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下）：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王朝标明为“末”的时期，都是中国人饱受痛苦的灾难岁月。汉末三国时期，如此，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无不如此。所以，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宁作太平狗，毋当乱世人”，看来这也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教训啊！
黄巾之乱，是从外部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何进、董卓引发的一场动乱，则是在内部摧毁了汉王朝的统治结构，从此权力中心他移，汉王朝也就徒有虚名了。
一棵大树的轰然倒下，不外乎外力的突然摧折，或内部的逐渐败朽。而一个偌大王朝的覆灭，通常倒都是内因在起催死的作用。第一，天灾频仍，人祸不止；第二，残酷统治，民不聊生；第三，揭竿而起，盗寇遍野；第四，军阀混战，山河沦丧；第五，奸佞握权，虎狼当道；第六，官员贪渎，朝政腐败；第七，赤地千里，满目疮痍；第八，恶行猖獗，昏天黑地；第九，国将不国，神州陆沉。最后，也就只能有这个结果。当然，也不是每个王朝的灭亡过程，都按这套脚本来演绎的。但东汉王朝自桓、灵二帝起，至献帝止，却像电视连续剧那样，一幕一幕，一出一出，半点不走样地走完这个过程。若以人口消长的数字来看，公元156年（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为五千万，这是当时的正常值。到了魏、蜀、吴彻底打完以后的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全国总人口只剩下可怜巴巴的一千六百多万，与现在的上海市、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可以想象汉末的这个“末”字，中国人付出多么痛苦的代价啊！《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竟然整整死了三千四百万人，想到这一点，你就感到中国这块土地的承载，是多么不能忍受的沉重了。
《三国演义》开始，为东汉献帝建宁二年（169）。斯年，大风、地震、冰雹、海啸……灾害频仍，大家一致相信，这就是所谓的上苍示儆。其实，大自然的灾异现象，从来如此，只不过老百姓的微弱抗议，统治者听不进去以后，才借助于天象来说话。最后，老百姓只有寄希望老天爷来收拾统治者了。汉末的黄巾起义，就利用中国人这种寄托老天惩罚的愿望，以造神来愚昧民众。于是天底下的穷人，无不视之为救星，风靡之，追从之，崇拜之，膺服之，立刻形成燎原之势。继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后，又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并蔓延开来。上到朝廷，下至州府，一直到王公大臣，各路诸侯，豪门贵族，富绅乡董，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来扑灭这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农民战争。所以，造神运动在中国鲜能绝迹，因为一是统治者需要，二是造反者需要，三是中国的被统治者，极容易受愚弄，不管什么菩萨，也不管有用没用，立马烧香跪倒，磕头膜拜。
所以，翻开中国历史，皇帝自称天子，是代表天，也就是替神来进行统治的。农民革命领袖，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也以神的名义，来反抗统治者。汉末的黄巾起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较早的，也是较大规模的一次农民革命。《三国演义》就是从黄巾举事写起的，首领张角三兄弟，一开始就以符水治病，神怪起家，然后聚党成事，揭竿而起。造反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一方面说明当时汉王朝宦官擅政，屠夫当道，腐败透顶，国政败坏；另一方面也说明老百姓被压迫到不得不铤而走险的地步。张角这个不第秀才，搬出来“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居然能号召数十万人，头裹黄巾而起。
几乎所有成事或不成事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因为吃准了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无不普遍地文化低下，而文化低下，正是滋生迷信的温床。而且，还吃准了中国人的有迷信而无信仰的泛神论观点，能够接受任何一个崇奉膜拜的对象。所以，凡成了事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懂得这一套，都得念这本经，都得请来一位神，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还是中国的、外邦的，来填补老百姓的灵魂真空，此术屡试不爽，无不奏效。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愈愚昧，愈穷困，愈造神；愈造神，也愈愚昧，愈穷困。五千年来，中国人的灾难根子，恐怕就在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