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那个时候我脑子里也丝毫没什么“友谊”的概念。
小孩子混沌未开，才出世时即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心灵上则是赤身露体，无遮无拦。至于那些成人信奉的功利道德关系学，一概不懂。这时外界不断有棍子打下来，让你非得在它的强大存在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并顺着它的逻辑行事。
尽管它自己的立足点可能完全站不住脚。
在我曾做过的学校暑假作业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科学家牛顿思考得太入神，把手表当鸡蛋放进锅里煮了。”中心思想是赞美他的勤奋肯钻。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跟牛顿有关的，说是“他思考得累了，在苹果树下午睡，一个苹果打在他头上，让他有了关于重力加速度的灵感，发现了三大经典定律。”中心思想是“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这两个名人故事一度受到学生的强烈质疑，情节真实性且不论（这是索隐派的事儿，让他们考证去。），单对比自己的学校生活，就马上能发现，牛顿要是在这里学习那是必死无疑——成天不听课，发呆走神，做事还粗心大意，不是好学生。他的成功更类似于天上掉馅饼，但方圆十里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苹果树，也许这就是我们做不了天才的原因，那也没必要看什么名人故事了……但所有的质疑声都被一句“国情不同，他是外国人。”很轻易地打发了。
我从小到大得到的评语和头衔也是五花八门，有来自于喜欢我的人，也有来自于嫌贬我的人，人好坏倒是其次，不过琢磨一下这评价者所持的个人标准却颇有深意：
班干部（一年级是小组长，后变成小队长，二年级就是中队宣传委员，三年级以后分了班，变成了另一个集体里的劳动委员，为此我失落了好一阵子。）
年级学习积极分子（来自于一年级教我的数学老师戴，她从我刚入学起就很欣赏我，主要在相貌才智方面吧，于那些迟到早退也不计较。她本来就是学校大队里的辅导员，在她的管辖范围内自可以权宜从事。如果不是她，我大概没那么容易融入学校生活。不过她也在用她的态度引导着一种制度审美，定义为——听话懂事，谦逊有礼，爱国家，爱人民，团结友爱，勤奋上进……就是当时革命样板戏美学对个人的要求。如果我按照她的审美去塑造自身，一是会失去自我，成为伪善。很明显我除了外婆家和父母家的一行人等，从未见过什么“国家”“人民”，爱不爱根本谈不上，爱自己是真的，也只为了他人眼中被欣赏的虚荣感才假装遵从这种美学。后来她调走了，我再遭到几次挫折，自身锋芒毕露——天生根本不是那号榜样人物，就除了成绩还行。二是一路顺风顺水地在他人的赞美声中成长，人的承受力会变得极差，这样的学生原本就是虚荣的，而虚荣的欲求犹如饮鸩止渴，会愈演愈烈，许上不许下，一旦某一天开始得不到来自外界的固有肯定，他/她就很容易想不通，重点学校里碰到一次考试失利就跳楼的学生很多就是这样的“优秀分子”。）
学**好少年（同样来自于戴老师。据说这个奖是一个为了扑灭大兴安岭的大火抢救树木而牺牲的少年学生而设，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全市中小学生统一由学校带领参观。前半部分当然是讲他如何吻合英雄美学，材料早掐头去尾地捏好了，没一点儿溢出来的部分，后半部分他一个人对抗熊熊大火，观者都在惊叹：“这也行？这么大的火，能逃就逃了，火又不是他能扑灭的。”顾老师有点尴尬：“是，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提出过，你们可不要去学哦，父母养一个孩子不容易，要珍惜生命。我们要学习的是他的精神。”最后我还是没搞明白是什么精神，只是由于融入学校规范积极表现，得了这个奖状。）
骄娇二气特别严重的大小姐（来自于三年级后的班主任张，因为我三年级后外婆家起了点变故，我得天天回父母家，想到要赶两部车，值日打扫当然不积极，又兼我本来也是家里不做事的人，一下子要劳动，弄也弄不干净。再加三天两头东西忘带，迟到，早退去看病，影响她班级的集体评分，她对我也是积怨久矣。所以古代《七出》中的一条“恶疾，去”放在人道主义上是说不出口的，但是放在集体主义评分系统中却是顺理成章，无论什么个人理由不都是数据上的“害群之马”吗？）
妖怪精（同样来自于张。但是始作俑者却是我妈。她一向有打扮我的嗜好，像在设计芭比娃娃，而且花样百出，小公主裙，小西装裙还有小旗袍，那个年代大多是手工自制的，所以众人皆无，只在六一儿童节那天穿出来现世，上午和班里同学开一个庆祝会，下午就去逛公园。到了张某眼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作风，花枝招展得不可原谅！还有一个被漫骂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崭新的缺点——“自尊心过强”，眼神里全都是不服气，不像别的学生肯认栽。）
猪猡玑，鸡鸡（这是从姓名上化出来的谐音，文文与李月她们一圈在和我发生摩擦时就会给人乱起绰号，偏偏我的姓氏名字化出来的两只动物非常难听——比她们难听多了！在特别要面子的少女年代，我每次听见她们叫就气急败坏，大发雷霆。那些人见我生气，就越发乱叫，还集体一起叫，像唱山歌一样，事后还有多种挽回方式，譬如说，把猪这种动物说得花好稻好，或表示是在开玩笑，亲口解咒“说你是猪你就是了吗？你也太瞧不起自己了。”……中国儿童的这种恶作剧习俗可以追溯到《三国演义》，一群小屁孩被董卓的政敌利用着散布符谶去诅咒董卓，仗着童言无忌，没人与他们认真计较。就算成人也有教小孩骂另一个成人的，也是钻了这个空子，自以为得了嘴上便宜。但正因为外号被叫多了，我就非常讨厌自己的姓名，更讨厌它在大庭广众下被人点着叫，自己也觉得很不好听。）
……
以上是别人投射在我身上的各种虚名。
而我对他人的看法也完全是从自身出发——别人对我好，我才对别人好，凡是让我不痛快的，我就讨厌他/她！管他/她出发点是不是为我好，我感觉到的好才是真的好。
那样的话，中国人所一向鼓吹的“关系学”就很见鬼了——两个人之间（或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怎么能单单叫某一个人来维护？如果一个人打了你，你没还手，关系还是和谐的，只是强弱之势一分，你就会一路吃亏到底。如果你还了手，两个人打了起来，和谐的关系自然被破坏了，这时候外界的定论往往又是各打五十大板，打人的还手的一同被视作道德低下者。这时，打人的心里在窃喜——赚的还是我。既挑起了战争，又因着世人这种处理结果，流氓便多了“以无赖手段把比我层次高的人拉下马来”的本事，反正我是虱多不痒，你珍惜羽毛，就是你的损失，闷声不吭是懦夫，还手又是另一个流氓，反正谁都别想做什么人模狗样的文明人——我最看不顺眼这种优等生！
所以我从小到大（除了高中）与大部分同桌的关系都很紧张。
由于课桌就这么一丁点长度，放了书就连胳膊都没处放，一举一动都会磕碰到同桌，十分容易发生冲突，如果把凳子移到走道上去，人折过来写字呢？老师又会以“课桌不齐”出来讲话，要你缩进去，处处都是局促不堪，以个人需要的空间量论——原就该一人一张课桌才能清净。“三八线”在许多年以后被一群败类视作校园风景线津津乐道。我只好猜测他们估计就是欺负同桌最狠的那一群，当年占足了便宜，讲起来就毫无心结，充满了小人得志的喜悦感，嘴脸更可鄙！
一年级时我的同桌是一个女生，爪子特别凶悍，打起来会抓人头脸，非常恶毒。为了不落下风，我就经常要持械，一包铅芯扔过去，我明明记得当时一点痕迹也没有。到了傍晚，她不知道从哪里挂了一条长疤在鼻子边上，由她妈妈带着跑到我外婆家来了，硬说是我弄伤的，凶器是一支活动铅笔（明显胡说，我根本没朝她扔过活动铅笔，那一支钢皮的要三块钱，我也很爱护，怎么舍得摔坏它？）。我十分鄙视这个打架受了伤就叫家长出头的怂货！她三天两头抓人抓出血我怎么没去告状？更兼那栽赃嫁祸的无耻！但是人小也根本讲不清楚，要是口齿清晰条理分明就变成妖怪了，只是将事实记下，现在才能准确复述出来。对方家长是个泼妇，泼妇的本性就是喜欢以大欺小教训别人家的小孩，她就站在我外婆家门口骂我，我支支吾吾地申辩，她女儿在一旁装可怜。争吵声又引来了隔壁邻居家一个长得像野猪一样的男人，他惟恐天下不乱地过来拧我的脸，帮那泼妇的腔来教训我：“你不得了了啊，会打架了！”我妈终于从里面冲了出来，骂那只“野猪”：“你算什么东西？我女儿做了什么要你来管？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先欺负起小孩来！”那只“野猪”为自己找台阶下：“开开玩笑，开开玩笑。”我妈沉着脸：“开什么玩笑？你还是回去管你儿子吧！人家小孩用不着你多事！捏她脸干吗？你再敢捏一下试试看！”野猪退缩了。我妈又对对方家长说：“我相信我女儿说的话，她说没扔过就是没扔过。你这么过来吵也吵不到什么好处，就这样。”那泼妇骂骂咧咧地走了：“好，我算认得你这种家长……”
第二天，泼妇就主动向班主任提出要换位子，把我与她调开了事。调开以后我和她的关系倒是好了，可见主要还是狭窄的课桌所逼出来的人际矛盾。
之后换到我旁边的一前一后都是两个好脾气的优等生。
有一个是住在我们小区里的，与我一起在文艺晚会上跳过舞，做小模特走过台步。好学生总是那个样子——乖巧有礼，若有磕碰也会好声好气地打招呼在先，相互协调着共同忍受困难的环境（虽然这种忍耐的态度对环境也没有丝毫改造力），一回家后就躲到楼上写作业，人影都看不到。后来听小区里她婶婶说她搬走了，考进了市重点中学——这是有关于她本人的留在我记忆里最后的讯息。
我与优等生同桌的关系不太好也不太坏，因为缺少了进一步增进友谊所必须的游戏空间——毕竟那时我看重的是玩伴，而非学友。否则，形容起交情怎么都说是“从小一起玩到大”，而不是“从小一起学到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