青灯古佛，学识渊博，致力于印度佛经的研究、翻译和传承。法显比玄奘早三百年，当年法显去印度取经时发现，佛经在印度没有文字记载，全靠口耳相传。[315]玄奘去世时，惠能刚刚出家，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惠能后来以顿悟取代读经，以口语取代文字，创立了中国本土化的新禅宗，“诸佛妙理，非关文字”。“直指本心”、“不立文字”的新禅宗很快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从而使佛教更加世俗化。[316]钱穆将惠能比作“中国的马丁·路德”，但与路德不同的是，惠能根本不识字；路德的改革是识字和读经，而惠能则相反。
新教革命
因为路德的出现，“教堂的时代已成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317]。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活动家约翰·福克斯在《殉道者》一书中写道：“上帝不再使用刀剑去征服他那地位显要的敌人了，他现在的武器是文字、阅读和印刷。”教堂是口语化的，阅读将宗教变成一种书面语文化；对每个人来说，信仰与思维发生了相互作用，信仰改变了思维，思维也改变了信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宗教始终是印刷产品的最大宗主题。“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318]
文字与宗教一起，也成为欧洲君主制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助产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319]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预见宗教改革，但却预言了贵族与国王时代的终结；被称为“恶棍手册”的《君主论》以惊世骇俗的勇气，宣告了一个君主时代的到来。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就是弱肉强食的政治无神论，政治被剥去道德的皇帝新装，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出来，沦为赤裸裸的权力之术，国家不受任何道德法则和法律的约束。人民与统治者被强烈对立，“深刻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刻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是人民”[320]。讽刺的是，马基雅维利将此书献给佛罗伦萨君主美第奇，后者刚刚带给他一场牢狱之灾——“人民是忘恩负义的，让他们爱戴，不如让他们害怕。”
与其说民族国家是君主制的产物，不如说君主制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也许永远也不会在欧洲建立起来。作为一种历史的例外，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创造了欧洲第一个重要的、既非王朝也非城邦国家的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印刷中心和“知识中心”。
比路德稍晚几年，茨温利发布《六十七条论纲》，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受路德和茨温利的影响，加尔文于1536年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并在日内瓦创立新教加尔文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父”，具有极高识字率的日内瓦成为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321]。新教徒崇尚勤劳、俭朴和积极向上，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劳而获，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他们认为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而工作和劳动是人生最大的责任。“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322]恩格斯发现：“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323]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后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郑重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源自这种宗教信仰；与韦伯齐名的桑巴特在《犹太人和现代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指出：清教就是犹太教。[324]
韦伯说：“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高等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325]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新教精神也是英国科学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探索是“赞颂上帝”的最可贵努力。[326]“清教主义和科学最为气味相投，因为在清教伦理中居十分显著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也构成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实质。”[327]对于西方文化的“祛魅”而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至关重要，这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理性和独立作为新教的美德，与阅读密不可分。“新教徒们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书，新教从业人员平均拥有的书是天主教相对应人员的3倍，这比例和商人、艺人及低级文职人员一样。在那些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阶层中，加尔文派的书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328]“在信奉新教的国土上，到处都开设了学校，他们花费大量宝贵时间阐释教义，但除神学外，他们也传授一些其他知识。他们鼓励人们阅读，从而促使了印刷业的蓬勃发展。”[329]《比利时忏悔录》（1561）在加尔文信徒中不胫而走，书中写到，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330]
“人必须为真理而战。”印刷术被马克思称为“新教的工具”，其实它还是国家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新教革命引发了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并由此发展为宗教民主运动，每一个“上帝的公民”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直接理解上帝，发现真理，而不需要任何权威专家和中间代理人。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不仅拥有较高的识字率，而且具有更强的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是现代人的基本标志之一。“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331]一个人的阅读取消了口语传播的教堂，使人在孤独中面对自我，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激活。新教传播了关于自由、自治和平等的现代观念，并通过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约关系，这种精神经典地体现在《五月花号公约》中。在美国殖民地时代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十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清教徒对文字和书籍有着宗教般严肃甚至神圣的感情，“《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332]。
新教是一种倡导文化知识、倡导晚婚、婚姻生活、少要孩子、多受教育、期望长寿的宗教，新教对这一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明是知识、文化和制度结合的产物……新教对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贡献的是合适的文化，而英国新教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则是制度上的，它建立了立宪政体，以及一个非神权的、更宽容的教会，并使教会成为社会而不是国家的一部分。[333]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吉尔克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社会里，个人主权与国家主权并存：一方面，个人从家庭、宗族、地域和宗教的阴影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基本单位和法律保护对象；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334]“加尔文与路德关于人的学说，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为这样一种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视为其生活的目标，人只不过是为达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种目标的一种工具，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强大无比的世俗权威和规范、国家、事业、成就的附庸。”[335]
如同火药一样，印刷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破坏，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撕裂了欧洲社会，人们将不同信仰和不同国家的人定义为“敌人”。“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1517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徒，另一座是为新教徒。”[336]罗马教廷对新教展开全面镇压，许多书商被处以火刑，而烧死他们的就是他们印刷的书。“圣巴托罗缪惨案”凸显出人性残忍的一面，五万多新教徒遭到屠杀。“大屠杀的悲剧在法国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断裂，引发了人们对王权的根基与界限，以及不服从的合法性的思考，同时也令人深思宗教分裂对王国传统造成的弊害。”[337]接下来，战争与屠杀成为现代世界最悲剧的预告片。在尼兰德，西班牙军队杀害了数万新教徒，断头台、火刑柱，以及道树和风车上都挂满了尸体；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了罗马，几个世纪以来的人文学术化为灰烬。
作为印刷革命和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与其说变成了战场，不如说是沦为了地狱，人口由1800万锐减到了400万。路德看到了精彩的开始，却没有想到悲惨的结局。“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也还是靠语言来复兴的；反基督教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不须因暴力而消亡。”同为修道士，如果说路德希望改革，那么闵采尔则希望革命；后者不仅写作印刷自己的《书简》，还亲自领导了一场农民起义。[338]“整个世界必须来一个大震荡，一切政权都应该交给普通人民，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天堂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办法是拿起武器，推翻一切不正义的事物和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向上帝请求。”[339]
作为一位战争狂热分子，尼采曾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跃进便是宗教战争，因为它证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虔诚地处理事物的概念问题。”[340]腥风血雨的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印刷的各种小册子和单页成为各交战国从事战时宣传的主要载体。战争还催生了第一份新闻报。当不同信仰的维护者把他们的敌人杀死、烧死或淹死的时候，一本本殉教史用印刷来记录和传颂那些“圣徒”的虔诚往事。在这场持续一代人的宗教战争中，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对抗，导致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等陷入内战，荷兰和英国趁机在新大陆开疆拓土；“世界性宗教共同体”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加快了发展步伐。[341]“经过这次长期的较量，导致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的基本原则，即日后不可能再由一个国家来统治全欧洲或全世界，即便是为时不长也罢。”[342]《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一种现代国际规则，主权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均一视同仁。[343]这场为信仰而进行的战争所产生的“唯一好处”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双方都不愿再发生战争，能够和平相处；或者说，从此确立了信仰自由的现代法则。宗教自由与世俗自由是相通的，互为因果。信仰是人类追求理解的首要意志，也是唯一结果；但自由是昂贵的，似乎没有什么自由是可以免费获得的。正如莫尔临死前的那句遗言：“自由的代价的确很高。然而，即使是最卑贱的奴隶，如果他肯付出代价，也能享有自由。”
“印刷术的发明的作用在16世纪和17世纪残酷的宗教战争中最为明显。在传播产业上对于权力的应用加速了本土语言地位的巩固，国家主义和革命的出现，以及原始主义在20世纪的新爆发。”[344]事实上，早在谷登堡印刷机诞生的同时，一场宗教改革就已经无可避免地开始了；使拉丁文《圣经》过时的不是路德，而是印刷术。“宗教改革放纵大众的造反，使欧洲沉入血海，且长达一个半世纪。”[345]
宗教改革是全方位的，新教运动的压力迫使罗马教会不得不进行内部改革，“耶稣会”登上历史舞台。耶稣会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美德——清贫、贞洁、服从，他们创办大学和医院，投资工商业，研究科学，教育青年，传播古典文化，培养了一大批思想保守，但信仰坚定的知识分子。这些不穿盔甲的传教士作为现代十字军骑士，不远万里，游走世界，出入宫廷，关注科学。利玛窦、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郎世宁等，成为17世纪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真正的“世界公民”。[346]
耶稣会作为最有学问的宗教组织，早在创立人西班牙的罗耀拉起草会章之际，就已经呼吁有系统地搜集、传递、出版各类信息。耶稣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534年创设起，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镇压为止，近250年间，共出版了5600种科学方面的著作，包括医药、地理、农学和自然史等。1735至1795年间，北京的耶稣会士总共翻译了400多种中文作品。利玛窦、白晋和殷弘绪等人写了卷帙浩繁的报告，寄给他们在法国的上级，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网的诞生。[347]
启蒙运动
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曾说：“心智的历史有两个主要的时代：文字的创制和印刷术的发明。其他任何时代都只是这两个时代的后果。阅读和书写给我们展现了新的世界，尤其是在当今，在理性取得今天这样成就的时候更是如此。”对欧洲来说，印刷与纸几乎是一起到来的。昂贵的手写与昂贵的羊皮纸一起被廉价的印刷和廉价的纸取代，这就使得文字与知识如同溃坝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倾泻进社会各个层面，使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质地彻底改观。
人类刚刚进入历史和文明，文字就以法律的名义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从《汉谟拉比法典》到《拿破仑法典》，印刷比传统的碑刻更能体现现代法治精神。“我们由此看到，印刷术是何等的重要，它使公众而不是少数人成为神圣法律的保管者；它驱散了阴谋和欺骗的阴暗现象，这种现象的追随者表面上虽然鄙视文明和科学，但实际上却为之胆战心惊。因此，我们发现，在欧洲，犯罪的残忍程度已经降低，我们那些时而成为暴君，时而又变成奴隶的祖先，曾被这种残忍性折磨得凄苦不堪。”[348]
虽然古希腊时代的科学家们就著书立说，但因为没有印刷机，他们的创建和思想却和达·芬奇的笔记一样很难为人所知。公元前3世纪，亚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但到了哥白尼和布鲁诺时代，人们仍相信太阳围着地球转。同样，古希腊的内科医生就发现了血液循环，但到了17世纪，威廉·哈维又“重新”发现了血液循环。印刷作为一种媒介革命，使许多不为人知的知识变成人人皆知的“常识”。特别对科学家群体来说，定期出版印刷的学术刊物增强了同行交流，这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前沿科技的探索能力，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笛卡儿等几代科学家，通过著书立说，将他们的伟大思想变成文明的推动力。现代科学就源自这场“科学革命”，或曰“科技革命”——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的科技革命使得自从基督教兴起后的每件事情都相形见绌，它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低到这样的程度，就好像它们只不过是几段插曲，只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内部的嬗变，而这场科技革命才是“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真正的起源”。[349]
同时，印刷打破了专业的局囿，在“科学共和国”里，“人人都是自己的科学家”，这场知识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启蒙运动。
科技革命首先是一场理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运动是科技革命以及“3R运动”[350]的继续，它将文艺复兴的“人性”思想进一步提升到“理性”阶段，并提出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观念。启蒙运动比文艺复兴走得更远，它对君主专制提出强烈批判，将民主政治作为走向文明和现代的主要途径。[351]作为对工业革命的精神呼应，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完善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启蒙运动后来涵盖了整个欧洲和北美，但它其实是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比较自由的政治气候里开始的。”[352]作为思想的载体，印刷书成为这场运动中的核心武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狄德罗等思想家的作品，在印刷机的放大下，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社会发展的步伐甚至方向。[353]特别是丹尼斯·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整合了几乎所有启蒙思想家的创见，其意义是为了引导人们思考，而不是传授知识。对理性的推崇导致了历史“终点”的提法，在用毕生精力写完《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吉本认为历史已经从过去的黑暗中挣脱出来，进入“现代”的18世纪。
从文艺复兴到1750年左右，欧洲人普遍讲究“精读”，到了18世纪后半叶，受过教育的人开始“博读”。卢梭带来了这样的阅读观：读书的要义在于使我们更自由、独立。启蒙是一种自我完善，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因此启蒙运动也是一场阅读运动。其时，先知般的思想家们灿若群星，他们以笔为剑，以书为刀，为现代文明开光，将基督教的上帝世俗化，将国王的专制民主化，将天赋人权神圣化，将国家权力法治化，桎梏欧洲近千年的传统王权和教会几乎被彻底颠覆。启蒙的明显特征就是将批判视为公民的天然权利，正如康德所说：“一切都应该受到批判。宗教塑造了自己的神圣，法律赋予了自己权威，它们唤醒的只有怀疑。”康德给启蒙运动的定义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换言之，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354]启蒙是对人的文明驯化，是关于现代和民主的精神操练；没有启蒙，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现代，更不会有民主。未经启蒙，即使物质上实现了现代化，其精神也停留于黑暗的中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其无法摆脱的命运。
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则显然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现代精神。和基督教的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在天上；和希腊的哲学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怀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从伏尔泰到马克思都是这一现代精神的体现。[355]
作为一部工业革命的技术大全，百科全书起源于英国，是一部宣扬“机械的艺术”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通用字典”。1747年，狄德罗承担了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古希腊诗人、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卡里马科斯有句名言：“一部大书是一场灾难。”连狄德罗自己都没有想到，《百科全书：一本关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商业的分类词典》最后会成为多达35卷本的皇皇巨著，完全成为社会精英的私家珍藏；对一些人来说，购买《百科全书》与其说是为了阅读和收藏，不如说是为了装潢门面。同为启蒙时代的经典作品，潘恩的《常识》和《人权论》影响更大，这两本专为底层大众写作的小册子直接推动了两场改变世界的革命。伏尔泰总结道：“20卷沉甸甸的鸿篇巨制永远不会促发革命，促发革命的是定价30个苏[356]的薄薄的小册子。”[357]
《常识》以直接而无可驳斥的观点，鼓励每个美国公民都去争取美国的自由，它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使美国独立运动从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变成一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革命。这本50页的小册子其实只是一篇文章，几个月内就狂销50余万册，在250万人口的北美几乎家家都有，甚至成为教堂的布道辞，被称为“穷人的圣经”。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就连华盛顿也承认，《常识》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并不乏《常识》的影子。约翰·亚当斯对杰斐逊抱怨：“历史会把美国革命全归功于托马斯·潘恩。”潘恩13岁便辍学，《常识》以极其浅显的语言写成，一些句子几乎人人成诵：“在上帝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正如1789年出版的《美国革命史》中所言：“在实现美国的独立中，笔与印刷机和剑同样功不可没。”[358]
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认为，真正的民主只能在古希腊城邦那样的小城市才能实现。印刷无疑使民主突破了口语的时空局限。“印刷术使现代政体得以达到先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地。有了印刷，广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就有了和小城居民同样的自由。……只有靠印刷机，一个伟大的人民才能真正进行讨论。”[359]按德布雷的说法，法国大革命使知识分子第一次拥有权力，哲学与革命之间形成历史联系。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潘恩正沉迷于设计发明中，从刨床、车轮、起重机到无烟蜡烛；他放下手头的建桥计划，又为法国大革命撰写了《人权论》。潘恩在书中提出“天赋权利”理论，“天赋权利”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包括智能或者思想上的权利，以及不妨害他人天赋权利而为个人谋求安乐的权利；“天赋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利”是“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权利”。《人权论》在两年内销售了20万册，甚至有人将这样的词填进英国国歌：“上帝保佑伟大的托马斯·潘恩，他的《人权论》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原本的“天佑吾王”被改成了“天佑潘恩”。这本书极大地为法国革命推波助澜，但当潘恩来到法国主持起草《人权宣言》时，却发现“共和国死了”。[360]
颇为不幸的是，身为英国人的潘恩不仅在英国备受打击，在美国同样不受欢迎。倒是在法国，独裁者拿破仑称赞潘恩是“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并每天将《人权论》放在枕边。“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刀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刀剑更有力量。”作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精神遗产，《拿破仑法典》成为现代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系统全面、条文清晰、通俗易懂、便于操作，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的立法蓝本，被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霍特曼称为“少有的几部影响整个世界的文献之一”。[361]
潘恩热爱自由和人权，但不屑于人情世故，这个“有史以来最好斗的小册子作家”，最后成为罗素所说的“无法赢得应有的尊重的人”。他鼓吹革命，却不断看到人们以革命的名义行使不义。潘恩曾说：“给我七年时间，我将为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写一部《常识》。”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世界公民”的“世界共和国”，最后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国家，甚至租不到一间栖身的房子。他被人们遗弃在一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年代里。印刷时代的到来，可以让潘恩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那么多读者，也可以让那么多的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忘记他，历史有时竟是如此残酷。
“潘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使得对民主的宣传民主化了。”[362]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最无法忘怀的或许是潘恩时代的“阅读狂热”。据说潘恩死后，有书商请潘恩生前好友写作潘恩传记，结果遭到婉拒：“想了解潘恩人生，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在常人看来，潘恩一生贫困潦倒，最后众叛亲离，简直没有比这更失败的人生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比潘恩更成功的人生了。他将自己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才智都用来进行创造——发明和写作，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对知行合一的潘恩来说，他的人生才是他真正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的，而不是用笔。
潘恩的命运固然令人扼腕，但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现象。印刷创造了版权制度，但除了少数大作家，一般作者很难得到足够生计的稿酬。写作一方面依赖贵族阶级的资助，[363]即传统的“无君子不养艺人”，另一方面则出于作者甘于清贫、煮字疗饥的坚守。正如一位作家所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书法音乐绘画或许可以修身养性，严肃的写作却常常会摧毁人的健康和幸福，这说明人是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马克思一生写了无数关于金钱、资本和财富的著作，但他却不名一文，几乎全靠恩格斯的资助。[364]卢梭一生著述无数，即使有不少稿酬和资助，他也需要替人抄写乐谱——这是当时无法印刷的。
与潘恩相比，狄德罗更像一位职业作家——以写作和贩卖文稿为职业的人。狄德罗的成功标志着独立作家的崛起。[365]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实是文学版或小说版的“百科全书”：财政金融、工商实业、农业设施、科学技术、司法诉讼、商业经营、金融借贷等，几乎无所不包。事实上，巴尔扎克多次创业，甚至开过印刷厂，但没有一次成功，他不得不靠写作来还债。
古罗马时期，老普林尼就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博物志》。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继承了培根以知识为人类谋福利的思想，以大量篇幅记述人类已取得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强调技术的重大作用，对各种零散的知识进行整合，是真正的启蒙伟业。无论从文化影响上还是从商业运作上，《百科全书》都是成功的。[366]作为一部人类现有知识和经验的集大成之作，《百科全书》在数年间的连续出版，造成持久不断的叠加效应，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们无不投身其中，作家、书商、官员、印刷工，还有狂热的读者。人们不仅把它当作“人类知识的总解决”，更视其为最时尚、最有身份感的商品。对一个绅士来说，拥有一套《百科全书》，也就等于拥有了应有的教养和智慧，“这部书使我们几乎不用再读其他任何书”。不仅远在美洲的杰斐逊、富兰克林订购了《百科全书》，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有一套。
关于启蒙运动是否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法国近代史专家雅克·索雷的答案是：“人群中唯一有能力理解并支持启蒙精神的只有开明贵族。”[367]事实上，《百科全书》与后来的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大革命却是它的终结者；在这场狂热的底层运动中，比小册子更简易的传单成为革命时期最流行的印刷品。伏尔泰在一本《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的小册子中说：书籍驱除蒙昧，“而蒙昧从来就是控制完美的国家实行监管与保护的工具。”[368]
书籍虽是一种商品，却极其特殊；它既代表物质也代表观念，将精神与物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书籍是最具个性化的。没有任何一种大众商品像书籍这样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受语言和文化区隔的书籍一直属于小批量生产，男女都爱的畅销书毕竟是少数。
“作为奢侈品，书本从一开始就屈从严格的利润法则和供求法则。”[369]即使《百科全书》从最初的对开本，缩小到了后来的8开本，价格降至四分之一，也仍然相当于一般工人将近半年的收入。对书商来说，最好的书是卖出去的书。“1789年以前，所有的出版商一共印制了大约24000部《百科全书》，至少11500部到了法国读者手中。”[370]就像谷登堡时代的《圣经》一样，《百科全书》成为“18世纪最大的生意”，这使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场传媒革命。
1768年，传媒大王庞库克以超凡的胆略购买了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所有版权。在此之前，《百科全书》屡屡遭禁，几乎胎死腹中。路易十五曾下令任何书写或印制反教会反政府文字的人都将被处死。1770年，刚刚印出的6000册《百科全书》就像思想犯一样，被关进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371]
图书审查与文字狱
权力与知识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文字与文字狱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
进入印刷时代后，关于文字权力的争夺日益白热化。有一位印刷商甚至说：“只要有二十六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面对印刷书的泛滥，传统权力仍试图维持对文字和思想的垄断。1471年，谷登堡印刷机首次出现在佛罗伦萨，引起一位政客的强烈抨击：“许多愚蠢的想法，可以藉由这种危险的机器，在一瞬间变成几千倍流传出去。”传统势力无疑看到了印刷机对自身权力的挑战；对他们来说，思想本身就是危险品，能传播危险品的机器无疑更加危险。
单凭印刷机能复制产品的力量，它就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卫士，为许许多多危险的事实与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不能堵塞的无数渠道，也散布了无数既无从追踪也不能撤回的新闻。一旦印刷完成，世界上任何力量，不管是法律还是赦令，要将已发出的信息收回，都无能为力。[372]
无论是新教革命时期的教皇，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国王，肯定是不会欢迎印刷机的。在17世纪初的法国，如果有人胆敢持有印刷品，哪怕是一张印刷纸，也会被判处死刑。在18世纪，世界上只有两个地区拥有大规模印刷出版业：欧洲和东亚。但只有欧洲诞生了启蒙运动。
人类发明了印刷，却没有发明出版自由。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敕令中警告：“只要印刷术让有益且受过审查的书籍进一步传播，那么它非常有用。但如果它使有害的作品也广为流传，那么印刷术也可以是有害的。因此，保持对印刷业者的完全控制是极有必要的。”[373]欧洲最早的书报检查由教会的宗教裁判机构执行，罗马教廷曾经用过审查、禁书、焚书等一切手段。1543年，教廷规定，所有图书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由教皇颁布的《禁书目录》从保罗四世开始，一直延续了数百年；不仅禁书，还禁作者，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禁书会”。作为教会学者，哥白尼一直不敢将《天体运行论》付梓印刷，直到临死之日才看到印刷书；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出版即遭焚禁，他本人也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并禁止出版印刷其任何著作。[374]布鲁诺极其蔑视地对宗教法庭说：“你们宣判时的恐惧甚于我走向火堆。”
教权衰落后，国王指派的政府官吏继续这项反动事业。1515年，英国国会规定，除非经过“被指定的明智、谨慎的人阅读、讨论和审查过”，否则不得印刷和出版任何图书。1526年英国公布第一批禁书目录，三年后，禁书书目从18种增加到85种。1538年，亨利国王下令：销售图书须经国王批准；未经审查官的审查，不得进口任何图书；每本书须印出承印人、作者、译者、编者的姓名，否则将判处监禁和没收财产。1637年，星室法庭限定伦敦的印刷厂不得超过二十家，铸字厂不得超过四家。即使后来的光荣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图书审查，只是改出版前审查为出版后审查，以追惩代替预惩；这迫使书商和作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这其实要比官吏审查更加残酷。
法国第一次图书检查运动始于1521年，弗朗索瓦一世责令巴黎最高法院严密监视印刷所和书店。路易十四时期，严厉限制书商和印刷商的从业人数，严控印刷机和印刷器材，印刷作坊和书籍包装必须接受检查。1701年，正式设立图书管理局，专门负责图书检查。作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18世纪的法国虽然思想家如云，并在欧洲拥有无数读者，但他们的作品却大多都是在法国之外印刷出版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严厉的图书审查下，大量的“非法”图书走向地下印刷，以盗版的形式出版，仅巴黎就有一百家出版商从事地下出版业。当地下印刷也受到限制时，书商们便将书稿送到外国出版，再通过走私将图书运回。正如尼采所说：哲学家的命运掌握在书商手里。那些“危险的书籍”一般都被书商们心照不宣地称为“哲学书”，偷偷地在斗篷下销售。庞库克后来将《百科全书》放在法瑞边境的纳沙泰尔印刷，那里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保护。这位“哲学家国王”以宽容开明著称。
在多元化的欧洲，荷兰共和国成为出版自由的“世外桃源”，很多印刷商移民至此；阿姆斯特丹依靠无数杰出的印刷商和出版商，而成为当时“全世界的图书超市”。在17世纪，荷兰人印的书超过世界其他各国印数的总和。与荷兰相反，从16世纪起，法国每年都要出口大量的纸，然后再将大量的书进口或走私进来。卢梭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在外国出版和印刷的。[375]
为了对付审查，作者和出版商信息常常被刻意隐去，或者编造虚假的信息，“这是一种讲了一些东西而免于被送进巴士底狱的艺术”。在18世纪中期的欧洲，几乎没有哪一个作者没有在监狱中蹲过24小时以上的，而巴士底狱更成为欧洲文字狱的象征，以至于民众攻破巴士底狱的7月14日在后来成为法国国庆日。“从1600年到1756年，800多位作家、印刷商、书商和印刷品销售商在这里受尽牢狱之灾”。据统计，在18世纪，至少有4500种书是随意杜撰人名和地名出版的，甚至有一些书伪托遥远的北京“大汗书店”（chez le Grand Mogol）。
“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376]从本质上来说，印刷最显著的成就表现为现代民主精神，写作与阅读、启蒙与民主完全可以看作同一件事。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而思想源于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思想。思想自由作为一种政治要求，无疑是对权力的反动。正如思想自由体现为言论自由，扼杀思想的方式常常表现为消灭言论自由，在印刷时代则表现为取消出版自由。“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的根本原则——特权，又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建立了一种新秩序。”[377]出版自由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出版自由并非来自宪法，而是宪法来自出版自由。”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所有公民都有言论、写作、印刷出版的自由”[378]。两年后，废除书报审查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入法国第一部宪法。巴黎的印刷厂从旧制度时代的36家猛增到220家。不过拿破仑黄袍加身后，很快又恢复了书报审查，“如果我对新闻界不加以控制，三个月之内我就会下台”。
图书审查是专制权力的忠实仆役和老悍妇，狠毒而没有灵魂。有专制就会有图书审查，有图书审查就会有地下印刷和盗版。讽刺的是，审查机构编制“禁书目录”往往成为免费广告。某种书一旦被禁，就成为盗版的畅销书，由此诞生了最早的“秘密阅读经济学”[379]。民主德国国安部对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鉴定书中写道：“这本书不仅对国家有危害性，而且在读者手里是一本与国家敌对的，尤其是反对苏联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煽动性刊物，要采取一切手段禁止带入东德销售。”[380]《一九八四》成为很多人被捕判刑的罪证，正如奥威尔所说：“权力在于使人遭受痛苦和侮辱，权力意味着将一个人的思想撕成碎片，然后任凭个人意愿组成新的形式。”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钱钟书的《围城》都遭到封禁，书中的方鸿渐这样说：“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受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了教育的人因为识字，上印刷品的当。”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审查制度便不断遭到民间的杯葛。马克思谈到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时说：“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381]
在印刷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文字和书籍所经受的专制皇权制造的危难和灾祸几乎罄竹难书。早在纸出现之前，文字审查就已经成为传统，“笔则笔，削则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中国思想钳制之先河，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非秦记皆烧之。这场暴政彻底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进入印刷时代后，图书遭遇的管制一代比一代严酷。宋朝几乎每个皇帝都颁布过“禁止擅镌”的诏令，并设有专门的图书审查和禁书机构；绍兴十五年（1146）诏令称：“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女真以野蛮落后建立清朝，文化自卑导致对书籍的焦虑和毁灭达到极致，因为著书印刷而被凌迟杖毙、诛灭三族、剖棺戮尸、挫骨扬灰者不胜枚举。“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乾隆帝常标榜自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却每以“大逆”罪滥造文字狱[382]。庄氏《明史》案中，包括编撰、写字、刻版、校对、印刷、装订以及卖书、购书、藏书、读书，几乎所有与该书有关的人都遭到屠杀和残害。仅乾隆四十年（1775），焚书事件就出现了24次，13800部书被毁。作为乾隆的文治武功之一，《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57种，而焚毁者却达2665种。根据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全毁书2453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历史学家吴晗叹道：“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383]
正如王朝的命运就是皇帝的命运，书的命运其实也是作者的命运。中国自古有“立言”之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是因为其著作而存在的。从《尚书》《孙子》《水浒》《金瓶梅》《东坡文集》到《武备志》《天工开物》《焚书》，这些代表中国文明的图书都曾遭到严禁和毁灭。禁书与焚书固然可以扼杀思想文明，但却常常激发起更可怕的暴力革命，正所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如大浪淘沙，那些不可一世的王朝都已雨打风吹去，只有这些“禁书”留传下来。“雪夜闭门读禁书”甚至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特殊雅好。最为讽刺的是，“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书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并不在被禁之列”。[384]
书籍作为人的产物，不仅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而且它具有超越于人的神奇力量；甚至说，每一个人最后都将终结于一本书中。人没有了，书永远存在。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并不是某个特殊人物在暴力和阴谋上多么惊天地泣鬼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智慧和知识的积累，或者说是书和图书馆的力量。客观地说，知识总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对一个人来说，一本书或许就足以使其“知识渊博”；但对一个社会来说，仅有一本书是明显不够的。当很多书被集中在一起，就有了图书馆。实际上，类似《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百科全书》这样的多卷本巨著，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
最早的图书馆其实是档案馆，是为了保存历史经验。公元前3000年，亚述帝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共收藏了1500多块泥板，每块泥板上有80到200行文字。公元前500年，雅典和萨摩斯建立了服务少数识字公民的公共图书馆；稍晚，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一座收藏颇丰的私人图书馆。据说为了超过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00年创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达到40万卷（一说70万卷），几乎囊括了当时希腊、印度、波斯和巴勒斯坦等不同文明的思想和艺术。这些藏书都是由职业写手抄写在莎草纸上的卷子。亚历山大图书馆被视为汇聚所有人类文明成果的最早的大型资料库。
无论是民主思想，还是文化艺术，古罗马都是古希腊的忠实继承者。擅长建筑的罗马人修建了许多图书馆。圣奥古斯丁将图书馆分为希腊馆和罗马馆。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城，至少有28座图书馆，藏书达两万卷。不仅帝国范围内的每座城市都有图书馆，而且很多个人也修建藏书楼来斗富。
进入中世纪后，蛮族兴起，斯文扫地，仅有的文字与经卷被秘藏于修道院中，“一个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就像一座没有军械库的城堡”。话虽如此，其实所谓图书馆也就几本书而已。直到大学出现以后，欧洲才出现了面向世俗的图书馆，而这些图书馆的图书也少得可怜。1257年，巴黎索邦神学院向所有“贫困的神学大师们”开放了自己的图书馆，“以便人人都能阅读”。该图书馆拥有当时欧洲最多的藏书——超过一千册（卷）。早期的大学几乎是图书馆的同义词。14世纪末，欧洲已经有75所大学，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为了防止珍贵的羊皮书被盗，这些书都用铁链拴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书籍这种特殊的“手工艺品”因为其昂贵，一般个人几乎无法拥有，所以大多数书都被保存在图书馆里。因为忌灯火，在昏暗阴冷的图书馆看书，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在穆斯林统治西班牙时期，图书馆有70多座。976年，哈里发哈基姆二世在科尔多瓦建立了一家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超过40万册。这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科尔多瓦被十字军“收复”后，这些藏书成为欧洲走向文艺复兴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的欧洲在自己的家门口，重新发现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名作——
当穆斯林1090年被逐出西西里岛时，基督教统治者令人惊讶地把图书馆看做战利品，并促进了对许多阿拉伯作品的翻译。继托利多于1085年、科尔多瓦于1236年和塞维利亚于1248年陷落之后，穆斯林的图书馆向欧洲人敞开了大门。[385]
与古代欧洲相比，中国的书籍与图书馆有一段可谓辉煌的历史。中国的“图书馆”同样从官方或宫廷的“档案馆”起步，名称各有不同，如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澹生堂，清代的南北七阁等。老子就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守藏室”大约就是当时中国的国家图书馆。秦汉时期延续了周朝的藏书习惯，不过文字书写和书籍制作技术发生了革新。东汉设有秘书监和校书郎，对图书资料进行搜集、抄录和整理；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详细记载。唐以降，书院兴起，无书不成书院，极大地推动了藏书风气的兴盛。在书院建筑中，藏书室往往采用最高大显赫的楼阁形式。明朝“郡县皆立学”，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尊经阁”。1440年，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而同一时期，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386]
中国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印刷术出现之后，书籍实现了商品化，从官方到民间，藏书之风弥漫。宋朝各地州学都建有藏书楼；江西十一府，府府有藏书。私人藏书更胜官方，“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仅湖州一地，拥书数万卷的藏书家就有七八位。“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由此掀起一场复兴中华文化的印书藏书热潮。明清两代，不少富贵之家，或附庸风雅，或沽名钓誉，或囤积居奇，大建藏书楼。知名的大藏书家从宋元时代的数十位猛增到数百位。据估计，当时全国有数以千计的私人藏书楼。宋元以来，江南兴盛，文化繁荣，不仅是全国印刷出版中心，也是读书人和藏书人比例最高的地区，藏书楼比比皆是。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常熟）、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直至晚清，苏州有藏书楼70多处，宁波有藏书楼80余处。宁波范氏家族的“天一阁”号称“藏书之富，甲于天下”。收藏《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都是参照天一阁所建。常熟毛氏家族的“汲古阁”既藏书也印书，不仅藏书多达84000册，所藏书版也超过10万块。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皇家藏书楼和私人藏书楼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传与后代，二是保值增值，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就被金屋藏娇、束之高阁，与读者隔绝；书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艺术品，而不是一种读物。[387]对一个藏书家来说，书的价值来自珍稀版本，而不是来自独特内容；这导致藏书几乎都是古籍，而且越古老越好，对于当代书几乎不屑一顾，“每以身心性命托于残编断简之中”[388]。在某种程度上，这完全是一种商业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投机行为。许多因官而富、因商而富的藏书家，为了“孤本”、“秘本”不惜耗费重金，但对其内容并不见得感兴趣。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类似老地主在地窖埋藏银钱，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对他们来说，书籍只是物质象征，而不是精神财富。[389]像是一种诅咒，官方藏书楼最后总免不了被守吏偷盗一空，私家藏书楼最后总会落入不读书的儿孙手里。[390]
虽然印刷术已经很成熟，但这些藏书大多为手抄本（写本），几乎每个藏书楼都有专门抄书的写手。“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书，抄本为多”；官方设有专门抄书的“补写所”。明朝“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391]。藏书本是为奇货可居，因此抄本也就远较印本更值钱，这反过来也导致印刷的倒退。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没有社会。中国的皇家藏书楼号称“天子讲读之所”，阁门高悬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如天一阁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唯一一次例外是曾对黄宗羲网开一面。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感叹道：
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
钱谦益虽然比不上冯道，也可谓明清两朝“名臣”，一生积累，建成“绛云楼”，其中藏书万卷，从不借人。后来失火，全部化为乌有。钱谦益和绛云楼其实是中国所有藏书家和藏书楼的缩影。早在印刷术诞生之前，就有这样一个疯狂乃至病态的藏书家——梁元帝萧绎。据《梁书》记载，萧绎“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他著书立说，收藏天下典籍达14万卷。承圣三年（555），西魏围城，萧绎尽毁所藏，“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有人估计，至少有一半中国传世书籍被毁。近世的江南藏书楼同样在劫难逃。太平天国时期，天王诏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在这场焚书运动中，私人藏书楼大多被毁。时人悲叹：“余生不幸，虽未坑儒，业已焚书，所见者洪逆之乱，所至之地，倘遇书籍，不投之于溷厕，即置于水火。遂使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392]一个世纪之后，天一阁带头响应号召，在几日间就销毁了80吨古代线装书，是为“破四旧”。
中国传统的线装书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书的实用功能，其本身就是文化秩序的化身。中国传统坊本虽然纸墨粗糙，易损易折，但装订严谨，字体规范，版式装帧函套题签，有规有矩。书不仅是为了阅读，它同时将中国传统精英的士大夫精神融于其中，体现了“文”的尊严。中国传统读书人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概念，即所谓的“士大夫”或“文人”。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到来，这种共同体走向解体。除了具有少数现代批评精神的新式知识分子，所谓硕士、博士、教授，其实与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没有多大关系，职业分工的现代官僚也与传统士大夫是两个概念。
与中国的藏书楼发展类似，欧洲的图书馆也是在纸和印刷的推动下兴起的，因为书籍开始大量生产。“在这个时代，书籍如此廉价，一个人每年只需要花费抽烟喝酒的钱就能买上100本书。”[393]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掀起一股世界性的图书馆风潮。在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看来，图书馆是世界的完美镜像，每一本书都代表了世界某个片断的摹本和缩影，图书馆的书展现了人类知识的边界，一个图书馆就代表了整个世界，图书馆的分类也就是世界的分类。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阅的。公共性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与垄断，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1444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造了一座“公共图书馆”——圣马可图书馆，尽管这里的“公共”一词并非指普通民众，图书馆也不过是教会、贵族和有权势的商人家族展示他们社会角色、施展权势的舞台。印刷时代普及了书，也普及了图书馆。152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成立；1753年，大英图书馆成立；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图书馆法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就是一群读书人创建的，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富兰克林等无不爱书如命。杰斐逊曾说：“无书作伴，生有何欢？”杰斐逊有一座藏书达6487册的私人图书馆，相比之下，创建于1800年的国会图书馆，直到被英军烧毁时，也只有3000余册藏书。1815年，美国国会以23950美元买下了杰斐逊图书馆；一个世纪之后，国会图书馆成为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早在1727年，印刷工出身的富兰克林就创办“共读会”，[394]数年后发展为会员制的费城图书馆，美国收费图书馆也由此滥觞。民主需要受过教育且见多识广的公民来推动，“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至1850年之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那些专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395]。
从1881年开始，钢铁巨头卡内基用自己22%的财产捐建了2509座公共图书馆。“我自己早年的经历让我决定，捐助社区公共图书馆，此外绝无更有效的方法，可以把财富用于帮助那些胸怀理想、有志向善的男孩女孩”；“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都无须考虑。”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美国公费教育的兴起。在义务教育完善之前，社区公共图书馆成为穷人的孩子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
光绪三十年（1902），富商徐树兰仿照西方图书馆模式建设的“古越藏书楼”，开创了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例。[396]张謇亲撰《古越藏书楼记》，“不读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从借鉴变通之途径”；并盛赞徐氏“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此后不久，一批现代图书馆也相继成立，如湖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这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是宣统元年（1909）兴建的京师图书馆。当中国第一个国家图书馆正式开馆时，天朝已经结束，中国和图书馆一起进入了现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现代图书馆与现代教育和现代大学基本上出现在同一时间，由官方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创建；虽然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但知识与书籍毕竟第一次如此开放地走向社会和大众。在此之前，“图书馆”作为日本汉语传入中国。日本占一半股份并提供技工的商务印书馆，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印刷企业和出版商；由其编辑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涵盖初小、高小和中学近百种教材，在1903年的印刷量达数百万之多。作为教科书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翻译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与日本不同，早期被翻译为中文的西方图书几乎全部出自传教士之手，京师同文馆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图书为中国打开了世界之窗和现代之门，19世纪下半叶，引进译书已达六百种，其中四百种属于自然和科学，其余为历史和社科类。1864年（同治三年），丁韪良将《万国公法》翻译为汉语，在未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源自欧美国际法的“权利/right”[397]话语营造出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百日维新催生了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曾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传教士丁韪良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同文馆被合并为下属的译学馆。
1926年，商务印书馆将下属的“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以其五十万册藏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以此为契机，商务印书馆为推动中国的图书馆运动，编译出版了一系列普及性和专业性的丛书：“百科小丛书”包括四百余种图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包括两百多种图书；而雄心勃勃的“万有文库”涵盖一万多种图书，并设有“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和“大学生文库”。[398]
报纸与大众
有时候，历史会发生长时间的停滞。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起，在之后两百多年中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7世纪结束，一台机器每小时仍只能印刷180至200张纸；而此时欧洲的造纸技术，也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但印刷提升了欧洲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纸的产量增长，纸更加廉价。再加上印刷书的普及，会读写的人越来越多。工业革命时期，法国人罗伯特发明机器造纸[399]，从而结束了手工造纸的历史。从蔡伦时代就领先世界的中国纸，逐渐被大量生产的机器纸取代。与此同时，铅字压铸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谷登堡印刷机从木制手扳改为铁制滚筒，并由蒸汽动力驱动。这实际上实现了真正的机械化印刷，每小时可印400张，印刷效率突然提高了一倍。
“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单只设想成为印刷品，而且也只有通过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书，亦即‘刊物’，尤其是‘报纸’。”[400]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品，报纸完全是印刷的产物。在18世纪的英国棉纺工业中，印花布率先使用了滚筒。1814年，科尼格尝试用滚筒印刷书报。1846年，费城建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随后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印刷革命，大大促进了报纸时代的来临。当印刷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报纸就产生了类似爆炸的规模效应，从而区别于其他弱时间性的印刷品。
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事》[401]，它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包括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此外，它还有难以数计的副本，以莎草纸传抄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甚广。[402]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诞生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报纸无疑是城市的标准产物。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新闻”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消息”只能靠人们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说，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它们共同的生命。
与承载知识的书籍相比，贩运信息的报纸更具有媒介性和传播性；如果说书籍的出现是一场知识革命，那么报纸的出现就是一场信息革命。报纸弱化了文字的文学性，以简洁精练和浅阅读实现了信息的最高效传输，改变了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大众化的新闻纸为人类社会铺就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阳光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其巨大的革命性只有后来的互联网才可以相提并论。
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由于有了电报、蒸汽船和大洋海底电缆，信息流通极其迅速，消除文盲成为社会需要，所谓的流行廉价报刊赢得压倒多数的读者的拥护，文化工业实现了巨大进步，于是大众文化便涌入了全球大部分国家。[403]
1702年，伦敦发行了第一份报纸，此后八十年间，英格兰有37座城镇都有了地方性的报纸。但当时一台印刷机一天仍只能印2000份报纸，这使其影响很有限。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报纸深不以为然。在伏尔泰看来，报纸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的记叙”。但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随着专业记者的出现，报纸已经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闻和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英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制度和法律来控制报纸，甚至推出针对报纸的“知识税”。从1712年到1815年，知识税增长了七倍，一份报纸卖7便士，税收就占4便士。因此在英国，报纸完全是精英化的，因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当时的《快讯报》有一万个订户，《泰晤士报》只有五千个订户。由于知识税按页数计税，这使得报纸在页数不变的前提下，逐渐走向大开本，从而与其他印刷品发生了差异。
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和出版控制更加严厉。独立战争期间，37家本土报纸为美国的诞生提供了不遗余力的道义支持。事实上，针对殖民地的《印花税法》提高了纸张成本，这直接伤害了整个印刷业，而大多数报纸都是印刷商投资主办的。比如印刷厂主富兰克林就办了《宾夕法尼亚报》，甚至他本人还担任着主编。因纸张供应紧缺，当时造纸厂和印刷商都在四处抢购破布。
直到19世纪中期，破布始终是制约造纸和印刷的主要瓶颈。1860年，新的造纸工艺出现，来源广泛的木材、麦秆、稻草取代了有限的破布，而且这种新型纸更加挺括厚重，非常适用于印刷机，特别是双面印刷。与此同时，更高效快速的轮转印刷机问世，印刷机本身也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生产，印刷术至此得到最彻底的解放。1814年11月19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今天，本报将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进步展现给世界，1100多张报纸，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印完。”[404]到1848年，《泰晤士报》每小时能印8000张，而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两万张。因为有自动送纸与裁纸装置，宽幅印刷机甚至可以将24版的报纸一次印成。同一时期问世的铅字铸造机每分钟就可以生产1000个字，使用机械排字机每小时可以排列6000个字符。随着照相排字机的出现，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在400年后终于完成使命，传统的凸版印刷不可逆转地被平版印刷取代。
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特设了一个报纸展览馆。作为世界最大的“读者之国”，仅仅100年时间，美国的报刊总数就从37种发展到8129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在世博会现场展示的一台新式轮转印刷机，高20英尺、长40英尺，每小时能印刷五万份厚达16页的报纸，并叠放整齐。这比50年前的印刷速度提升了将近300倍。
美国革命与报纸的介入密不可分。杰斐逊当年曾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报纸作为第一种现代化的大众媒介，实现了社会整合，使现代文化的阳光普照大地，帮助美国从移民集合变成统一国家。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也有报纸，但遗憾的是编辑们不讲真话。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讲真话的全部、非真话不讲。中国的编辑对真话极其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真话。因此他们发行量也不如你们。因不讲真话，我们的报纸也就无法承担一份伟大出版物为文明保驾护航的使命。”[405]
工业进步不仅实现了纸和印刷的大众化，也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在英国，纸的产量从1800年的一万吨增加到1900年的六十五万吨，价格从每磅一先令六便士下降到一便士。[406]到19世纪末，随着城市文盲率的下降，以及广告业和电报业的发展，报纸已经不再只是精英的奶酪，而成为普罗大众饭桌上的茶点。报纸的发行量从过去的几千份猛增到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群体包括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到丫鬟主妇、贩夫走卒。当广告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时，读者变成了被动的信息消费者和受众。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大。资本兼并催生了报业巨头，资本主义用“廉价报纸”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印刷越来越发达，不断把各种各样新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专业的以及地方的报刊推到读者眼前，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作者——起先只是偶尔写写的作者。”[407]
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言论喉舌扮演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第四种力量”，“报纸应该成为善良和美德的同义词”。报纸塑造了一个舆论化的社会，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发挥到极致。托克维尔认为“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爱默生赞叹道，在英国，没有一种力量比《泰晤士报》更令人感到它的存在，更令人畏惧和服从。巴尔扎克宣称：“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统治。”[408]
报纸虽然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但并不能完全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歧。正如印刷纸书的出现让手抄羊皮卷的拥有者愤怒，报纸的泛滥也让“读书人”愤怒。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是那些想不通过阅读和判断的人的对策，是劳动者的祸害和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刊登一句杰出人物所说的话，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斯宾格勒认为，书籍是个人的，而报纸是大众的，报纸将读者变成为被蛊惑被利用的士兵和奴隶，报纸将书籍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排挤出去，“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占有了”[409]。
新文化运动
历史往往是被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改变的。虽然纸张与印刷最早出现在中国，但真正被发扬光大却是在欧洲。进入19世纪，造纸术和印刷术再次回到中国，从西方造纸技术到西方石印、油印、铅印技术，一场由技术和观念引发的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化革新，彻底改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既有格局。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耶稣会士金尼阁从欧洲带着七千部印刷书来到澳门；由于历史原因，这些书最后进入中国者“尚未有什之一二”，只有极个别被译为汉语。两个世纪之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第一次将《圣经》译成汉语，此外，还编撰了第一本《华英字典》，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刊，他也是对汉字进行现代铅字印刷的第一人。古老的汉字正是在这批“洋人”的努力下，第一次走上了机械化印刷的道路。在此前一个世纪，一位名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为教外国人学习汉字，而被清政府处死。[410]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专门印刷和出版书籍的机构——墨海书馆。曾在墨海书馆工作过的报人王韬回忆初去墨海书馆的情景：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竞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411]
斯宾格勒说，宗教是一个有活力的人在征服、制约、否定和破坏时的觉醒概念。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也没有宗教战争，但马礼逊如同中国的谷登堡，同样引发了一场革命。作为马礼逊的助手和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编写的新教小册子《劝世良言》让落魄秀才洪秀全如获至宝，“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发端。在温州的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用拉丁字母编制了温州方言拼音文字，并将《圣经》翻译为温州方言；他翻译的《论语》英文译本被印刷了三十多版。[412]苗族、壮族、佤族、傈僳族、景颇族、彝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自古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借助传教士带来的拉丁文，纷纷进入文字时代。越南也以一场拉丁化运动结束了其悠久的汉字历史。
面对数量巨大的汉字和浩如烟海的古籍，活字铅印在短时期内并未发挥作用，反倒是石印术恰逢其时。这种无需雕版却能保持古籍原版的快速影印技术风靡一时。“以西法石印留真，流传古籍，一无讹误。商利既厚，教学尤便。因集股购机械以为之。”因为制版成本低，石印书一改中国传统印刷书品种的局限，上自二十四史、图书集成、全唐诗，“下至士子应试、干禄之所需，凡数万种”，尤其是“汗牛充架之巨帙”和罕见珍本，丰富的内容和低廉的价格，极大地促进了书籍普及。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石印设备并不复杂，但基本都进口自英国和法国，甚至连石板也不例外。[413]
洋务运动期间，传教士丁韪良、艾约瑟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期刊，即《中西闻见录》，致力于推介西方科技。[414]印刷机械化使书的形式和内容都悄然改变，传统的手工线装书逐渐被钉装和胶装取代。在印刷技术的推动下，现代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从无到有，迅速成为中国城市的现代文化象征。一篇名为《中国报纸进化小史》的文章称：
泊乎宣统，内地府县，并有地方报纸之刊，已骎骎焉自披露新闻而入于宣传民意之时期矣。武汉首义，全国响应，报纸之传播，不为无功，一时民气发言，政党各派，竞言办报。北京首都，骤增至二十余家，上海一隅，亦有十余家。新闻事业，遂如怒潮奔腾，一日千里。不仅通商大埠，报馆林立，即内地小邑，亦各有地方报一二种。[415]
1872年，英国人美查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日报《申报》，并以西方石印技术大量翻印中国古籍，中国第一次走出了印刷品的短缺和匮乏。[416]光绪末年开放报禁，全国各地创办各类报刊达302种，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著名如上海的《申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中外纪闻》和香港的《华字日报》等[417]。这些独立的现代媒体不遗余力地鼓吹民生民智民权和自由思想，中国从未像那个时代一样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苏报案”启示人们，没有自由就没有新闻，也没有现代。1909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民呼日报》，被禁后再创《民吁日报》，不久又被租界当局查禁，“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不久，又筹集资本办起《民立报》。1911年5月4日发表的《资本家》短评写道：
今日之世界，金钱之所弥缝；今日之风云，资本家之所卷舒也。设吾资本家日渐衰落，不足以支配此四百兆之众，则贤而勤者，终身奴隶以谋某生，愚而惰者，直沟瘠而已。是虽他族不割宰我，我已为肉登于俎，鱼游于釜矣。资本家之关乎于国势，顾不重欤？[418]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的《京报》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这或许是古代中国唯一的“报纸”，它其实更接近于传单。作为当时主要的两种印刷品，历书和《京报》“如同朝廷手中的发动机，对朝廷的运行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发行历书，时刻提醒人们按时奉行一些迷信活动，对这些活动，朝廷显然是着意鼓励的。《京报》则是有力的宣传工具，向帝国的各个角落传播当今君主慈父般的大仁大德，大力颂扬他不仅因朝廷官员做错事对他们进行惩罚，还因他们玩忽职守而进行惩罚。[419]
从官方的《京报》到民间的《申报》《苏报》，“报纸”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420]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新兴媒体，使康梁维新和孙文革命能够在世纪变局中一呼百应；或者说，只有在报纸诞生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具有民主精神的现代政治。
内布里哈有句名言：“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所用文字为拉丁文、俄文和满文，唯独没有中文；咸丰八年（1858），清朝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所用文字为俄文、蒙文和满文，依然没有中文；宣统三年（1911），清朝与俄国签订《满洲里界约》，所用文字为俄文和中文，没有拉丁文，没有蒙文，也没有满文。从文字这一细节上，中国历史翻开了走向现代文明的新篇章。
1931年，《大公报》在发行一万号纪念辞中写道：“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早在1919年，《申报》的发行量就已经从创刊时的六百份发展到三万份。
与大众化的报纸相比，类似小册子的杂志更加受到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的青睐。吕思勉先生就承认：“三十年（1894—1923）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421]新媒体带来新思想，象征现代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应运而生。这其中，《新青年》[422]高举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大旗，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在《新青年》创刊词中，陈独秀对中国的青年一代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宣告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中国。1920年5月，《新青年》刊登苏俄政府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译文。同年，在共产国际[423]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问世。[424]在风起云涌的二三十年代，在刚刚兴起的城市中，蜡版手写油印机和传单掀起一场接一场的群众运动。
作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印刷繁荣和出版自由带来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思想和观念上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步，甚至有历史学家将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行类比。“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和基础，离开新文化运动，现代化不过是水月镜花。”[425]在“五四”运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推动汉语改革的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前，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运动后第一年中，“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426]。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胡适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新青年》从第4卷（1918年1月）起，改为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白话文运动由此滥觞。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文言文教科书，由此出现了新式教科书的出版高潮。被称为“中国的伏尔泰”的吴稚晖说：“古书是无价值的糟粕，应该把它们从学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427]
以口语化的白话文取代古老的文言文成为通用书面语，这一方面增强了汉语文字的普及与通俗，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汉语表达的丰富与精确。尽管一些古汉语以成语的形式得到保留，但除了3000多个常用字，90%以上的汉字遭到废弃。在“拿来主义”的狂热中，甚至一度兴起“扔掉线装书”、废除汉字的字母化运动。从世界范围来看，文言文和拉丁文的终结都是文化世俗化的结果，新的语言体现的是新的逻辑和思维方式。“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不仅是一个语体形式的革命，而且是一个创造新的语义系统的过程，其目的在于适应变迁了的现代社会心态以及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428]事实上，取消科举制度本身，就已经宣告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时代走向终结。
“一旦现代化进程开始——即一旦一个醉心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核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要阻止或逆转这一进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429]五四运动更大的意义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他们已经不同于儒家文化下的传统士大夫。[430]虽然五四精神后来逐渐被爱国主义顶替，但“五四遗产至今仍以各种方式提醒中国人，中国尚未从过去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431]。经历过五四之后，鲁迅先生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启蒙只有从知识分子做起；他对大众启蒙并不抱希望，“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他的话不幸被陈独秀和瞿秋白后来的命运所证实。
太平天国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借助电报和报纸构建起一个影响巨大的传媒网络，特别是马克思，对这场“中国革命”格外关注。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报纸，也没有邮局，以至于北京城里养尊处优的很多旗人显贵竟对南方的战乱一无所知，更不知曾国藩和洪秀全是何许人也。[432]70多年后，南方的红军突破重重围剿，在甘肃的哈达铺邮局意外得到不少报纸，如1935年7月23日天津《大公报》载，“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红军因此奔赴陕北，中国历史就这样被几张报纸所改写。[433]
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这本由他人代笔的小册子采用当时最好的纸，以最低的价格卖了100万册。蒋在书中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出强烈批判：“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恐惧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费正清发现书中谬误多多，并认为这本掌权者的书，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是一种侮辱。闻一多指出，“《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宣战”。陕北的共产党称，“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
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科学，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科学。外国的水是氢二氧一，中国的水也还是氢二氧一；外国的大炮是那样造成的，中国的大炮也同样是那样造成的；外国在“声光化电”之学上已经研究出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移到中国来也还是有用。——既然外国已经先发展了这些科学，而中国还没有，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夷变夏”一下，从头学起来。……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