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主持舞会、晚会或进行大会发言时，就称呼观众和在场人员为"女士们、先生们"，而不能反其道而行。
（2）在为他人作介绍时，应该把男士介绍给女士，除非男士为长者或地位较高者。
（3）除非女士主动伸手，男士不能要求和女士握手，握手时，应该只握一下女士的手指部分。女士若戴着薄丝手套，一般不必脱手套后再握手。有时也可视场合行使西方的吻手礼，即轻吻一下女士手背的最上端部分，以示敬意。
（4）在正式场合，如果不是军人，男士应向女士脱帽致意，而女士则不必脱帽，稍微欠身或点头示意皆可。
（5）在较正规的宴会或聚会里，如果主人引进的是女宾客，厅内的男子一般应起立表示敬意；如果引进的男宾客，在场就座的女士则不必起身为礼。若女主人带进的是一位男客人，刚好女主人的女儿也在场，则应将男宾介绍给女儿。宴会开始时，男士们应帮助女士们拉开椅子，使她们平稳入座。
（6）男女在餐馆约会，一般男子应先到，让女子选择餐桌和点菜。叫菜、添饮料、与侍者打交道之类的事由男士承担，侍者递送酒水时，应该先给女士，再给男士，若是男士请女士吃饭，自然由男方结账，但如果女士提出分摊或请客的话，应该尊重对方的意愿。餐毕，男子应帮助女士提携东西，穿大衣，但不要帮女士拎其随身携带的小提包或小背包。
（7）男女同去影剧院时，男士应在前引座，并面向已入座的同排观众略躬身子以示歉意。
（8）在影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地铁等场合，男士应尽量避免同行的女士与陌生男子邻座。
（9）乘小轿车时，男士通常打开人行道一侧的车门，让女士先进去，或者从车内打开这一侧的车门让女子上下车。如有必要，男子应用手背遮挡一下车门上楣，以免女士不小心碰撞门楣。
（10）乘出租车时，男子一般先上车并尽量坐在里面的位子，以免女子绕过车尾从另一侧上车。
（11）几个人同乘一辆小车时，一般认为与驾驶员成对角线的座位为最佳，应让女士坐。
（12）坐车时如要开窗、吸烟或开收音机，应先得到女士允许。
（13）乘电梯、公共汽车、地铁、大车等，如果不是高峰期，男士应礼让女士先上或先下。如果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少数的空座位，应该让女士先坐下。
（14）如果男女双方欲一起进入或走出房间、大厅等时，男子须替女士开门，然后闪在一旁，让女士先行。
（15）为防止跌倒、失足等意外情况的发生，上楼梯时让女士走前，男士跟后；下楼梯时，男士则应在前，女士随后。
（16）若在狭窄通道或楼梯处与女士相遇，男士通常避让一侧，让女士先过。如果通道能容两人并行，应让女子靠栏杆或扶手一侧走；若不能并行，男士应走在女士后面，若男子有急事要先行，应该表明歉意。但是如果要进入关闭的大门或在陌生的路途上，男士应走在女士前面。
（17）男女结伴出游时，诸如买票、问路、住店等事宜应由男子负责处理。登山时，不论上山、下山，男子都应走在女士之前，保护其不出意外。
（18）男女一起行走在街上，男士应位于外档，让女士靠商店橱窗行走。过马路时，男士应走在女士身旁靠车行方向的一边，如果一位男士同两位女士同行，他应走在两位女子之间，以免冷落其中一人，但当街上车辆拥挤时，则可让女士们并行于街道内侧。
看清说话的场合 不该说的场合
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言语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副好口才，能言善辩，应对如流，确实能够展示自己的风度、才干，获得交往的预期效果。
但是，在许多场合，好口才却不能派上用场，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会产生副作用，而于交往不利。这时，来他个缄口不言——闭着嘴巴不说话，反倒更利于与人打交道，更能收到交往的预期效果。这就是不该说的场合。
袖手无言味正长
在一个人情绪失控的场合下，任何情况的安慰都难以使当事人接受，不如等冷静下来，等他恢复了理智，再同他交谈为好。
在丧葬场合，说任何喜乐的话、玩笑的话，都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安慰丧亲的不幸者，说急于劝阻对方恸哭的话也是没有作用的，强烈的悲痛如巨石积压在心头，愈压愈重，不吐不快，让其宣泄、释放出来，反而有利于较快恢复心理平衡和平静的状态。
葛力内在一次会议中对一项决议投了反对票。这个政党的领袖来到他的办公室，指责他是本党的叛徒，企图破坏该党组织。
葛力内正在写稿，见他进来时仍没抬头，好像不知道他就在身旁。来客见葛力内如此冷淡，更是火上加油，越发生气，于是对葛力内辱骂起来。可是，葛力内就是不予理睬，依旧默默地写着他的东西。
来客无可奈何，绕着葛力内的桌子兜了一圈，回到原位，又滔滔不绝重说了一遍。虽然来客几番重复这套盛气凌人的指责，但葛力内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活。直到来客词穷怒息准备离去，葛力内才慢慢地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轻轻地一笑，丢过去一个得意的眼色，说："干吗那么着急走啊？回来尽情地发泄吧！"
有些人遇到麻烦的时候，常常喋喋不休，唠叨不止，殊不知这样正好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处在尴尬情况下，与其聒噪不停，甚至说错活，倒不如保持沉默。宋代词人黄升在他的《鹧鸪天》词中这样说："风流不在谈锋盛，袖手无言味正长。"这是不无道理的。
庄子曾经说过："大辩不言"，"至人之用心若境，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就是：最有口才的人，往往表现在善于闭着嘴巴不说话。其心里像镜子一样明亮，虽然清晰地映照着事物，但却任事物来去而不加以迎送。因此能够自若地应接事物而不劳心神，最终战胜事物而自己却尢任伺损伤。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际交往的效果，是不能笼统地以"说"与"不说"这一形式来衡量的。"说"与"不说"，从表面看来，是两个互为矛盾的概念，就其实质而言，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获得髟理想的交往效果。但从人的接受心理来看，从说话的场合来髫，有时"不说"却能收到"说"所不能收到的特殊效果。
"不说"，不是不会"说"，而是会说而不说。它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有意为之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在特定场合下的办事、交际的策略。事实上，在特定场合下，它是一种更好的进攻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管是哪一种"说"——聊天、座谈、辩论、询问、质疑、发言、讲课等等，对言者来讲，都是以声音这一物质形式对听者施加刺激。这种刺激被听者感知以后，会迅速产生理解的反射，继而作出决断，促成自己应对的行为。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就是这种应对行为。于是俗话中就有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之说。
反过来，交往之中如果本该说时却偏偏不说，这就等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掩藏起来，让对方莫测高深，也就无从产生理解的反射。并且还会让对方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引起一系列的疑问和猜测：对方是默认、赞许、同情、反对、胆怯、恐惧、轻视、尊重、怀疑、动摇、铁心、抗拒？由于对方的不说，自己什么都无法知道，于是引起自身的不安、惶恐、烦躁，导致自信的丧失，情绪的低落，意志的动摇，斗志的锐减。
老子"大辩若讷"的看法正是由此而来。他认为，越是善言，就应该越妻让人感到不善言木讷，这才是说话的高明之处。孔子向他请教，他也这样告诫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因此，孔夫子也有了"君子讷于言"的认识。
"不说"确是人际交往中言语运用的一件法宝。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应当不说呢？
1.在对方提出无理要求而且又迫不及待之时。
2.面对无休止的纠缠之时。
3.面对恶意挑衅之时。
4.面对狂躁、震怒之时。
5.当下属或孩子有小过错，且又有所醒悟之时。
6.当听众精力分散、窃窃私语之时。
7.不速之客来访，久坐不去，而自己又无时间与之闲侃之时。
8.对问题不便明确表态之时。
9.向别人请教之时。
10.听到有人指责、批评自己之时。
在派别纷争中别轻易表达心迹
思想观念的迥异，或追求利益的不同，往往在社会上形成有一定势力的团体或派别。这些团体和派别之间不时发生摩擦或争戈，甚至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式中，要尽可能地避于其外，不能轻易地表露态度和心迹。否则，就很容易参与到其中，惹火烧身，自食后果。苏轼曲折的人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苏轼在历任了风翔签判等几任地方官以后，在熙宁二年（1069年）回到了开封，仍"入直史馆"供职。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之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得了王安石的信任。
对于这"两党"，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与之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苏轼决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即使苏轼对一方有着感情，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推行新法。但苏轼觉得王安石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举荐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
司马光知道了苏轼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对苏轼大加称赞。不久当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他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一天，司马光找到苏轼，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轼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轼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轼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轼。
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抱着一颗为国为民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引起了朝野的震动。王安石的新党知道了这些，可谓恨得咬牙切齿。王安石还算是个君子，但他手下的那帮党徒，却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整治苏轼。
一天，王安石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做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轼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排斥新法，是何居心？"苏轼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轼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好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不久，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成员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说他扶丧返川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后虽经查无此事，但苏轼已厌恶了朝廷的党争，想到外地去任地方官。这时，新党正想排斥异己就把他贬到了杭州，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徐州辗转数年，兴水利，救水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从徐州迁到湖州。这时，朝廷里的斗争也很激烈。王安石提拔起来的一伙人，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复用，任他为宰相，吕惠卿多年的蓄谋化为泡影，为了当宰相，吕惠卿竟把他和王安石的私人信件交给了神宗。吕惠卿本是靠攀。附王安石才当上副宰相的，因而，两人的来往信件很多，在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信件中，有的用了"无使上知"的字样，神宗一见，觉得王安石在搞阴谋诡计，十分恼怒，就罢了他的宰相职务，命其永远不得返朝。这样一来，过去曾经支持过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勇锐"之人吕惠卿、李定、舒禀等人就独霸了朝权。
苏轼到达湖州，按惯例要写谢表，他想起朝廷上发生的这些事，不禁气愤，他在表中不由地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接到这份谢表一看，不由大喜，觉得陷害苏轼的时机到来了，立即串连了舒直等人，准备"劾奏"苏轼。
但是，苏轼文名布于天下，朝廷上也有一些元老重臣保护，更兼皇后对他很有好感，要想参倒苏轼，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李定、舒宣等人惟恐苏轼东山再起，将来难以处治，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第二天早上，李定就把谢表交给了神宗，进行弹劾。
结果弹劾成功，神宗下令把苏轼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