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以后，因曹大中从1983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否定屈原的爱国主义的文章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曹大中《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湖南出版社，1991年。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长期以来《楚辞》和屈原研究中单一化倾向的反拨，而主要不在于屈原是否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问题。这场争论促进了屈原人格精神讨论的深入，更多学者在研究中直接揭示屈原及其作品的内在矛盾。这是“五四”以来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关于事物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屈原和《楚辞》，从而掘进了一个纵向的深度，是“五四”至当代《楚辞》与屈原研究的基本走向；同时，更注重于将《楚辞》与楚国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与楚文化发展历史联系起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把握《楚辞》的内涵，从而开拓了一个横向的广度。这种纵横结合、深广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正建构着一种具有无限丰富和多样性的立体结构模式，必将把《楚辞》研究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二、赵逵夫师《楚辞》研究的方法论之一——经验的实证所谓经验实证的研究方式，主要是指考订和还原文学史实。赵逵夫师对《楚辞》研究中经验实证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现有的先秦原始文献尽可能“一网打尽”，从材料的会通走向学术的突破赵逵夫师的《屈氏先世与亶王熊伯庸》、《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和《〈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发微》五文均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33—67、98—117、118—130、185—198页。等文，均是以这一类经验实证方法研究屈原与《楚辞》的代表作。
例如，历来都以为屈氏出于屈瑕，因其封于“屈”而以地名为氏；同时，因王逸释《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中的“伯庸”为屈原父名，人们也就相沿作如是解了。然慧眼独具的赵逵夫师，从《史记·楚世家》三家注《索隐》中发现了一则从未为常人留意的重要材料：“《世本》康作庸”。便以此为突破口，认为熊渠长子之名当为“庸”，依古人在字前加伯、仲、叔、季之例应即“伯庸”。《史记·楚世家》作“熊毋康”。《帝系》作“无康”，古无轻唇音，“毋”、“无”皆“伯”之假借。“庸”“康”形近易混，且“庸康声类同，古多通用”孙诒让《籀述林》卷一。，说明“庸”误为“康”。故“毋康”、“无康”，实即“伯庸”。熊渠灭庸国而封其长子以旌其功；后又伐杨越，封少子疵为越章王；后兵至于鄂，封中子红为鄂王，即为“三王”。又，《汉书·地理志》等书，甲水流入汉水后的一段，先秦时楚人亦称之为甲水。因伯庸被封于甲水边上，故其后以“甲”为氏，“甲”、“屈”皆见纽字，“甲”借为“屈”，双声假借。《庄子》中称屈氏为甲氏，原因亦正在此。又，学术界虽称屈氏出于屈瑕，史料无证，亦无人考出“屈”在何处；称“伯庸”为屈父，史料亦无一丝痕迹。又，“皇考”当释作“太祖”，不释作“父”；太祖，即受姓之祖。可见，“皇考曰伯庸”这句话的意思是：《离骚》作者的太祖就是楚三王之一的熊伯庸。熊伯庸即甲伯庸，甲伯庸即屈伯庸，屈伯庸乃屈氏之始，作为其后代的《离骚》作者姓屈自是必然的了；以作品内容对照屈氏中人，著作权则非屈原莫属。屈原作品中一再称道“三王”、“三后”的原因也豁然明白了。
2.及时了解新出土的文献信息，并将其与有关典籍中的史料联系起来赵逵夫师在《楚辞》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从现有先秦原始资料中发现其新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注重对地下出土、馆藏尘封、散落民间的先秦资料的发现和利用。《左徒·征尹·行人·辞赋》赵逵夫师《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31—157页。、《藻辞谲喻，意蕴宏深——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和《屈原未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放逐汉北的新证》载：《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又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等文，均是以这一类经验实证方法研究屈原与《楚辞》的代表作。
例如，关于屈原所任左徒一职的职掌，历来有“左右拾遗之类”，左史、太子之傅，司徒、司徒的贰佐，春秋时莫敖等多种说法。《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裘锡圭和汤炳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引50年代泰安出土春秋时楚器铜盉上“左征尹”的资料，证“左征尹”、“左登徒”为同一官职，因为先秦时“征”与“登”、“尹”与“徒”声类相同，“征”、“登”之韵亦相近，可以旁转。则左徒（左登徒、载登徒）也即春秋时楚国的“左征尹”。又据《周礼》、《春秋》、《左传》等书中关于“行人”、“大行人”、“小行人”的材料，论证楚国之登徒即中原各国之行人，俱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吏。《说文》：“征，行也。”“征尹”与“行人”之义正相应。“行人”为宽泛称谓。“大行人”在楚国称作“左登徒”、“左徒”，因为楚人以左为上。《周礼》言大行人“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邻邦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同《史记》所载屈原“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的职掌一致。《左传》言郑国的行人子羽“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也与《史记》中说左徒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情形一致，楚国之右徒（春秋时被称为“右征尹”）与之同列，故有争宠之事。这样，关于屈原任左徒一职的有关事情全清楚了。赵逵夫师《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31—157页。该文充分利用了地下出土的新资料，结合先秦文献资料，大体廓清了左徒一职的职掌、流变、对执掌者素质的要求、左右徒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原国家的相应官职等问题，为一直扑朔迷离的左徒职掌揭开了最后一层面纱，可谓功不可没。
3.充分分析与综合利用已知条件，用刨根究底的办法以引出新的研究课题赵逵夫师善于综合运用已知条件——已发现的先秦原始资料和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研究屈原与《楚辞》。《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逐汉北任掌梦之职考》、《〈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卒年》均见：赵逵夫师《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88—317、331—354、355—396页。、《〈湘君〉〈湘夫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载：《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九歌·山鬼〉的传说本事与文化蕴蓄》载：《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和《牛郎织女的故事的产生与主题》载：《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4期。等五文，均是以这一类经验实证方法研究屈原与《楚辞》的代表作。
例如，《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逐汉北任掌梦之职考》一文，考察的是怀王时期屈原被放逐汉北的行踪问题。该文先后征引了包括正史、野史、地下出土资料、历代文人文学创作、今人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在内的四十余种典籍，结合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民俗心理、语言习惯和屈原作品及历史遗迹，进行了篦发式考辨，终于使学术界频频蹙额、人言人殊的诸多问题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战国时楚人所谓“江南”、“汉北”皆以楚郢都（今湖北江陵）为中心言之；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放逐汉北，其地即春秋战国时汉北云梦，在汉水下游的北面汉北云梦的地域，相当于今湖北省钟祥、京山、天门、应城、云梦、汉川等几县的地域。，当时该地西部为丘陵、森林地带，乃楚王游猎区，东部为草莽沼泽地，乃屈原居所所在；屈原放逐此地任掌梦官，居住在其东部的（今云梦县），负责管理云梦游猎区及楚王游猎事宜；一次怀王田猎，突遇青兕射之，梦俗，射青兕不祥，怀王因而受到惊吓，故屈原作《招魂》招怀王之魂；屈原至怀王二十八年重被召回朝廷；屈赋中“北姑”即“北姑射之山”，在汉北西部；“沧浪之水”即春秋时代清发水，又名清水，亦即今涢水，在汉北东；“庐江”即芦江，亦汉北河流，以沿岸多芦苇而得名；“南山”在汉北与郢都之间；“江潭”指汉江边上水泽，非专名。本文的结论在揭示了屈原生平中一段重要经历的真实情况。
另外，《〈九歌·山鬼〉的传说本事与文化蕴蓄》一文，联系《高唐赋》和《神女赋》索求《山鬼》的本事，均出于楚人关于巫山神女与山鬼的神话传说，将山鬼传说与“望夫”传说相联系，认为山鬼即是《九歌·山鬼》的抒情主人公，《九歌·山鬼》是我国最早的一首写望夫传说的诗篇。该文对于楚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我国早期民间传说故事的产生、发展、衍变和分化等现象的考察，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赵逵夫师《楚辞》研究的方法论之二——理性的思辨所谓理性思辨研究方法，即是从整体上审视研究对象，让主客体和主客观遇合为一体的研究方法。它包括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与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赵逵夫师对《楚辞》中理性思辨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个方面：
1.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赵逵夫师对《楚辞》的研究，“往往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乃至四面八方，全方位地展开论证，使历史上的时代风貌，在读者脑海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立体感’。”不仅进行“孤军深入”的探讨，“以求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而且更注重以“四面围剿”作为主要的“进攻手段”汤炳正《屈原与他的时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他的《屈原与他的时代》和《屈骚探幽》这两部专著，最能体现这种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方法论原则。
《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由24篇互相联系密切而又各成系统的论文组成，紧扣屈原的生平和时代中的关键问题，进行重点探讨。经过深入研究，他全面正确地回答了“屈原否定论”者所提出的种种疑问，基本上弄清了屈原生平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清晰而又立体地展现了屈原活动的背景和生活环境，纠正了诸多延续千余年的错误。所以，《屈原与他的时代》是一部以论文集形式出现的自成体系、自成架构的论著。它在屈原生平和所处时代两大主题交汇的坐标下，大体按时代顺序排列，依次对屈原的世系、行踪、思想、主张、创作、交游及当时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作了立体式考察。这正是点面结合、深刻性与系统性的统一的研究方法灵活运用的结果。
如果说《屈原与他的时代》主要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理清了屈原的生平创作及其生活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话，那么，《屈骚探幽》由主要从文艺学、美学和阐释学的角度对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进行多角度、多方位、里外结合的剖析研究。《屈骚探幽》是专门研究《离骚》的一部专著，全书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离骚》的创作与艺术”，包括“《离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离骚》的结构、叙事与抒情”等五个专题。中编为“《离骚》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包括“楚辞上源的民歌和韵文剖析”、“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等六个专题。下编为“《离骚》正读”，包括原文新注新译和“离骚辨证”两部分。
2.将整个战国时期的文化背景与楚国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进行整体研究赵逵夫师的《楚辞》研究，善于将整个战国时期的文化背景与楚国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进行整体考虑。这是因为“研究屈赋，既不能不考虑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分别之大齐，又不能不思索荆湘风俗之特异”。正因为如此，赵逵夫师“从民俗民风入手为屈《骚》探幽，自然是研究的坦途，可以入深而致胜”先师郭晋稀《屈骚探幽·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例如，《离骚》的构思与形象，是其艺术创作的核心。《〈离骚〉中的龙马同两个世界的艺术构思》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又载：《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又收入：《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32页。一文，从龙与马的血缘关系来探讨龙马与《离骚》中的两个世界，既解决了前人一直未能解决的龙与马的关系问题文中认为将马称为龙，实际上是说特殊高大、为世罕见的骏马而已。，又说明屈原在《离骚》中正是凭借神骏（龙马）沟通了现实世界同超现实世界。《离骚》中的神骏在全诗的构思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是诗人创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因为“疏通了《离骚》中或马或龙的疑义。说它是一篇好的考证论文，固然可以；说它是作者论述其艺术构思的发展观，更为合理”先师郭晋稀《屈骚探幽·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页……这正是他从整个战国及楚国的历史、文化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出发，进行整体考虑的结果。
又如，《屈赋在风格情调上的继承与创造》一文载：《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又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收入：《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7—178页。，分析了南北风气之异与南方文学的特色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十分明晰地指出了屈赋在情调、风格、表现手法各方面的继承与创新；《屈原在完成歌诗向诵诗的转变方面所作的贡献》一文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又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是对于屈赋在艺术形式方面创新的挖掘。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既是他对于《离骚》进行整体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他对屈原生平考证的延续。
3.通过对屈原政治思想的发掘，使人们对作品内容有了更为深层次的理解赵逵夫师在《楚辞》的研究中，注意通过对屈原政治思想的发掘，使人们对作品内容有了更为深层次的理解。《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昭滑灭越与屈原统一南方的政治主张》均见：赵逵夫师《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3—66、199—231页。和《屈原之前楚国的一位爱国作家——莫敖子华》载：《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等三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例如，人们习惯用“联齐抗秦”一语概括屈原的外交思想。而《昭滑灭越与屈原统一南方的政治主张》一文均见：赵逵夫师《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99—231页。，则从整个六国形势和屈原任左徒前与任左徒后，屈原在职之时与去职之时楚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又用以邻为壑的规律结合秦灭巴、蜀的旁证，说明屈原的外交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合山东六国共同抗秦，以期遏止“虎狼之国”的发展，争取时间；二是向东南、西南发展，以期先统一南方，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弄清了这些事实，就使我们对屈原外交思想有了更为具体而全面的认识。对《离骚》、《天问》、《大招》等作品的内容也就有了深层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