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大力开展近代军工业的建设，很多新兴的军用企业拔地而起，在官家的大力支持下，自强运动隆隆地进行着，但是随着这些军用企业投入生产和使用，一些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李鸿章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对“洋务”非常上心，起初计划得非常好，可是从这些大型军用企业日后的账本收入和支出来看，貌似情况不容乐观，账本上一连串的负债和亏损让中堂大人满面愁云，他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了，经过长时间反复思考，再加上和张之洞等一些同僚的商讨，他得出一个结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富。”也就是民富则国富，国富则国强，这就是“富强相因”的道理。
于是，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继“自强”运动之后再次掀起了一场“求富”狂潮，洋务运动的重心向“求富”转移。起初是为了创办军事企业和增强军事力量筹措军费，后来进一步带动了民间的家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加速了民间的经济发展，有效地控制了外国经济的入侵。
为了“求富”，李鸿章招商引资，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模仿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讲究“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标志着洋务运动向着“求富”的深化，它是中国洋务运动中第一家民用企业，打破了清朝纯粹官办的格局。
当时清朝沿海的船运业受到了打击，李鸿章为了挽回现状，联合朱其昂、朱其绍兄弟二人在上海洋泾浜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建立了“轮船招商公司”，开始时，李鸿章将公司管理大权交给朱氏兄弟，但是由于亏损严重，李鸿章将其辞退，次年把公司名称正式改名为轮船招商局，从此李鸿章加重了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当时英国太古、怡和以及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清朝有着不小的势力，所谓同行是冤家，野心催使他们沆瀣一气，联合一起打击刚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没有退缩，他借助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巧妙地挽回了损失，并扭转局面，反过来打压这些外国的轮船公司，最终的结果便是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彻底破产，被轮船招商局所吞并，英国的两家轮船公司也是元气大伤。后来更是基本上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民间航运，除了轮船招商局等极少数企业之外，大都有所亏损，李鸿章回忆往事时，自认为洋务运动几十年，轮船招商局是最成功的企业。
1878年，李鸿章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相关事宜由唐廷枢筹办，当时外国人也在中国开了不少矿场，李鸿章不想让中国丰富的矿产被外国人掌握，而且那些军用企业制造机器、轮船等也需要煤炭资源，开平矿务局刚开始便项目多元化，采煤、挖铁、炼钢一应俱全。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无论是经费问题，还是技术问题，都无法满足现状，于是便专心进行采煤这一个项目，虽然期间还有一些挫折，但还是将其渐渐打造成了洋务运动期间最大的矿业，可惜矿权被张翼接管后，开平矿务局就沦为洋人的资产，另外李鸿章还创办了漠河金矿、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山东峄县煤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等矿产业，带动了中国近代矿业的发展。
随着列强的不断入侵，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打开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将大量外国产品以低廉的关税引进中国进行贸易，比如“洋车子”、“洋火”等都能透露出洋货的盛行，李鸿章看不惯国民经济被外国人掌控，为了阻止财富流失，抵制洋货，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外国人用机器织的布光滑细腻，手感舒服，花样好看，这些对于中国手工纺织还有一定的难度，上海织布局的创立明显缓解了对洋布的需求，它的成品丝毫不亚于外国人的水平。
除此以外，李鸿章在电信行业和铁路建造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都对推动中国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电报最早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线试验，李鸿章提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实验结果非常成功，建立起了天津电报总局，后来又接通了从天津到镇江再到上海的电报，建立上海电报总局，架起了南北便易的沟通桥梁，这是中国首次建立电报局。
另外，在李鸿章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条铁路，记得当时慈禧老佛爷对于火车的声音很烦躁，便要阻止修建铁路。可是，李鸿章不愿意放弃利国利民的先进交通工具，便派人偷偷在开平煤矿修建通往唐山胥各庄的铁路，给朝廷的奏折上却说正在修筑普通马路，一来可以试验，如果成功便有利于煤炭的运输，二来可以堵住顽固派反驳的嘴，还能得到清政府出资支持。1891年，李鸿章在山海关成功创办北洋官铁路局，次年就着手铺路，经过山海关，到达中后所。
在洋务派官员中，李鸿章的贡献称为最杰出、最重要也不为过，在“自强”、“求富”的过程中，他也没忽略中国教育的发展，为了培养下一批洋务人才，他兴建新式学堂，引进外国先进的教育制度，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学习外国高端技术。
既能看清现实，及时制定出有效措施，又能高瞻远瞩，把眼光放得长远，为大清国培养人才，有如此才能的唯有李鸿章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