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很小的动作也需要很强的心力和体力。她把腿向前挪动了几毫米，然后暂停，把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一次一小步，再休息。她把脚跟往前探，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扶着餐桌，还把上身前后晃一晃，想给身体一点儿惯性的力量。她坐的椅子有着高高的柔软的靠背，椅子腿下面垫了塑料杯，把椅子抬高了几厘米。不过，她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站起来。第三次，她终于成功了。然后，她不得不停住，低下头，双手扶着餐桌，等这一阵眩晕过去。
她每天的锻炼就是在自己的小公寓里散步。从厨房走到门厅，绕过客厅的沙发，然后停下来把窗台上红色秋海棠的枯叶摘掉，再到卧室，到写字台那里。现在，写字台上的电脑对她格外重要。她小心翼翼地坐下，这张椅子的腿下面也垫着塑料杯，由于椅子被垫得很高，她的大腿几乎没法放在写字台下面。她掀开屏幕，听到硬盘启动的熟悉的低声轰鸣。她点开桌面的浏览器图标，首页是报纸的网络版。每天，她都感叹偌大的世界居然能存在这么小的电脑里，能让她这个在斯德哥尔摩的孤身女人，只要愿意，就能与世界各地的人保持联系。科技让她的生活充实，让她对死亡的等待不再那么难熬。她每天下午都坐在这儿，如果赶上失眠，连清晨和深夜也是。她的上一个看护——玛莉亚教她学会了用电脑、Skype、脸书、邮件。玛莉亚说，想学习新东西，永远都不嫌老。多莉丝表示赞同，并且说，要想实现梦想，永远都不嫌老。在那之后不久，玛莉亚就辞职了，她要去上学了。
乌尔莉卡对电脑好像不太感兴趣——她从来没有提起过电脑，也从没问过多莉丝在干什么。她只是每天打扫房间的时候给它擦擦灰尘，心里想着自己要做的事。不过，没准她也用脸书。好像大部分人都用。连多莉丝都有脸书账户，是玛莉亚帮她注册的。她还有三个朋友，玛莉亚是其中一个；还有她妹妹的外孙女詹妮，在旧金山；还有詹妮的大儿子杰克。她不时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关注一下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图片和事件。有时，她还研究他们的朋友的生活，看人家的公开资料。
她的手指仍然可以工作。只是比以前慢了些，而且有时会疼，强迫她停下来休息。她把自己的记忆写下来，以此回顾自己的一生。她希望自己死后，发现这一切的人是詹妮。她希望詹妮能读她的文字，笑着看她的照片。她希望詹妮继承自己所有美好的东西：家具、画、手绘的茶杯。这些东西不会被直接扔掉吧？这个念头让她禁不住浑身发抖，于是把手指伸向键盘开始写作，不再胡思乱想。“外面，白色的玫瑰花爬上了深褐色的木头墙。”今天她写下这句话，就一句话。接着，她便平静下来，开始在记忆的海洋中遨游。
A.埃里克·阿尔姆【划掉】 已逝
你听过真正绝望的吼叫吗？詹妮，那种绝望的哭喊，发自心底的尖叫，渗透到周遭的一切，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我听过几次，但每次都让我想起第一次，也是最可怕的一次。
那是从里院传来的，父亲站在那里。他的叫声在院子的石墙间回荡，鲜血从他的手上涌出来，把草地上的霜都染红了。他的手腕上揳进了一个钻头。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他倒在地上。我们很多人跑下楼梯，跑进院子，跑向父亲。母亲把她的围裙绑在他的手腕上，把他的手臂抬高。她大声求助，她的哭喊和父亲的叫声一样响。父亲脸色惨白，嘴唇发紫。之后的一切都模糊了。有人把他抬到大街上，抬上一辆车，开走了。墙边灌木丛里快要枯萎的白玫瑰上结着霜，孤零零地留在那里。等大家都走了，我还站在原地，看着那朵花——它是幸存者。我向上帝祈祷，希望父亲也能找到同样的力量。
后面的几星期都是焦急的等待。每天，我们都看到母亲把早餐剩下的粥、牛奶和面包打包带去医院。但经常又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有一天，她回来了，父亲的衣服搭在篮子上，篮子里仍然装满了食物。她的眼睛又红又肿，红得像父亲那已经被污染的血液。
一切都停止了，生命终结了。不仅仅是对父亲，也是对我们所有人。在那个结着霜的11月的早晨，他绝望的喊声残忍地结束了我的童年。
S.多米尼克·塞拉芬
夜里的泪水不是我的，但它们已深入我的灵魂，有时我会醒来，以为自己在哭。每天晚上，等我们上床以后，母亲就坐在厨房的摇椅上，我已经习惯了在她的抽泣中睡着。她一边缝缝补补一边哭，她的哭声一阵一阵，弥漫在整个房间，穿过天花板，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她以为我们睡着了，其实我们没有；我能听到她把鼻涕吸回去，咽下去。我能感受到她被丢下的绝望，还有再也不能在父亲的庇护下安定生活的绝望。
我也很想他。他再也不会坐在扶手椅里，沉浸在书里了；我再也不能爬上他的膝盖，跟他一起遨游世界了。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得到的拥抱都是父亲给我的。
那几个月很艰难。我们早餐和晚餐吃的粥越来越稀了。我们从树林里摘回来晒干的浆果也快要吃完了。一天，母亲用父亲的枪打死了一只鸽子，把它炖了。那是父亲走后我们第一次吃饱饭，第一次吃到面颊微红，第一次笑。但笑声很快就没了。
“你年纪最大，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她把一张纸塞到我手里。我看到她的绿色眼睛里涌出泪水。她转过身去，拿起一块湿抹布，疯了似的擦我们刚刚用过的盘子。厨房成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一切。母亲忙着缝的那条蓝裙子就搭在板凳上。锅里的炖土豆冒着气泡，里面的水快要烧干了。孤零零的蜡烛，给屋子带来微弱的亮光。母亲在水池和餐桌间来来回回走动。她一动，裙子就在她腿边晃一下。
“什么意思？”我终于问。
她停了一下，没有转身看我。
“你要赶我走吗？”我又问。
没有回答。
“说话呀！你在赶我走吗？”
她低头看着水池。
“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多莉丝，你得理解。我给你找的工作很不错。你也看到了，那儿离这里并不远。我们仍然能见面。”
“那我不上学了？”
母亲抬头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父亲绝不会允许你这么早就让我退学。绝不！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朝她大喊，艾格尼丝也在她的小椅子里紧张地呜咽起来。
我重重地坐在餐桌边大哭起来。母亲在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她的手刚洗过碗，又湿又凉。
“别哭了，我的宝贝。”她轻声说，她的头靠着我的头。屋子里安静极了，我几乎能听到她的泪水滚下脸颊，和我的混在一起。
“你每周日休息，那天你可以回来。”
她的轻声安慰在我耳边渐渐模糊，最后，我在她怀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认识到了这个残酷而无法改变的现实：我将不得不离开家，离开这个安全的港湾，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母亲递给我一包衣服，我没有反抗，接了过来，但在告别时，我无法看她的眼睛。我拥抱了妹妹，然后就走了，什么也没说。我一手拎着包，一手拿着父亲的三本书，书用粗绳子扎成一捆。在我大衣口袋里的那张纸上写着一个名字，是妈妈的花体字笔迹：“多米尼克·塞拉芬”。后面还有两句严厉的指令：“端庄地行礼。正确地说话。”我缓慢地走过南城的大街小巷，朝那个名字下面的地址走去：巴斯图街，5号——那里将是我的新家。
到了那儿之后，我在那栋摩登的建筑前面停了好一会儿。窗户很大，很漂亮，外面包着红色的边框。这座房子是石头建的，有一条平整的小路通向院子。从我之前的家——那座朴素的、历经风吹日晒的木头房子走到这儿，还真是不短的路程。
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厅。她穿着锃亮的皮鞋和亮白色没有腰身的裙子，头上戴着米色的钟形帽，一直盖到耳朵，胳膊上挎着一个同色系的小皮包。我窘迫地在自己那条已经磨破的及膝羊毛裙上搓着手，心里想着谁会为我开门。多米尼克是男是女？我不知道，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我走得很慢，在擦得发亮的大理石台阶上每走一步都顿一下。还剩两层。深色橡木的双开大门，比我见过的任何门都要高。我上前一步，拍了一下狮子头形状的门环。门环发出轻轻的回声，我直直地看着狮子的眼睛。一个穿黑色裙子的女人开了门，向我行屈膝礼。我想把那张纸条打开给她看，可又来了另一个女人，黑衣女人立刻退到一旁，笔直地靠墙站着。
第二个女人有着红棕色的头发，她把头发分成两绺，在颈后编成一个厚厚的发髻。她的脖子上戴着几串白色的不规则的珍珠。她穿着及膝的绿宝石色的丝绸礼服和百褶裙，一走路就发出沙沙的声音。她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对着一个长长的黑色烟斗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朝天花板吐出烟雾。
“看看，我们这儿有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她有着浓重的法国口音，嗓音由于抽烟有点沙哑，“你可以留下了。来，过来，到里面来。”
说完，她转身进了屋。我还站在门厅的地毯上，我的包就在前面的地上。黑衣女人冲我点点头，示意我跟着她进去。她带我走过厨房，来到隔壁的女仆房间，那里有一张小床是我的，旁边还有两张床。不用她说，我便拿起床上的工服套在身上。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是三名女仆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别人不想干的活都是我的。
这间公寓很大，里面到处都是画和雕塑，还有深色的木质家具。房间里有烟味，还有一种我分辨不出的味道。白天，这里总是安静平和的，但晚上常常有客人。女人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钻石；男人们穿着西装，戴着礼帽。他们穿着鞋进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仿佛这里是家餐厅。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充斥着夹杂了英语、法语和瑞典语的对话。
这些夜晚，我听到了以前从未听过的观点：男女同酬和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哲学、艺术，还有文学。我还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行为：大声地笑，激烈地争吵，还有在阳台窗前和角落里公开接吻的男女——真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会猫着腰穿过房间，收回客人们用过的酒杯和空酒瓶；穿着高跟鞋的腿迈着晃晃悠悠的步子走来走去；衣服上的金片装饰和孔雀羽毛飘到地板上，卡在门厅宽宽的木地板之间。我得趴在地上用小刀把它们清理干净，一直到凌晨才能干完。等夫人醒来，一切都得重新变回完美的样子。我们很努力地工作，要让她每天早上都看到桌布又熨得平平整整，桌子擦得锃亮，玻璃杯闪亮无瑕。夫人总是睡到很晚才起床，她从卧室出来后，会把公寓的房间挨个检查一遍。如果她发现了什么问题，被批评的总是我。很快，我便找到了规律，我会在她每天起床前自己在公寓里再巡视一遍，把其他人做错的地方重新做好。
我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睡在硬邦邦的马鬃床垫上。我的身体总是很累，这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黑色工服的接缝处总是磨到我的皮肤，还因为森严的等级和我挨的掌掴，还有那些把手放在我身上的男人。
N.格斯塔·尼尔森
偶尔会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在公寓里睡着，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叫醒，让他们离开。但这个人并没有睡着，他只是直直地看着前面。一颗颗泪珠从他的脸颊慢慢滚下，他的眼睛盯着一位已经在躺椅上睡着的年轻人。那个人有一头金棕色的鬈发，仿佛头上有一圈光环。年轻人的衬衣扣子开了，露出黄色的背心；他胸前的皮肤晒得黝黑，上面用不规则的墨绿色线条画着一个锚。
“对不起，您很难过，我……”
他转过身，沉下肩膀靠在皮质的扶手上，半躺在躺椅上。
“爱是不可能的。”他含糊地说，向这个被他凝视已久的空荡荡的房间点点头。
“您喝醉了。先生，请您起来吧，您得在夫人起床前离开这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坚决。我使劲想把他拉起来，他握住了我的手。
“你没看到吗，小姐？”
“我没看到什么？”
“我很痛苦！”
“是的，我能看出来。回家睡一觉吧，痛苦就会减轻的。”
“就让我坐在这儿看着这个完美的人儿吧。让我感受这危险的电流。”他在努力捕捉自己的情绪，有点语无伦次了。我摇摇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纤瘦的男人，但显然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经常在派对结束后留在公寓里，陷入沉思，直到清晨的阳光照在南城的屋顶上。他叫格斯塔，格斯塔·尼尔森。他也住在这条街上，巴斯图街25号。
“小多莉丝，人在晚上思维真清楚。”每次我让他离开，他都这么说。然后他便摇摇晃晃地走进夜色，低着头，耷拉着肩。他从来不把帽子戴正，总是穿一件很大的破旧的夹克，两边还不一样高，仿佛他的背是弯的。他很英俊。他的脸经常晒得很黑，他有着经典的高鼻梁、薄嘴唇。他的眼神很友善，但常常带有一种哀伤。他的火花熄灭了。
过了几个月，我才意识到，他就是夫人很欣赏的那位艺术家。她卧室的墙上挂着他的画，大幅的油画，上面用鲜艳的色彩画着各种正方形和三角形。没有主题，只有色彩和形状的碰撞——几乎像是一个孩子随心所欲的画。我不喜欢他的画，一点儿都不喜欢。但夫人买了又买，因为尤金王子也在买，还因为他的画里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超现实主义现代性的电流。夫人欣赏他，因为他和她一样，都是局外人。
夫人告诉我人和人很不一样。她说，有时，别人希望我们做的未必总是正确的。我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我们可能会走到困难的十字路口，但最终前途是平坦的——走点弯路没关系。
格斯塔总是问很多问题。
“你更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如果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你想去哪儿？”
“一克朗可以买多少块一欧尔的糖？”每次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他总是扔给我一个一克朗的硬币。他用食指把硬币弹到空中，然后我笑着接住。
“用它买点甜的，答应我。”
他看出来我还小，还是个孩子。他从未像其他男人那样摸我的身体。他从不对我的嘴唇或正在发育的胸部评头论足。有时，他甚至悄悄地帮我收玻璃杯，把它们放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过道上。如果夫人看见了，就会在事后给我一个耳光。她那粗粗的金戒指会在我脸上留下红印，我就用一点儿面粉盖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