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富仁
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
写关于朋辈的纪念文字，在我，是第二篇，前一篇写的是日本的中岛碧先生。中岛先生长我三岁，是我最亲密的异国友人。
写作本文，最先记起的，是与富仁共同度过的20世纪80年代。富仁由山东来北京读博，我已由北京大学研究生班毕业。我们曾极力向王瑶先生推荐，王先生说他不知“博士”是什么样子，这自然是一句推托的话。那时学位制重建未久，王先生还没有招收博士生的准备。后来陈平原由广东北上，我们又极力怂恿。王先生终于松动，或许是出于对平原关于苏曼殊、许地山的两篇论文的欣赏。事后看来，富仁到李何林先生门下，平原师从王瑶先生，都属于最佳安排。以富仁不惯羁束的脾气，与王先生磨合，怕是困难的吧。
“文化大革命”后的“前社交媒体”时代，交往方式古老。通常是神交已久，有机会聚首，一拍即合。那时我家的居室较宽敞，自然成了友朋聚会之地。最初见到的富仁，他穿着当时乡镇干部的那种劣质西服，秋裤裤脚露在西裤下，有十足的乡气。这种乡气在他，至死未变。无论在京城，还是在汕头，他在生活上都习于粗粝。这一代人生长在匮乏年代，无论家世如何，都与“贵族气”无缘。富仁的以不变应万变，自然不是什么生存策略，本性如此而已。较之其他朋友，富仁更能“和光同尘”，如古人所谓的“不立崖岸”、与人“无町畦”。倘生当古代，或许会是那种藏身陋巷或田夫野老间的高人吧。
我与富仁单独相处较多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那年3月先是在寒舍为理群、福辉做五十寿庆。围了火锅，才得知参与的朋友中，有那年恰三十或四十岁者，也就一并贺过。过后不久，我与富仁赴重庆出席老舍研讨会。会后乘江轮出夔门，与富仁同舱。漫长的江行中少不了嬉闹，富仁则是中心人物。本来就没有“架子”，闹起来更没大没小。其时三峡大坝似尚未竖起，于是看到了两岸刀劈斧削般的岩壁，惊心动魄。
到武汉后四散，蒙武汉大学同行盛情款待，我与富仁在那里稍事停留。校园中樱花盛放。武大赏樱，在我，是仅有的经历。停留期间与富仁同游东湖，富仁大包大揽地说由他划船，下得船来，才知他是道地的旱鸭子，只好任船在岸边漂着。回到京城，到局势“底定”，像是又活过了一世，我们共同的80年代就此结束。此后，友朋间学术路向渐歧，我转向明清之际，富仁曾涉足中国古代文学，并在汕头创办了《新国学研究》。我对他的选择不无保留，对“新国学”一名也有异议，但知道富仁决定了的，必有他的理由；且一旦决定，即难更改。而我交友的原则，就包括了不试图改变别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富仁任教汕头大学前，我们仍有同游的机会。去山东，到山西平遥、壶口，我们也仍会一同讲学。记得有一次我因准备不足，递了条子到讲台上，求他拖延半小时，他果然多讲了半小时。富仁天生适于讲台，剧谈雄辩，乐此不疲。培元的纪念文字，写到富仁与理群的竟夕谈。另有朋友曾与富仁同住一室，夜深入睡时，见富仁仍坐在床头抽烟。一觉醒来，富仁谈兴犹浓，接着说了下去，朋友只得告饶。这次富仁离去，带走了多少尚未发出的议论？
对富仁最初引起学界关注的鲁迅研究，我已不记得当时阅读的印象，今天更不宜置评，相信无论富仁还是理群，当年所作，均有“破冰”“拓荒”之功，并为后来者打开了更多通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向五四一代致敬，自居为“传人”，承担着“再启蒙”的任务。较之富仁，我或许较少这一方面的自觉，却也在学科风气中，尤其写《艰难的选择》的时候。起点对一代人影响之深远，在友朋那里均可得证明。即使踏进了明清之际，我的专业背景依然清晰。至于富仁、理群，更有其一贯。较之王、钱二位，我一向较少有对写作的“公共性”的意识，更个人、更内倾，但我们仍然都是“五四之子”[1]。新文化运动对我们“初乳”般的滋养，与鲁迅那一代人同在的感觉，持久地影响着此后的学术工作与公共写作。纵然时风、世风屡变，我们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价值立场。
20世纪80年代气度恢宏，我们都由这年代获益，尽管彼此间始终有微妙的差异。富仁在朋辈中，气象尤其阔大。那个年代少一点儿恶性竞争，虽平台有限，空间却相对宽阔，容得下不同风格、取向共生并存；也因压力较小，成名较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此各有一份清醒。自我角色认知，则受鲁迅“中间物”一说的影响，我们自认“过渡”的一代，尽其所能地承担起承启的任务，并寄希望于后来者，尽管期待中的“未来”遥不可及。
回头看去，一班友人，在“荒废”后起步，起点相去不远；此后的选择，互有得失，却各自在学术工作中获得了满足。能于此安顿身心，不能不说是幸运的。富仁本科读的是外文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圈子中，这样的知识背景似乎稀有。富仁早期的研究，即涉及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即使这一方向上的考察未能延续，俄罗斯文学的气息想必已浸透进他的生命。学术选择方面，我较少自信，倾向于敛抑，不能如富仁的大开大阖，在广阔的论域驰骋；对他的不严格限定范围，我也有所保留，以为以他的审美能力，尚有未尽之才。这多半不是富仁的考量。他很可能更享受议论纵横的快感，对世俗所重并不介怀。我两次看到他病床边的书，不是消闲的读物，而是艰深的中外典籍。富仁倘有对斯世的留恋，也应在此的吧。
我的习惯，不大读同代人（包括友人）的文字，读得较多的，是年轻世代的，外国文学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也因此交友的选择与学术关系不大。友朋间谈论的，往往也是“公共话题”。于此学术只是一种因缘，而非纽带。不遵循“友直、友谅、友多闻”的古训，但求精神的相契。有这种契合的朋友并不多。几十年世易时移，友朋中变化最小的，或就是富仁了吧。曾有“王门弟子”的说法，含有贬义，实则那一代现代文学界的学人，少有门派意识，校际交流也很顺畅。富仁自然成了联系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人物，直到他南下汕头。2003年“非典”（SARS）时期，我到过他即将任教的汕头大学，对那里环境的清幽印象深刻，却不能不想到富仁将要体验的孤独。此后凡他回京，我们总有小聚，只是已难以尽兴。我只能暗自想，他快乐吗？
富仁的性格本有叛逆的一面。数万字的长文不加注释，曾为年轻学人诟病；我却猜想系有意为之，他是在与越来越“建制化”的学界开玩笑，犹如那回江轮上的恶作剧。他在汕头大学办《新国学研究》，意图也更在“冲击”——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开疆拓土，也以之抵抗以“国学”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潮流。限制了刊物的影响的，却是一代人知识学养方面的缺失。以富仁的清醒，对此未见得没有预估。也因此他的努力在我看来，有几分悲壮。富仁的勇猛，仍如20世纪80年代，对“时风众势”的抗拒始终强悍，我却先他而老了。
由宋朝南渡直至明清，人文之盛更在江南。据说院士中，江苏籍人士曾占过半壁江山，不知是否如此。直至近几十年，北方人才兴起，文化界才渐多了北人。富仁写到过“大多数的北方人”的“脾气”（《说说我自己》），更是夫子自道。我也是北人，敝省的民风，就颇招非议。记得一次演讲，我引用王夫之关于北方“夷化”的说法，使生在孔孟之乡、受齐鲁文化陶冶的富仁大出意料。我至今记得他惊愕的神情。
富仁不孔武剽悍，却是个有血性、重情义的山东汉子，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有血性者会有富仁所说的那种“脾气”。无论理群还是我，都曾感受过富仁刚烈的一面，甚至犟、拗。我曾亲见富仁的盛怒，拂袖而去，令周围的人不知所措。他有自己的原则，为此并不迁就朋友。尽管那一次发作，事后看来，并不值得。但这也是富仁，即使发脾气也非干一己之私。犟、拗之外，或许还有些许霸气，陈独秀所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那种。径情直行，不左顾右盼，不介意他人的眼光，也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即使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自知属庸常之辈，对富仁的决定不敢妄评，对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孤行己意的勇气，毋宁说有几分敬畏。凡此不便都归之于地域，或只是他个人的性情。“性情中人”已被说滥。所谓的“真性情”几人能有！
应当承认，我熟悉的，只是友朋交往中的富仁，其他场合的富仁非我所能知。即使友朋聚谈，通常也言不及私，富仁的家世、身世，所知极有限。只记得他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他的名字被认为“封资修”，曾由毛泽东诗词中取了两个字，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东方欲晓”中的“东晓”。读关于熊十力的记述，熊、梁（漱溟）交谊，那种名士风度，已难再见于我所属的这代人。对朋友披肝沥胆，我自己就做不到，只能合则交，不合则罢，更无论古人所谓的“金石之交”“刎颈之交”。但毕竟有二三友人，足慰寂寞，已可无憾。
富仁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我与得后、王信曾两次探视，后一次是今年3月，见他仍然笑嘻嘻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他最终的选择，虽心情黯然，却并不震惊。得后提到医院“心理疏导”的必要性。无论目下有无条件，“疏导”都只对一些人有效。富仁无须“疏导”。
富仁是那种不惯于诉苦的人，即使到了这时候，无论病痛还是孤独，都未必向人诉说。因此留在我记忆中的，是离开病房时看到的他笑嘻嘻的样子。那年在壶口瀑布边，他走过来坐在我对面，半开玩笑地说他不放心，怕我会跳下去。就我的经验，当断则断，能决绝地纵身一跳的，倒可能是那种看似达观的人，而非事先做足了文章，才会有惊人之举；也未见得勘破了什么，只是将生死视为平常罢了。富仁绝无“厌世”这一种倾向；他不过在有限的选项中，选择了于人于己都代价较小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这也更像我认识的富仁。后来听说我们3月份探视后，富仁病情恶化。不能想象的是，在极度虚弱中，他是如何完成了那些动作的。支撑他到最后时刻的，仍然是骨子里的果决强毅。
2011年樊骏先生辞世，文学所的纪念文集以“告别一个学术时代”为题。就中国现代文学界而言，恰如其分。对富仁，这样的题目尚不适用。写这篇文字，我要告别的，是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岁月。至于这代人是否构成一个“学术时代”，要待后人判定的吧。
富仁将他的爱犬胖胖带到了汕头。据说富仁遛狗，是汕头大学的一道风景。不见了主人回来，胖胖会做何反应？
2017年5月10日于小石居
注释
[1] 近期读到这种说法，是贬义的。我这里反其意而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