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偪[逼]北京，上营于城北土地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等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癸卯，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乙巳，屯南海子。丁未，进兵距关厢二里。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偪[逼]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云云。此《清太宗实录》所书，以示太宗之善用兵。其方法乃袭小说中之蒋干中计。清太祖时译《三国演义》以为兵书，此时尚得其用，而明帝之不知士大夫心迹，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并不言其蜚语之所由来，自矜烛照神秘。虚骄之正人，既不慊于前时遣吊，又不审毛文龙之当诛罪恶，捏其情事为一串，竟称崇焕通敌胁款，至国亡后尚哓哓欲传为信史。《明史》出而稍据《清实录》，于《崇焕传》雪此诬构。近又好据同时人之褒贬以为可信，则不可挟此成见也。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明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祟焕治兵，请筦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第五节 崇祯朝之用人
崇祯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开国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为相时，始为五十一人。明盛时本无宰相，至中叶以后有相矣，而崇祯中则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论其人格，早年为天启所遗之阉党，后来亲擢之中，入《奸臣传》者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明史·奸臣传》除马士英之奸，在北都亡后，其余只有胡惟庸、陈瑛、严嵩三人，占二百数十年，十七年独得奸臣二人，亦极见促亡之效。孙承宗亦有阁臣之名，而从未任阁事，其他未有一担荷国事者。帝之不任大臣，唯图自用，姑举一事为例：刘鸿训于崇祯元年入阁，《本传》言：“帝初甚向之，关门兵以缺饷鼓噪，帝意责户部，而鸿训请发帑三十万示不测恩，由是失帝指。”又云：“鸿训居政府，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寘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以改敕书事戍代州，卒戍所。”夫劝发帑示恩，损上益下，不失为君子之事君，纵未能从，何致遂以此失指？则帝之吝财，犹有万历遗风。闻言己为冲主，即深衔而欲寘之死。自圣至此，又好诛戮大臣，艰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虚中求善，来者尚多面谀；示以气矜，正直之士，自知无幸。后来入阁纷纷，以卑劣之徒为多，而所谓奸臣，则温体仁久任至历八年，周延儒亦前后两任，为其较隆重者。帝谓：“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贤士大夫受杖获谴相继，不于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辅，唯奸庸者登进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祯宰相被戮者薛国观、周延儒，遣戍者刘鸿训、钱龙锡，刘、钱尤非其罪。自有阁辅以来，戮死者唯一夏言，崇祯间则再见，岂复有敬大臣之意？
又《乔允升传》言：“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阉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下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子庶吉士端并降”（此文又见于《刘之凤传》，即所谓《明史》复沓之处）。一部如此，他部略可想见。昔之列卿稍有名者，必叙其政绩恩遇，崇祯时之大臣，救过不遑，为国之意盖尠，如之何拨乱而反之正也？
兵部尚书之死于法者，王洽以建州兵始薄京城，下狱瘐死。《明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则死固未当其罪也。陈新甲之死，以泄漏款议，对建州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心理，而所据以为罪者，则曰戮辱我亲藩七，罪又甚于薄城。战乱所及，藩国被屠，已非兵部专责，不过借此以掩其议款之耻，尤为失刑。
督抚为地方大吏。总督则见《郑崇俭传》：“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也。”崇俭与张献忠战本胜，以杨嗣昌言其撤兵太早，致师败绩，不俟秋决，以五月弃市。福王时，给事中李清言：“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崇俭冤始白。赵光忭之戮，世亦以为冤。袁崇焕之中建州反间，已见上。古有谤书盈箧，待功成而后留示其人者。丝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巡抚则见《颜继祖传》：“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国事已非，丧师失律，不尽为所犯之罪，为中枢调度不当，所陷者亦多，事各具本传，要之为人不自保而已。
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
明自中叶以后，人民起事虽时有，然旋起旋灭，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万历之末，东事既起，饷不足而加赋无已，民失其乐生之心。兵弊于军制废弛，班军困于占役，而京营不足用，卫所之军，亦为豪家供奔走，虽一诸生可役使之，重以隐占虚冒，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召募之说兴，于是聚游手好闲，无尺籍可稽之民，假以器械，教之技击，赴警则脱逃哗溃，既穷且悍之众遍于闾里。天启六年八月，《本纪》书：“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是时阉党乔应甲巡抚陕西，朱童蒙巡抚延绥，皆贪黩虐民，起事以此日众；且又连岁大饥。崇祯元年十一月，有白水王二通于县役，纠众墨其面，掠蒲城之孝童，韩城之淄川镇，由是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并起攻城堡杀官吏，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复纠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迎祥，李自成舅也，其闯王之号，后遂为自成所袭称。
二年春，诏以杨鹤为三边总督平乱，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议洪承畴击破王左挂。会建州兵薄京师，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亦溃，乱势益炽。鹤畏之，乃主抚，其有降者给免死牒，安置延绥、河曲间。三月，起事民众更由陕渡河入山西。六月，王嘉胤陷府谷，米脂张献忠应之。献忠，延安卫柳树涧人，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乃逃去。先从神一元领红旗为先锋，及是据米脂诸寨，自称八大王，是为张献忠著名之始。入山西之首领王嘉胤于崇祯四年六月为其同伙所杀，更推号紫金梁即王自用者为魁，与迎祥、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皆聚山西。于是迎祥甥李自成与其兄子过往从迎祥。自成时未有名，但号闯将，本米腊人，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至是从迎祥，是为李自成渐露头角之始。自成之起在献忠后也。
邑大姓艾氏家牧羊。《明史》言自成之托始如此。《人海记》录《枣林杂俎》云：“惠世扬，米脂人，万历甲辰进士，历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尝给事世扬之家，及僭号，语人曰：‘得惠先生来则甚幸。’因致书，世扬即至，拜右平章，时左平章则牛金星也。自成败，从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见用，后放归。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劫世扬从军，败于朱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据此则邑大姓为惠氏，所牧者马也。世扬名在东林，天启五年杨、左之狱，与赵南星等皆在削籍追赃之列。《东华录》：“顺治四年八月甲戌，左副都御史惠世扬以年老致仕。”是后又降清。
三边总督杨鹤以无功遣戍，洪承畴代之，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战，所向克捷。后文诏及在籍故锦衣佥事张道濬等（道濬，泽州沁水人，张铨子，以难荫），先后为言官论列得罪及他调去。迎祥、献忠等复伪降突渡河，入河南、湖广，逼四川。七年春，以陈奇瑜为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事平乱，以卢象升为郧阳抚治。奇瑜困迎祥、自成等于车箱峡，自成以计贿奇瑜左右，伪请降，奇瑜遽许之，檄诸将按兵毋杀，所过州县为具糗传送。自成等甫渡栈即大噪，适略阳大众数万亦来会，在在告警，奇瑜坐削籍，而李自成之名大显，与张献忠相埒矣。
奇瑜削籍，洪承畴代，甫受命而东，西宁兵变不得下，迎祥、自成遂攻陷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数十州县，败官军，戕道员，围陇州四十余日，承畴遣将击破之，遂东走河南，承畴奉诏出关追之。八年春正月，自成等大会于荥阳，由自成倡议，分大众抗各路官军，迎祥、献忠及自成等东出，遂陷凤阳，焚皇陵，势大炽。所树帜大书“古元真龙皇帝”。大饮合乐，声势益张。自此屡分屡合，时败时振，官兵迭有伤亡。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击迎祥盩屋，被俘死，其众乃共推自成为闯王。十一年春，承畴、传庭合力作战，大破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等十八骑入商洛山中不敢出。其年献忠降，自成势益衰。而辽事亟，承畴改蓟辽总督，传庭改保定总督，而传庭复以疾辞，逮下狱。传庭患失聪，而杨嗣昌劾其托疾故也。自是主持其事者为嗣昌与熊文灿。
嗣昌，湖南武陵人，万历进士。父鹤，天启间，为阉党除名，嗣昌亦引疾。崇祯初，鹤以被逮，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既嗣昌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复升兵部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疏陈边事，帝异其才。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崇祯九年，夺情起兵部尚书。三疏辞，不许。十年三月，抵京召对。嗣昌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辩，帝大信爱之。前尚书张凤翼柔靡无所规画，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所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嗣昌议大举进兵，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亦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总督总理二臣专任征讨。总督者，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洪承畴；总理者，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王家祯。嗣昌握兵柄，承帝眷，以帝急平乱，冀得一人自助，乃物色得大言自诡之熊文灿，而嗣昌挟帝所信任以为之主。
文灿，贵州永宁卫人，徙家蕲水，由进士历官至布政司。崇祯元年，以福建布政司就迁巡抚。福建海上，郑芝龙为渠帅，颇愿受抚，当事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芝龙屡立功，文灿遂以功擢总督两广军务，仍借芝龙力，最后击刘香死，海上尽平，时崇祯八年。《明史·文灿传》：“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觇之。文灿盛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语及中原寇乱，文灿方中酒，击案骂曰：‘诸臣误国耳，若文灿往，讵令鼠辈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广西采办也，衔上命觇公。公当世才，非公不足办贼。’文灿悔失言，随言五难四不可以自遁。中使曰：‘吾见上自请之，若上无所吝，即公不得辞矣。’文灿辞穷，应曰：‘诺。’中使果还言之帝。文灿居蕲水，与邑人姚明恭为姻娅，明恭官詹事，又与嗣昌善，知中使誉言，因荐之嗣昌曰：‘此有内援可引也。’嗣昌荐之。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为总理。文灿拜命，即请以左良玉军属己，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能制贼死命乎？’曰：‘不能。’曰：‘诸将有可属大事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如何也。’曰：‘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是为文灿受任之原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