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渠梁,秦孝公,这位相当于我们今天90后年纪的君主,他最深层的困惑在哪里?
就在秦国的体制上。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所谓革命,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框架的彻底更新。春秋末期以来的动荡史,其实是一场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大革命。平民的参政欲望、平民在经济上自主的要求,与强势大夫家族对政权的追求形成了合谋。
相对于贵族阶级的腐败保守,新兴的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经济发达,战力大增,国家也就强盛起来。
因此,改革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求,尽管很多国家是被大势所迫。
秦国的改革,却不那么容易。六国的改革派君主可以依托平民,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击破松散的贵族政治联合体,而秦国有现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却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因为组成这个中央集权的主体,就是贵族本身!
嬴渠梁想必是为此惶惑了许久,到他即位的那一天,如何破局早已成竹在胸。他采取的办法,在意识形态上是“祭起先祖”,在切入点上是“引进新的官僚血液”。
他要给整个中央集权换血。
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大时代推出的英雄。
他的改革,既然是违背老世族利益的,那就要另有依托。主要依靠的群体有两个,一是民众,二是军人。所以他一上台,首先做的是广布恩惠、救助孤寡、招募战士,确定因功受奖条例,这样就形成了改革的群众基础。
有了民众支持,他马上就发出《求贤令》,以呼唤“穆公霸业”为意识形态大帽子,行官僚队伍大换血之实。
这个改变了华夏命运的《求贤令》,现全文照录如下:
昔我缪公(即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
这条命令,把招贤的对象确定在“宾客群臣”范围内。所谓“宾客”,就是山东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见秦孝公的用心。
《求贤令》一出,果然山东士子闻风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秦孝公还要伟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学,曾师从博学的鲁国人尸佼。《史记》上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初期的法家学说。可以说他各家学说都通,但真正膜拜的还是法家理论。
学成后,他痛感卫国(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日渐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干,就去了西边的魏国。当时魏惠王想争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为丞相。商鞅迷恋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个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公叔痤对这个落魄的白衣公子印象颇好,临终前,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说此人可接替自己为相。
魏惠王嫌商鞅年少位卑,没有吭声。公叔痤就屏去左右,说:“大王若不用卫鞅,就宰了他吧,勿使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应了一声,就走了。
出门上了车,魏惠王长叹一声:“唉,公叔怎会病成这样子,叫我把国家托付给卫鞅,岂非荒谬?”
过后,公叔痤想想又不忍,转过头来,把这事告诉给了商鞅,让商鞅赶快逃命。
商鞅笑笑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
商鞅没逃,果然也就没什么事。
就在他干得没滋没味的时候,秦孝公的《求贤令》传到了魏国,商鞅立刻抓住机会,打起背包就出发,西出函谷关,到了秦都栎阳。
他这一去,就成了千古留名的人物。不仅如此,他后来所做的一切,直接影响了华夏政治文化的最后定型。
开辟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其灵魂就是商鞅。
而后来开创了华夏帝国范式的汉朝,不过只是“汉承秦制”。再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不过只是改朝换代。
真正的革命是在商鞅的手中完成的。
我们的命运是在商鞅那个时代就被决定了的。
商鞅这个奇峰突起的青年政治家才是我们真正的政治精神之父。他的白衣之袖掠过的微风,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得到!
商鞅到了栎阳之后,绝非像《大秦帝国》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神气活现,而且秦孝公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做好了迎接这位神人的准备。
商鞅入秦后,估计是潦倒得够戗,不管他的祖先是卫国的什么公子,他都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草根知识分子。公叔痤给的那个“中庶子”职务,据考证,要不就是个小官儿,要不就是“干儿子”之类的身份。
他遇到了所有草根青年遇到的问题——没有上升的通道。
他见不到秦孝公,没人给引见,也没有信访途径。《求贤令》并不是给草根人员准备的!
但是,他看准了秦国是急需人才的,所以不肯就此打道回府。在秦国,他一住就是两年,两年后,终于找到了一个门路。这个门路说来不够体面——是他结交了一位宦官(寺人)景监。
景监把他推荐给了秦孝公。
有关的史书里,把商鞅见秦孝公的过程描述得活灵活现,但究竟是不是真的,只有天知道,我们不妨当故事来看。
商鞅第一次游说秦孝公,谈的是“五帝之道”,孝公不感兴趣,听得直打瞌睡。谈话完毕后,秦孝公唤来景监,发火道:“你这位客人是个妄人,我怎么能任用?”
景监没料到是这个结果,忙跑去责备商鞅。商鞅一笑,请景监再帮忙引见一次。
第二次,商鞅大侃“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武王),秦孝公也很厌烦,摆摆手说:“要实现五帝三王的大业,那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凡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在生前就名满天下,安能闷闷不乐等好几百年以成帝王(岂不是要在坟墓里憋闷死)?”
商鞅心里有数,于是第三次求见,说这回可以拿出真货了,是“五霸之道”。
“五霸”是哪五霸?史书上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孟子》里所说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霸主地位的君主不止五位。这五位或其他什么人,不过是其中的几个典型而已。
一听说“五霸”,秦孝公来了精神,马上传见商鞅。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秦孝公与商鞅谈着谈着,“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古人谈话是跪着的,孝公不知不觉就挪到商鞅坐着的席子之前了。如此一连数日不厌。景监很好奇,私下里问商鞅:“您的什么观点挠着他的痒痒肉了,让我们国君这么高兴?”
商鞅哈哈一笑:“我是以强国之术游说国君,国君大悦之!”
上级需要什么,你要有数啊,否则不成了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30岁的商鞅拿着魏国法家李悝的《法经》,给23岁的秦孝公“普法”时,分明就是一对儿激情澎湃的愤青在纵论天下大势,哪里会像电视剧《大秦帝国》演的那样,是两个40后、50后人员头挨头地在谈阴谋?
我们的古代史,真是很神奇啊。
据描绘,商鞅与秦孝公的这场促膝恳谈,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