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不长。1923年7月14日晚，鲁迅突然不再与周作人一家一道吃饭，并在日记中特别记下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到7月19日，事情更为蹊跷，这天上午，后院的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屋中，交给鲁迅一封信，该信写道：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仅仅一个公事公办的“鲁迅先生”，就足以把两兄弟的距离拉开了。何况还有那件虽未说穿但看来极其严重的“过去的事”，那件事，按周作人的说法，本来要基督徒才承受得起，他自己只不过有幸“尚能担受得起”。那件事粉碎了他蔷薇色的人生梦，因此他必须“重新入新的生活”，但这就需要鲁迅从今后不要去后边院子。
正是这封历史上著名的信，后来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关于这封信，鲁迅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照鲁迅这条日记来看，他多半有些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大概他不明白周作人说的是什么事，即便知道，也没料到会引起如此后果，所以“邀欲问之”。
然而，周作人反应是“不至”，既然“不至”，那就意味着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周作人不想谈那件“过去的事”；第二，“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这一条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周作人这种前所未有的态度大概刺激了鲁迅。一周后的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此前一周的时间里，鲁迅或许是在等待，等待一周仍“不至”，他恐怕再也无法忍耐，便绝然开始行动：看房子，收拾书籍，准备搬出八道湾！
鲁迅要搬出八道湾，这一点大概出乎周作人意料。四十年后，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致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写道：“……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作人意愿如此，但鲁迅没有遵循他的意愿，而是在一周之后准备搬出八道湾，这大概是对周作人“不至”的激烈反应，也可见内心受伤害之深。又过了几天，8月2日下午，鲁迅携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迁居至砖塔胡同61号。兄弟失和的“肚皮官司”终于演成公开戏。
然而这出戏并未就此结束。从7月14日突然不再一道吃饭，到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短短不到二十天。在此之间，对兄弟失和一事，双方除了行动，就是沉默。及至鲁迅搬出之后，双方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但是兄弟失和一幕本身仍未结束，相反还在酝酿更可怕的冲突。这种情况，恐怕用鲁迅自己的话来概括最恰当：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爆发终于在十个月之后来临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冷战”白热化，爆发为一场骇为听闻的争吵与伤害。关于这件事，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过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第二天，鲁迅亲口向友人许寿裳讲述了昨天事件的经过，按许寿裳的转述，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鲁迅和许寿裳如是说，其他目击者或知情人所描述的情况又怎样呢？据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友人章川岛说，他当时正好住在八道湾宅前院鲁迅曾住过的房子里，那天午后，他正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来了，走进他家小院的厨房，拿起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凉水喝。章川岛说，他请鲁迅进屋喝茶，鲁迅却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如果章川岛所述准确的话，看来鲁迅此次回来心中有火，这火针对谁呢？章川岛没有说。他只说，鲁迅喝完水，即径自进周作人住的后院去了。过了一会，从后院传出周作人的一声骂，章川岛赶忙走进后院，在后院西厢房看见可怕的一幕：周作人从木架上抓起一个尺把高的铜香炉正要砸下去，章川岛抢下香炉，把周作人劝回住房，然后回到前院自己的住处，路过客厅时，听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正在给张凤举、徐耀辰打电话，至于请他们来是增援还是评理，他就不知道了。
当时，三弟周建人已不在八道湾居住，他早已离开，时间是在鲁迅离开之前两年。但是，周氏三兄弟的母亲鲁瑞仍在八道湾。据考，鲁瑞目击了当时的情况，并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周建人1983年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三、幕后原因的各种揣测
鲁迅与周作人这对“双子星座”情深意笃四十载，一朝失和，永无修复，晨昏相隔，甚至殃及后代，断绝交通往来，这不能不令人注目。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剧烈的冲突和伤害？除了间接的表露，鲁迅和周作人双方都“不说”。然而他们越是不说，事情就显得越神秘，人们就越要揣测。
让我们先来看一些比较外围的说法。据鲁迅的学生兼友人荆有麟回忆，鲁迅曾向他讲过，他与周作人失和与“拆信事件”有关。当时兄弟二人不仅共居一院，而且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有时朋友同时给兄弟二人写信，同装一个信封，封面上随便写一个名字，或者“鲁迅”，或者“周作人”，大家都已习惯这类情况。但是，有一天晚上，周作人已睡了，邮差送来一封急信，封面上写着“周作人”，鲁迅知道写信的是谁，便按惯例先拆了信，谁知此信刚好专为周作人而写。第二天，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却不料周作人突然板起脸面孔，说：‘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讯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鲁迅终于还搬了家”。
日本汉学家增田涉，与鲁迅和周作人都很熟，他回忆说，鲁迅曾给他讲过，他在八道湾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自己没有孩子，因而常买糖果带回家给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孩子们，但羽太信子却叫孩子们扔掉，“他（鲁迅）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鲁迅元配夫人朱安也曾很气愤地以邻居说过：“她（羽太信子）大声告诉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鲁迅和三弟周建人），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这样一类原因可能对兄弟失和事件有影响，但一般认为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鲁迅自己间接表露的说法。据三弟周建人回忆，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他有机会经常见到鲁迅，鲁迅从没对他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觉得周作人“昏”，好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周作人）真昏！”在1932年11月2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也写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这一个“昏”字的含义倒底是什么？周建人回忆，鲁迅曾对他万分感慨地说过：“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按周建人的意思，鲁迅言下所指，并非周作人本人，而是周作人的日本籍夫人羽太信子。鲁迅常常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周建人认为这是在惦念和担忧周作人，因为到1927年，军阀张作霖对北京文化界大打出手，鲁迅即为周作人担忧，致信友人章廷谦说，他希望周作人离开北京八道湾到上海，这样安全，但他不敢直接告诉八道湾这个想法，“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周建人回忆，这番话鲁迅对他也讲过。
照此看来，鲁迅对羽太信子抱有明显的敌意。1924年9月21日，即在八道湾与周作人剧烈冲突后三个月，鲁迅辑成《俟堂砖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其中谈到有重要的文物资料因遭“寇窃”而委于“盗窟”，周建人认为“寇窃”与“盗窟”均指八道湾。1927年，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铸剑》，又用“宴之敖”命名小说中那位神秘的复仇者。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鲁迅对羽太信子所表露的敌意使得某些鲁迅研究者猜测，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洗澡。这种猜测的根源大概来自羽太信子本人。章川岛回忆说：“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卧室窗下听窗”。
“听窗”一说，章川岛本人并不相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而“看洗澡”一说，鲁迅儿子周海婴也予以质疑，他认为按照当时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他20世纪70年代去日本访问，进厕所遇见女工打扫卫生，女工也并不回避他。
“听窗”、“看洗澡”等说法是否琐碎，故且不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兄弟失和后，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和弟弟羽太重久一如既往与鲁迅保持来往，感情上毫无变化。羽太芳子照样经常向鲁迅借钱，羽太重久于1925年10月7日还给鲁迅写过这样一封信：“……上月蒙兄长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以对。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一类事实表明，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之事，恐怕难以站住脚。
有一种猜测颇为新奇，认为羽太信子最先是鲁迅的情人：“正当他和日本女郎羽太信子热恋时，母亲招他回家乡与朱安结婚，尔后他带弟弟周作人去日本，于是羽太信子在失去鲁迅的情况下，和周作人结为夫妻。周作人开始并不知道此事，但这却使鲁迅的内心不能平静……（后来）周作人知道了此事。于是，兄弟的手足之情就此一刀两断。这一猜测与周作人绝交信中的语气颇为暗合，但据考，鲁迅1906年从日本返国回家结婚之前住在仙台，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他当时认识羽太信子。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看法是：羽太信子出身日本贫苦家庭，并患有歇斯底里症。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期间，羽太信子就是为他们煮饭的侍女。他们于1908年冬相识，之后不久周作人就爱上了羽太信子，并于第二年夏天与之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他们，鲁迅很快便回国谋职，此间颇多颠沛。1911年5月，因家庭经济困难，鲁迅亲赴日本，说服周作人回国，同年9月，周作人携羽太信子回绍兴，与故乡亲人团聚，与鲁迅一道在绍兴谋职。1912年2月，鲁迅前往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并于同年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6年，周作人也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职，兄弟二人再次团聚。1919年初，鲁迅与周作人商定，把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便于安排，周作人先将羽太信子等送往日本东京娘家，并于同年8月接回，随即住进八道湾。
八道湾的大家庭由羽太信子当家，她渐渐学会了奢侈，挥金如土，男仆女佣，车进车出，种种花样，层出不穷。据周建人回忆：“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疾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每当看见这种车进车出的情形，“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周建人回忆，周作人不敢得罪羽太信子，只好由她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他曾经跟羽太信子争吵过，结果后者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弄得羽太信子的弟弟妹妹一道对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便再不敢造次。周建人说：“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学术界认为，这大概就是鲁迅说周作人“昏”的原因，也大概就是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