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
20世纪80年代末，在广州举行的鲁迅研究会议上，有人说，现在鲁迅研究没有80年代初热火了，甚至受到了排挤，走上了边缘，很多人都不愿再搞了。我挺然直言道：“从事鲁迅研究不是为了获益，而是为了发扬和捍卫真理。”
后来证明一批坚实的鲁迅研究学者坚持下去了，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王富仁先生。富仁先生有一句名言：谁骂鲁迅，我就骂谁！
当然不必用“骂”字，要用扎实、令人信服的史实和理论说话。“骂”字不过表现了富仁先生性格的耿介，实际上他正是以史实和理论服人，无可辩驳地使人们认识到：中国需要鲁迅！富仁先生是在捍卫鲁迅的团队中史实扎实、理论雄辩的一位。
鲁迅研究面临着挑战。真正以鲁迅研究为使命的鲁迅研究学者都要有这种准备：不仅是受排挤，被边缘化，甚至可能会遭到更为艰难的局面。历史上任何一支队伍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有一批无比坚定的斗士，以至“死士”。所谓“死士”，就是别无他图、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不计后果，最后能够以死相争、以死殉理、舍身成仁、死不回头的斗士。鲁迅先生说过：“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鲁迅研究也是这样，越到后来，队伍越纯粹和精锐。富仁先生在《说说我自己》中讲过自己的性格：“大多数的北方人都有点牛脾气，执拗，难变，一头碰在南墙上，死不回头；宁可杀头，也不求饶；宁可穷死，也不借债。说不了三句话就和人抬杠，不吵架说不出话来。”这恰恰是鲁迅研究领域所需要的一种“死士”的风格。富仁先生的性格与学识决定了他一直到死都毫不动摇地学习、研究、维护鲁迅，他恰恰是这种可歌可泣的“死士”。富仁先生的逝世使鲁迅研究领域失去了一位代表性人物，但我坚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和战士，以他为榜样，在一片微红的新月升起的西天角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