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如同金之至精，炼之至熟，刃之至神。
姜洛对于事情的精辟见解，在能参悟其中含义的人看来可说是与众不同的独到。
即使对不能理解的人来说，也会让他们产生一种高山仰止般的感觉，只会认为自己还未能达到这种高度，而不会觉得对方信口雌黄，颠三倒四。
而姜洛自己，也处于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自信中。
后知五百年或许并不算什么神奇的能力，仅知道历史走向充其量也只算一个先知先觉。
历史上，即使像唐人李淳风袁天罡做出了《推背图》那种高深莫测的预言书，也未曾引发整个社会出现巨大变化，改写时代走向。
人们一如既往的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该发生的事情也在必然的发生着，不会因为这种预言而有所防范使之成为一种偶然。
但姜洛所讲的这些有如石破天惊般的话语，却未必应该存在。
并且这些话还烙印进众人心中，让他们有了像发现新世界一样的新奇感觉，从而内心震撼。
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是因为姜洛所知的那后五百年中，有至少一百年时间是一个东西方思想交融和称之为信息爆炸的时期。
那个时期，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化、思想、经济、工业、商业、生活质量……都远远超越之前所有朝代的总和。
如果一个唐朝人能够来到明朝，那应该不会产生过大的不适感。
因为这个国家仍然有皇帝在坐朝听政，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依然是传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
内在的道德规范和外在的衣食住行也几近相同，政治制度或许还不如唐朝。
可若是这个唐朝人到了现代社会，他是会被吓到的，他会发现那个社会的人已不是他的同类了。
古代人与现代人在很多方面的差别，不亚于两个物种之间的不同。
所以姜洛在思想文化上来说，也不再是这一时代人的同类，这才决定了他才识的非同凡响。
若是他敢将后世的所见所学说出来，有很大可能是会被这些人当做疯子的。
……
“关于‘治’的含义已经说了，那就再讲一下一些该用‘治’来解决的问题。”
姜洛苦于现场没有后世粉笔黑板之类的讲学工具，他自己也没有预案稿子，依旧只好想到哪里便说到哪里。
“嗯……就比如说蒙古人时常南下劫掠本朝百姓。其实他们很多次内犯的起因并不是文官们在‘文’上面所理解的那样，是什么人欲盖住了天理、是不知教化、不学仁义道德、是天生的劣根性使然。
而是由于像是大雪一类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他们不南下劫掠就没办法活下去。你们没去过干旱严寒的大北方，想象不到那里的雪灾是什么样子的，那里一场厉害的大雪，是能下到一人多高的。”
姜洛伸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比划了一下。
他其实也没去过北方草原，更没见过那么厚的雪层，这里只能随便说一个数据，只为简单直观，不求真实准确。
“那里的雪是能下到这么厚的。”
“而对牛羊来讲，只要雪下到三尺，也就是没过我们大腿的这个厚度，这些牲畜就连草根都吃不到了。
而蒙古人没盐没布没铁锅没粮食储备，牲畜吃不到草饿死了，他们也就只能跟着一起饿死。
一场雪，就真的能让很多草原部落灭族。
所以他们才敢于拼着被杀的危险来我们这里劫掠，也根本不计自身的损失。
因为人留在白雪茫茫的草原基本上就必死无疑，可南下劫掠即使运气不好会被防御者杀死，那起码也能在死之前多吃几天饱饭。”
“面对草原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有很多让双方不必刀兵相见的解决方法，比如说是通过严谨而成熟的商业手段，让大家在公平贸易中各取所需。
而哪怕他们听不进好话，只识得刀枪，非要用武力解决。
那对付蒙古我们也有法可依，因为千年前的汉武帝就曾做到过。”
汉武帝对付匈奴只用了两步，一是前出，一是西进。
前出控制漠南和河西走廊，把匈奴赶到更加苦寒的漠北草原。
西进西域，使匈奴无法从那里获得战争资源。
不久之后，自身不产铁的匈奴人就连箭头都变成了用骨头制作。
为什么一汉能当五胡？
就因为这两步将匈奴直接打回到了石器时代，面对铁甲铁剑的汉军自然不能匹敌。
“游牧民族的战争潜力其实很弱小，因为草原上的资源太过匮乏，他们又靠骑兵作为征战主力。
骑兵的马可比人要娇贵，冬天掉膘，春天瘦弱，夏天太热了跑半个月就会病死累死，只有凉爽的秋天，肥马才能长途跋涉进行远征。
可又由于他们没有资源储备，行军物资全要靠劫掠，这就又限制了他们不能打围城的持久战，所以进攻不了大城，只能打村镇，但村镇又能让他们抢到多少东西？
因此他们也不能长期在异国作战。
这种先天不足的对手，都要被本朝视为生死大敌，却不是由于他们太强，而是我们太弱。
我们弱还不是因为人弱，而是制度……”
“那建州女真怎么讲？他们入寇时可打破了不少大城。”
话没说完，就被屋子外面一人插言打断。
战争说到最后是要看实际效果的，而建州女真展现的强大战斗力，让不少人不得不对姜洛对游牧民族的军事描述产生质疑。
姜洛愣了几秒钟，眨了眨眼，想来同时代的人对蒙古和女真的认知并不深刻，看人家都骑马，便以为都是同一性质的。
他只好先对这两者的不同进行讲述。
“女真是渔猎民族，不是游牧民族。
辽东也不同于草原，上面有大江大河是可以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只不过气候比我们这里要冷很多。
除了这一项之外，辽东其实如同关中平原，是即可固守，又可外扩的帝王基业。
历史上辽与金都是靠此发展，才能有与中原王朝争霸的资格。”
姜洛觉得这里应该特别说明一下地理的重要性，便伸出了两根手指。
“西河套、东辽东，外族要想做强做大必然要得到其中一地，否则对我们来说就算不上威胁。
而秦汉隋唐打匈奴打高句丽也就是在争这两块地方，这两块地方只要控制在手中，外族就只能仰中原王朝之鼻息生存。
而且控制河套还能从漠南草原获得大量的廉价马匹供应。”
“争夺这两地，可不是只出于帝王开疆拓土的志向。
因为即使没有对外争霸的心思，仅从防御的方面来讲，一个地区也不能有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存在。
如果有，那就必须要打掉一个，否则谁也无法成为大国。
就像宋朝，在那个时期，他们要做和该做的就是像诸葛武侯一样举全国之力进行北伐，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直到成功为止。
什么太平盛世富贵荣华，那都是读书人脑子坏掉了走上了邪道。可惜辽人也不懂这个道理，居然与宋人百年修好，文恬武嬉的结果就是辽和宋几乎同时被金朝灭亡。
只学圣贤书的人很容易进入一种思想极端，认为仁义道德可以治世上一切病。
指望蒙古人秉持仁义道德，即使被雪灾冻死饿死也不做不仁不义的事，这就和指望老虎不吃麋鹿一样不切实际。
老虎会为了仁义道德而蠢到把自己饿死吗？不会，于是就是除了仁义道德之外什么都没有的这些人蠢了。”
姜洛这段话是对着那老叟说的，怕对方马上反驳会打断他的思路，还特地把诸葛亮提了出来。
摇羽毛扇的诸葛卧龙在文人心目中那是智慧的化身，他都要做的事，就是要质疑也得要好好想想。
然后他也不看那老叟的反应，旁若无人的继续自己的讲话。
“而本朝呢，河套、辽东这么重要的地方，都被咱们英明神武的永乐皇帝拱手让人了。
想想我们长城的位置，东部放弃辽东，中部让出河套，漠南草原的天然养马地就更不要提了。
没了辽东河套的粮食，边防全靠垒石头墙，后勤全靠内线供应，养马则要在内地挤占耕地种草，从农民口中夺取大量粮食来养。
最后搞得边防一直不行，花的冤枉钱还不少，而那官牧民牧的养马地也被改作耕地对外租让，自养马群也因此而消失，就只能靠从蒙古西番那里‘买马资敌’。”
姜洛再次将谈话走向说回到了‘治’上，并在话中小小的嘲讽了一下明成祖朱棣。
这明褒实贬的话要是敢在永乐朝说，那惩罚最轻也是要杀头的。
但现在是明末，风气早已大变，而且得益于之前万历皇帝的不上朝，社会各方面也不比之前那么礼法森严了，否则也不会有像是东林党一般的存在可能。
而且，永乐皇帝在儒家弟子眼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儒家学派就是教大家两件事，一是怎么做人，二是怎么治国。
关于治国，永乐皇帝执政期间所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太多了。
让地只是其一，还有迁都北京。
在这个时代，北京那可是依赖京杭大运河从南方进行经济输血才能活下去的寄生城市，如果有一股力量能打断大运河截阻漕运，那哪怕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马上就会陷入不战而败的处境。
这一点，在鸦片战争时便得到了过举国未降它先降的印证。
而关于做人，朱棣更是可称为阴毒。
他的江山是夺了侄子的，夺位成功后，他还设立东厂监视天下臣民，对反抗及非议之人进行丧心病狂的报复。
朱棣在位期间，有一位犯官的妻子已经五十六岁了，还被他罚入教坊司为妓，结果那老妇进入教坊司没几天就死了，他的处理结果竟然是：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这哪有一点帝王胸襟和儒家提倡的仁厚？
儒家，可是将这种人视作独夫的。
所以朱棣在文人那里的风评一向不好，大家虽然明面上不说，但心里也是对此人极为不耻。
又加上现在朝廷中枢权威扫地，姜洛也才敢有了说风凉话的胆气。
“在草原上严重的天灾会导致战争这一情况，对我们来说也一样。
当大面积的饥荒出现时，大量百姓面对饿死的威胁，必然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如果按‘治’来讲，就要用抗灾赈灾和武力镇压的手段从技术上解决，而不是说这些百姓什么丧失道德、无君无父、天生反骨之类的废话。
可偏偏我们的官员是按‘文’的观念去进行理解的，哦，你没饭吃，就要去抢别人的饭吃？
你得罪了上天，上天降下灾害让你死，你却去杀别人？呵。
从他们的道德观念来看，天灾，不过是小人犯上作乱的理由，君子是宁可饿死也不会当贼的。”
“还有海禁，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只能靠海吃海，结果海禁连打渔都要管，不让人出海找饭吃难道等着饿死？”
“说海禁是为了消灭倭寇海盗，结果海防之患从明初一直到前些年郑芝龙被招安才算消停了几年。
中间这两百多年间的海禁不仅没消灭倭寇海盗，反而使更多活不下去的渔民加入其中，根本剿之不尽，倒让本朝的倭寇之乱居历朝历代之首。
沿海地区的人明明可以依靠海贸获取利润养活自己，而本朝的海禁却处处与那里百姓的利益相违背。”
“祖宗们早就说过堵不如疏，明明不能禁、禁不掉，还非要禁，就会适得其反出大事。”
姜洛天马行空，从草原谈到了海疆，也从灾害与战争的关系说到了战争的策略。
“再说那条从纸上谈兵设立出来的关宁锦防线，山海关、宁远、锦州……这哪里是防线？
这是奔着建州女真的都城盛京一路推过去的进攻轴线。
进攻性战争，不靠野战快速解决，靠国力筑城攻击？
这又跟宋朝在治平四年对西夏做出的战略构想如出一辙，宋人不但建了抚宁、啰兀两城，还准备建更多，以期尽城横山。
结果呢？宋人建一座，西夏就打掉一座，都成了无用功。”
看他再次拿宋朝进行举例对比，不少人就笑了出来，暗道这年轻人不知道是有多么瞧不起宋朝，才会三番五次的提起那时的弊政。
而姜洛全当没看见，依然冉冉不绝的说着。
“在军队野战能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还敢用国力去打，宋人做不到的事，本朝就能做到吗？
更何况，宋人有钱耗得起，本朝到了现在又哪有国力可言？
崇祯元年，全国在白银上的财政收入是三百二十五万两，扣除去年欠款还剩两百多万两，而当年辽东的军费总额就达到了三百二十六万两。
天下有九边，一国收上来的白银都不够一边用的，这种情况下还想开拓并维持一条延伸几百至上千公里的进攻轴线？简直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幸亏袁崇焕的五年平辽计划没有实现，要不然等防线堡台修到盛京城下之日，就是大明亡国之时。
就像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虽然高句丽最终向隋炀帝请降了，但这三次大规模的征战，不仅彻底耗尽了隋朝的国力，亦造成了百姓民不聊生，于是隋帝国内部义军蜂起、各地皆反。”
……
姜洛的这些话，涉及到了政治、制度、战争、财政、策略、古今……
规模之宏大，让别人觉得一样东西在眼前一闪而过，还没来得及深想的时候，就又有一样新的东西闪过，原本已经展开遐想就会被打断。
等闪过的东西多了，被打断的多了，不少人才豁然开朗，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包含在他讲的‘治’里面的，是文胜于治，才会造成这些问题。
而只要抓住文胜于治这一核心词语，便可任那些东西不断冲击，自我思想只巍然不动，只待日后再按文与治的思路去看待和理解具体问题即可。
这就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样，只要能看透那个初始的道，便可解释之后所繁衍出来的万物，而不用从细枝末节上去观察。
因为万变不离其宗。
姜洛也果然又说到了刚才他提出的文治之区别。
“这些事，都是属于文治里面的治要解决的范畴，治就要靠策略手段和制度技术，就要靠专人做专事，不能全让程朱理学的徒子徒孙们来做。
因为他们追求道德至上，即瞧不起武功也不屑于理财。而要具体做事，可能会面临很多在他们看来不那么道德的选择，也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武功的作用和善于理财，手段也会充满阴谋诡计。”
“这种情况让道德君子们如何选择？
做吧，违背他们的所学的理学。
不做吧，万一隐患变大并造成危机，就会有损他们所维持的‘文官万能’形象，他们也就只好凑活做一个裱糊匠，只要不在自己的任期内将问题暴露出来就算万事大吉。
大部分文官的脑子里只有程朱理学的学问，而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
至于像王阳明那样既能做事，又能不违背自己理念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姜洛这里所提到的王阳明就是在本朝将心学发扬光大的王守仁先生。
这是一个在文人当中罕见的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天才，不但文学渊博有创造力，还文武兼备。
可惜的是，在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之时，在位大明之君的是愚傻皇帝--正德。
所以即使他以弱胜强，只用四十三天就迅速平定了宸濠之乱，得到的回报也只是被封为伯爵，并未因此军功而受到重用。
虽然，那正德皇帝是热衷军事的。
“本朝的体制问题则更为严重。
在这种以文制武，而文官又大多一脑袋浆糊的体制之下，我们既不能以政治决定军事，也无法以军事决定政治。
说白了，我们的军事是给文官政治失误收拾烂摊子用的。
有了倭患猖獗，才有了戚家军。有了建州女真崛起，才有了关宁锦防线。
都是事到临头才全力应付。
至于文官所推崇及追求的那种如诸葛亮一般‘未出茅庐而定三分天下’的谋略，则很难见到。
像万历十五年，在建州酋长努尔哈赤逐渐开疆拓土吞并邻部的时候，当时的辽东巡抚就察觉到养虎将要贻祸，于是派兵征讨，但因为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尊军令，坚持要用以抚代剿的主张，导致出师不利。
两位官员互相弹劾的奏章发到了北京，一位认为对方畏总不前，玩敌养寇。一位认为对方贪功冒进，好勇嗜杀。
朝堂中枢却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官员之间的矛盾，处理结果竟然是各不追究责任。
努尔哈赤则在那段关键时期内为所欲为，大肆扩张，终成今日之祸。”
“宋朝是欺负柴家孤儿寡母得的天下，缺少本朝百战成功的锐气，天生底气不足，所以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两朝并没有可比性，你不妨就只从你讲的‘治’的方面说说本朝军队为什么弱于女真，不要想着把问题往理学身上赖。”
课堂外又有人打断他，看来是不满于他嘲讽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说法。
姜洛皱了皱眉头，心中却在怀疑这些都是什么人，头脑可比那带他来书院的呆板先生要伶俐多了。
与他们看待姜洛的心思一样，其实姜洛对课堂外这些人的感官也是慢慢的变的不再像先前那么轻视了。
尤其是那老叟对于重文还是重武的一番见解说出之后，姜洛更是直接避其锋芒而转谈其它。
其他人不好说，那大谈仁义道德的老叟肯定是将程朱理学钻研到很高程度的存在，而程朱理学可是肩负着振兴儒学排斥异己这一使命才创造出来的东西。
为了无懈可击，理学囊括了宇宙中万物万事之理，连宇宙没存在时的理都给研究出来了，叫做太极。
那是很严谨的一门学问，除了在创立源头上能找出弊端之外，它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整套理论体系几乎没有弱点。
像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一观点在理学中就是天理，咋一看这句话是有毛病的，但仔细想想又找不出什么大的漏洞。
因为后世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读书学知识这一起始条件。不读书只做事，那做出来的成就是有天花板的。
姜洛当然可以用书籍需要分类，不能从生到死只读道德书这一观点进行反驳。
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并不是多元的，因而能与圣人道德比肩的书籍佐证几乎没有，其它技术性书籍又不大能入文人们的法眼。
所以姜洛怕被那老叟带入到对方所擅长的领域中，再将自己给彻底驳倒，便没敢就重文还是重武上再进行辩论。
而现在的提问者更是直接点明了宋朝重文轻武的根源，却没有就明与宋的不同对自己进行反驳，还让自己继续说治上面的事。
多言易错，话说多了把柄就多，这人是想等自己的言论中出现更大的漏洞时再逐个批评？
姜洛不得而知，只是对这些人的身份起了更大的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