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新月》成了继《晨报副刊》后，新月同仁表达自己，展现自己的又一阵地。到此，新月社终于有了成熟面孔。而所有谈论中国新诗历史的人，从此以后再也避不开“新月诗派”。
只是，这一群人一时际会聚在了一起，组织不严密，野心也不大，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还有些自由主义的倾向，各有各的路数，所以矛盾不能说没有。比如，徐志摩热情高涨的时候，考虑欠周，没跟大家商量，就一厢情愿地给《新月》定了名，把社长给了胡适，使得大家不满。不满的话传了出去，胡适也一度想要退出。这是小事，严重的是，办刊的方针出了分歧。
胡适与罗隆基主张新月要谈政治，而徐志摩与邵洵美等人却主张“向后转”，不谈政治。
徐志摩谈论政治的时候很少很少，或许是因为当年在英国与曼殊斐儿见面时，她希望他不进政治。她曾愤愤地对徐志摩说，现代政治的世界，不论哪一国，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曼殊斐儿于徐志摩，是女神般的存在。她的一番话，对徐志摩产生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分歧大了，有一些人便走了，新月一度陷入危机。但徐志摩还是勉力维持着，总算撑了下来，但这一切在叶公超眼中，却并不是个好兆头：“新月同仁的书生本色和天真心性。以这些人写文章或研究学问会有成就，要他们办杂志开书店，是注定了要失败了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胡适也曾在他的就新月内部的矛盾，发了如下感慨：“我们的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岂但不能组织大公司，简直不能组织小团体……”
新月成员间的矛盾，不用看其他，单看《新月》编辑的名字总有不同便可见端倪。先是 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一起编了几期，后来换了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一起。但就算新月曾因罗隆基等人的政治言论而屡陷麻烦，就算徐志摩邵洵美也总是要为成员们惹出的麻烦善后，新月成员间还是和睦的。办报方针不一，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也许，这是他们共同的西方教育背景，让他们形成了民主的做事绅士风格，或许也仅仅是他们每个人的性情使然，亦或许，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致与气度。
（三）婚姻的泥潭
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咫尺之遥的上海，十里洋场一片灯红酒绿。上海是陆小曼长大的地方，她在这里最热衷的事情之一，便是唱戏捧角。捧角，她捧红了袁美云，袁寒云；唱戏，她把自己唱成了不输专业演员的最佳票友。多少人为了请她登台，亲自登门邀她演出，又有多少人以一睹台上的陆小曼为荣。这就是一代名媛的名声与魅力。陆小曼在这里甚至不必特别应酬，不过几个月，就把整个大上海交际圈玩在了手心，纸醉金迷的都市被她撩拨得愈发令人迷醉。
陆小曼到了哪里，都是陆小曼。一代名媛到了哪里，生活都是一样过。在福煦路四明新村高级住宅区里，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银洋一百的洋楼，楼里有男仆，丫头，衣着入时不输主人家，这是名媛的排场。除了这些，名媛的排场，也是买东西可以不问价格，不问家中是否需要，只随高兴；名媛的排场，还是一月最少银洋五百（合人民币两万元一月）的开销。这位名媛，排场太大，所以排到最后，不过是一场无度的挥霍。
若只是挥霍，倒也没什么可以怨的。陆小曼本来就是这样的女人，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她受的教育与成长的环境，决定了她生来就是被捧在手里养着，养不养得起，那要看徐志摩自己的本事。但问题在于，陆小曼不止挥霍了钱，也挥霍了她与徐志摩的日子。
何竞武的女儿何灵琰是徐志摩与陆小曼干女儿。四十多年后，何女士回忆起住在上海福煦路四明新村的陆小曼时说：“干娘房间里总是阴沉沉地垂着深色的窗帘，连楼上的客堂间和小吸烟间也是如此。她是以夜为昼的人。不到下午五六点钟不起，不到天亮不睡，每天到上灯以后才觉得房子里有了生气。” 看得出来，那时的陆小曼，染上了鸦片瘾。其实陆小曼自己也知道，吃鸦片烟不是好事，但她本是多病的人，当年在北京简直就把医院当家那样住。而自从那个叫翁瑞午的男人劝她吸了几口鸦片烟之后，她竟觉得百病全消。
那翁瑞午，也是个英俊潇洒的人，而且同样出身不凡。他是翁同龢的侄孙，父亲翁绶琪，是前清光绪年间举人，金石书画造诣深厚，家中收藏甚富。翁瑞午小时在父亲影响下，也研习书画。后来拜了名医丁凤山为师，学了一手精妙推拿，挂牌行医，医名甚佳。翁瑞午能认识陆小曼，也正是因为那一手推拿。
陆小曼初到上海时旧病复发，虽遍寻名医，但治疗效果并不好。于是便有朋友介绍翁瑞午来为小曼推拿。经翁瑞午推拿诊治的陆小曼，觉得精神大好，徐志摩因此对翁瑞午感激不尽，而翁瑞午也因此成为徐志摩夫妻二人的常客，与他们成了朋友。
陆小曼与翁瑞午，都爱戏剧，都喜绘画。共同的爱好从来都是人与人情感的粘合剂，而陆小曼时时发作的病情，也需这个英俊漂亮的年青人推拿舒解。尽管翁瑞午的推拿手艺好，但总归治不了本。且陆小曼也实在经不起那病时时复发的折腾。于是，他听了翁瑞午的劝，开始吸鸦片烟。哪有不上瘾的道理。从此，陆小曼的生活里多了烟榻，烟枪和烟灯。她一天也离不开这阿芙蓉带给她的慰藉。而隔着烟灯，在烟榻的另一头，翁瑞午一起斜斜躺在那里。
陆小曼似乎越来越离不开翁瑞午的陪伴，翁瑞午也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徐志摩家中，频繁到他在陆小曼身边的时间，比徐志摩更多。于是，坊间便有了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徐志摩自然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但他倒是豁达，他说：“男女的****，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
这是开解别人，还是在安慰自己？或许只有徐志摩自己知道。
生活就像戏，每个人都是被命运钦点的观众。所以，无论徐志摩再怎样豁达，他都必须面对陆小曼与翁瑞午带给他的纷乱。
那是一场名叫《玉堂春》的戏，在夏令配克电影院演出。戏台上没有角儿，都是票友。一个是陆小曼，演苏三；一个是徐志摩，演红袍；演王金龙的不是别人，正是翁瑞午。这场戏，本身是极好极轰动，因为演戏的人极具专业水准。但这不是这场戏最让人关注的地方，它轰动的效应，是它引得一家无聊小报，添油加醋地写了一篇下流文章，影射了陆小曼与翁瑞午间的风流八卦，攻讦了徐志摩的品格。
于是，陆小曼与翁瑞午的话题，从台面下，被摆到了台面上。徐志摩终于意识到，他活在世俗里：
“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他与陆小曼浪漫热烈的爱，到了最后终是还原成是泥泞。这才是日子。这与他原先的期望太不相同。原本以为，陆小曼会是他这辈子的成绩与归宿，原本以为，陆小曼会像原来一样看他写的文章，鞭策他，带给他灵感。但现在，他的妻子整日笼在鸦片的烟雾中，渐渐模糊看不清身影。
哪能不心疼？徐志摩知道，鸦片根本解救不了陆小曼，他不是没有设法振奋陆小曼的志气。他总是劝她，少抽烟，少打牌；他甚至为了不使陆小曼埋没天分，而让她给自己即将出版的书写序。但陆小曼提着笔不到一会就像个孩子似地喊累，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几番下来，徐志摩也只得干笑着作罢。1928年12月28日，徐志摩送给陆小曼一本《曼殊斐儿日记》做新年礼物。他希望这位高雅丽质的女性，能给陆小曼激励，但陆小曼让徐志摩失望了。她没有如徐志摩殷切期望地那样振作，她甚至觉得徐志摩在婚后变得不如先前那般浪漫，对她管头管脚，不让她打牌，不让她抽鸦片烟，真是拘束极了。
最终，徐志摩累了，他对陆小曼的爱，似乎再也不如原先那样饱满。所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最容易化最难化的是一样东西——女人的心；过去的日子只当得一堆灰，烧透的灰，字迹都不见一个。”有人说，徐志摩是因爱而生的。爱是他灵魂的全部滋养与灵感的全部动力。看来的确如此。现在，他与陆小曼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于是，他倦了。
“这几天，就没全醒过，总是睡昏昏的……脑筋里几乎完全没有活动，该做的事不做，也不放心上，不着急……想做诗，别说诗句，诗意都还没有影儿，……昨晚写信只觉得一种拿腔拿调在我的筋骨里，使得我说话上只选抵抗力最小的道的道走。字是不经挑择的，句是没有法则，更说不上章法……”
对生活多大的失望才能如此？这段日子的文字，字字透着从心底升起的幻灭。但如果仅把对陆小曼的失望，视问题徐志摩倦怠的原因，那未免肤浅：
“志摩的单纯的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浪漫的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的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来再开始追求心中的‘爱，自由和美’。这样周而复始的两次三番的演下去，以至于死。……”
这是梁实秋对徐志摩的评价是，毕竟是朋友，还是他看得透彻。诚然如他所言，徐志摩从与陆小曼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爱”便从此失去的吸引力，他的灵感失去了新鲜的动力；于是，他从理想的云端上，看到了浪漫的灰烬。
（四）再别康桥
日子还是消沉，按着徐志摩一贯的心性，家事不顺心，浪漫成了灰，他哪里有其他心思想事情。也许新月的工作可以让他的情绪稍稍平复，但时局的混乱却只让他更加烦闷。本来北伐战事就令徐志摩怨念从生，眼下又发生了“济南惨案”，徐志摩终于第一次开始为国事难受。
“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国事难受……这回却既不是纯粹感情问题，也不是理性所解剖的现象，一方面日本人当然是可恶，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态度，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待，且不说国家与主权，以及此外的一切体面的字样，这还不是“欺人太甚”？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但反过来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没 一件我们受到人家侮辱的事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我们未尝不想尽点责任，向外国说几句话，但是没有‘真理’就没有壮气，我们的话没有出口，先叫自己的甜头给压住了。我们既不能完全一任感情收拾起良心来对外说谎，又不能揭开了真相对内说实话，这是我们智识阶级现下的两难。”
徐志摩手上有自己的刊物，也有自己的书店，但这样的时事评论，不是写在报纸上，他只把它们记在日记里。他有政治的激情，却少了参与的热情。徐志摩无论自己多想诗化他的生活，无论多么不想谈论政治，但他终究不过时代的蝼蚁。
在那样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里，鲁迅谁都不听，于是他战斗；胡适选择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有了着落；而徐志摩，他只关注自己的内心。对政治，他没有自己的坚定理念，所以一旦时事起了波折，别人有价值观可以依凭，或战斗，或协调，而他终无依附，情感矛盾亦可想而知。但徐志摩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不是没有反思，他也曾有过自剖：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
“我当初也并不是没有我的信念与理想。有我崇拜的德性，有我信仰的原则。有我爱护的事物，也有我痛疾的事物。……我恨的是这时代的病象，什么都是病象：猜忌、诡诈、小巧、倾轧、挑拨、残杀、互杀、自杀、忧愁、作伪、肮脏。我不是医生，不会治病；我就有一双手，趁它们活灵的时候，我想，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洁净的进来。”
这样平和的性情，在那时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当时他在《新月》创刊号上提出“尊严与健康”就曾遭到鲁迅等人的斥责。这样的时代，尊严是谁的尊严，而健康又是谁的健康？这一切，让他对自己一向信奉的西方理念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的精神产生了一次空前的危机。于是，他在家事与国事的纠缠中，苦闷彷徨得无以复加，这个总是感情用事的冲动青年，再一次在情感的迷茫中，失落了希望。
徐志摩的境况，胡适看在眼里也替他心疼。所以，在一次会餐后，胡适对徐志摩说：“到外头走走吧，呼吸点新空气，得点新材料，也许他的生活能真的换个方向。”朋友的建议也正符合他自己的想法。去走走吧，或许回来以后，一切会不一样。
另外要说的是，徐志摩此次出国还准备带些玉器古董去卖，一来补充旅费，二来贴补些家用。看来，徐志摩的生活确是陷入了窘境。这个从小长在殷实家境中的少爷，如今也真是苦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