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首先埋怨商鞅,为何不一次就把好货都抖搂出来。
商鞅巧言道:“是怕有违君上之意。霸道这东西,很独特。帝王之道是顺乎人情的,而霸道则逆人情而为。”
秦孝公闻言变色:“君主怎能拂逆人情而为?”
商鞅便旁征博引道:“昔日管仲相齐之时,分国为二十五乡,令四民各守其业,民始感不便,群起反对。后新法见效,齐国实力大增,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君享殊荣,民得实利,这才知道管仲用心之良苦。”
孝公一震,有所悟:“管仲辅齐桓,成就霸业,愿闻其术为何?”
商鞅道:“国不富,何以兴兵?兵不强,何以御敌?欲国富,则应劝农;欲兵强,则应劝战。如何使民乐于耕战?唯有重赏罚。赏罚有信,政令必行,则国富兵强只在反掌间!”
秦孝公拍案叫道:“像这样,不难啊!”
商鞅略摇头:“法虽好,须有行法者。有行法者,须得专任。专任而一,若因二三个人鼓噪而心生犹疑,也不能成事……”
秦孝公听得入神,催促道:“先生请接着讲。”
商鞅此时却要告退,秦孝公面露不快,问其故。
商鞅说:“请君上细想三日,如可,臣再继续抖搂。”
散场后,景监埋怨商鞅:“君上大悦,何不讲完,难道先生想以此要挟君上?”
商鞅答道:“我担心君上犹豫半途而废呀。”
但只过了一天,秦孝公就想好了,派人来召商鞅。商鞅却以三日约期未到,不肯去。景监劝他还是去,商鞅道:“一开始就失信,今后将如何取信于君?”
接下来,才有了著名的数日倾谈(据说是三天三夜)。
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其影响远胜于后世三国的“隆中对”。他们在谈话时,秦的首都已经迁回雍城,我们这里且将之称为“雍城对”吧。
“雍城对”的内容,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商鞅是吃透了李悝精神的,李悝的《法经》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以匡正人心、建立秩序、激发生产力。
以《法经》里的“杂律”为例,有以下数条:“淫禁”,禁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狡禁”,禁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城禁”,禁人民翻越城墙而出;“嬉禁”,禁赌博;“徒禁”,禁人民聚众开会;“金禁”,禁官吏贪污受贿。
又以“金禁”一条为例,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魏国官职名,将军)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变法后的魏国法律如此之严厉,实令人惊叹!
实行这样的严刑峻法,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约束人民,使之老老实实地生产、作战。这当然符合秦孝公的强国之愿。
而商鞅后来的变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体化和放大化。特别是商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壹”。
“壹”,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将国家控制在政令统一的专制之下,如商鞅所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见《赏刑篇》)又说:“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见《壹言篇》)
这都是一个意思。
最触动秦孝公的,大概就是这个“壹”学说了。这无疑是要在中央集权制中,大大地提高君权,以强大无比的君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如此,就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老世族的势力剥离出去。
秦国的行政体制“壹”化了以后,保守贵族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障碍及其惰性,就会被摧毁;国之富强,也就在眼前了!
——切中要害呀。
无怪乎秦孝公要听得三天三夜不合眼。
对话结束后,秦孝公决心已定:要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但他仍有疑虑:秦之贵族,是与中央集权融为一体的,若变法受到贵族强烈反弹,恐怕实施不易。
按秦旧例,如有大事不决,要举行朝议,广泛征求意见。于是,秦孝公决定将变法与否,交付朝议讨论,以试探贵族的态度。
这场朝议,请了商鞅参加,反对派领袖是甘龙(秦国大夫)、杜挚两位,结果开成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由秦孝公主持。
因为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下面就让我们在两千年之后,来欣赏一下这场舌战实况,领略一下战国时代人们的精神风采。
秦孝公开场白:“卫鞅劝我变法,极言变法为强国之术,然而寡人恐天下有非议,而不能决定下来,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商鞅:“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犹犹豫豫的,就既留不下名,也办不成事。而且……超凡脱俗者,定会受世俗诽谤;有独立思想者,必傲视小民。愚蠢者只看事情成还是不成,智者则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苗头来。草民是不可与之谋划一件事的开始的,只可与他们共享事成之后的成果。高尚者必不和于俗调,成大功者跟老百姓有什么可商量的?据此可证:圣人做事,假若可以强国,就可不依照旧例;假若可以利民,就可不遵循旧礼制。”
秦孝公:“不错。”
甘龙:“不是这样的。圣人不改易民俗而实施教化,智者不变法而治国。依据民俗而教化,不需费劲儿就可成功;沿袭成法而治国,官吏轻车熟路而草民安之若素。”
商鞅:“(哂笑)甘先生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溺于所闻,这两类人,居官守法是能行的,但不能与之讨论超过既定法律之外的事。三代不同礼而成就王道,五霸不同法而大展霸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智者创立法则,而愚者受制于法;贤者变更礼制,而平庸者受拘束于礼制。”
杜挚:“(摇头晃脑)没有百倍之利,不能变法;没有十倍之功,不换家伙什。效法古制,不会出错;遵循礼制,可免偏激呀。”
商鞅:“治世哪能只有一个道道儿?要利国,就不能膜拜古制。汤、武不循古而成就了王道,夏、殷没变更礼制却玩儿完了。从这一点看,反古者不可妄加非议,而循礼者也没什么可夸赞的。”
秦孝公:“(击掌)好!”
商鞅雄辩滔滔,气势无前,在秦国诸大夫的满脸惊愕中,胜利结束了辩论。
下殿之后,秦孝公就决定了: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颁布变法令,由商鞅来具体执行。
——秦国,要翻身了!
在这里要考证一下,商鞅究竟得了个什么官儿。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合一,既是爵位,又是官职。
他们的分工是:大庶长赞襄国君,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右庶长是嬴姓公族大臣的头头,左庶长是非公族大臣的头头,驷车庶长是执掌公族事务的。
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公族大臣担任之外,其余全是由嬴姓公族担任。
可见,商鞅是一下就当上了主政大臣。
这样,一纸《求贤令》,就引来了一个奇人。
这个人改变了秦国的命运。
而改变了命运之后的秦国,又改变了整个华夏族群的命运。
在4 000年有文字描述的中国历史上,有两篇雄文,两次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命运。一篇就是两千多年前秦孝公的这篇《求贤令》,另外一篇,是近代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可以说,一纸《求贤令》胜过雄兵百万!
一个君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渴求人才,做出了“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慷慨许诺,这已远远超越了古代专制者的局限。
更易陈规,荡涤污浊,以青年之朝气,冲决旧式之樊笼,这已经完全摆脱了最高既得利益者的局限。
《求贤令》激起的是民族史上最深刻的一场政治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