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在中国大规模盛行，整个活动按照不同的特色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打着“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进行。
“自强”主要以兴办军事企业为主，“求富”则是把建设民用企业作为主要潮流，曾国藩和李鸿章率先明白了“练兵以制器为先”的道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洋务运动中的第一所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创办军事企业的潮流。
安庆内军械所主要从事制造子弹、火药、枪炮，刚开始时规模较小，纯属用手工仿制开花炮、弹药和轮船，建造资金全部出自湘军内部，建造的武器产品也全部给湘军自己使用，而且坚持“全用汉人，未雇洋匠”的原则，集合了一批中国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和上百名普通工人。
1862年8月，经过徐寿、华衡芳等人连续三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研究出了中国有史以来自己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1863年开始大批量生产各种开花炮和劈山炮，1864年湘军攻下了南京，曾国藩下令将安庆内军械所迁至南京，然后并入金陵机器制造局，之后在徐寿等科学专家的努力下，建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蒸气轮船，充分利用了蒸汽机原理。
继安庆内军械所之后，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操办，是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用企业。后来经过一系列扩张，建立了十几个分厂，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进行合并，发展成为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经营建造的项目有枪支、大炮、弹药、钢铁、轮船等军用品，甚至还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经营方向越发多元化。1905年，造船的部门独立出来，自立门户。
江南制造总局虽然是自强运动中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一个，但是其经营管理模式总是透露着封建衙门的气息，一些不良风气太严重。开始时，其运作费用都出自淮军军饷，后来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又增加了其他投资来源，可是由于贪污腐败的现象太严重，导致李鸿章等人不得不继续采购外国军事装备，另外中国制造技术还是不纯熟，对材料利用率低下，导致制造成本太高，出现“造船不如买船”的现象，尽管聘请了外国技术人员，但这些洋人工作态度极差，无法带动积极性，对江南制造局的作用微乎其微。
随后，李鸿章又将苏州机器局迁往南京，扩张成为金陵机器局，主要负责大炮和弹药的制造，但是清朝官方只是名誉上的管理者，真正掌握生产管理大权的是英国人马格里，金陵机器局从外国进口机器，聘用外国工匠做技术指导，凡是外国人占据了主导地位，便意味着效率低下，产出的军用装备从质量上看也很一般。
1870年，李鸿章接管了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继续扩大规模，生产的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多。该局主要生产黑色火药、饼药、铜帽、林明敦枪、枪弹、前膛炮弹、后膛镀铅来福炮弹、各式拉火、各式水雷、镪水、轧制铜片和制造机器。后来慈禧太后出行的游船也由其监造，中国第一艘潜水艇和第一套舟桥也出自天津机器局，可惜的是，八国联军侵华时，将其焚毁。
另外，李鸿章对于军用工业的建设不仅限于海陆的军火制造，还注重海军的建设。因为经过对以往列强侵略大清朝的经历来看，他们都是远渡重洋，依靠海军侵入沿海城市，因此必须加强海上力量的建设。李鸿章很早就提出了“海防论”，提议建设一支近现代海军，抵抗外国侵略军，于是在1874年，他上奏朝廷提出建设南、北、东三洋舰队的想法，起初并没得到朝廷的批准，后来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全军覆没，朝廷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便答应下来，并任命李鸿章操办海军的建设事宜。经过一番努力，李鸿章运用国内制造的一些军械和从外国进口的蒸气军舰打造出了强悍的北洋水师，还有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北洋水师的规模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
以上是李鸿章引领“自强”运动中做出的几项重大贡献，中国近代早期的军工企业中，他一人就创建了三个，而且从军用企业建设以来，他就一步步吸取经验，从工作实践上来看，他总结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清朝最终的命运，但对于壮大国防，积累近现代企业经验，延缓大清衰亡来讲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