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的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可回乡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清廷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乡守制压倒朝廷公务，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汉，得知太平军正猛攻长沙，他便从岳州（今湖南岳阳）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阴、宁乡，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颠簸劳顿，才回到故乡白杨坪。这段非同寻常的奔丧经历，使得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曾国藩对战乱有了亲身感受，对太平军的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文化虚无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兵锋所指，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他们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作为一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是他的职责与义务所在。然而，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惊胆战。于是，曾国藩写了一份奏疏准备请辞谕旨。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也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责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100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还是在“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12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后，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聚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韧耐劳”。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58%。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定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是伤透了脑筋。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最终，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了一支拥有大小战船361艘、大小火炮470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阵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做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做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对后人影响很大。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劝他放手大干，尽快进军东南，而他则坚持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安庆。他认为只有拔掉安庆这颗“钉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为主，掌握两军对垒的战争主动权，最终达到围攻天京（即南京），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构想，曾国藩紧紧围住安庆不放。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先是直接救援，结果被湘军击退，而后又施行“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时进军湖北。即使在武昌危如累卵的情形下，曾国藩也不为之所动，不肯撤安庆之围增援。面对曾国藩如此坚韧而强劲的“定力”，尽管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将士苦苦坚守，洪秀全、李秀成、陈玉成等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也多次设法营救，但历经两年之久的安庆战役终以太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安庆陷落，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长江门户洞开，曾国藩完全掌握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主动权，湘军挥师东下、围困天京、剿灭太平天国，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罢了。
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逝，年仅6岁的载淳继承皇位。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清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大臣”集团。两宫垂帘听政后，一改咸丰帝慎用汉族将领的成规，上台仅12天，就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四省所有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赏他协办大学士衔。
位居人臣之极，曾国藩惊喜之余，更多的是疑虑与担忧。“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没有半点自傲自大，反比过去更加勤勉谨慎，唯恐无意间招致祸患。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就有不少权臣向慈禧进言：“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势。”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11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那么军事上的防范之举，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招致其他清军围攻。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他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历史经常上演这一幕。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抉择。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一天晚上，曾国藩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30多名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他接见表态，希望他拥兵自立。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笔墨，写下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曾国藩要做一个道德完人，忠臣孝子，他不可能走这一步。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比较少见。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分出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的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