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他是最早离开村子的人——以失踪的方式。
我所指的“失踪”是他的去向。他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有人说他在这里，有人说他在那里。在别人的传言中，四叔是分身在四处的影子。他的职业五花八门：小混混，泥瓦匠，叫花子，算命人（四叔的口才好，有人说他可以去做职业骗子）。也有人说他贩卖毒品正在坐牢，在某个监狱里悔罪。总之人们在四叔离开后添油加醋，把他的出走当成新闻天天说道。每个人都具备了千里眼可以看到我四叔的落魄。
“不安安分分干庄稼，出去当二流子，真是个败家子儿！听说有人看到他在哪个桥底下捡垃圾，还捡到个神经病婆娘？”
“我也听说了。但有人说不是在桥下，是在哪个煤矿？”
四叔在这些传言里不仅成了流浪汉，还捡了个精神失常的女人。
最后人们不多猜疑了，一致定论：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四叔是个混混的可能性最大——混混就是流氓的意思。
这种定论与四叔的口才有关，在更多人的想法里，口才那么好的人不可能混得像叫花子那么凄惨。他一定得是个坏人才对。那么，得出这样一个定论应该是最正确的。
他们说这些话从来不避讳我。
从此以后，我就是流氓的侄女。当四叔消失在村子，我走在那些人面前，他们就用打探流氓后人的眼神和态度来问我，因为我是小孩子，他们用不着跟我客气，语气骄傲而刻薄：你幺爸在外面杀人了吧？你还没有换牙，你猜猜看？
他们深信没有换牙的小孩身上潜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话一说一个准。不管谁家的鸡丢了，他们都会跑去问没有换牙的孩子。这些孩子在他们眼里就是巫师。他们也把我当成巫师。但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不能掌握这些人的心思。
“不是，”我说，“奶奶说幺爸出去打工。”
他们有点不高兴。可是对于巫师的话，又不能不信。那之后不再问我这个问题。换了别的问题，一直把我的第一颗牙齿问掉了为止。
人们看笑话的心理永远高于他们的同情心。高明的人无非是在笑完之后来一番自省，然后掏出他们悲天悯人的同情。
可惜这种笑料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四叔回来了。那是他离开村子三年左右。
前面忘了说，四叔在离开村子之前有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那场婚姻里，他有了一个儿子，离婚后归他抚养。他走以后，不满周岁的堂弟先后在大伯家，三叔家，还有我们家，轮番照顾。
人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编造出各种各样的谣言。因为他们不允许这样的人出现在村子里。怎么可以这样呢？都结了婚为什么要离婚，这是忤逆父母的意思，尤其在有了孩子之后还离婚，简直可恨。那是要打倒的。非打倒不可。
他们多少人都过着打打闹闹的日子，照样白头到老，儿孙满堂。因此，四叔回来后，他们说，咋可以这样儿戏？你看你现在，土地也没有了，娃娃这么小。你老母亲那点包产地粮食——只够她自己吃！
“还出去吗？”他们最后有点同情的样子。
“还出去。”四叔说。
他真的又出去了。在走之前，他特意带着堂弟去街上下了一顿馆子。堂弟只有两三岁年纪，断奶早，不知饱足，吃那一顿馆子回来拉了三天肚子。当然四叔是不知道的。他把堂弟交给我父母照顾很快就离开了。
堂弟最后轮到大伯家照顾时，被他母亲接去照顾了一阵子。那时堂弟已经五岁了。后来才知道，堂弟在他母亲那里放羊。那是他后爹特意给他安排的任务。
五岁的孩子放羊，在许多人眼里是不靠谱的。但堂弟做得很好。虽然羊群跑散的时候他也大哭大喊，但总算没有弄丢一只羊。并且在不久以后，他身上拥有所有小羊倌统一的特征：瘦黑，脚力很好，声音洪亮，面容严肃，少言寡语。
四叔后来把堂弟接走了。他们成了流浪父子。村里没有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他们的房子。
在走之前，四叔在村里住过一段时间。并且没有提要不要出去的事情。我们当时还以为他要定居下来了。他的房子建在离我们家很近的半坡上。地基是别人送的。与其说那是他的房子，不如说那是奶奶的房子。按照村人的习惯，还没有成家的子女要和父母住在一起。房子的地基也是送给奶奶的。四叔只是沾了个顺水人情。
事实上，四叔照样是顶无片瓦的人。奶奶特别疼他，但她是个年迈的老人，手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就是三五只鸡和一条半大的看门狗。
我当时特别羡慕四叔可以去到山外闯荡。我记得，他有一支非常漂亮的钢笔，是从外地买来的，经常别在他上衣的口袋里，露出一个漂亮的钢笔头。我很喜欢那支钢笔，有几个晚上都梦见那支钢笔是我的。有一天，我弱弱地跑到四叔家里，问他借那支钢笔做作业，说好了借一个星期，但第三天四叔就跑来拿回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我很生气，认为四叔是个吝啬的人。我的三叔看到我那么委屈，当即承诺给我买一支更好的钢笔。但是他没有办到。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买——现在我三十一岁——当年我十一岁。总之，那个承诺我到今天也没有忘记，还认为三叔欠着我一支钢笔。
三叔的“遭遇”提醒了今天已经是大人的我，不要轻易给小孩许下任何承诺。小孩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
很多年以后我明白，四叔只是比我更爱那支钢笔而已——他很爱学习，有练习写字的习惯。那支钢笔不便宜，肯定花了他不少钱。也许用掉了半个月薪水。
为了这件事，当时很记仇的我在四叔带着堂弟走的那天早上没有去送他。后来我一直找着很多借口：早上下大雨，没有雨伞出不了门；我的鞋子坏了，赤脚不愿意出门；陈奶奶喊我帮她割猪草，我没有时间出门。
一定还有更多借口。但是现在已想不起来。即使再想起来，也只是驴脾气的少年闹出来的冷笑话。
有时候，你彻底离开一个地方反而容易被人很快忘记。至少四叔是这样的。最初人们津津乐道，说他肯定把儿子带去卖掉了，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传言。但逐渐就不谈他了。
四叔抛弃了他的村庄，村庄也将他抛弃了。之后有好几年时间，四叔没有带着堂弟回村子看看。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直到有一年，我从西昌坐火车去外省，在车站遇见四叔。他在车站附近工作。那时他已重新组建家庭。堂弟也长成了一个半大少年。
四婶不识字，没有工作。她是个地道的彝族妇女。因为彝族方言的不同，我们在沟通上有点困难。我的耳朵很笨，除了本地的彝语，其他地方的彝语怎么也听不明白。
他们一家三口只靠四叔微薄的工资度日。房子租在城边，房间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为了省钱，煮饭从来不用电，在租房的门口搭了一个小偏棚，里面放着一些干草、柴棍和引火的纸箱皮。
我的堂弟操着一口西昌本地话，很时髦的样子。他确实和村里的少年不一样。唯一的遗憾是，上学成绩不好，拼命一样上了五个一年级，读到二年级再也不愿去读了。也许他读到三年级，我可能有记错。
堂弟之后的时间都用来帮忙干家务，有时也很顾家的样子，捡一些柴火和瓶瓶罐罐回来。可是他后来变得很懒。而且整天比四叔还忙，一天到晚见不到人影，饭也很少回来吃。
我见到他时，他像个真正的小混混，与西昌一些问题少年流里流气走在街上，留着长头发，戴着一根奇怪的项链。他像个外向的孤独症患者，与一帮娃娃混在歌城唱歌，喝酒，猜一些简单的老掉牙的谜语，这些游戏完了之后，他沉默得像一棵树。反正我们相遇的那天，他带我出去见识的就是他平时的精彩生活。
“姐姐，我记得你以前才这么高一点呀。”他惊异地望着我的身高，用双手比画着。那是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虽然分别了很久，亲人的血缘始终没有让我们感到生疏。
那是堂弟流浪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亲人。他那天显得很激动，恨不得将他平时去过的所有好玩的地方都带我去走一遍。
“你会喝酒吗？”
“不会。”
“我会。”他抿嘴笑笑，又说，“我记得毛坡有个高松树。是不是叫高松树？那里好像有好多野果果。是不是？”
“是。你没有记错。”
“还有个张满屋基（指屋子，比处为方言），对不对？”
“对。”
“还有个邓家屋基，那里有好多丝茅草。对不对？”
“对。”
堂弟兴奋地回忆他的故乡，并且很高兴得到我的确认。可怜的是，他离开故乡的年纪实在太小了，存在于他脑海里更多的是羊群。而那里并不是他的出生地。也许那是他的伤心地。只是他跟我只字不提。他有时像个坏孩子，很野蛮地跟他的伙伴说笑打闹，有时又很天真，尤其他问我关于故乡的事物时眼里充满了想望。可他更多的时候却像个大人，成熟而又压抑。
我在四叔家里住了短暂的一天。那之后又是两三年没有见面。
等我再见到他们父子的时候，地点已经换到了外省。四叔带着堂弟到了浙江一家砖瓦厂。厂子里一大半是四川人，并且大多是我的亲戚。当时大姑父的弟弟承包了那个砖厂，我在附近做针织时，曾在砖厂里住过一段时间。四叔一家正是我在砖厂那段时间来的。
堂弟的头发剪短了一点，却可笑地留着一撮小胡子。
“在西昌实在管不住他了。怕他跟那些娃儿混出事情来。”四叔无奈的样子。
堂弟在异乡并没有感到不适应，他和四叔一起在砖厂里干苦活。因为他没有文凭，连个普通的电子厂也进不去。
“为什么不读书？”有一天我问他。
“不想读。”
“为什么不想读？”
堂弟忍了半天，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学费呢？”笑眯眯地望着我。
我原本在心里还有点埋怨四叔不该离开村子，在家里认真种地也许可以供堂弟上学。可我突然想到自己，只好沉默。
堂弟来到砖厂后，变成一头吃苦耐劳的小牛，头发从早到晚都是灰扑扑的。因为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砖坯车间。上班的时候看着很像个大人的样子，但在他的裤子后包里，却装着一只奥特曼。我这才想到这个猛士只有十四岁。
四叔和堂弟做着同一份工作，因为他要时刻看着堂弟。工作中许多严肃的程序堂弟不会认真对待。他上班就跟玩一样，还不能真正理解那是一份职责。他看待工作就像看待他裤子后包里的奥特曼。
来到砖厂以后，四婶也有了一份工作：扫场地。扫地是不需要文凭的。他们比以前更节省，因为他们还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而这时，他们的家庭又多了一个成员——我那两岁左右的堂妹。
听说四婶的父母答应给四叔一块地基修房子。他们这次全家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那修房子的钱。
我看见四叔比过去老很多，他的头发掉得也快，脑门上看起来光光的。他不参与砖厂里任何赌博，也不抽烟。只喝少量的白酒，那纯粹是为了缓解疲劳。
四婶是砖厂里最不受欢迎的女人。当然，这个“不欢迎”只是私下妇人们的议论。最初他们不知道我是四叔的侄女，说什么话不避着我。
“那个女人，连鞋刷子都舍不得买。你没看，她天天跑去这家借那家借。啧啧，一块钱的东西都抠死的样子！”
“就是，上回来借我盆子洗衣裳。我没干。”
“嗨，这都啥年代了嘛，还说要去山上找柴煮饭。哈，哪里有柴！还以为这是她家老凉山哩！”
“咦，啥都好，就是那要命的方言听也听球不懂。说普通话又说不清，跟她说话就像对牛弹琴。”
她们该说的一样也不漏掉，大概还想知道点新闻，兴致勃勃地问我：“你也是凉山的，她家离你们那里近不？”
“近得很。”我说。
“你们不会是亲戚吧？”她们有点紧张。
“你们说的这个女人，是我四婶。”
“啊？”
“她不姓‘啊’，你们可以叫她乌嘎。”
我后来离开了砖厂。跟着我所在的针织厂迁到了别的地方。
四叔一家也在砖厂做了一年回去了。四婶留在家里看孩子，四叔和堂弟又辗转去了别的地方。
去年，我在河南见到了堂弟。他从天津赶去参加我妹妹的婚礼。大冬天穿着薄衣服，冷得发抖还说不冷。
“练练气功就好啦。”他说。
几年不见，居然学会了气功？
带他去衣服店，逼迫了好久才选了件不太厚的打折外套。四十元。
那天在河南喝了很多酒，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情十分低落。话也特别多，他靠在凳子上，后来居然掉了眼泪。
“姐姐，你晓得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张国荣一样，啪，从二十四楼跳下去。是二十四楼吗？好像是。但是那样太恐怖了，我想最适合我的是，穿一身白色的衣服，然后把头发也留得长长的，染得白白的，然后——吃下一整瓶安眠药。多好，是不？”他甚至把自己带入了那种死亡的幻境里，脸上表露出很享受的样子。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他并非自己所说的抑郁症患者，他最大的病因是穷。因为在说到自己新建的家的时候，有点声嘶力竭：“我现在连个厕所都还没有啊！姐姐！”
我一言不发，呆呆地望着他被泪水模糊的眼睛。他的呼喊就像四叔曾经丢失的那块土地的叹息。四叔曾经的抱负，想要出人头地的理想，如今只化作堂弟声嘶力竭的呼喊。
“你起码有房子。差个厕所算啥？我回去帮你修！要得不？你问问姐姐，我们家以前比你现在还糟糕，搭个草棚子住在河边，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你问——”弟弟劝着堂弟。但他自己也忍不住红了眼圈。
酒醒以后，堂弟又变成开朗的会气功的幽默少年了。
今年四月左右，四叔从新疆打来电话，说工地上的老板很不好，活路太累，伙食也不好，还不预支工钱。想借点路费离开那个地方。他和堂弟两个人加起来身上只有一百块钱。问我借一千块路费。
原本说是来广东找工作，我也希望他们来这里。就在四叔打电话的那天下午，我去招聘点看了看，所有招工单位都把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下。四叔的年龄已经超了好几岁。即使年龄合适，也没有文凭。
考虑到没有文凭，又怕给我们增添麻烦，四叔最终没有带堂弟来广东。他们回了凉山。四叔在西昌附近找活干。堂弟去了浙江某工地，一个人。他今年还未满二十岁。
我此时写下这篇文章，却不知道怎么结尾。这也许就和当年四叔离开村庄一样，一心只想走出去，与自己的命运来一次斗争，至于往后的结局，他那时一定不会多想。
我想人的选择有时就和树叶一样，从树上落下来，之后的命运多半是听凭风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