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以后，仍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诸葛亮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簿赋敛，无尽民财，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
建兴二年（224年）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227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又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益州境内虽水利资源丰富，但在生产力不是很高的古代，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还是显得软弱无能。一遇天灾，人们的生活依然要受很大的影响。
诸葛亮重视农业水利建设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
为了使北伐顺利进行，也为了增加军粮，减轻国家负担，诸葛亮还在前线实行军事屯团。并任吕义，杨敏等人为督农，负责供给军粮。
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命地方官吏重视农耕，不妨农时，保护水利设施，兴立屯田，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不仅农业生产发展显著，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也令人瞩目。
封建时代的手工业，常常是盐铁并称。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须品，铁器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冶炼业，乃是手工业中重要的行业。益州地区的冶铁业自秦汉以来就闻名于世。
为了贯彻其执政精神，诸葛亮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刘备的养子刘封，便因违反军机，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被刘备处以死刑。
诸葛亮采取不留兵，不运粮的政策，由南中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纲纪粗定，夷汉初安的自治区。面对蜀中长期的弛世，特权横行，国家权力不被尊重的情况，诸葛亮采取严刑峻法，抑制官僚、豪强，以确保弱势百姓的权益。因此，在他治理的那段期间，蜀汉政治上的清平，为当世之冠。
其实，诸葛亮早在新野时期，就将大量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编组，自报上册，称为游民，并加以有效的管理。不但使治安问题获得立即改善，而且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对兵员和粮秣的增加，更有直接的帮助。诸葛亮后来在蜀汉所制定的政策，只不过是新野时期政策的继续与发展。
1.孜孜求治，儒法并用
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与大禹显然不同，但他们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诸葛亮接受刘备遗托，他深感任重道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对外联合东吴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治理。
西汉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过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
而诸葛亮却将儒法相贯通融汇，以之治国，成绩斐然。此外，同样体现出诸葛亮的智慧。应当说，凡有一学说之诞生与存在，都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同时也有其片面性，将它们同时并用，使之互补，方能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诸葛亮领兵打仗，总是兼顾天时地利人和，总是以一种统一的、全局的眼光审时度势，故能常立于不败之地。而对治国之道，治国之术，更应如是。实践证明，诸葛亮是正确的。
诸葛亮对治国之道曾发了很长一段议论，他说：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看完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以儒治国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诸葛亮又说：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公。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诸葛亮这段议论，似乎又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个法家人物。
其实，单说诸葛亮是儒家或者是法家人物，都是不全面的。
诸葛亮是一个儒法融通的人物。
历史造就了诸葛亮这位儒法融通的人物。
诸葛亮治蜀兼用儒法，并不是说他有时用儒有时用法，有地方用儒有地方用法，有的事用儒有的事用法，而是说他把儒家和法家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儒法融通表现在他治理蜀国的理论和实践上。
先说理论上的表现。
诸葛亮主张治国要礼、法并用，德、威兼举。他在治国的带有总结性的论述中，总是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所谓训章，就是指典章教化；所谓劝善，就是指德治教化，这都是儒家学说的主张。诸葛亮经常把它们与法、威、刑放在一起论述，体现了治国要把礼和法结合起来的原则。
在德法并举的前提下，诸葛亮又特别提倡要以德治教化为先，法治为后。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又说：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讼，后理罚,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很明显，诸葛亮所说的纲,即指德化；所说的纪,即指法纪；所说的令,即指教令；所说的罚,即指刑罚。诸葛亮非常重视德的作用，并赋以德多种内含。比如，他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他称赞刘备雄才盖世,天下莫不归德,称赞刘禅天资仁敏，爱德下士.他自谦说：
德薄任重，惨惨忧虑;答杜微书称：君但当以德辅时耳。教诫其子要俭以养德.上述德的内含，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诸葛亮认为这三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是他继承儒家思想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他治国思想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面。
诸葛亮对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罚以劝其功，行诛罚以防其伪。在他看来，政教不当，法令不从,礼和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缺的。诸葛亮有句名言，叫做：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这里的道,即指三纲五常等仁义道德。就是说，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要言行一致，一切言论行为都必须符合德法并用的政治统治原则，这是诸葛亮对儒法合流的政治思想体系的高度概括，是他儒法融通在理论上最凝炼的阐述。
理论是言，实践是行。
我们听完了诸葛亮融通儒法以治国的理论，再看看他在这方面的实践。
刘备占领成都后，命诸葛亮与刘巴、法正、李严、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国的法典《蜀科》。
《蜀科》已经亡佚，我们无从知道其具体内容，但通过这个记载我们知道：诸葛亮是蜀汉立法的参与者。
作为蜀汉的丞相，诸葛亮日理万机，根据法令处理过许多人和事，他又是一个执法者。诸葛亮执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执法以严。
诸葛亮执法严，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诸葛亮执法严峻，有罪必治，依法行罚，决不宥赦。诸葛亮当政期间，很少进行大赦。有人曾批评诸葛亮惜赦.对此，诸葛亮答复说：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诸葛亮的惜赦,是有其道理的。在他看来，轻易行赦，是属于小恩小惠，而小恩小惠是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的。况且，轻易行赦实际是对法的践踏，是在怂恿犯罪。因为罪犯今天犯罪，明天就可能遇赦而获释，大赦多了，就使法律对犯罪降低了威严和惩治力度，就会使罪犯寄希望于大赦而视犯法为儿戏。所以，西汉丞相匡衡说：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东汉刘秀的大将吴汉临死前也对光武帝说：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的经验，诸葛亮非常清楚，刘表父子在荆州、刘焉父子在益州年年大赦，但却不能治好荆益，诸葛亮怎能蹈袭他们的覆辙呢？刘表、刘璋等人屡屡大赦，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立法的动机。因为他们搞大赦是为了向人民施小惠，但是要大赦以拢络民心，就得有大赦借以实施的罪犯，为了有足够的罪犯就得密织罪网，使民动辄得罪。这种民殷富而不知存恤的做法是诸葛亮所坚决反对的。诸葛亮在施法方面所追求的是德.何为德？就是执法严峻，恶无纤而不贬,使人民知法治之严而不敢轻易触犯之，就是通过严法来整肃风纪，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形象地说，刘璋所行宽法似水，看似柔和却诱人自溺，诸葛亮所行严法似火，看似猛烈却使人自警。比起以往统治者视民如土芥，不教而诛，残民以逞，诸葛亮的执法以严则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
另一层意思，是诸葛亮严格掌握执行法律的分寸，不枉杀滥杀。蜀国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因后退无路，迫不得已投降了曹魏。有关部门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没有同意，对黄权的家属仍待之如初。这里面也有诸葛亮的意思。因为黄权的家属在成都，诸葛亮也在成都，要处理黄权的家属得经过诸葛亮。黄权到了魏国，蜀国的降人传说黄权的家属已被诛杀，魏文帝曹丕要为黄权的家属治丧。黄权却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诚相信，他们一定知道我的本志。我怀疑此消息不实，请等落实了再说。后来，果然证实了黄权的家属安然无恙。
不但如此，黄权的儿子黄崇还作了蜀汉的尚书郎。在蜀汉末期，黄崇还随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抵御前来的曹军，在绵竹帅历军士，期于必死，临阵见杀.不但黄权的家属，孟达的家属也赖诸葛亮的保护得以安全。孟达原为刘璋部将，后投刘备。刘备取汉中后，孟达奉命从秭归北攻上庸等地，与刘封一起落实刘备、诸葛亮打通汉水的计划。后来，孟达拒绝助关羽回救荆州，又与刘备的养子刘封不和，害怕刘备怪罪，便投降了曹魏。据说孟达投降后，有一个叫王冲的人对孟达说：听说您离蜀投魏，诸葛亮恨得咬牙切齿，要杀您的家人，幸亏刘备不听，您的家属才幸免于难。孟达当即就说：诸葛亮对我的照顾有始有终，他不会这样做。诸葛亮听说这件事后，给孟达写信，称赞孟达不信王冲的造作虚语,度量吾心.这表明诸葛亮也是不主张对孟达家属搞株连的。
诸葛亮在对罪犯处以极刑的把握上也是极严格的，除非那些事关军国成败、社稷安危的重大案件，诸葛亮一般都不轻易诛杀，而是既治其罪，又给出路。
诸葛亮严把惩治触犯法规之人的分寸，不搞株连，不枉杀无辜，而是留有余地，给人以改过的机会。这哪里有先秦法家惨刑寡恩、刑杀立威的弊习，分明是体现了儒家恕道的精神。
第二个特点：执法以明。
晋人习凿齿说：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丑者之所以承认自己丑，是因为镜子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丑者的本来面目。
诸葛亮执法之明，就在于他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犯罪之人，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罚。
武陵临沅（治今湖南常德市）人廖立是诸葛亮十分赏识的人物。刘备任荆州刺史时，廖立就被辟为州从事，不到30岁时，又被提拔为长沙太守。刘备进入益州，诸葛亮镇守荆州时，孙吴曾派使节到荆州。当东吴使节问到哪些人在辅佐刘备成大业时，诸葛亮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诸葛亮把廖立与庞统并提，可见对他是十分看重的。
但是，廖立却是个恃才自傲之人，这种情绪渐渐滋长到狂妄的程度。他自以为以自己之才，地位当仅次于诸葛亮，总认为蜀汉亏待了他。他在军中常常牢骚满腹，任巴郡太守时也不好好尽职。刘备去逝，廖立在为刘备守灵时，居然在灵旁杀人。刘禅即位后，众官普增职号，廖立也随着被授为将军称号。廖立非常不高兴，他找到诸葛亮，当面问他：我怎么适合与将军并列？您为什么不表奏我为卿相，只让我当五校？
诸葛亮回答说：授你将军名号，是根据对你的考察而定的。至于为卿，连李严也没有任命为卿嘛！再说，你只适于任五校。
廖立嘴上虽没说什么，但心里更火了。他一向认为自己仅次于诸葛亮，没想到连李严都不如。从此以后，廖立的怨气更大牢骚更盛了，上至刘备，下至群臣，没有他不抨击的。他埋怨刘备不该争南三郡而不取汉中；埋怨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失掉荆州；抨击文恭任治中无纲纪，向朗只会随大流，郭演长毫无主见，王连随波逐流。总之，蜀国朝中上下能人不多。
诸葛亮听到这些话后，立刻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处理不行，便向皇帝上了一道弹劾廖立的表章：
长水校尉廖立，自高自大，贬低群臣，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并说万人统帅皆小子也。非但如是，还诽谤先帝，诋毁众臣。有人说国家军队精练有素，部伍分明，廖立听后却举头视屋，愤然作色说：不值一提！如此事例尚有许多，难一一列举。羊之乱群，犹能为害，更何况廖立身居要职，一般人不能认清他的真伪呢！
诸葛亮对廖立的弹劾，有根有据，句句是实，没有想当然，没有莫须有。本来，廖立对刘备的批评，如果从总结经验角度出发，用正当的办法对诸葛亮提出建议，诸葛亮不会听不进去，因为诸葛亮自己也在对荆州的失败作深沉的思考。然而廖立不是这样，而是意在用荆州的失败说明刘备的无能，并在百官中公然散布，说其诽谤，并不为过。
在诸葛亮的弹劾下，廖立被免去官职，废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治今四川汶川县西南绵镇）。
如果说廖立案件是诸葛亮不因己爱而轻其量刑的典型，那么李严案件则是诸葛亮不因己恶而重其惩的最好说明。
诸葛亮对李严并不是一开始就印象不好。实事求是说，李严也是蜀汉政权中难得的人才。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益州发生马秦、高胜为首的武装起义，合聚部伍数万人，并打到资中县（治今四川资阳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朝中兵力紧张。李严没有向朝廷要求增兵。仅带领5000人便把此事平定。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军事才干。正因李严有才，刘备临死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并让李严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诸葛亮对李严也很看重，说他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