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悲剧的历史一幕
冯子卿和柳明下岗了。柳明办起了自己的信息咨询公司，冯子卿却失落了。最初，冯子卿还觉得挺惬意：工作一辈子了，现在每天山间看书窗下品茗，百无聊赖时，到柳明的公司转一圈，冯子卿觉得这样很好。但是不久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是生存的问题，冯子卿从骤然减少的工资中抽出一百元备用，以为剩下的四百元足以生存，可是他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个愿望而已。过去从不计算钱财的他，现在不得不斤斤计较每一分钱，他出门从不打车，地铁两块钱，他就坐几角钱的公共汽车，能骑车就骑车。有时连吃饭都省了，不是不饿，是太贵了，小摊上的煎饼也得两块钱！冯子卿到柳明的公司去，看到柳明的忙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才四十多岁。每天傍晚，他都站在天阳山大院当中，望着天边那一抹且行且远的夕阳，一种油尽灯枯的乏味阴影不时掠过心头。他想，今后一辈子难道就这样过去了？
也正在这一时期，冯子卿接到母亲的电话，说他的父亲病重住院，要他回去一趟，他跟赵莉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回北京了。
冯子卿回到北京，看到父母明显地衰老了，父亲因脑血栓住进医院，虽经抢救，还是留下了半身不遂。冯子卿到医院里看望父亲，父亲尚能说话，颤巍巍地嘱他好好工作，争取进步。父亲还问到庞勤勤的情况，说孙女常有信来，庞勤勤也常寄钱回来，但她们为什么不回国工作？冯子卿知道，像父亲这样的老革命也只有这样的愿望了。他心里很沉重，在医院待了很久，回家已是很晚了。
母亲还在等他，她似乎有什么事情要说。冯子卿的母亲八十多岁了，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是一生坎坷。母亲坐在床边，昏暗的台灯下，母亲雕像般地坐着，可以感觉到，她一定等了很久。母亲从床边老旧的桌子里掏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冯子卿看到，这是一个磨损了的旧信封。母亲说：“子卿，妈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大概来日无多了。我这一生什么都经历过了，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妈挂在心上，这件事不了，妈死不瞑目。就是给你姥爷修坟立碑。”冯子卿清楚地看到，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苍老的脸上挂着一串泪珠。他坐下来，接过那个破旧的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一位英姿勃发的八路军干部凝视着他。母亲说：“这是你姥爷。”冯子卿搂住妈妈的肩膀，用纸巾轻轻擦掉母亲脸上的泪痕，说：“妈，姥爷修坟立碑这事我来办。我这次回来有时间，你慢慢说。”冯子卿记忆中的外祖母，是一个慈祥豁达的极其漂亮的老人，但是有关外祖父的事，父母从来没有提到过，似乎一直在刻意回避什么，他也没有深究，在他的心中，这件事一直是个谜。
母亲平静地轻声说道：“你姥爷是被冤杀的。”
随着母亲的回忆，冯子卿的思绪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战火纷飞的史诗般的岁月。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这天晚上，一支疲惫的队伍正在冀中平原大地上跋涉，这是晋察冀边区五支队的便衣大队。这支队伍来到滹沱河边，稍事休整后开始渡河，河对岸便是敌伪控制区。夜暗星稀，只能听见水声和间或的马嘶声。就在队伍渡过一半时，一个尖厉的声音响了起来：“同志们，赵玉昆要把队伍拉到日本人占领区，他要叛变投敌！”喊话的人就是冯子卿的姥爷、便衣大队的大队长张钦南。瞬间，枪声响了起来，经过一番激烈的交火，张钦南控制了未渡河的部队，并将余下的这部分部队带回了边区。这是当年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赵玉昆叛变事件中真实的一幕。
张钦南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定易徐涞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一九三五年在北平搞学运被捕，一九三七年越狱逃回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赵玉昆事变后，全家被敌伪追杀，冯子卿的母亲十二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张钦南的父亲几年后在日伪的追捕下跳崖而死，他死的地方就在狼牙山，在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山头的侧面。张钦南后来任锄奸科长、支队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他调任察哈尔省法官，在傅作义部队突袭张家口期间，率察哈尔省法院部分工作人员撤退易县山区，被人以“叛变嫌疑”的罪名秘密逮捕，由于惧怕他的部下解救，当地有关负责人滥用权力，迅即枪决。一九八四年，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才知道是起冤案，予以平反。此时距人死已有三十七年。
张钦南临死前被问有何遗言，他一字未讲，只是仰天长啸，那一声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
母亲回忆这段历史，显得那样的淡定。冯子卿问母亲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全家人是否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母亲凄凉地笑笑说：“你说呢？”冯子卿知道，这三个字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母亲说平反后，她的姊妹兄弟和家人没有提任何要求，姥爷和姥姥合葬的坟也没进烈士陵园，在张家祖坟的一角有一个土坟堆，至今残破不堪，连碑都没立。这件事萦绕她心怀已久，她此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亲手给故人的坟头填一捧土，为父亲立碑。
母亲讲这话的时候极其平静，她的那种大度包容的气概给冯子卿深刻的印象。母亲结束时说：“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冯子卿觉得这话是在讲姥爷，也在讲母亲，甚至在谈自己。
半个月后，在一个秋日的傍晚，冯子卿带着母亲出现在冀中平原那个小山村的村头，在一片肃杀料峭的寒风中，母亲颤抖着用手给姥爷的坟上培土。寒风吹散了母亲的白发，她依然一捧一捧地从坟地旁边的田里取来土，然后跪在坟上，用手将潮湿的土按在坟头，然后用力地拍打。尽管一天前家乡的亲戚已遵冯子卿的嘱咐修了坟并将刻好的碑立了起来，母亲还是执意要自己培土。冯子卿站在一边，看着母亲步履蹒跚的孤独背影，心中肃然起敬：这个养育了自己的老人，几十年来受了多少磨难？在生活的煎熬中，她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冯子卿觉得母亲的包容和豁达，她对生活的态度，真正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
墓碑上刻了简单的一行字：“父张钦南母杨俊卿之墓”，下面是他们兄弟姐妹四人的名字。冯子卿原意是要在墓碑的背面刻上姥爷的简历，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她父亲就是家乡人民的儿子，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回归了养育他的土地，这就足够了。
母亲在坟上培完土，起来拍拍手，露出满意的样子。她凝视墓碑良久，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拉了冯子卿的手，颤巍巍地走向归途的吉普车，冯子卿注意到，母亲再也没有回头。
二、谢幕的轰动
冯子卿回到北都市后，赵莉发现他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不再为意气冲动，也不关注报社的动态，更不再计较那些人对他的做法，他借来大量的历史典籍，一头钻进国事堂，研究起了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时，在国事堂里，进行了最后一次探索讲座。依照冯子卿的意见，这一期本来也要取消，因为他的心思已不在这里，而且他觉得这种坐而论道的讲座对现实的改变无所裨益，他更愿意去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但柳明和张尔成不同意，认为这一期是谈中国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对反腐有积极的警示作用，而且一些教授已经做了发言准备，随意取消不好，冯子卿只好赞同。赵莉催促冯子卿不能因为最后一次敷衍了事，冯子卿于是又花了几个晚上的工夫准备资料。
星期天的早晨彤云密布，赵莉一大早起来就去收拾国事堂，冯子卿说算了，反正最后一次讲座，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赵莉却执意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说正是因为最后一次，就更要像个样子。她特意在大桌上铺了三张雪白的单子，又端出十几个洗得锃白的瓷杯，细心地给每个杯子里放上当年的碧螺春，然后又一个一个地盖上盖子。冯子卿看她那精心的样子，倒像在布置一个盛大的宴会。柳明和张尔成早早赶来，两人帮忙打扫院子，冯子卿到柴房中拿出二十多条凳子和十多个马扎，张尔成一一擦洗干净，柳明跑到厨房用柴锅烧了一大锅开水，用一个大瓢，一瓢一瓢地舀进保温桶里，将保温桶提到屋檐下。冯子卿笑着说：“咱们是在办冥事，讲座结束了，咱们给它举行一个葬礼。”赵莉却说：“它不过是累了，它要休息一下，它还会恢复的。”
一切收拾停当，已是正午，几个人还没吃饭，柳明出去买了四份煎饼卷馃子，又打了一锅豆浆，赵莉切了几个咸鸭蛋，几个人就在亭子里草草吃了。冯子卿咬了两口馃子，心里不是滋味，便放了下来，赵莉见他的样子，便调侃地说：“就是办冥事，也要吃饭呀。”见他实在没有胃口，就把豆浆递到他面前说：“那把豆浆喝了，主讲人可是你。”顿一顿又说：“有什么呀，天又塌不下来。”
正说着，门外一阵汽车喇叭响，呼呼啦啦地涌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技术学院的副院长李盛昌。这个李盛昌是冯子卿最为敬重的朋友，此人大学毕业便从事实业，在困境中打出一片天地，后因得罪权贵辞去职务，重入寒窗苦读，以四十岁的年龄开始，接连读完硕士、博士，成为北都市的首位博士，毕业后即被任命为技术学院副院长。冯子卿常说：“论人品，李盛昌重义重情，言信行果，知恩图报，是人中之杰。论学识，李盛昌是研究北都历史的第一人，文笔学识无人能出其右。论精神，李盛昌北都第一，富贵不求奢，失意不失节，以四十高龄入寒窗苦读，常人不能。”
李盛昌握住冯子卿的手说：“子卿，我遵你的意，只通知了几位常来的教授。谁知大家听说是最后一次讲座，都要来，最后开了一辆大客车，四十多人，不会给你添乱吧。”
冯子卿连连拱手：“谢谢大家，我是落魄之人，没有能够维住这个讲座，我很惭愧。最后的临别之举，大家还来赏光，是对这个讲座的肯定，我谢谢大家了。”
李盛昌连连摆手，说千万别这样说，这个地方原来我们只搞一个谈风月不谈国事的茶座，想不到最后成了一个探索真理的圣地。我们的学生把这里当做第二课堂，许多学理工的同学也要来听，他们实际是来学习做人的。李盛昌说：“子卿，你的情况我知道，我十年前还不如你，硬挺过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冯子卿说：“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岁月不饶人，只求问心无愧吧。”二人不觉伤感起来，倒是赵莉风风火火安排师生们坐下，见人多起来，又将国事堂的椅子悉数搬出来，将会场挪到亭子里。正忙碌间，柳明在一边说：“市委徐副书记来了。”
徐光跨进院子时，一眼看到冯子卿和李盛昌站在国事堂的门口，原想找个角落坐下，却被柳明一眼看到，见冯子卿和李盛昌向自己走来，只好迎上前去。原来冯子卿家中的这个讲座名声很大，许多政府的公务员也是常客，只不过领导干部很少来，市委领导从来没有来过。徐光握着冯子卿的手说：“我知道这个讲座很有影响，听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惜呀。不过我能理解。”徐光一只手握着冯子卿，另一只手拍拍他的肩膀，略带沉重地说：“你的信我都看了，我还要做些调查，不过对待复转军人，我们党是有政策的。这个事我找组织部和人事局谈过，只是我到了年龄，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在退休前，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冯子卿说：“算了，我这样也挺好，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一个‘熬’字嘛。只是腐败之风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啊。”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徐光的手，要他坐到亭子里去。
徐光拾起身旁的一个马扎说：“这里的规矩我知道，只有参与研讨的人才能坐上边，这是个好规矩，不能由我破坏了。”说罢就地坐了下来，向冯子卿挥挥手，“你去忙吧，回头咱们再谈。”这时院子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准备的凳子和马扎都不够用了，许多人干脆站着，冯子卿大略估了一下，满满一院子足足有二百多人。李盛昌走过来说：“陆教授和你做对手盘，开始吧。”
冯子卿略带悲伧地走回亭子，嘈杂的人声突然寂静下来。他感慨地看着人群，想开口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了掌声，这掌声一直持续着，冯子卿潸然泪下。他双手抱拳给大家作个揖，慢慢地在陆教授对面坐下。
“我对中国资产的安全问题研究始于二○○一年年中，那年新华网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我忘了，但题目我记得清清楚楚，‘中国资本外逃形势严峻，年均数百亿美元漂出国门’。”冯子卿的思绪回归到他的讲稿，“我曾想，中国是引资大国呀，如此巨大数量的资本外逃，难道不会影响引资的净值吗？当时，据某国民经济研究所测算，一九九七年中国大陆外逃的资本是四百八十亿美元。当年，中国大陆已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世界第五资本外逃国家。”
陆教授插话说：“资本外逃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是一个黑箱，准确统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我不清楚是否有官方的数据。”
“透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项‘误差与遗漏’项，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从国际金融角度来说，一国的‘误差与遗漏’规模应当是有限的，而且随着统计技术的不断改善，‘误差与遗漏’应该是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是中国不是这样，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一九八九年‘误差与遗漏’项为三点三亿美元，一九九四年为九十八亿美元，一九九七年一百六十九亿美元。根据这个官方的统计，一九八二年至二○○○年，共有一千三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相当于同期吸收外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外逃资本金额肯定要比‘误差与遗漏’项目统计的数量大。所以这个判断大致是准确的。有媒体报道，迄今为止中国外逃的贪官大约四千人，平均每人带走四千万人民币，仅仅这部分大约就是二百多亿美金。”
这时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细雨，院子里的人陆续撑起了雨伞，却没有一人退席。冯子卿与陆教授商量改天再讲，听众却大声反对，冯子卿看到徐光也撑着伞坐在马扎上，冲着他举起手来连连向下指，冯子卿明白徐光要他继续讲下去。李盛昌大声说：“继续讲，把扩音器放大一点。”赵莉连忙从屋里找出一些塑料布和几把伞，递给那些没有雨具的听众。
冯子卿将麦克风拉向自己，继续讲下去：“哪些资本急于外逃呢？有五类，一类是通过贪污受贿寻租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另一类是通过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巨额财富；第三类是在金融资本时期，通过与权力的勾结和暗箱操作，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原始股赠送、上市额度赠送、股票市场操纵、土地使用权、旧区拆建权等获取的巨额资产；第四类是在大规模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MBO所瓜分的国有资产；第五类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四类便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