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当遥远和隔膜了，崇尚轻松、享受，同时又被时间安排得滴水不漏而不得不务实的人们已很难进入那片诡谲、艳丽、云蒸霞蔚、人神共舞的想象空间，尽管现代高科技已加入到艺术的制作领域，但技术的精细仍然不能挽救，而且恰恰相反倒在加速人们想象力的萎缩。想象力的钝化是审美沙漠化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我承认我重新走进楚辞是花了相当的功夫的，它是中国汉文学想象文本高不可及的范本，我甚至怀疑，屈原以及他的辞作品已臻于想象的极限。
想象有极限吗？这种绝对的说法显然是冒险的，从常理上讲，想象是无边无尽的，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没有预设的疆界，它是由一个点向无数方向发射的直线，永远不可丈量。但是理论的说明是一回事，若是代之以经验的比较则又是一回事，从远古神话，到庄子寓言，到楚辞，到汉魏志怪，到李白诗歌，到西游记，这大致构成了汉语写作想象的一条锁链吧？是哪个环节代表了想象的极致呢？是庄子吗？格局太小，想象只是他理喻的一个环节，缺乏长度；李白亦是如此，在想象的田径场上，李白是个短跑的好手，他有相当的爆发力，却不是个有耐力的长跑家；是以《西游记》为典型的小说家言吗？那大抵是人间万象的符号化复制，与其称它为想象，倒不如说是写实。只有屈原，在相当长度的一以贯之的时间和空间里放飞了他想象的精灵，他驱动了他所能耳闻目接的事物和形象以及所有记忆中的思想和储备。读过《离骚》的人大都会对其杂糅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的幻想境界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诗人朝发苍悟，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扣天阍，下求佚女，云霞明灭，电闪雷鸣，让人心驰智迷，他以《九章》《九歌》的精巧与美丽，《天问》的金属般的穿透力令人慑服。如此的想象似乎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载体，后人对楚辞的语言方式提出了很多看法，而我宁可认为它也是诗人想象的产物，那种奇妙的话语方式自屈原之后便湮没无闻了，后代的效颦是那样的整饬而又软弱，再也感受不到屈原手笔巨大的想象之翅所刮起的雄风了。屈原的想象便是如此，它不是外在的和修辞性的，它就是它自己，是本体，在世俗生活中失败的屈原从想象中获得了胜利，屈原的后期本身便是想象性的存在，想象构成了屈原的全部生活。
我就是在这个比较的基础上认定屈原的想象成为一个高度，或者说他创造了一个“记录”，一个我以为至今后无来者的记录，汉语文学自屈原以来已两千多年了，然而那个高度和记录依然在那儿，它似乎是永恒的了，那么可不可以说那标志着想象的极限呢？
可是，话题还有另一面，我时常冥想处于那个高度的屈原，那个处于极限状态的屈原，并不仅仅是后来者无法达到屈原的高度，无法超越这个极限，它同时也包括屈原本人，当屈原一旦达到这极限而又不能超越时，他的想象就不可能再是上升的直线了。我从屈原这里发现想象是一种弯曲的而非直线的运动，那是一种类似“抛物线”的运动，当屈原的想象到达他不能再及的高度，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下跌，二是静止（保持记录），使自己处于那个静止的顶峰，那便是一个抛物线的相对静止的顶端的线段状态。毫无疑问，静止意味着重复，这在一个偏偏以创造想象为生命的作家身上，可能吗？可能的。到这里，我们便得到了想象的两个极点，一个是作为高度的极点，一个是不可能再予突破的极点，如果屈原不想下跌，那就只能在这个极点上跳舞，永不停息地跳舞，一旦停止，便会下跌，屈原在这个高度上的想象往往就不可避免地以想象复制想象了。当我翻完屈原的《楚辞》时，这种推想得到了证实，尤其是将语言方式也看作是其想象的方式时，那就更毋庸置疑了，从意象到句式，从发动想象的心源动力到凝成结果的话语文字，我们时时看到相似重叠的影子。我在《九章》中读到相当多的《离骚》里的话：如“行直而不豫兮，功用而不就”（《惜诵》）不就是《离骚》里的“曰婞直以亡身”吗？“日昧昧其将暮”（《怀沙》）不就是“日忽忽其将暮”吗？“搴长州之宿莽”（《思美人》）不就是“夕揽中州之宿莽”吗？……至于“乘骐骥而驰骋兮”（《惜往日》）与“乘骐骥以驰骋兮”就只是一字之差了。甚至就在《离骚》内部，也竟然出现了这类现象：如“朝发轫苍悟，夕余至于县圃”与“朝发轫天津兮，夕余至乎两极”，“折琼枝以继佩”与“折琼枝以为羞兮”之类……这是一个源于想象力却不仅仅是想象力的问题了，想象力构置了作为整体的已成作品，当一个人不愿或不可能突破原有的想象时接下去的写作便只能哪怕在具体的语言制作上因袭原有的作品，原有的作品成为一个处处设伏的隐蔽电网，其后的语言之路总是防不胜防地跌进机关形成交叉后的“短路”，从想象力到具体的写作，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及全身的连锁反应。我不知道屈原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实在是徒唤奈何的事情。屈原将自己逼上了绝路，他无可退避，想象的极限便是写作的极限，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不过，这依然是伟大者的痛苦，是后人尤其是现代机械复制时代的写作者无法体验到的痛苦，现在的情况是，复制大量枝蔓，但唯独没有了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