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很少有“小诸葛”、一级上将白崇禧的艳事舆论、花边新闻，他的夫人马佩璋与他婚配后，相夫教子、勤俭持家，被其同僚们称为“贤慧夫人”，还有些阿谀奉承的报刊赞他们夫妇是“鸾交凤友”、“恩爱如山”。其实，白崇禧与其它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也曾拈花惹草，金屋藏娇。只不过，他比别人做得较技巧或者说隐秘一些罢了。
20年代中期，白崇禧与桂林美女马佩璋结婚。随后，马佩璋连生女儿白先智、白先慧。
1930年，白崇禧因作战甚忙，难顾家室。为避战火，他特派部属将妻子马佩璋及女儿白先智、白先慧送往香港居住。这样，他们夫妇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成为鸾孤凤只。
这一年10月，白崇禧率部进入南宁，将盘踞在此的云南部队“滇军”赶出广西。白崇禧系广西人，家乡观念甚浓。他一进入南宁，心情十分激动，特将他的作战指挥所设在市内环境优美的陆氏花园。
战事暂停后，白崇禧的闲时多了。尽管园内鸟语花香，清风徐徐，每天晚上，因夫人不在身边，他总感觉寂寞难熬、心荡神迷、夜不能眠。有几次，他辗转难眠，半夜三更将已熟睡的警卫人员喊起来走棋，以消磨时光。
侍从副官许辉生看出了白崇禧的心思，感到白崇禧行态反常，十有八九是其夫人不在身边之故。于是，他避着白到南宁的风月场所给白找了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不料，许辉生花了很大力气找的女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白崇禧看不上眼，又将她们退回去了。
许辉生年纪虽轻，但跟随白崇禧已经多年，对白崇禧有很深的感情。他见白崇禧对女人的要求很高，又颇挑剔，心想：下级获取上级信任的最大秘诀，就是想上司所想，急上司所急，并千方百计为上司排忧解愁。下级对上级无私奉献，上级将来必会对下级照顾、提携。事情到这个份上了，只有舍己割爱，将未婚妻王氏送给白崇禧。相信白崇禧看到自己这位如花似玉的未婚妻，一定会喜上眉梢。讨得上司欢喜，还愁没有前途？自己今后如果做了官，还愁找不上好女人？
一天，许辉生来到未婚妻王氏家，悄悄地问王氏：“我们的一位长官住在陆氏花园，身边无人照顾，生活十分不便，请你到那里去帮助照顾一下他，你愿不愿意？”
王氏以为，未婚夫找她去照顾大长官，只是帮他料理一下家务，并未想到是去陪他过夜。她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了。
王氏到了陆氏花园，许辉生才直接告诉她，请她到这里来，主要是陪长官的，而且就与长官住在一起，并嘱她好好侍候这位长官。王氏听了一惊，半天不语。过了许久，王氏又问她以后如何处理与他的关系，许说他们之间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照顾好这位重要长官。
许辉生还特别嘱咐王氏，这位长官是他直接的顶头上司，而且决定着他的前途和命运，把这位长官照顾好了，他将来也有可能前途无限。尽管许辉生讲了一大堆道理，王氏总觉得此事欠妥，故迟迟不表态。许辉生见王氏顾虑重重，又用很重的话给她点破说：“你陪好了长官，就是真正关心、爱护我，我就有好前途。我做了大官，你将来才有幸福，听懂了吗？”
王氏是个传统型的女人，从内心来讲，她不愿做这样的事，由于未婚夫非要她干，她又感到无法推托，只好同意与他一同去见白崇禧。果不所料，白崇禧一见王氏，甚是欢喜，对许辉生大大赞扬了一番，说许很体贴上司，也很会办事。白崇禧还嘱咐许辉生：为了保密，不要将他的真实身份告诉王氏。如果王氏要问他是谁，就说是王副官。许辉生心领神会，保证照办。
白崇禧考虑每天来向他报告事情的人很多，将王氏放在陆氏花园恐被人发现而造成不好影响，又要许辉生另外为他们找一个住的地方，而且要高度保密。许辉生根据白崇禧的旨意，马上在陆氏花园附近的依仁街为白崇禧找了一处豪华别墅。
自此之后，白崇禧每晚有美女做伴，再不寂寞了。
为了感谢许辉生的特别关照，白崇禧马上任命许辉生为广西边城警备司令官。许辉生升官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感到：他做的这件“好事”，使他和白崇禧皆大欢喜。
他不知，他的这一行为，是以牺牲王氏为代价，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在良心和道德上，他应受到谴责。王氏虽伴白崇禧度过了寂寞时光，却一直不知白崇禧的真实身份，更不知他的家庭情况。有一天，许辉生去看她，她问白崇禧叫什么名字，做的什么官，许辉生什么也不讲，只要她好好陪伴白崇禧。王氏问她以后能不能回到他的身边，许辉生只笑不答。
过了一段时间，桂系部队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南宁市城南体育场举行集会，并安排白崇禧到会讲话。恰巧，很少出门的王氏这次也被一官太太强力邀进了会场。
王氏到会场不一会儿，主持人向大会宣布会议开始，并高声说：“现在，请白副总司令致辞！”主持人话音一落，白崇禧身着笔挺的军装，昂首阔步地走到致辞的地方讲起话来。
王氏见致辞的“白副总司令”与自己陪伴的“王副官”一模一样，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侧过身，又问坐在旁边的一位官夫人：“致辞的真是白副总司令吗？”那位官夫人马上答是的。王氏弄准了白崇禧的身份，暗暗自语道：“怪不得许辉生要我陪伴他，原来这位‘王副官’是个大贵人！”
白崇禧与王氏同居了一段时间后，王氏有了身孕。当时，王氏未将已孕的情况告诉白崇禧。那时，医疗事业不发达，广西的医院既不能刮宫，也不能引产，王氏一孕，只有待产。
过了一段时间，王氏生下一个男孩。此时，白崇禧只有两个女儿，王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非常高兴，马上给儿子起了一个“黑仔”的小名。他一面下令部下为他做好保密工作，一面吩咐知己者对王氏和“黑仔”细心照顾，不能对他们母子另眼相看。
白崇禧在南宁与王氏的风流韵事很快传到了马佩璋的耳朵里。马佩璋一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离开丈夫只这么长一点时间，就被人钻了空子。她暗暗骂道：“男人真不是个东西！老娘只离开你这么几天时间，你就爱上了别的婆娘，并公公然然筑巢生子！”
她心里痛苦万分，一连几天泪水不干。过了一些日子，马佩璋又想：这事已发生了，没有任何办法，再痛苦，再去吵闹也无济于事。再说，旧时做官的男人都是三妻四妾，此事就算丈夫找了个小老婆。现在最要紧的，是逼丈夫与王氏断绝不正当的关系。她还考虑，家丑不能外扬，丈夫是要人，这事绝不能往外声张，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赶快将此事秘密处理好。基于上述考虑，马佩璋带着两个女儿，风风火火地回到南宁。
白崇禧见到了马佩璋，一脸愧色，老半天不知说什么好。马佩璋心里虽然很有气，但在此时，她又不敢在这位高官丈夫面前做得太过火。她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郑重地对白崇禧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你与那个女子做的不要脸的事，带着我也无脸见人。局面已成这样，我这命苦的人也只有认了。现在，你必须作出选择。如要她，我就马上离开；如要我，你必须与王氏断绝一切关系！”
马佩璋的态度，使白崇禧大感意外。妻子没有大吵大闹，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当即对马佩璋说：“这事就到此结束，你还是我的夫人。依仁街的善后由你去处理，但要好好与王氏谈。孩子是我的，她是无辜之女，不要伤害她。”
马佩璋点头同意，并表示尽快把依仁街的事处理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马佩璋与王氏在依仁街白崇禧的秘密住所见了面。
马佩璋对王氏说：“这一段时间，多亏你对我丈夫的照顾，我很感激你。我回来后，再不需要你照顾了。你生了‘黑仔’，外面人都不知道。这也好，你可干干净净地回到家里去。‘黑仔’留给我们抚养。我们考虑你这一两年为白家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准备在经济上给你补偿，以使你今后的生活不至于发生困难。”王氏心里也明白，她虽与白崇禧过了一段“夫妻”生活，毕竟还不是白崇禧名正言顺的夫人。她与白崇禧的关系，只能说是“同居”。马佩璋要带孩子走，心里虽然舍不得，但又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无法也无脸带这个孩子在社会上露面。事已至此，倒不如交给他们抚养。这小孩到白家后，即使马佩璋不喜欢，白崇禧对他不会有二心的。
王氏同意割断与白崇禧的关系，孩子也交给马佩璋带回去抚养。马佩璋交了一笔钱给王氏后，将王氏送出了依仁街，然后将“黑仔”接到自己身边，并取名“白先道”。为保全她与白崇禧的“名誉”，马佩璋就“黑仔”与她的关系问题又与丈夫达成了协议：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说“黑仔”是她所生，而且是长子，“黑仔”长大成人后，也要这样说。
白崇禧一生共生了10个子女，其中9个是马佩璋生，1个为王氏所生。后来，白崇禧、马佩璋根据他们二人达成的协议，对外都说马佩璋共生了10个子女。
1962年12月4日，马佩璋因病在台北病逝。白崇禧写了一篇《敬悼先室马佩璋夫人》，仍然按先头与马佩璋达成的口头协议，说马为他生子女10个。
尽管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白当年在南宁的一段风流史，桂系军队内部的少数高级军政人员还是知道了白崇禧与王氏那不光彩的一页，只是为了保全桂系的声誉和形象，他们不对外声张罢了。
鲁迅与周作人决裂之谜。
一、晨昏相隔的“双子星座”
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说“双子星座”，并不完全是比喻。鲁迅又名“长庚”，周作人又名“启明”，两者都是天上的星名。
据鲁迅母亲回忆，鲁迅出生时，胎盘比人先下来，当地乡俗认为，这样的男孩将来会有出息，但命薄，易早夭。因而，鲁迅不到一岁，便被领到附近的长庆寺，拜庙里一位名叫龙祖的和尚为师，龙祖师傅为鲁迅取了一个法名，叫“长庚”，那是一颗在黄昏出现的星。3年多以后，周作人出生，也取了一个别名，叫“启明”，那也是一颗星名，但出现的时分与鲁迅相反，不在黄昏而在黎明。按鲁迅母亲的说法，这意味着两颗星后来会“永不相见”。
历史正是如此。1923年7月，本来情深意笃、共为“五四”斗士、发誓“永不分家”的鲁迅与周作人，突然之间兄弟失和，不仅生前全无一丝往来，而且两人死后，后代之间也恩断义绝。
就兄弟二人之间而言，失和后不久，即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即大病一场，时间长达一个半月多久，据认为他后来1936年死于肺病即与此密切相关。鲁迅1936年去世时，周作人在兄弟失和13年之后第一次谈到鲁迅：“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分手后数年间，鲁迅先后写出《牺牲谟》《颓败线的颤动》《兄弟》《铸剑》等文字，“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其沉郁与愤世，有增无减。周作人方面，也于失和后相继写出《破脚骨》《谈龙集序》《中年》《〈蛙〉的教训》《老人的胡闹》等文字，用种种暗示手法论及鲁迅，据认为相当恶毒，以至《周作人传》作者钱理群认为：“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就兄弟二人后代之间而言，据鲁迅儿子周海婴回忆，1948年他随解放大军一道回北京，遇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对着我破口咒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周作人1967年于文革中去世，其家人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周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会。两家之间终于没有任何往来。兄弟之情破裂之深，斑斑可见，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二．事件经过的几种说法
北京西直门内的八道湾胡同，在北京算不上有名，胡同里的11号却是一座漂亮的四合大院，院内树林扶疏，共有前、中、后3个小院，屋宇高敞，宽绰明亮。
1919年7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支持下，赴日本接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4个子女。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产，并最终买下了八道湾11号。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六口到京。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进了八道湾11号。同年12月29日，赶在新年之前，鲁迅又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团聚，共同伺奉老母亲，其乐融融，一晃就是三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