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从众多的有关风格的形容词里捡出“华丽”是因为汉赋的缘故，我不知道这个词能不能称之为一个“概念”，比如，它是不是禁得起追问“什么是华丽的风格”，但当我重读司马相如的大赋时，确实感到唯有华丽才殊几可当，它包容了我对长卿之作阔大、高贵、艳丽、典雅、辉煌等等众多的感受。
为遵读其书知其人的古训，我翻阅了司马迁和班固为相如做的传记，再次感到文如其人这句话的简捷准确，我十分惊讶后代文人对司马相如何以有那么多的诋毁和嘲讽。司马相如有着高贵的血统，从小受到良好正规的教育，心气高傲，慎于交友，从司马迁的记叙中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位在当时十分令人仰慕的人物，传记中描写司马相如出入交际场的场景让我神往不已，他的姿容、他的才情、他的风度、他的气质令每一位到场的人倾倒。谈到司马相如，他与卓文君的故事似乎不可回避，在这一点上，我同样不满意后世文人喋喋不休的鼓噪。不管是猥亵的攻击或俗气的赞赏，他们都未能在根本上，从美学上给这家喻户晓的故事定位。故事是由“琴”引发的，以相如之学养和传统，这琴绝非郑卫之声、濮上之音式的“流行”与“通俗”，而是艺术品位高雅的严肃音乐，因为他所直接面对的是上层贵妇，而遥遥相对隔窗而听的也绝非村野之姑，市井之妇，卓文君是一个有着精深的艺术修养尤其深通音律的贵族妇女，说到底，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相遇不过是几百年以后的又一次“高山流水”事件。而其后的发展则更加富于诗意和浪漫气息。文君当炉引发了我许多美好的想象，长卿和文君用勇敢和机智赢得了爱情和财富，司马迁简于叙事，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多么复杂又包含了多少细节的故事，我以为，司马相如简直用自己真实的生活预演了一出莎士比亚式的东方贵族喜剧。
也只有司马相如，才能写出《子虚》《上林》，那样的夸饰整饬、铺张扬厉、踵事增华、流光溢彩，他的见识、他的趣味，使他能有那样的气度和笔力去精确地摹画那一幅幅宫廷生活场景。可惜在汉以后再也不能拥有这样的作品了。
华丽不再。
华丽何以不再？岂止是不再的问题，我不但看到对长卿诋毁的文字，我还看到后人对汉赋诸多的贬损，也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能再度拥有汉赋式的作品，而且，连已有的也不能欣赏。这才是真正令人怅然之所在，汉赋式的华丽一直未能堂而皇之地跻身而入中国文学艺术的风格之林，而且，只要稍事涉笔，如六朝文、晚唐诗、南宋词，便会遭到围追堵截。在本质上，华丽是属于宫廷和贵族的，但在中国，似乎就未曾有过真正的宫廷和贵族，比如，我们就没有独立的宫廷和贵族艺术，这一点是我们与欧洲文化的重大差别，我们缺乏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缺乏但丁、弥尔顿、歌德式的诗歌，瓦格纳的音乐和拉辛的戏剧。而这些都正是华丽艺术的典范。讨论这种差别是复杂的，表面上看，华丽似乎首先与物质生活有关，首先是一种经济可能，然后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艺术趣味，不知是何种原初的精神支配，使中国伦理和美学在先秦的中国思想之发轫期便倡导质朴、无为和平淡，作为正宗，它强有力地压抑了人的生活欲求、感官享受，自然也压扁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因此，即使在物质许可的前提下，人们的生活和审美也无法统一，而处在悖反的情况下。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对华丽的抑制所导致的后果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带来了我们文化上的一种失衡，因为，华丽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艺术风格，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它是豪迈，是磊落，是自信，是坦然，是光明，是美好，是乐观，是开放，是气派，是丰富，是幻想，是激情，是高雅……我们的文学是不是缺少这样的富于装饰味的气象华丽阔大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朴素太多，纤弱太多，平淡太多呢？因而我们是否要认识到自己的匮乏、苍白和猥琐？
因此，我提倡贵族精神。对贵族精神，我们已讨论得没有兴致再讨论了，对于缺乏贵族传统的国度去倡导贵族精神确实难度相当大，关键是没有那种精神的滋养和传承了，因而即或有贵族，也是假贵族、伪贵族，而没有内在的丰富。事实上正是这样，我们的时代正“滋补”出一批贵族式的人物，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号称白领作家、小康作家，生活上公然争奢夸华的大有人在，然而，也就是这些贵族作家们却在精神上表现出营营小人的做派，倡导时俗，欣赏“痞子”，拒绝崇高，一批批炮制有情无情的抒情小文……
让人不得不遥想司马长卿呵，他的人，他的赋，在我的眼中，他是真正的贵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