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古先秦历史概述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大约从一百七十万年以前起，在我们祖国广大的土地上，就有了远古的人类在活动和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省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些发现，说明我国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了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的劳动工具是用天然石头制成的。这种主要使用石制工具的时代，在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根据发现不同的石制工具，以及有关的活动遗迹来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
我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除上述的以外，还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大量的发现。从东北到台湾省和南海地区，都发现了各种类型的文化遗址。具有代表性的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青莲岗文化等等。
我国原始社会的历史，除了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外，在古书中也记载了不少关于我们祖先的传说。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炎帝、蚩尤等等。这些传说中的代表人物，基本上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活动情况和我国原始社会一些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我国古书里记载传说的尧、舜、禹的“禅让制”，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基本情况，而夏禹由“禅让”转变为“传子制”，反映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的历史。夏禹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大国——夏朝的创建人。因为他疏通河流、治理了水患，对人民有利，所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阶级分化，形成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抗阶级。从夏朝开始，我国便进入阶级社会。夏朝建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它的建立和巩固，使我国奴隶社会开始了全面发展。
夏朝从夏禹开始，到夏桀灭亡，共传了十四代，十七王，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第十四个国王孔甲时，社会矛盾就日趋尖锐。到了夏桀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加上夏桀的残暴，于是引起了奴隶和平民的反抗，结果被他的属国商族的成汤灭掉。
成汤灭夏以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大国。商朝的历史我们知道得比夏朝的具体些，除了古书记载以外，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还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可靠资料。商朝的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非常迷信上帝鬼神，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压迫十分残酷。他们任意杀死奴隶，用大量的奴隶作为牺牲品祭祀上帝鬼神，死后还将大批奴隶作为殉葬品埋入墓中。商朝的被统治阶级——奴隶和平民，为反抗奴隶主贵族，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一直推动着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
由于在商朝后半期的王都——“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字，为我们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所以商朝又是目前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一个朝代。
商朝约有六百年的历史（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又叫纣王。他在开发我国东南地区上，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他又是一个荒淫暴虐的国王，所以约在公元前1027年，就被周武王推翻。
周武王灭商以后，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三个统一的奴隶制大国。武王灭商两年后死去，他的弟弟周公旦辅佐他的儿子成王执政。周公为巩固西周这个奴隶制大国作出了不少贡献。他是一个奴隶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历史人物。周初分封诸侯，是一项巩固新王朝统治的政治措施，是周公贡献之一。
西周王朝经过周公、成王的巩固，到了康王、昭王时期，就开始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局面。周昭王对南方楚国进行过一次具有故事性的征伐。史书上称为“昭王南征”。
周穆王是西周王朝第五个国王。是我国先秦历史上一个神话式的人物。关于他西行的故事，自从公元281年（西晋太康二年）在古墓中发现《穆天子传》一书以后，一直在人们中流传。它反映了我国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要求团结在我国这个统一的大家庭里的情况。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人暴动”，发生在周厉王时，这次革命行动，极大地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国人”的革命行动，周厉王被流放了。于是出现了“共和行政”的局面。我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也就是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土地制度是以井田制为主的奴隶主贵族国家所有制。井田制虽然在西周以前就产生，但是到了西周才有较大的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工具，虽然还是木、石、骨、蚌器，但是青铜工具已经逐渐增多。西周青铜器制造的数量大大的超过商朝。尤其是器物上的铭文，记载的内容很广泛，字数也增多，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所以西周又是我国青铜时代全盛时期。
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叫周幽王，这是一个昏庸暴虐的国王。西周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王室内部矛盾也扩大了，周幽王终于被申侯和犬戎的联合军队攻入王都后杀死，西周也就灭亡。幽王的儿子周平王继位后，将王都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这就是历史上称做东周的开始。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的统治一天天的衰落下去，诸侯国家势力一天天的强大起来，东周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我国先秦时代的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自此开始。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也是我国先秦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开始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各诸侯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诸侯大国争霸的局面，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的“春秋五霸”。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象管仲、子产、曹刿、孙武这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样以弱胜强的著名的古代战例。也出现了越王勾践这样“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诸侯国王。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和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也是在春秋末期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的。
春秋末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兼并战争的结果，改变了大国争霸的形势。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初期，许多原来的诸侯国开始陆续相互兼并。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世卿将原来六卿之一的知氏灭掉，形成了三家取代晋国之势。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相继为周天子正式承认列为诸侯，原来“五霸”之一的晋国被瓜分了；公元前386年田氏世卿取代了原“五霸”之一的齐国以后，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于是开始了战国时期剧烈的统一战争。七个大国都先后在一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推动下，建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政权，经过二百多年的剧烈战争，最后在公元前221年，才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战国时期是我国先秦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
在这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历史人物，有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技术发明家和文学家。不但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学派，还给我们保存了一批宝贵的文化典籍。先秦诸子的著作从春秋末期就开始产生，其主要的有：《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等等，另外还产生了像《周易》、《左传》、《诗经》、《楚辞》等，这样一些史学和文学名著。
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进一步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兴修水利，便于灌溉，不仅修筑堤防，开凿运河，而且还兴修了像都江堰、郑国渠这样大型的水利工程。
由于和自然界作长期斗争的经验积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需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继承了商代和西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冶炼、采矿、医学等，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因此也为后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而结束了战国时期那种诸侯割据称雄、长期兼并战争的局面。我国秦朝以前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
二、上古先秦历史纪事
关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的传说
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我国各族人民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那时没有文字，当时社会情景无法记载下来，只靠人们一代一代地口耳相传。“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就是历史传说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现代考古科学证明，只要剔去后人加上的一些神秘色彩，还其本来面目，这些代表人物及其事迹，基本上是能反映我国原始社会某些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状况的。
相传“有巢氏”构木为巢”，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艰苦经营住所的情况。早期的原始人类，用自己制造的粗糙石器，在那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和鸟兽逼人的原野上，用群体的力量，猎取各种野兽和掘取植物根茎或果实，以维持自己简朴艰苦的生活。为要在这种环境中能够生存，开始，他们至少部分地保持着在树上居住的习惯，这是“构木为巢”的最初意义。后来，也许同时，人们利用天然洞穴，或者在山边岩下挖掘洞穴居住，这样，就能防御风雨寒热和毒蛇猛兽的侵袭，有了比较固定的藏身之地了。我国“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在北京周口店的遗址，就是个洞穴的住址，这是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情况。
此后的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大概还在地面搭些窝棚之类的住所。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渔猎：畜牧等经济的发展，氏族公社繁荣、发展，人们日益“安居乐业”，于是逐渐学会构木筑土，建造半地穴式的圆形、方形小屋和长方形大屋，后来便进一步发展为纯粹地面建筑，结构也日益复杂适用，成为后世房屋宫室的雏型。这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构木为巢”。所以，“构木为巢”可以说是概括了原始社会各阶段的人类居住状况。
“燧（suì遂）人氏”是由“钻木取火”而得名的。最早的原始人类不知熟食，把猎取到的飞禽走兽和采集到的果实根茎，分着生吃，存在一段所谓“茹毛饮血”的时代。后来，人们经过长期反复观察，看到雷电或火山爆发所引起的森林大火，不但可以取暖，吓跑野兽，而且发现被火烤熟了的兽肉吃起来香喷可口，又容易消化。于是，人们开始学会用火，起初只会利用和保存自然火，经过多少年月的生活实践，人们又发现了燧石加工或者久钻一块坚硬的木头，往往生热冒烟迸出火光，从此就学会了“钻木取火”或其他的人工取火方法。我国境内有些少数民族解放前还使用燧石打击、钻竹、钻木等等取火方法，在少数民族远古墓葬、遗址中，也发现有木片上钻孔烧灼的遗物，都是例证。我国的“北京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和“小南海文化”等遗址中都出现灰烬堆积层，说明人类用火的时代很早，从“河套人”、“山顶洞人”等用火遗址来看可能就在这个时期内已学会了人工取火。
自从有了火，特别是人工取火，人类生活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火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扩大了狩猎对象和食物的范围，增强了防御能力，人的躯体有了新的发展，脑量有了增加，从“猿人”进到“古人”阶段，更进到“新人”阶段，社会也就由原始人群进到初期的氏族公社。所以，难怪人们要大书特书，专门树立一位人工取火的代表，以标明这一巨大的进步。
“伏羲（xì西）氏”又称“庖牺氏”，是由“养牺牲以供庖厨”而得名的；相传他还教人结网捕兽捕鱼，驯养牲畜；又说他“教民嫁娶”。这个传说，首先反映的是原始畜牧业的发生。这时，石器制作水平提高，比以前更精致合用，有的称为细石器，并且用截、磨、钻、挖等技巧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用骨针缝制衣服。猎获物增多，就学会驯养野兽，形成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个阶段在各民族间情况不同，一般是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有的民族就一直在发展畜牧业。汉画象石上，把伏羲画成人身兽尾，这和历史传说中，伏羲是一个以兽类为图腾标志的部落首领，从而表明原始畜牧业的出现是不无关系的。
又传说伏羲氏仰望天空，俯察地面，画八卦，刻文字，代替“结绳纪事”等等，这是说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在木头、石片、骨片上刻划符号，帮助记忆。在这个阶段的文化遗址中出现了在骨片上刻有符号的痕迹。后代的文字可能就是从这里逐渐发生发展起来的。
归在“神农氏”这位“圣人”身上的创造发明就更丰富了。相传他用木料砍削、揉制成启土、锄地的耒（lěi垒）、耜（sì似），教人种植五谷，他的儿子拄还教人种植蔬菜；又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还说他“耕而作陶”，在“耕而食”的同时，又能“织而衣”；更说他设立集市，交易有无等等。这些，描述了人类社会跨进“新石器时代”的全盛时期。这个时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劳动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辨认和培植可食植物的经验。石器制作发展到更高水平，刃部锋利，形制合用；出现了石刀、石镰、石铲和大石耜，以及木制的耒、耜等农具。这时，人们就在烧光的土地上种植稻、粟等粮食作物和白菜、芥菜等蔬菜，这叫做“锄耕农业”。这时，人们还用石杵、石臼、石磨盘等把收获的粮食脱壳、研末，用灶炕作饭。制陶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能制造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更方便了自己的日常生活。随着农业的发展，牲畜的饲养也普遍增多，这一阶段晚期，“六畜”也齐全了，导致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社会第一次大分工。由于这种分工和氏族间经济生活的差别，氏族间就偶然地出现了一些交换活动。人们还用麻类纤维织布缝衣，比以前只知缝纫兽皮遮身更进了一步。由于对农作物的辨认，这时已可能初步取得了一些草药治病的知识。
总之，这个时代，人们劳动生产的创造发明日益丰富，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经济生活日益得到更多的保证。锄耕农业，家畜饲养和制陶、缝织等主要生产部门还是妇女承担主要任务，妇女在氏族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时，仍以女系为中心，所谓神农氏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个时候的氏族公社，所有成员还是和这以前一样，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共同遵守氏族习惯，互相帮助，一律平等，还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形成阶级，所谓“无制令而民从”，“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我国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情景。
古书中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记载
关于我国远古时代的历史，除了通过考古发掘，找到了像“蓝田人”、“北京人”……等我们祖先的遗骸，和各个原始文化遗址，向我们揭示了我们的祖先早期的形象和生活图景外，在流传下来的许多古书中也保留了不少关于我们祖先的神话和传说。这两部分材料，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祖先的过去。
“黄帝”、“炎帝”和“蚩尤”是古书记载中我国远古时代三个部落首领。
现在流传下来的关于“黄帝”的记载和传说比较多。这大概是因为定居中原地区的氏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比较强大，文化比较高。年深日久，“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黄帝”也就成为汉族神话性的始祖。许多文物制度都追溯到“黄帝”。不过，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黄帝”族的一些发展情况。
“黄帝”族和“炎帝”族，最早都居住在陕西。“黄帝”族的发祥地在陕西北部，后来向东迁徙，沿北洛水，南下到今陕西大荔、朝邑，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又向东北走，到达今天山西省南部黄河之滨，最后定居在河北涿鹿附近。“黄帝”族的后裔主要是姬姓部落。所以这一带曾有过不少姬姓的方国部落，有的建国较早。在逐渐向东北迁徒到定居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也由游牧发展到从事农业，开始驯养家畜，种植植物。传说中的黄帝姬姓，号轩辕氏，也叫有熊氏。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的著名诗句，就是用“轩辕”来象征我们伟大的祖国，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忠诚。
“炎帝”族的发祥地在陕西岐山东面。他们向外发展的路线和“黄帝”族不同，路线偏南。大约沿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向东，到了河南西南部，最后到达今山东地区。传说中的“炎帝”姜姓，号神农氏，可能是由于他们最早从事农业的缘故。
“蚩尤”，是九黎族的领袖，九黎族原来是居住在我国东部的夷人部落。他们活动的地区，大约北自山东南部，极盛时可能达到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西南到河南南部，南下达安徽中部，东面一直到海边。可是后来由于与炎黄两族相争，一部分黎族南下与南方的土著苗蛮集团所属部落居住在一起。因此，后人也认为“蚩尤”是南方苗蛮的祖先。
九黎族最早进入我国中部地区。当炎帝族向中部推进时，与九黎族相遇，双方发生了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九黎族胜利了。炎帝族被迫逃往涿鹿地方（今河北怀来县或涿鹿县），但是，九黎族并不曾长久巩固自己的胜利。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对抗，双方进行过一次大的战斗，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在战斗中被杀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涿鹿之战”。九黎族与炎、黄两族的斗争很激烈，时间也较长久，九黎族众寡不敌，一部分加入了炎、黄两族，一部分就南下到达后来叫做荆楚的地方，和苗蛮集团居住在一起了。
炎、黄两族在共同击败九黎族之后不久，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大冲突，双方在坂（bǎn板）泉地方（今河北省怀来县）接连发生了三次大战，最后炎帝族被打败了。这就是古书所说的“坂泉之战”。此后，这两个从陕西东下的部落，进一步结合在一起，伙同九黎族的一部分，在我国中原地区定居下来。
“涿鹿之战”和“坂泉之战”，说明了定居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是由黄帝族、炎帝族和部分九黎族（即夷族）组成的。他们互相融合的过程，当然绝不会这样简单，融合的途径必然是多方面的，后世流传的记载中，之所以只提这两次冲突，那是因为这是两个突出的重大事件。
炎、黄两族和部分九黎族（即夷族）结成一体定居中原后，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的两岸，使这个地区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进入阶级社会后，这些原来不同祖先的居民，都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春秋时自称“诸夏”或“华夏”，有时也单称“华”或“夏”。“华夏”就是汉族的前身。所以，后世汉族人也把黄帝奉为始祖，自称“炎黄世胄（后代）”、“黄帝子孙”。
古时候，人们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居住在这里的人又是华族，所以便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华”，后来，由于华族和其他各族不断融合，华族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他们与东方的夷族，以及南迁的九黎族、苗族、蛮族等，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关系也日益密切。中原文化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中华”二字便成了代表整个中国的名称。中华民族成了我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
关于“黄帝”、“炎帝”、“蚩尤”的传说，说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源远流长，从远古时代起，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就共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地奋斗着。
尧、舜、禹的“禅让”和“夏禹传子”
大约在四千年前，我国实行过传为美谈的“禅让制”。它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在部落联盟内推举首领的一种制度。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就是我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前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例子。
传说，在远古的时代，有三个大的氏族部落先后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西方的炎帝部落，东方的夷人部落，西北的黄帝部落。他们为了争夺生存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最后结成强大的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里，设有一个联盟议事会来管理日常事务。各氏族部落的首领都是议事会的成员。议事会设有首领一至二人，具体执行议事会作出的决议。除主持祭祀、管理政事，解决联盟内的纠纷外，还有权决定对外战争与媾和。议事会首领产生和继承办法，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领推举。
由于这种制度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特别是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是产生在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联盟首领的推举，就不可能没有斗争。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在部落联盟议事会上提出后继人的问题时，兜（huān欢，dōu都）推荐共工，尧虽不同意，还是让他担任工师之职，以考验其才能，结果不行，大家又才推举舜，说他很能干。于是舜协助尧二十年，又代尧摄行政事八年，得到各方面的锻炼。当尧死后，舜让位给尧子丹朱，但是，各部落不听从丹朱的领导，有事还是都去找舜，歌手也不歌颂丹朱而歌颂舜，丹朱只得还位于舜。据传说，舜在协助尧时，就把曾向尧推荐共工为后继人的讠雚兜连同共工一起，加上“凶族”的罪名流放了，并起用“尧未能举”的“八元”“八恺”，以调整人事。又传说，舜把尧囚禁起来，丹朱也被排挤在外，父子不能相见。还有的传说，舜夺去了尧的职位，尧率领诸侯向舜屈服了。从以上的传说可以看到，尽管当时还存在着推举制度，可是，争夺部落首领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变得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残酷了。
尧、舜在位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洪水为患。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广大的原野，人民只得逃往山上去躲避。尧时曾用鲧（gǔn滚）治水，他用堵塞的办法，愈治愈坏。舜把鲧流放到羽山，后来就死在那里了。在寻找治水的人时，鲧的儿子禹被推举出来。禹接受鲧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费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把洪水治服了。当舜年老的时候，禹因洽水有功，就被推举为后继人。禹于是代替舜处理联盟事务。十七年后舜死，禹照舜一样，让位给舜子商均。各部落都不同意商均做首领，禹才出来接替舜主持联盟事务。
到禹时，情况就有了变化。先推举皋陶作为后继人，不几年他就先禹而死。后又以伯益作后继人，禹却不给他什么重要的事情干，伯益得不到多大的锻炼，他在各部落中没有威望。相反地，禹在暗中培植他儿子启的势力。所以，禹死后伯益再效法尧、舜的样子，让位给禹的儿子启时，启就不再还让给伯益，各部落首领也不敢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伯益不肯罢休，起而与启相争，结果被杀掉。启的同姓部落有扈氏认为他破坏了传统，起兵反对，被启打败，整个部落也被降为奴隶。
启看来是自己夺得王位，实则是禹精心安排的结果。所以历史上叫做“夏禹传子”。自禹开始传位于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禅让”制度就被“传子”制度所代替。我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局面从此就出现了。
从“禅让”制到“传子”制的演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鲧治水的失败及禹治水成功的传说，反映出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传说禹曾铸九鼎，这表明金属工具可能已经出现了。禹治水时注意土地的开垦，又命后稷推广各种农作物，以发展农业生产。根据这些传说，禹在位时的生产力一定有迅速的增长。原始氏族社会是建立在极狭小的生产和低下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一旦生产力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氏族制度再也无法容纳。它必然要被奴隶制社会所代替。
奴隶制是十分残酷、十分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是，奴隶制的采用，在那时的条件下，却是一大进步。它使社会的生产能够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发展。“只有奴隶制才能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文化的繁荣，即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反杜林论》）“夏禹传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后人曾用“夏启以光”来评价这一历史变革，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禹治水的传说与夏朝的建立
相传在四、五千年前，我国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水灾。当时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洪水，老百姓只得跑到被水包围着的山岗上或丘陵上去避难。
一开始，部落联盟的首领尧曾派禹的父亲鲧去治水，由于他用“堙”（yīn因）、“障”的方法，用泥土填塞洪水。这样反而使水愈涨愈高，治了九年失败了。到了舜当部落联盟的首领时，又选择了鲧的儿子禹，让他继续去治理洪水，还派了契（商族的祖先）、后稷（周族的祖先）、皋陶等人去协助他。
禹很聪明能干，办事勤勤恳恳，非常认真，他与后稷等人动员了各部落的人民都来参加治水的斗争。禹总结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经过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和测量以后，采取了修堤堵水与疏通河道相结合的办法，使大水能畅通无阻地流向大海。
禹一心用在消除水害这件事情上。他在外治水的十三年当中，几次从家门口过，都没有进去看一看。妻子生了儿子，他也顾不得看上一眼。禹还建议节省各种经费，用在变水害为水利的工程上。在与洪水斗争的日日夜夜里，有人说他风里来，雨里去，脸变得又黑又瘦；也有人说他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可见他一天到晚是多么不畏劳苦。
经过禹和各部落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江河畅通，水流大海。湖泊疏浚，能蓄能排。茫茫的洪水退下去了，各部落人民与洪水的搏斗终于胜利了！
禹又组织人们去发展生产。他叫益把稻种发给住在低湿地区的人们，让他们种水稻。又让会种庄稼的后稷把不同品种的粮食发给大家，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解决了种子。禹还带着生产工具，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由于他采取这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的生产有很大发展。相传就是禹把全国分为九州的，所谓“九州”有冀州（河北、山西、辽宁）、兖州（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青州（山东、辽宁一部分）、徐州（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扬州（淮河以南，东南至大海）、荆州（湖北南部、贵州、广西）、豫州（河南、湖北北部）、梁州（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北部）、雍州（陕西、甘肃、新疆、青海、西藏），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征收各种贡品。禹治洪水和发展生产受到了当时部落联盟首领舜的赏识，各部落人民也十分拥戴他。人们还称呼他为“大禹”——伟大的禹。
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在征服大自然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全国按地域划分九州，也反映了氏族血缘纽带的松弛。在大禹的时候，我国原始社会进一步全面崩溃了。舜一退位，由于禹的威望和他取得的权力，便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禹时有了很多发明：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青铜冶炼也开始了，禹用青铜铸了九个大鼎，象征着他统治下的当时的九州；仪狄把粮食做成香酒，说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这时，部落首领越来越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奴隶也开始成为私有财富。
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产生，瓦解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城市的沟、墙，是埋葬氏族制度的坟墓，象征着国家即将诞生。相传筑城就是从鲧开始的。皋陶又为禹用法律镇压那些反对的人。这些，都反映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禹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先经过与出征的部落首领商量，再决定出征与否，而是发号施令，一手包办了对“三苗”（南方的兄弟民族。三苗，可能是三个部落。）的战争。经过长时间激烈的战斗，南方的“三苗”被打败，很多俘虏被转化为部落首领和父系大家长的奴隶。这些愈来愈靠压榨奴隶的血汗过活的部落首领和父系大家长，逐渐成了奴隶主贵族。
禹在不断对外发动掠夺战争中，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为了进一步显示他的威严，禹还不断到各地巡行。有一次在涂山召集氏族首领聚会，有一万多个部落首领带了很多财宝来讨好禹。又有一次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召集各部落首领，有一个防风部落首领来晚了，禹勃然大怒，当场就把他杀掉。禹就这样一步步地成了名符其实的“天子”，称为“夏后”（即夏王），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建都，后又迁到阳翟（今河南禹县）。我国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就这样诞生了。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山西南部和河南中部、西部的一些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夏文化”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特别重要的是，在山西南部夏县西夏冯发现了一处相当于这个时期的城址。在河南登封告城镇也发现了一座古城，有人认为这就是“夏墟”。因此，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分布在豫西晋南一带处在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遗存愈来愈清楚地被认识了。因此，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学上“夏文化”的被认识，将为深入研究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实物资料。
夏朝的灭亡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它建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或者稍前一些。共传十四代、十七个王、四百多年。夏人活动范围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夏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黄河南北，直到长江流域。
在夏朝，社会已分化成为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即奴隶和奴隶主两大对抗阶级。夏朝统治者和贵族奴隶主拥有相当数量的男女家内奴隶——臣、妾，众等则是从事生产的奴隶。奴隶的大部分来自战争的俘虏，同时夏族的一部分也沦为奴隶。夏朝建立了国家机构，有牧正、庖正、车正（管理畜牧、膳食、车旅的官职）等一系列职官的出现，建立了军队，制定了刑法，修造了监狱。
有压迫就有反抗，从夏朝起，我国阶级斗争史的篇章正式揭开。夏朝奴隶主统治的四百多年里，阶级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奴隶相率逃亡，或起而暴动。奴隶主贵族不仅丧失自己的“臣妾舆马”，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
夏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孔甲（第十四个王）淫乱，激起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以后，夏朝的统治江河日下，国势日弱。到孔甲的四世孙桀（第十七个王）即位，他更加暴虐，无限制征用民力，残酷镇压奴隶和平民，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人民十分痛苦，纷纷咒骂他，对他十分怨恨，已经是势不两立了。夏桀想出兵讨伐有缗（mín民）氏（今山东金乡），解脱自己的困境，结果却促使各方国部落更加离心离德。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商汤乘机灭夏。
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子姓，其始祖名契。传说契是他母亲简狄吞吃了玄鸟蛋而生的。大概这是个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吧！商部落居住在黄河下游，夏朝建立后，是夏朝的一个属国。从契到汤，已经传了十四世。商部落日益向着黄河中游发展势力，相土、王亥都是有名的王。汤即位以后，任用伊尹和仲虺（huǐ毁）为左右相，国力日益强大，汤积极做灭夏的准备。夏朝末年从孔甲以后日益衰败，到夏桀时国内阶级矛盾以及和部落属国的矛盾都十分尖锐。汤认为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采取了逐个翦除夏桀羽翼，逐步削弱夏桀的统治，最后取而代之的策略。汤先灭掉附近的葛（今河南宁陵北），接着又灭掉十几个小国和部落，又进而连续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这三国是夏朝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特别是昆吾的灭亡，使夏桀失去了最亲近的依靠力量和东部屏障，夏朝处于正面受敌的地位。
夏桀想挽救他垂危的统治，号召属国联合攻汤。在有仍地方会盟，有缗氏带头叛夏，夏桀众叛亲离，陷于孤立。汤立即下令伐桀。夏、商会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桀战败南逃，死在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汤乘胜西进，占领夏朝的统治中心，灭掉夏朝的属国。夏朝灭亡，商朝建立。
“殷墟”的甲骨文和“周原”的甲骨文
“殷墟”是我国商朝后半期文化遗址，在我国河南省安阳市的西北郊。它的范围是以小屯村为中心，包括分散在村北洹河两岸的一些地方；东起自后岗，西至北辛庄，南起自铁路苗圃，北至西北岗，总面积约有24平方公里。若以它的中心小屯村起算，距安阳市区只有五华里。
据史书记载，这一地区在商朝叫“殷”。商王朝建立时，国都不在这里，而是到了第二十个商王盘庚时才把国都迁到“殷”。自从盘庚迁殷以后，直到商朝灭亡的二百七十三年时间里，再没有迁过国都。因此有的史书里又将商朝叫“殷代”、“殷朝”或“殷商”，简称为“殷”。历史学家又以盘庚迁殷为分期，将商朝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商朝被周武王灭亡以后，“殷”这个都城就没有用而逐渐地荒芜了，时间一久，就变为废墟，慢慢的被埋在地下面，以后人们就叫它为“殷墟”。
八十年前，由于在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殷墟”的极大重视。从1928年到1937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进行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了有计划的重点发掘，到1976年为止，除了发掘出土大批甲骨以外，还发现了商王朝的宫殿和宗庙建筑遗址，铸铜和制作骨器的作坊遗址和许多覆穴窖藏，发现了商王朝奴隶主贵族的陵墓和奴隶杀殉坑，以及许多其他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商王朝后半期的遗物。因此对“殷墟”这个三千多年前的国都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殷墟”的甲骨是小屯村的农民首先发现的。那是在清朝末年，农民们耕种田地时，在有的田地里挖出一些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物和甲骨。最初农民们把甲骨当成中药“龙骨”卖给药店。后来发现这些“龙骨”上面刻有文字，就和其他古器物一起卖给古董商人。古董商人将甲骨贩卖到北京、天津等城市，被一些收藏古董的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们买到。有的收藏家经过研究以后，终于在1899年（清朝光绪廿五年）认出甲骨上面刻的文字是商朝的文字。甲骨是商朝的遗物。于是引起了许多人对甲骨文的重视，有不少人就专门收买刻有文字的甲骨。从此以后，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甲骨文的研究热潮，出现了专门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人，这样就逐渐的在我国历史学和古文字学中又增添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甲骨学。
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和科学的鉴定，甲是乌龟的甲壳（大多数是腹甲，少数是背甲）、骨是牛的肩胛骨（也有极少数是肋骨和其他动物的骨头，还有人的头盖骨）。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用青铜刀刻上去的，有许多完整的龟腹甲上面还发现有用毛笔写的字，可能是大字先用毛笔写好后再用刀刻，有许多大字的刻纹里还用朱砂涂成红色。甲骨在使用之前要经过多次加工整治，如锯开、刮削平整、在背面钻孔凿眼。因为甲骨是商王祭祀时用作占卜的材料，所以在“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除了占卜后刻有文字的外，还有不少经过整治而未用的甲骨。占卜时，先用火在背面的钻孔上烧灼，骨头经火一烧，在正面就出现裂纹，这叫做卜兆。商王就是根据正面的卜兆来判断吉凶，甲骨上面的文字内容大多数就是一条条占卜祸福、判断吉凶的简单记事。所以又叫甲骨卜辞。除了卜辞之外，也有极少数是其他记事文字。因此研究甲骨文的人就叫它为“龟甲兽骨文字”，简称甲骨文。
“殷墟”出士的甲骨文，是商王朝后半期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遗物，目前出土了十多万片。根据它的内容、字形（或结合发掘时的坑位），又可将它分为五个时期，基本上能看出它的发展过程。就目前知道的甲骨文的单字，已有近五千个，不过能认识的还不到一半。
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具有严密规律的古文字，从文字结构中来看，除了像形字外，还有形声字和假借字。从文法上来看，也和后代的一样。所以，我国的汉字发展到甲骨文，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殷墟”甲骨文虽然不能说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但是，就其字形已形成体系、文字内容很完整和出土数量之多来说，还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古文字。
史书记载，商朝是“有典有册”的。典册，应当是商王朝的正式文件和档案之类。甲骨文是占卜时的记事文字，当然不是典册。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对甲骨文研究的结果，看出商朝的统治阶级是最讲迷信的。他们相信在天上有个上帝，能主宰人间的一切；死去的祖先也在经常的干预着活人的行动；自然界中的山川河岳都有神灵，能降祸福于人世。因此商王对上帝鬼神几乎每天都有祭祀，凡事都要通过占卜来祷告祈求。占，就是占卦。卜，就是问事。占卜设有专门的人来进行。这种人的职名叫史官，在商朝还不算是个大官，但权力很大，他能代替上帝鬼神说话，同时是掌握刀笔刻甲骨卜辞的人。还可能是个世袭的职务。所以他们刻出的甲骨文，有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他们又是掌握文化的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对当时的天文历法很熟习，刻出的卜辞，用词简单，内容广泛，有一套格式。如：“〔乙巳卜〕、贞；王大令众人曰（xié协）田！其受年，十一月”。这是一条反映农业生产的卜辞。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史官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奴隶们去集体种田！有没有好收成？”这是十一月占卜的，所以最后记上“十一月”。凡是完整的卜辞，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格式。即：
某某日卜、某个史官（有时是商王自己）问、要做某事，是吉？是不吉？某月。
商王凡事必须通过祭祀占卜来决定，所以甲骨卜辞反映出来的内容还是很广泛的。我们剔除其中迷信的成分，就能得到许多商朝的历史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研究，就可以看出商朝这个奴隶制大国的许多社会情况。甲骨卜辞中有较完整的商王朝的世系，能看出商朝奴隶主贵族最高统治者商王是世代相传。有众、羌、臣、仆、奚、妾、刍等奴隶的名称，他们是被商王奴役的阶级。商王还经常用十分残酷的刑法来残杀奴隶。甚至把奴隶当作牲畜一样杀来做牺牲祭祀，有时一次祭祀就用几十人、几百人。奴隶们也经常奋起反抗，用暴动、逃亡等方式来进行阶级斗争。卜辞中还记载有各种官吏的名称，有军队、有对方国的征伐战争。社会生产方面有农业、畜牧业、狩猎、商业交通、手工业等。商王祭祀时有名目繁多的仪式，商王的游乐田猎、出入行止、吉凶梦幻、奴隶主贵族们的生育死亡都有不少的记载，我国医学在甲骨卜辞中也有反映，疾病名称有十种以上。对于自然界中的变化，如阴、晴、雨、雪、风、云、雷、虹、雾等等都有大量的记载，天象中的日月食、星名都有反映。我国独有的干支记日的六十个甲子在卜辞里已经完整的运用。历法上已将一月分为三十天，一年分十二个月，闰年有十三个月，闰月称十三月。
所以，自从“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不但使我国文字的历史提早了几百年，对于商朝历史的研究也有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使我们今天对商朝奴隶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甲骨卜辞终究是商朝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商王祭祀时占卜的记事文字，它虽然反映的内容很广泛，但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许多内容目前还不清楚，正在进一步研究。对于商朝历史研究，还必须与史书记载的资料和有关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综合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的“周原”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有一万七千多片。其中刻有文字的甲骨，目前已知道的有一百九十多片。它的字形和“殷墟”甲骨文晚期的基本相同，但是文字很小，要在放大镜底下才能看得清楚。卜辞的内容也和“殷墟”的甲骨卜辞大体相同。
“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的西部，北倚岐山，南临渭河，是周王朝的发源地。它的范围包括扶风县的法门、黄堆和岐山县的京当这三个公社所属地区。甲骨出土地点就在岐山县京当公社凤雏大队。这个地底下是西周早期宗庙的建筑遗址。经过研究鉴定，这批甲骨的时代是属于周武王灭商前周文王时期和周武王灭商以后的遗物。它的发现，证明了史书中关于“周文化是继承了商文化”的记载是可信的。为我们研究商周社会历史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文王访贤
商朝后期，奴隶主统治阶级愈来愈奢侈腐朽，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商王武乙，用泥土和木头做了“天神”的偶像，还叫别人也像他一样，与这个泥人搏斗。他又别出心裁地把一个装满血的大皮囊挂在空中，用箭射破流血，叫“射天”，借以取乐。他不理政事，成天沉湎于打猎逐兽。有一次出外狩猎遇到了大雷雨，被暴雷击死了。经过商王文丁，到了他孙子帝乙时，奴隶制的商王朝更加衰落。这时，整个社会“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开锅一样，奴隶主贵族和奴隶、平民的矛盾，被征服的各方国与商王朝的矛盾，都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奴隶制的商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就在奴隶制的商王朝江河日下，气息奄奄的时候，西方的一个周民族一天天强大起来。到了古公亶父时，在岐山一带建造了房屋、宫室，设置了官吏，周族进入了阶级社会。
古公亶父为了保障周族的生存和发展，开始臣服商朝，为的是联合商朝共同对付少数民族的侵犯。为了周族的兴盛，古公亶父大力搜罗人才。他曾教育他的子孙们说。“把真正有本领的人请来以后，周国才能强大起来。”古公亶父为了这个目的，不传长子，而特意把王位传给最有本事的小儿子季历。季历曾朝见商王武乙，得到了商王赏赐土地三十里和玉、马等财宝。季历又打败了周围一些少数民族，掠得了很多财富和奴隶，商王文丁曾封季历为畜牧官——牧师。周族一天天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恐惧。后来，文丁借故将季历杀死，季历的儿子姬昌继承了王位。
姬昌被封为“西伯”（是西方诸侯的首领），又叫文王。周与商王朝之间存在的这种隶属关系，在1976年陕西周原出土的一万多片周初甲骨中得到了反映。1号卜骨记述了周文王曾在纣父帝乙的宗庙祭祀商祖成唐的事情。84号卜骨提到的“周方伯”，可能就是指周文王被封之事。文王一方面继续按后稷、公刘发展农业的办法做；一方面按照古公亶父、季历的办法，为的是早日把周国治理强大，报商朝欺负他们的大仇。他牢牢地记住了古公亶父让他们广为搜罗人才的嘱咐，对有本领的人十分敬重，有时中午饭都来不及吃好，也要招待那些“贤才”。不少当时著名的能人，听到周文王广求“贤才”的消息，纷纷跑到周国去投奔他，其中不少是商王朝著名的大臣。
商朝有一个大臣崇侯虎，把周人聚集力量，准备反商的情况报告了商纣王。商纣王听了十分恼火，马上把周文王抓起来关在羑（yǒu有）里（今河南汤阴县北）。后来，周文王手下的那些能干的人想出了一条妙计：用美女、好马和大量财宝献给纣王，表示周国对商朝的“忠诚”。贪婪的商纣王果然中计，解除了对周文王的怀疑，而且还赐给他弓、矢、斧、钺等仪仗，表示授与文王对一些小国有自行征伐之权。文王被放出后，更是恨透了商纣王，一心想早日报仇。他为了找到一个能辅佐他灭商的人才，费尽了心思，到处物色。
有一次文王借出去打猎的机会，去访求人才。在渭水的南岸，遇到了一个钓鱼的老人。他与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搭了话，愈谈愈投机。从那个老人滔滔不绝的议论和他对治国安邦这一套精辟的见解，认识到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周文王高兴地说：“像你这样有本领的人，我们的老太公盼望好久了！”从此，把这个老人叫做“太公望”。周文王马上把他请上了车子，与他一起回到王宫，封他为专管军事的太师。
这位老人姓姜，名尚，字牙，又叫姜子牙。他老家住在东方，祖先在舜时当过大官，曾与禹一起治水，立过大功，被封在吕，所以又姓吕。到了夏朝以后，吕姓子孙逐渐分化，有的成为穷人，吕尚时家里就已经很穷了。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维持生活，在商都朝歌宰牛卖肉，后来又到孟津开过酒铺。虽然他很有才华，但在商朝怀才不遇。真是岁月不饶人，一晃就成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但他还一心想找到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后来听说西方的周文王广求贤者，便成天在岐山西南渭水支流，有一条小河叫兹泉的源头凡谷钓鱼，等待着遇到周文王的机会。
吕尚钓鱼，也真有点时运不好。他钓了三天三夜，也不见鱼来上钩。气得他甩掉了帽子，脱下了衣服。正在他想不出钓上鱼的办法，十分着急的时候，有一个农夫对他说：“你再钓鱼时，把鱼线搞得细一点，鱼饵弄得香一点，下钩时轻一些，不要使鱼惊动！”吕尚按这个办法一试，果然钩钩不空。吕尚从钓鱼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和钓鱼一样，要想灭掉商朝，必须悄悄地做好准备，一切要从长计议，但不能打草惊蛇。
周文王自从找到了吕尚，事事与他商量，用各种计谋动摇商朝的统治基础。从此，周文王一面加强本国的治理，一面做团结周围各小国的工作。虞、芮等一些小国都归顺了周朝，周朝的力量一天天增强了。然后对西面的一些少数民族大举征伐，灭掉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东渡黄河，灭了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又占领了邘（今河南沁阳），从邘又回师灭掉了商西部重要同盟国崇，抓到了大批俘虏。由于不断的对外战争，周国奴隶制有了很大发展，在沣水西岸修建了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从此以后，三分天下，周文王有其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大大的超过了商王朝，一步步向商都朝歌进逼，奠定了周灭商的基础。
周文王没有来得及完成灭商的夙愿，便得病死去了。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武王。吕尚继续辅佐周武王聚集力量，准备时机，终于在牧野彻底打垮了商朝的主力军，约公元前1027年，商朝灭亡了。吕尚由于在伐商的战斗中为周朝立了大功，被封在齐（今山东中、南部），成为历史上齐国的始祖。
武王伐纣
在我国历史上，商朝的成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第二个奴隶制大国以后，我国的奴隶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成汤到商纣王共延续了十七代，三十一王，约六百年。
从第六代商王仲丁开始，王室内部就不断的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使商朝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一些原来臣服商朝的部落、方国也乘机向商王朝进攻。虽然在第七代的商王祖乙对，平服了外部的进攻，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王位的斗争仍然没有解决。而且自成汤以后，就有五次迁徙国都，给人民带来不少的灾难，引起了人民不断的反抗。这就极大的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到了第十代商壬盘庚时，为了摆脱这种混乱的局面，巩固其统治。他将国都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一带），并采用了成汤时的手段，加强了对内控制。才稳定了商王朝的统治局面。
商朝后半期开始后不久，第十一代商王武丁，除了加强内部的控制外，主要对四周一些经常侵犯商王朝的部落、方国进行征服战争。于是商王朝的统治范围就进一步的扩大了。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使商朝这个奴隶制大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武丁死后，除了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以外，大多是些不知道庄稼是怎样种的，昏愦淫乱的短命国王。所以到了商朝末年逐渐强大起来了的，在汪淮流域的东南夷方又经常的威胁着商王朝。到了商纣王（帝辛）的父亲帝乙时，就开始集中力量征伐夷方。帝乙死后，纣王继位，对东南夷继续进行征服和开发战争。直到他的末年才基本上将东南夷平定。
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对我国东南地区的最初开发和经营，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后来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地区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他是作过贡献的。但是他又是历史上的一个暴虐的国王。他很荒淫，喜欢酗酒玩乐。为了满足腐化生活，他在国都附近的朝歌（今河南淇县）修建了离宫别馆，又修建了一座高大的鹿台和一些林苑等娱乐场所。搜集一些狗马奇物，各种鸟兽养在里面，又作“酒池肉林”。日夜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以及一些贵族幸臣们，在这些娱乐场所饮酒取乐。为了他们经常打猎游玩，将耕地荒废，让鸟兽自由生长。还想出各种刑罚来处罚一些贵族、侯国首领和其他人民，榨取财物。还引诱别人的奴隶来供他们使用。因为对东南夷长期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人民的赋税又大大增加。于是促使本来已经很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已在加剧，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中。周武王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时机，领导了一些部落、方国，一举推翻了商朝。
周武王的祖先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部族，和羌族中的姜姓部落有过婚姻关系。传说周的始祖姓姬，叫弃，曾在夏朝大禹王时作过农官。因为相传弃是开始会种稷和麦的人，死后被人们尊称为“农神”，叫他后稷。他的子孙中一个叫公刘的才迁居到豳（bīn宾，今陕西旬邑县）。公刘的后代叫古公亶父，因为在豳居住时经常受到戎狄部族的侵扰，就迁居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开始改变了戎狄的习俗，修建城郭房屋定居下来，初步形成一个小小的方国，并臣服于商朝，算是商朝的一个小侯国，从此才叫周。到了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时，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开始与商王朝发生矛盾，于是商王文丁便把季历杀死。由季历的儿子昌继位，仍称西伯，昌在晚年自称文王。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作了许多灭商的准备，他与许多商朝的部落、方国结为同盟；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县）、芮（今陕西大荔县）两个小国的矛盾，征服了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县）、黎（今山西省长治县），其势力达到了商朝中心地区的邘（今河南沁阳县），将都城新建于丰（今陕西长安西北）。于是商朝的许多部落、方国都纷纷投奔周文王。这就是史书上称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第二年，便在孟津大会诸侯，举行军事演习，同时派间谍入商观察情况。去的人回来说纣王生活腐化，坏人当权，人民怨恨。但武王认为虽然如此，时机还不够成熟，不可讨伐。又过二年，见到商王朝中的一些贵族、大臣都叛商奔周，武王认为时机成熟，便率领兵车三百辆、虎贲（近卫军）三千人，士卒四万五千人，联合了许多部落、方国东进伐商。
周武王在进军到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动了军队要和商纣王决战。这时候商纣王才停止了歌舞宴乐，和那些贵族幸臣们商议对策。但是纣王的军队主力还在其他地区，一时也调不回来，只好将大批的奴隶和俘虏来的东南夷武装起来，凑了十七万人（一说七十万）开向牧野。可是这些纣王的军队刚与周军相遇时，就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纣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徒倒戈”的故事）。纣王大败后连夜逃回朝歌。周武王率军追进朝歌的那天夜里，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只好登上鹿台放火自己烧死。周武王完全占领商都以后，便宣告商朝的灭亡。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027年。
周初分封诸侯
分封诸侯，是西周初期建立政权，巩固统治的一个重大措施。
牧野之战刚结束，当周武王还在商都城外接受许多方国部落首领们朝贺时，他就登上一个山阜，鸟瞰山川形胜，发出一声浩叹：“唉！殷纣不善承天意，失去天命，我一刻也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事情！”从那里返回镐京，他一路上忧心忡忡，彻夜不寐。弟弟周公旦去安慰他，他讲了一通商朝灭亡的教训之后对周公说：“我现在苦苦思索的是，要按上天的意旨，建立一个新都城，把那些殷人大族安置在附近，向他们宣布命令，让他们遵守；监督他们，发现坏人，要像对付殷纣那样处罚他。”“我在殷都就留心观察，南边到伊水尽头，北面到太行山麓，只有伊洛一带，地段平坦，曾是夏族居住的地方，在那儿建造新都最合适。”
这段情节说明，西周统治者当时面临着一个难题；原来偏居西北一隅，作为商朝的一个属国的“小邦周”，现在如何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尤其是怎样处置刚刚失败、还心存复国的“大邑商”的旧贵族呢？
通过武王和周公的这段对话，西周统治者就明确了“迁殷顽民”和“分封诸侯”这两大政治措施。
分封诸侯，就是把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同姓贵族，异姓亲戚和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商朝也曾分封过一些侯伯，西周则是在原有基础上作了大规模的发展，形成一整套的分封制度。
灭商之初，周王朝就分封了一些远古部落首领的后代，如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旧陕县），封黄帝之后于祝（又称铸，今山东宁阳县西北），封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市附近），封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封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又分封了文王兄弟辈的虢（guó国）仲、虢叔于西虢（今陕西宝鸡）、东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以及封武王的弟弟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封叔振铎于曹（今山东定陶），封叔处于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封叔鲜于管（今河南郑州地区）等，还追封了江南的吴国。
为了控制商遗民，就把纣王儿子武庚（禄父）安置在商的旧都。在它周围分别调来蔡叔度、霍叔处、管叔鲜管辖，对武庚加以监督，叫“三监”。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辅政之初，发生了“三监”与武庚和徐、奄等方国的联合叛乱。周公花了三年时间才把叛乱平定下来。这时，西周统治者觉得需要进一步加强控制。一面按照武王生前意图，在洛阳营建新都“成周”，和西面的旧都丰、镐相望，成为镇慑东部地区的政治、军事据点，把商的旧贵族迁居到这里，并在这里驻扎了八师军队，实行军事监督。一面进一步分封诸侯。他们又把原来“三监”封地，改封给康叔，建立卫国；在徐、奄叛乱的地区，把今山东北部地区封给军师太公望建立齐国，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把山东南部地区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建立鲁国，国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县）；又把商朝故都商丘地区封给已经降服的商王室贵族微子建立宋国，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在北方，封同姓贵族召公爽的长子建立燕国，国都蓟（今河北蓟县）。在今山西南部，封给叔虞建都于唐（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后称晋国。在南方，除了吴国早封之外，还在今江苏丹徒地区封了一个宜侯。这样，就在四境建立了比较大的封国，成为捍卫王室的屏障。后人计算，周初共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的四十国，武王兄弟辈的十五国，成王兄弟辈的十国。
武王、成王之后，周王朝还继续分封。康王封周公的儿子到邢地为侯；宣王封了韩侯、申伯；封兄弟桓公友建立郑国。直至平王东迁时，还把关中封给他的功臣建立秦国。……这样一来，大小邦国，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开创了以后春秋战国整个历史时期，群雄割据，互相攻伐，彼此兼并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根据与周王室的亲疏远近，封地大小，各封国又分为不同的爵位和服等。一般说来，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名和甸、侯、绥、要、荒等服名，爵定地位高低，服定贡赋轻重。但后来各侯国发展不平衡，强弱有变化，改变了原有的等级，所以这些爵服制度也就打乱了，有些名称也许不一定都那么严格而是后世整齐划一了的。
周王分封诸侯，叫作“建国”。每分封一个侯国，周王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以及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还有礼器、兵器、车马、旗服等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和权力等级。而诸侯在国内也按照同一方式分封卿、大夫，叫作“立家”。当然周王也直接分封一些卿、大夫的采邑。如西周后期的厉王还封善夫克大片地方和生产奴隶，宣王封召虎等。
受封者要对周王承担保卫王室、向王室贡纳、朝贺等等义务。周王对他们握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继位和废黜，甚至卿大夫的任免，周王也要过问。有些侯国国君同时兼任王室卿职。这样来加强王室和侯国之间的政治联系。
分封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以姬姓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周王被称为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是姬姓的大宗，王的兄弟们分封为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诸侯国的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在封国内为大宗，他的兄弟们又分封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的嫡长子在本宗族内对其他各分支又为大宗。异姓诸侯贵族也实行同样的宗法制度。而姬姓和异姓的诸侯贵族之间又利用婚姻关系联结起来。
这样，周王、诸侯、卿、大夫，逐级形成了一个宝塔式的等级结构。这样一来，既有纵的系统，又有横的联结，盘根错节，不仅巩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巩固了他们共同对奴隶、平民的阶级统治。
这种分封诸侯的措施，是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商周之际。我国中原地区与四周方国部落联系不多，而方国多半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经济落后，交通阻隔，往往互相冲突。周初的分封，随着政治统辖范围的扩大，加强了与四周方国部落的联系。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局面，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西周前期，周王朝取得了相对稳定局面。成为我国奴隶制历史阶段的鼎盛时期。
昭王南征
春秋初期，齐桓公作为五霸之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东征西讨，武功盛极一时。公元前657年，他率领中原一批诸侯，浩浩荡荡攻打蔡国，一下子把蔡国军队击溃了，就继续南进，征伐楚国。楚王派人质问齐人：“你靠北海，咱靠南海，两国风马牛不相及，真料不到你们侵入我们的国土，这不知为了什么！”齐桓公叫管仲答话：“从前（周）召公命令我们的祖先太公望，为了保卫王室，对不听命的五等诸侯，九州之长，都可以征讨。还封给了我们辽阔的疆土。你们不向王室贡纳祭品，我们特来征取；昭王南征在你们这儿失踪，没有回去，这要唯你们是问！”楚人说：“没有及时进贡，是我国的不对，还敢不供给？昭王南征没见回去，请你们到汉水沿岸去查问吧，我们不知道！”由于两国当时势均力敌，他们争到最后，还是订盟妥协了。
这是春秋时人提到“昭王南征”的事。
情况是这样的：
周初大封诸侯，建立起全国的政权，统治基本上巩固了。
但是，在南方，情况就有所不同。这里，巴、濮、庸、卢等“群蛮”方国，以楚国为中心，有不少原是商朝属国，他们继承商文化在南方发展着。尽管这对以后中国统一，从经济、文化上在南方起了奠基作用，周成王也封熊绎为楚君，但还是歧视他们。一次歧阳盟会，成王派熊绎看管祭神的火堆，不让参加大会。楚人一直怀恨在心，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吞并周围小国，慢慢强大起来，从而与周抗衡，自称楚王。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自然就难容忍楚国坐大，所以从周初以来，一直对楚国及其从属，不断征讨。成王时就多次伐楚，有时还用军队戍守汉水一带。
昭王是西周建国后的第四代国王，经过前人创业经营，社会经济发展，是三代以来的鼎盛时期。于是，征服楚国，平定南方，更有条件，也更加迫切了。所以他就多次率领大将举行南征，也多次取得胜利，俘获财物，铸器铭功。有时还调用成周的八师驻军前去攻打楚国。有时也是楚人及其属国攻进周境，而出兵迎击的。如有一次，楚国的一个部落深入周朝的内地，昭王举兵迎击，收复失地，并乘胜追击，一直攻到对方的都城，然后东夷、南夷二十六个方国前来朝见。这在古籍和金文里面都有记载。新近岐山发现的一个铜器铭文，里面历叙恭王以前西周诸王功迹时，对昭王的赞语就是说他攻伐“荆楚”，巡视南方，很有作为。他晚年最后一次南征，在渡汉水的时候，敌人伪装驾船迎送，把船板用胶粘住，船到中流，江水溶化胶液，木船立刻瓦解，六师覆灭，昭王和随征大臣祭公落水淹死了。周人隐讳不言，只说“王南巡不返”。前面齐国管仲说的就是这回事。
此后，周朝也并没有停止对南方的用兵。夷王时，派鄂侯带领王室十几个师进攻南方。又一次，楚国和他的从属又派兵深入到周朝的腹地，夷王命令敔（人名，yǔ语）领兵反击，打了胜仗，杀了不少敌军，还捉了四百个俘虏向太庙举行“献禽”典礼。厉王时派过虢仲南征。宣王号称“中兴”，也颇有武功，先后派遣过召伯虎、方叔、兮伯吉甫等人南征，得到许多俘获，“殴俘士女牛羊”，还命令兮伯吉甫管理南方的贡赋，包括布帛、力役、关市等项的征收，明令不交纳者给予刑律制裁。这中间，当然也有和平的交往，除昭王时二十六国来朝外，夷王时也有过“甚得江汉间民和”的业绩。
不过，在西周时期，楚国及整个南方不仅没有被征服，楚国一直在发展壮大。夷王时，楚王熊渠分封三个儿子，把势力扩展到长江南岸和中下游。楚国继续吞并小国，包括姬姓国在内，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春秋时代，楚国成为五霸之一，问鼎周疆，雄据南方，创造了灿烂的南方文化，为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国的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史书上称赞楚国“僻在荆蛮，荜路蓝缕”，就说明了这一点。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
西周晚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由发展到逐渐瓦解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也日益发生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也逐渐的起着变化，社会矛盾日见尖锐。于是，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人暴动”的革命行动。
在西周社会中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国人”是居住在城里和城郊的人，除了奴隶主贵族外，还包括平民、小工业者和商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者。
西周王朝的第九代国王——周厉王，是个有名的暴虐国王。他贪财好利，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对谀臣荣夷公十分信任。对“国人”横征暴敛，加重剥削。实行“专利”，把“国人”赖以谋生的山林川泽都霸占了。于是，激起了“国人”的愤怒，纷纷起来谴责他。厉王为了镇压人民中的舆论，就派卫国的巫师监视“国人”的活动，禁止他们谈论国家政事，并且鼓励告密，凡是被告的人，一律处死。在这种恐怖统治下，“国人”对厉王及其爪牙，虽不敢公开说话，却用怒目相视，来表示心中的愤恨。厉王以为他的恐怖政策起到了作用，便得意忘形地向臣子召公（名虎，是西周初期召公爽的后代）夸耀说：“我能够制止对我的诽谤，现在人民都不敢说我的坏话了。”召公提醒他说：“用堵住人民嘴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比起用堵截河水的办法来治理水患更坏。水只能让其畅通无阻地流走，对人民只能广开言路。通过各种办法让各种不同身分的人，把各方面的话统统都讲出来。不让人民讲话是不会长久的。”厉王不听他的劝告，仍然坚持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人民。这样，暂时维持了三年，但是矛盾日益尖锐化。
当周厉王用恐怖手段来压制舆论的时候，大夫芮良夫对厉王说：“周王室要衰败了。荣夷公这种人只知道搜刮民财，弄得‘国人’怨声载道。这样下去，会有大祸的。将来反抗你的就是‘国人’。”周厉王还是不昕他的劝告，还认为荣夷公能干，对他更加宠幸，特地提升他当卿官。
这时，诸侯不再来朝见周厉王。于是在公元前841年，“国人”拿起武器起来造反，把厉王放逐到彘（今山西霍县）这个地方去。厉王的儿子太子静，从王宫逃跑到召公家躲藏起来，请求保护。“国人”又包围了召公家，要他交出太子，召公只得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才勉强把太子静保存下来。
参加这次革命行动的人中，据西周铜器铭文说：“上级的有司，平时不过问政事，不去约束邦人（‘国人’），不能管理各种官吏，有罪过时也放纵他们，造成他们敢于赶走官长。甚至守卫王宫的卫队也起来造反了。”这就说明参加“国人”起义队伍成员具有广泛性，不仅是劳动人民参加，连周王室的下级官吏也参加进去了。所以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周厉王被“国人”流放以后，由周公（是西周初期周公旦次子之后代）和召公共同执掌政权，叫做“共和行政”（一说因由共地方名叫和的诸侯即共伯和执政）。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这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周公、召公立太子静为王，叫宣王。宣王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转移内部矛盾，进行了对戎族的战争。使处于崩溃前夕的西周王朝，又得到了一些时间的稳定。所以史书上称为“宣王中兴”。但是，这只不过是回光反照。到了宣王的儿子幽王时，西周还是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