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有钱，但我们鄙视他们！
1981年12月4日这天，正好是当地民间婚丧嫁娶的“黄道吉日”。
这天，青源山山脚下，在新安煤矿上班的矿工发现，原来每天早上8点准时守在矿井口的李矿长这时却没了踪影。
原来，这天正好是新安煤矿邻近的东山煤矿的王老板的儿子娶亲。
整个汾源山区大大小小100多座煤矿的煤老板不约而同地都来贺喜，而当地工人则照常上班。
有道是，“穷人社会人踩人，富人社会人捧人”。在当地的一些产煤矿区，事实上已形成了以当地煤老板们为代表的“富人阶层”和以矿工为代表的“贫困阶层”。这些煤老板们在组织生产、销售市场和货品调运等方面互相“通气”、互相帮扶。久而久之，这种在生产资源配置和市场信息方面的互利共享的基础上就结形成了一个“潜规则”式的“煤老板联盟”。
而与这样一个财富阶层崛起相伴的是，其周围百姓大众生活越来越贫穷。
有了贫富差距，“仇富”的种子必会生根发芽。
而贫富阶层的极端对立，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负面的影响。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我们国家有数位富豪倒在血泊中：
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
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正在不断地拉大，由此滋生的草根“杀富泄恨”事件接二连三地在一些富人身上轮番上演。
年收入不足两千元的贫困者，与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亿万富翁共处于一片蓝天下，这就是当地产煤区众生相面对的现实。这也许就是当下“中国式”的“贫富现状”吧。
针对当前社会贫富差距已经过大的情况，有人认为，当前民间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现象已成为我国继续推进改革伟业的“绊脚石”。
至此，有专家指出，在我国当前的贫富收入差距已经接近了国际上认定的贫富冲突的“警戒线”。这时，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危及社会稳定，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甚至趋于平均化的社会，难道就代表一个分配合理和进步的社会吗？
可以肯定，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居民，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恐怕无人真正愿意为了缩小收入差距而回到当初普遍贫困的年代去。
事实上，在今天，在全社会形成的“全民奔富、全民思富、全民追富”现象，已成为当前国人与时俱进的本能追求。而面对社会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现象，在对待以煤老板为代表的富人阶层，矿工群体的心态是异常复杂和矛盾的。
在胜利村旁边的一座煤矿，曾发生这样一件事：说这个煤老板在外省花了近五百万买回来一辆豪华车，他原本想开回煤矿在工人面前炫耀一番，结果在进山路上掉入数百米山沟中，造成车毁人亡。
车毁了，还可以再买，人死了，就没法再活过来了。
如今，他们的煤老板不在了，煤矿也就不存在，而煤矿没有了，那么还要工人干啥？
后来老板家属急忙出大钱找工人帮忙抬车抬人，结果工人一听说自己的老板遇难，便四散出走，一躲了之。
患贫不安与患寡不均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这是摘自《论语·季氏》中的一句话。
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有多种版本，其中最易被大众认可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家庭、国家的领导者，不怕财物少而只怕分配不均匀，不怕贫穷而只怕不安宁不稳定。
为什么这样呢？
其原因就是：由于分配均匀就不会有人怨恨贫穷，和气融融就不会显得物资匮乏，安宁稳定就没有家破国亡的危险。可见，如果社会分配不均，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富人和穷人，就会产生贫富严重分化的现象。
如今，“贫富差距”已成为当前社会上民间热议的焦点。
千百年来，在中国大地演绎了一幕又一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无不是在“均贫富”的政治呼声中交替更迭。
历朝历代的民主思想者为之呼吁、为之呐喊，仁人志士们都把“均贫富”的美好理想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在今天，孔老夫子当年曾关注的“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依然伴随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有人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首先是政策均衡性问题。“政策均衡”的反面就是“不均衡”，而“不均衡”的政策必定是有“漏洞”的政策，比如当下一些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收入，或者腐败性收入，这实质就是让这部分人钻了政策的空子。
其次，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诸多不利社会和谐的“因素”，这主要是从政府角度来说的，比如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税赋政策调整等。
再次，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与“反平衡”此消彼长、角力博弈的过程，如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和“政治性”发展差别（如“行政中心城市”与“非行政中心城市”的“差别性发展待遇”），等等。
最后，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地方各级政府如何促进低收入阶层增收，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保障其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等。
今天，当我们把当前这种“贫富差距现象”还原为经济问题时，却发现我国资产千万以上的富翁已达345万多人，这其中有亿万富翁1万多人，百万富翁人群更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法则”日益明显，也就是说，80%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到了20%的富人手中。也就是说，“均贫富”依然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国计民生重大的问题。
至此，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把当前社会存在“贫富差距”现象从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
就山西经济现状来看，社会不满的焦点就是像煤老板这样的富人拿得太多，像煤矿工人这样的穷人拿得太少。
专家分析认为，这说明问题根源还是出在煤老板与工人两个群体的收入无法合理地在“初次分配”环节取得平衡。
由此看来，公平合理地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应该就是熨平贫富鸿沟的“绿色拉链”。
显然，政府应该把“公贫富”的思维重点放到初次分配环节。同时，为了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就应该“立法制律”，通过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来保证“社会公平”。
社会资源失衡必定导致社会秩序失衡
社会资源失衡，是指在各种社会因素互相作用和影响下导致整体不平衡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存在，是不利社会和谐发展的。
有人说，社会资源失衡是一种“病”，是一种社会“病症”。这种“病症”的出现，会让一个“健康”的社会肌体迅速从健康走向死亡。
从目前来看，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不均），地区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不协调等，都可以导致社会资源失衡。
社会资源失衡的危害非常大，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一个健康的社会肌体的影响更是致命的。
首先，社会资源失衡容易导致“喝汤的忌妒吃肉的”的现象发生。由于人们取得社会资源的不同，导致民众生活“旱涝不均”，进而对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