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多莉丝外婆！”
小孩子笑着，拼命向她招手，但他太靠近屏幕，多莉丝只能看到他的指尖和眼睛。
“你好，大卫。”她也向他招手，然后把手放在唇边给他一个飞吻。这时，摄像头转向了另一边，飞吻被孩子的妈妈接到了。她听到詹妮的笑声，也笑了。笑是会传染的。
“多莉丝，你好吗？你感到孤独吗？”詹妮勾着头，离摄像头很近，多莉丝只能看到她的大眼珠。多莉丝笑了。
“不，不，别担心我。”她摇摇头，“毕竟我还有你们，还有每天来的姑娘们。好极了。”“真的吗？”詹妮不太相信。
“千真万确！好了，咱们聊聊你吧，你最近在忙什么？书写得怎么样了？”“啊，不，现在别提那个。我没时间写作，孩子们一秒钟都离不开我，我没法写。”
“但你想写啊，你一直想写的。你糊弄不了我。想办法找时间写。”
“是啊，总有一天我要找时间写，或许吧。可现在孩子们是最重要的。来，我给你看点东西。昨天蒂拉学会走路了，看她多可爱。”詹妮把摄像头转向小女儿，小家伙正在地板上啃一本杂志书的角。詹妮把她扶起来，她哼哼唧唧，不愿意自己站，脚一触地就又一屁股赖在地上。
“来，蒂拉，走两步好不好？给多莉丝外婆看看。”她又试了一次，这次是用瑞典语，“站起来，走给外婆看。”
“随她玩吧。要是你才一岁，你也会觉得杂志比地球另一端的老太太要好玩得多。”多莉丝笑了。
詹妮叹了口气，抱起电脑来到厨房。
“你重新装修了吗？”
“是的，我没告诉你吗？看上去不错吧？”她把电脑转了一圈，家具都模糊成了一条线。多莉丝跟着看了一圈。
“很好。你的家装品位不错，你一向很擅长这个。”
“哦，我不知道。威利觉得太绿了。”
“你觉得呢？”
“我很喜欢。我喜欢浅绿色。这是妈妈家厨房里的颜色，你还记得吗？在纽约的那个小公寓里。”
“不是在纽约吧？”
“是，那栋砖楼，想起来了吗？小花园里有梅子树的那栋。”
“你是说在布鲁克林吗？是的，我想起来了。有一个大得不协调的餐桌。”
“对！就是那个！我都忘了那个餐桌了。妈妈和那位律师离婚时不肯放弃那个餐桌，于是他们只好把它锯成两半，才搬进了屋。那个桌子离墙太近了，我坐在那一侧时都得缩着肚子。”
“是的，唉，那栋房子里发生了很多疯狂的事。”多莉丝笑着回忆。
“我希望你圣诞能来。”
“我也想——很久没去了。但我的后背不行了，心脏也有问题。我恐怕再也不能旅行了。”
“我还是希望你能来。我想你。”
詹妮把电脑转向灶台，站起身来，背对着多莉丝。
“对不起，但我得做点小点心，很快的。”她拿出面包和黄油，把哼哼唧唧的蒂拉抱上大腿。
多莉丝耐心地看着詹妮在面包上抹上黄油。
“你看上去很累。威利帮你吗？”等詹妮回到屏幕前，她问。蒂拉正坐在妈妈腿上，把三明治都贴到了脸上。黄油在她脸上融化了，她伸出舌头去舔。詹妮一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
“他尽力了。他工作很忙，你知道吗？他没有时间。”
“你们俩呢？你们俩有与对方独处的时间吗？”
詹妮耸耸肩。
“几乎没有。不过在好转。我们只需要熬过孩子小时候的几年。他很好，他也很努力。养活整个家庭不是件容易的事。”
“向他求助，这样你能有机会休息。”
詹妮点点头，她吻了吻蒂拉的额头，又聊回圣诞的话题。
“我真不希望你一个人过圣诞节。有人能陪你一起庆祝吗？”她笑着问多莉丝。
“别担心，我已经一个人过了好多个圣诞节了。你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我就开心了。毕竟圣诞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我看看，我已经跟大卫和蒂拉问过好了，杰克在哪儿呢？”
“杰克！”詹妮大声喊道，没人回答。她来回转身，把蒂拉的三明治碰掉了。小姑娘哭了起来。
“杰克！”詹妮的脸都红了。她摇摇头，把三明治从地板上捡起来，轻轻吹了吹，又递给蒂拉。
“这家伙没救了。他在楼上，但他……我根本搞不懂他。杰克！！！”
“他在成长。就像你十几岁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詹妮大笑，用手捂住了眼睛。
“是啊，你那时候也很不安分。但是看看现在的你，多好。杰克也会好好的。”
“希望你说的是对的。为人父母有时真没意思，这简直不人道。”
“这是必然的，詹妮。本来就应该这样。”
詹妮扯了扯她的白衬衫，发现一个黄油点，想把它擦掉。
“啊，这是我唯一一件干净的衬衫了。这下我穿什么呢？”
“没事，那个油点几乎看不见。这件衬衫很适合你。你总是这么漂亮！”
“现在我根本没时间穿衣打扮。真不知道邻居们是怎么做到的。她们也有孩子，但她们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她们涂着口红，卷着头发，穿着高跟鞋。如果我也打扮成那样，估计到了晚上就跟廉价的妓女一样狼狈了。”
“詹妮！可别这么说你自己。你在我眼里可是个天生的美人坯子。你遗传了你妈妈。她遗传了我妹妹。”
“你当年才是真正的美人。”
“可能曾经是吧。所以我们都应该开心起来，对不对？”
“下次我过去，你再给我看看那些照片吧！你和奶奶年轻时的照片，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如果我能活到你下次来的时候。”
“不！别这么说！你不会死的。亲爱的多莉丝，你得活着，你得……”
“你这个年纪应该能明白所有人都会死去，对吧，亲爱的？我们都会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呃，求你别说了。我得走了，杰克要上训练课。你要是不挂断的话，可以等他下楼来时跟他聊天。咱们下周再聊。保重！”
詹妮把电脑放到门厅的板凳上，又大声喊着杰克。这次，他立刻就下来了。他穿着足球服，肩膀已经跟门一样宽了。他一步两个台阶跑下楼，眼睛盯着地板。
“跟多莉丝外婆问好。”詹妮的声音很严肃。杰克抬起头，对着小小的屏幕和多莉丝好奇的脸点点头。多莉丝向他招手。
“嘿，杰克！你好吗？”
“是的，我很好。”他的回答混杂着瑞典语和英语，“我得走了。拜拜，多莉丝！”
她把手伸到嘴边，想给他一个飞吻。但詹妮已经挂断了。
旧金山满是闲聊、笑声和叫声的阳光明媚的午后时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黑暗和孤独。
还有寂静。
多莉丝关上电脑。她眯起眼睛看沙发上方的钟，钟摆嘀嗒嘀嗒，单调地来回摆动，她也跟着钟摆的节奏在摇椅上前后摇动；她没有力气起身，便坐在那里蓄积体力。她用两只手扶着餐桌，想再试一次。这次，她的腿听从了指令，向前走了几步。这时，她听到前门嘎吱一声。
“啊，多莉丝，你在锻炼身体吗？真不错。不过这儿好黑！”
看护人一边说着，一边快速走进公寓，打开所有的灯，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多莉丝走进厨房，坐在最靠近窗户的椅子上，慢慢整理她的东西，把盐瓶又放回电话后面。
N.格斯塔·尼尔森
格斯塔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在深夜和清晨，他很感性，充满了泪水和疑虑。但在接下来的晚上，他又渴望别人的注视。他以此为生。他需要成为对话的核心。他爬上桌子，放声歌唱。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笑得更大声。遇到不同的政见，他会大喊大叫。他很喜欢谈论失业问题和女性的痛苦。不过他谈得最多的还是艺术——关于创作的神圣。这一点，假的艺术家永远也不会懂。有一次，我问他，为何能如此确信自己是真正的艺术家？怎么确定事实并非恰恰相反？他认真地把我拉到一边，我讲了一大堆关于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理论。我听得云里雾里——我一脸茫然的表情让他清脆地笑起来。
“小姑娘，有一天你会懂的——形状、线条、色彩。最棒的一点是，有了它们，你就能捕捉到所有生命背后的神圣原理。”
我觉得他很享受我不懂这一事实。我不像其他人那样严肃地看待他，这反倒让他感到轻松，这仿佛成了我们之间的秘密。我们会并排走在公寓里，他有时会跑两步跟上我。很快，他会悄声说：“这位年轻的女士有着我见过的最绿的眼睛和最光滑的脸庞。”而我总会脸红。他总想让我开心。在那个并不友善的环境里，他成了我的安慰，取代了我无比思念的母亲和父亲。他每次来，总会寻找我的眼睛，仿佛想确认我是否安好。他还会问我问题。很奇怪，有些人就是会互相吸引，就像格斯塔和我这样。仅仅见过几次之后，我和他仿佛就成了朋友，我总是期待他的来访。他好像可以听到我内心的声音。
有时，他会带着同伴来。他的同伴几乎总是身材健硕、晒得黑黑的年轻男子，和那些经常参加夫人派对的时髦老练的文化精英大不相同。这些年轻人通常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格斯塔喝完一杯又一杯红酒。他们总是认真听大家的谈话，却从不参与进来。
有一次，夜很深了，夫人睡觉前，我去她的卧室帮她把枕头拍蓬松。他们俩站在格斯塔的两幅画前，就在夫人床的对面。他们彼此靠得很近，脸对着脸。他看到我进来，立刻放开手，好像触电一样。我们都没说话，但格斯塔竖起一只手指在嘴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我拍完枕头便离开了卧室。格斯塔的朋友消失在走廊里，跑出了大门。他再也没有回来。
如今，人们都说疯狂和创造力是好朋友，我们当中最有创造力的人最容易抑郁、忧伤甚至患上强迫症。那时可没人这么想。那时，感到不快乐被认为是丑陋的。大家不会谈这些。大家都表现得高高兴兴的。夫人化着精致的妆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闪闪发光的珠宝。但没人听到派对结束后、公寓安静下来时，她沉溺于自己的思绪而痛苦地大哭。她开派对，就是为了暂时远离那些思绪。
格斯塔参加派对也是为了这个。孤独感让他离开自己的公寓，那里有好多卖不出去的画堆在墙边，时刻提醒他自己的贫穷。他清醒时总是有一种忧伤的情绪，就像我第一次见他时看到的那样。每次，他都会坐在那儿，直到我要求他离开。他总想回到巴黎，回到他钟爱的美好生活，回到他的朋友、艺术和灵感身边。但他始终没有钱。他从夫人那里不时地感受到一丝法国气息，才得以生存。
一天晚上，他叹气道：“我不能画画了。”
我从来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的沮丧。
“为什么这么说？”
“我画不出来。我再也看不见画了。我看不见生命的颜色。不像以前了。”
“我一点儿都听不懂。”我挤出一点儿笑容，用手轻轻摸摸他的肩。
我知道什么呢？我只是个十三岁的女孩，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世界一无所知，我对艺术也一无所知。对我来说，好看的画作应该真实地描绘现实，而不是通过扭曲的五颜六色的方格来组成同样扭曲的形状。我觉得他再也画不出那些糟糕的画没准是一丝幸运。夫人还把那些画买来堆在衣柜里，让他能有饭吃。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会驻足在他的画作前，而忘了手里还拿着鸡毛掸子。色彩和笔触的混乱有时会激发我的想象，犹如天马行空；我总能看到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喜欢上了那种感觉。
S.多米尼克·塞拉芬
她总是闲不住——我听其他女仆说过。派对让她从琐事中抽身，让她免于无聊。她的情绪起伏总是很突然，让人无法捉摸，但总归是有原因的。她找到了一套更好、更大的公寓，离她喜欢的人也更近。
大概是我们初次见面的一年以后，她来到厨房。她的臀和肩靠在木质炉灶一侧的炉墙上，一只手摆弄着帽檐和系在下巴上的带子，还有脖子上的项链和戒指。她看上去有点紧张，仿佛她是仆人，而我们是主人；又仿佛她是个孩子，想让大人允许她吃一块饼干。夫人平时都站得笔直，头昂得很高。我们向她行礼，同时恐怕心里都在想着自己可能要失业了——贫困使我们恐惧。和夫人在一起，我们不愁吃，尽管工作很辛苦，但生活得不错。我们静静地站着，双手紧握，垂在围裙前，不时偷偷看她的表情。
她在迟疑。她来回看我们每一个人，仿佛正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
“巴黎！”她终于说了出来，同时张开双臂。她这一激动，壁炉架上的一个小陶瓷花瓶成了牺牲品，在我们脚边碎了一地。我立刻弯腰去清理。
“多莉丝，整理好你的东西，我们明早出发。其余的人，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不需要你们了。”
她等着大家的反应。她看到其他人眼眶噙着的泪水，也看到了我眼中的渴望。大家都没有说话，她转过身去，顿了一下，便快步走开了。她在走廊里喊了一句：
“我们乘七点的火车。在那之前你都是自由的！”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坐进了去瑞士南部的摇摇晃晃的三等车厢。我身边全是陌生人，蜷在坚硬的木头座椅上，那老旧的座椅让我的后背很痛。车厢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就像汗水和受了潮的厚重的羊毛混在一起的味道，频频有人清喉咙，擤鼻涕。每一站都有人下车，也有人上车。不时会有人带了一笼鸡或鸭，要从这个教区去那个教区。这些家禽的粪很难闻，粗哑的叫声穿透整个车厢。
我很少感到这么孤独。上一次还是父亲在世时，我的童年仍然安全有保障时，我迈向父亲的梦，那是他曾在书里教给我的。但那时，那个梦更像是噩梦。几个小时后，我已经在南城的街上，绝望得想要尽快跑回母亲家，同她拥抱，向她告别。她笑着，就像母亲们总是表现的那样，强忍住悲痛，紧紧地抱着我。我感到她的心跳得很强烈、很快。她的手心和额头上都是汗。她的鼻子哽住了，我几乎听不出她的声音。
“我祝愿你有足够的，”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足够的阳光，照亮你的每一天；足够的雨水，让你更加感激阳光；足够的快乐，强健你的灵魂；足够的痛苦，让你更加珍惜生活中的幸福瞬间；还有足够的相遇，让你能经常有机会道别。”
她好不容易说完，就再也忍不住泪水。最后，她松开我，进了屋。我听到她还在咕哝着什么，但不知道那是在对我，还是在对她自己说。
“要坚强，要坚强，要坚强。”她重复了好几遍。
“我也祝愿你有足够的一切，妈妈！”我在她身后大声喊。
艾格尼丝在外面的院子里徘徊。我准备离开时，她死死地抱住了我。我让她松开，她不肯。最后，我不得不把她胖乎乎的小手拿开，飞快地跑走了，生怕她追上我。我记得她的指甲缝里还有泥土，她的灰色羊毛帽子上绣着红色的小花。我走时她大声地哭了，但很快就安静了，可能是母亲出来把她领回了家。即使是现在，我仍然很后悔当时没有回头，后悔没有再同她们挥手告别。
母亲的话成了我人生的指明灯。只要一想起她的话，我就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克服困难的力量。困难常有。
S.多米尼克·塞拉芬
我还记得那晚的月亮，淡蓝色夜空中的一抹银色，还有夜空下的屋顶，阳台上晾着的衣服，上百个烟囱里冒出的煤烟味。我还记得火车有节奏地轧过铁轨的声音，那声音在漫长的旅途中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过了好长时间，换了好几次车，天色开始亮起来，我们终于快要到达巴黎北站了。我站起身，探出窗外，呼吸春天的气息。我同街上光脚跑向铁轨、伸手乞讨的孩子们挥手。有人扔给他们一枚硬币，他们就会停下来，围着去争抢那块小小的财宝。
我紧紧按住自己的钱。我的钱放在一个小皮钱包里，我用白色的带子把它系在裙子的腰上，每隔一会儿就会伸手摸摸，看看是不是还在。钱包的边缘软软的，隔着皮面我就能摸出来。那些钱是我离家前，母亲悄悄塞给我的，那是她全部的积蓄，轻易不动用——也许她还是爱我的。我曾经很生她的气，我常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见到她。但同时，我对她的思念又无比强烈。我没有一天不在想着她和艾格尼丝。
那个钱包成了我奔向新生活的一大安慰。钱包抵着我的肚子，让我安心。车轮和刹车片的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我用手捂住耳朵。对面的男人笑了，我没有回应他的笑，匆忙下了车。
一个搬运工把夫人的行李搬到黑色的铁制推车上。车上的行李越堆越高，我把自己的包放在两只脚中间。年轻的搬运工跑来跑去，脸因为冒汗而闪着光。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额头便成了泥土的棕色。包、箱子、圆形的帽盒、椅子，还有画，一件接着一件被堆上了推车，很快就装不下了。
人们推推搡搡地从我们身边经过。最穷的乘客穿着脏兮兮的长裙，从上等车厢男士锃亮的皮鞋和熨得笔挺的西裤旁边蹭过去。但优雅的女士们都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站台终于空了，二等和三等车厢的乘客都走光了，她们才踩着高跟鞋慢慢地走下车厢的三级铁楼梯。
夫人看到我站在那儿等着她，忍不住笑了。不过，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问候。她叹了口气，说起漫长的旅途和无聊的旅伴，还有她疼痛的后背和不舒服的座椅。她的话里掺杂着瑞典语和法语，我很快就听不懂了，不过她似乎并不在意我没能回答她。她踩着高跟鞋，向车站大楼走去，我和搬运工跟着她。搬运工埋头推车，我在前面抓住金属杆帮他，另一只手还拎着自己的小箱子。我的裙子已经汗湿了，每走一步我都能闻到强烈的、湿乎乎的汗味。
到达大厅，那里有着优雅的青铜柱和石块铺的地面，里面挤满了人。我的耳边充斥着人们脚步的回声。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和黑色短裤的小男孩开始跟着我们，手里摇着一朵粉色的玫瑰花。细长的刘海垂在他明亮的蓝眼睛上，他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我摇摇头，他仍然固执地摇着那朵花，向我点头，伸手过来讨钱。他身后跟着一个小女孩，梳着两条粗粗的棕色发辫，穿着一件明显太大的棕色裙子。她在卖面包，她的裙子上星星点点地沾着面粉。她向我递过来一块面包，来回晃动，让我闻到了面包的香味。我还是摇摇头，加快了脚步，但两个孩子也跟得更紧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我前面吐了一大口烟，使得我大声咳嗽，夫人笑了起来。
“你被吓着了吗，亲爱的？”
她停下了脚步。
“这里跟斯德哥尔摩太不一样了。哦，巴黎，我太想念你了！”接着，她便露出大大的笑容，然后从嘴里蹦出一段长长的法语。她转身对那两个孩子用坚定的语气说了些什么。他们看着她，行礼鞠躬，然后便“吧嗒吧嗒”跑开了。
车站大楼外面，一位司机已经在等我们了。他站在一辆高高的黑色汽车旁边，一见到我们便伸手拉开后座的车门。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座椅用的是最柔软的皮子，我一坐下，皮子的气味便升起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种味道让我想起了父亲。
车里垫着小块的波斯地毯，有红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我小心翼翼地把脚放在边上，怕把它们弄脏。格斯塔跟我讲过巴黎的街道、音乐和气味，还有蒙马特高地那些年久失修的房子。我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一栋栋装饰得很漂亮的白色建筑飞驰而过。夫人适合那些高级社区。她会和其他那些优雅的太太一样，穿着漂亮的衣裙，戴着昂贵的首饰。但我们并没有在那里停车，她不想住在这里。她想和周围的人不一样，让大家都关注她。对她来说，不寻常才是常态。这也是她喜欢和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待在一起的原因。
夫人果然带我去了蒙马特高地。我们的车小心翼翼地爬上陡坡，最后在一座小房子前停了下来，这座房子的灰泥已经剥落，有一扇红色的木门。夫人很激动，车厢里满是她的笑声。她仿佛容光焕发，热情地招呼我进去，进到散发着霉味的屋子里。里面没多少家具，都用布单盖着，夫人挨个房间走过，把布单都扯下来，让鲜艳的织物和深色的木头家具重见天日。这座房子的风格让我想起她在南城的公寓。这里同样有很多很多的画，在墙上挂成两排，不分主题，有各种风格，现代的、古典的，都骄傲地混在一起。到处都是书——仅仅在起居室里就有三个高高的壁橱式书架，上面摆着一排又一排皮面精装的书。其中一个书架旁边放着一架梯子，爬上去就可以够到顶层的书。
夫人一离开房间，我便站在书架前，看着书脊上这些著名作家的名字：乔纳森·斯威夫特、罗素、歌德、伏尔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亚瑟·柯南·道尔。这些名字我以前只听别人说过，现在都在这儿，书里都是我听过但并不理解的思想。我取下一本书来，却发现是法语的。这些书都是法语版。我筋疲力尽，瘫倒在扶手椅里，咕哝着我会的仅有的几个法语单词：你好，再见，对不起，是。漫长的旅途和看到的一切让我很疲惫，我的眼睛睁不开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夫人在我身上盖了一条针织毛毯。我把它裹紧。风从其中一扇窗户吹进来，我起身去把它关上。然后我便坐下给格斯塔写信，我曾对自己发誓，一到巴黎就给他写信。我用十三岁孩子所掌握的贫乏的词汇，把自己全部的第一印象匆匆写了下来：我走过站台时双脚摩擦地面的声音，我身边的各种气味，卖面包和卖花的两个孩子，坐车路上看到的街边音乐家，还有蒙马特高地，我全都写下来了。
我知道，这一切他都想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