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个好学不厌的年轻人，唐鉴当然非常喜欢，也诲人不倦，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称为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就又去拜访倭仁。
倭仁（1804—1871年），清朝大臣，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同治帝的老师。历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曾国藩与倭仁都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完全是同时代的人。
倭仁是清末理学领袖，也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
倭仁的教导与唐鉴异曲同工，只是在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要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然而，人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曾国藩毕竟只是而立之年，有着丰富的七情六欲，在严格的修身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曾国藩更加自虐般地跟自己过不去——有一天，菜市口杀人，曾国藩不由自主地去看了。晚上，在写日记时，曾国藩严厉地检点了自己。还有一次，他的同年进士讨了漂亮的小老婆，曾国藩看到后，非常羡慕，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的“黄脸婆”躺在床上生病，曾国藩联想到别人小老婆的如花似玉，禁不住叹了口气。这些，都被曾国藩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曾国藩就是这样每天反省着自己的“一闪念”，折磨着自己，而他也从这样的折磨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快乐。
另一件事也带给他极大的考验。在修身过程中他遇到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戒烟。年轻的时候，曾国藩跟中国所有底层百姓一样，学会了抽烟。多年的抽烟习惯使他的烟瘾很大，经常是烟袋不离手。每次吞云吐雾之后，曾国藩总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头痛昏沉——于是曾国藩开始了戒烟，也开始了对自己的观察，他把戒烟的整个过程写进了日记。开始，他感觉到六神无主，整日里恍恍惚惚，甚至连人生也觉得毫无意义。不久，曾国藩实在抵御不住烟的吸引力，开始恢复吸烟，而且，烟瘾比以前还大。旧病重犯让曾国藩觉得羞愧。有一天，曾国藩气急败坏，掂了掂那根相伴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往膝上一叩，烟袋“叭”地一声断为两截。当天晚上，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在此之后的数日里，尽管烟瘾发作时如上万只蚂蚁撕咬身体，曾国藩也强忍住，不让烟瘾复发。为了排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他不断地找人下棋、聊天。这种痛苦难熬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强烈的感觉变得淡下去了。一个月之后，曾国藩终于成功戒烟了。当觉得自己的烟瘾恍如隔世时，他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支撑，那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宏大力量。
任何一个成大器之人，都有一段对于灵魂的自觉过程。一个人，只有在这种深刻的内省和反观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大象之气。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最初，曾国藩对于自己内心的修炼以及所谓的“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认识是幼稚的，但这样的方式，却使曾国藩经常面对自己，使另一个人格无法从自己的视野里逃脱。慢慢地，曾国藩的所有行为都限于这样的规矩中了。一段时间的检点和内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也成就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和习惯。理学逆向深入的自省方式，让曾国藩领悟了很多东西。
在修身的过程中，无意中，他将儒教和佛教联系起来。除了戒除自己的不良习气之外，曾国藩还开始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不良想法和动机。这样的方式，也如同佛教中的静坐和参禅。每到傍晚，曾国藩照例都要静坐一会，就像驱赶魔障一样，驱赶存在于自己思想中的黑色或者灰色的雾霭。这是一种清教徒似的自省方式。曾国藩就这样变成了一个非严格意义的禁欲主义者，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自虐者。虽然这样的过程痛苦、乏味、机械、生硬，但他一直努力去做了，也就坚持了下来。渐渐地，就如同佛教所阐述的“戒、定、慧”一样，这种理学的自修过程同样也有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过程，有一种清明让曾国藩感到澄澈和清爽。
随着“修炼”的深入，渐渐地，曾国藩开始真正地明白理学的真谛所在了。他觉得这种修身的过程有意义极了，也有意思极了。一个人以如此的方式深入自己，也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不断精进，最终达到一种精神和道德的合一。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宗教情感吧，将人的有限智慧引入到无限的空间——宋明理学就是这样具有很多的宗教成分的，只不过，它一直没有确定一个反观的人格化神像，它是将人格化的神像转化为道德律了，以为道德是一种天生的纲常。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与修身中，走了一条与宗教信仰类似的道路。
这段时间，对于曾国藩来说，是脱胎换骨的过程。理学对于人格的修炼，使得他无论是在学问上、人格上，还是在处世方法上，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只会读古书写古诗作古文的书生了。给人的印象是，进入中年之后，曾国藩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学子变成了一个对于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强烈自信的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滋养身心的道路。同时，曾国藩也变得越来越喜欢跟人探讨一切潜藏之“理”，他变得爱较真，爱认死理，并且遵循“理”来行动。曾国藩确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抱负。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条传统的治学内容上，又增加了“经济”。在曾国藩看来，这四种学问缺一不可，而且“经济”更为重要。
这个词和现在的解释不一样。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真正学问，就是学要有所用，对于社会，要能派得上用场。这些经世济民的学问，才是真正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曾国藩更清晰地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内涵，变得更有责任，精力也更为专一集中，做事也变得更趋完美。在翰林院的闲职任上，曾国藩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利用大量时间，开始深入地调查、了解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窳败的社会现实。
可以说，理学的钻研没有使曾国藩变得缥缈，相反，他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也变得更加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