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
井田，就是像井字形的方块田，井田制是指我国古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
原始社会晚期，农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那时候，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公有，公社成员平均地从公社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种，过了一年或几年又重新分配一次，以适应人口的变动和保证土地的公有性质。这就需要把大面积的土地划成一个个的等分。当时，大致一人能耕种一百亩（古时一百亩相当于现在三十一亩多一点），就是一个方块，也叫作“一田”。田与田之间，开沟修路，既是水利，便于行走，也是田界。这些方块的界划，远远看去，取其中一部分，正像汉字的“井”字形状，所以就叫作“井田”。
商朝后半期的甲骨文，田字除一般形状外，有时就刻成、、等形，就是反映了土地划分的这种自然形状。后世有各种记载和解说，不很一致。主要的有：一种说法是，九个百亩为一井；一种说法是十个百亩为二井。九百亩为一井的也有不同的制度，一说是四个井合为一邑，四个邑合为一丘，……用四进位一直往上推；另一说是九个井合为一成，九个成合为一同，……用九进位一直往上推。这种不一致并不能说互相矛盾，可能恰好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为便于计算，井田按面积数量从小到大，分成各个单位等级，组成一个系统。譬如：一百亩为一夫之田，九夫即九个百亩，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给九夫耕种；九个井合为一成，面积约十里见方，分给九十夫耕种，……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耕种的面积。各级单位面积分别起名，叫井、通、成、同、终，或叫井、邑、丘、甸、县、都等等，与此相适应，田间沟渠也分别起名，叫畎（quǎn犬）、遂、沟、洫（xù恤）、浍（kuài快）、川等，田间道路也分别起名叫径、畛（zhěn诊），涂、道、路等等；按照这些等级，耕作者的社会组织也相应地有一套名称。而不同的计算法又有不同的名称。这种整齐划一，显然是有人为的成分，但所反映的却是基本事实，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府要征收赋税，需要有这套名目，便于计算收入。不过，所有地区都是这么一套刻板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战国时候，孟子提出的一种井田制，就是只有像井字形的九个方块，四周八块八家耕种，中心一块是八家共耕的公田。这要作为一种田制，到处推行，显然更不可能，这主要是他为了推行“仁政”，综合前代存在过的井田制度，又给予加工而成的理想图案。
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井田规划不用改变，但是，土地所有制却根本改变了。原来是土地公有，现在叫王有，实质上是剥削阶级所有；原有耕种公社土地的公社成员，现在沦为丧失了土地占有权连人身也被别人所占有的奴隶；一块块的田，原来是平均分种土地的单位，现在则成了国家征收租税、剥削者掠取剩余产品，生产者负担劳动份额的计量单位了。古籍和钢器铭文上记载着贵族所有、分赐、交换、争夺土地，就是以若干田或若干井、邑、成等等为单位，有时还记载生产者连同土地一起分赐或转手，如说“田十圈，臣五家”等，都表明井田作为一种土地制度的存在，是表现了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当时在井田上劳动方式是集体耕作，在规整的田野里，有时是成千成万对的耦耕班子，艰苦劳动。耦耕就是把两人编为一组进行协作，一人启土，一人碎土、平地和起垅。贵族驱使生产者下田，叫作“协田”或“耤农”，田野里有专职田官监督劳动，生产者农忙时住在田边小屋里，不准许回村，吃着送到田头的陈米拌野菜的饭食，而生产出堆成山冈的粮食，都交到贵族“东廩”南廪”的仓库里，生产者一无所有，连用完后的生产工具也要交出统一收藏起来。
这种井田制的生产关系，大致从夏朝创立，到西周有了充分的发展，春秋时代逐渐瓦解。
井田制是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当时处于青铜器时代，农具基本上是石制和蚌制的，生产量还不高，土地所有者只能用这种集体耕作、监督劳动的方式，才能尽量从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产品。
约在春秋时期，生产力不断发展，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个体生产也能提高产量，能发挥生产积极性。一些贵族在井田之外开垦新田，成了他们私有，甚至逐步把原来分赐的“公田”也据为己有，并用雇佣办法招徕人力。这时，被剥削的井田上耕作者，不断反抗已经过时的土地制度，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各侯国的新兴力量也对土地制度以及赋税等制度不断地加以改革，承认土地私有。这样，井田制也像冰块遇着春水一样解冻消溶，先后在各国废除，直到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明令废除井田制。从此，井田和井田制就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消失了。
青铜时代的产生与金文的出现
在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以后，便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相当历史上的夏（公元前21世纪～17世纪）、商（公元前16世纪～11世纪）、西周（公元前10世纪～770年）、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包括了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阶段；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自春秋末年起，铁器开始产生。到了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取代，进入封建社会，又叫“铁器时代”。
相传青铜冶铸自夏朝就开始了。大禹用青铜铸造了九个大鼎，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虽然夏朝的青铜器目前发现的不多，而且只是爵、盉、刀等小件器物，但大量发现的商、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标志着我国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的高度水平。
青铜是对红铜说的。红铜就是纯铜，红铜矿石有在自然界天然存在着的。红铜比石制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优越性：它可延可展，锤炼不破，锋刃耐用。红铜熔炼后，又随意作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用具。红铜制品用坏以后，还可以再进行熔铸。红铜的发现，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但由于红铜硬度较低，产地有限，所以还不能取代石器。这时，原始社会虽然瓦解，但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比起红铜来，熔点比较低，硬度比较大，制造器物比红铜具有很大优越性。这种铜、锡合金，颜色发青绿，所以又叫做“青铜”。青铜器的发明，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果，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们有可能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创造了条件。这时战争俘虏再也不全部杀掉，有相当一部分开始被留下来充当奴隶，这样，原始公社瓦解，奴隶制度就形成了。因此，青铜冶铸业的发明和青铜器的使用，在我国历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商、周时代的铸铜遗址在河南郑州、安阳、洛阳等地被发掘出来了。炼铜的原料是孔雀石（氧化铜），燃料是木炭。炼铜工具是一种涂草拌泥的大口尊或一种像古代将军头盔形的坩锅（俗名将军盔）。把铜、锡在一起熔炼完毕以后，将铜液倒入范里，冷却以后，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器物。商周铸铜遗址里，还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范和制造范的模。模就是模型，想铸造什么样的铜器，先用泥做成个铜器的模型，刻上各种花纹。然后再用细泥附在模上，压紧以后，模的花纹便反印在泥上。稍干后用刀剖成几瓣，就成了范。再将范合在一起，就可以浇铸了。从商代起，不仅可以铸造精美的小件铜器，而且还可以铸造大型铜器。如牛鼎、鹿鼎都重达三、四百公斤。著名的司母戊（又叫后母戍）大鼎，造型雄伟，花纹瑰丽，重达875公斤，是世界文化宝库的奇珍。
司母戊大鼎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按每个坩锅熔铜12.7公斤计算，875公斤重的大鼎，需七、八十个坩锅同时并熔。每个坩锅燃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等项工作需3～4人，七、八十个坩锅就要二、三百人同时协作。这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冶铸工场的规模相当大，也反映了当时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的高度水平。
安阳苗圃北地晚商铸铜遗址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不仅面积大，出土铜范很多，而且在这个遗址里，却不见孔雀石等炼铜原料。这说明当时铸造和炼铜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工，铸造用的铜料是从别处运来的。可以想象，在铸造时，无数奴隶在奴隶主皮鞭的监督下，汗流浃背，疲于奔命的悲惨情景。在铸造铜器时，还要举行祭祀仪式。甲骨文里记载了有一次商王要铸个铜盘，先要用奴隶（或牲畜）的鲜血祭奠上帝或祖先。正是这些奴隶的汗水和鲜血，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时代的文明。
由于长期实践，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掌握了根据不同的需要，调节铜锡的比例。《周礼·考工记》就有世界上最早的铸器调剂表。商朝的钟、鼎等器的化学成分，经化验与此书“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的比例相合。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国的青铜铸造业，从商朝起，经过西周，到了春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原来做为宗庙祭祀用的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威严、神秘的色彩。生活用具大量增加，出现了供赏玩的“弄器”。大奴隶主阶级垄断青铜器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也掌握了青铜器。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印纹法发明了。用同一图案的印模，连续印在泥模上翻成范，省事迅速，提高了工效，青铜器商品化了。青铜器上的花纹也由商周时代狰狞可怕的怪兽，逐渐向写实发展。为了节省铜料，器体也由厚重敦实，转向轻薄精巧，甚至用土填在铜器的空心处。这在当时。反映了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铸铜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1978年5、6月在湖北随县发现了战国早期曾侯乙大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漆木器。其中有各种成组的乐器，这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工艺、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一百多件青铜礼器，大多有精细的花纹或镶嵌，有不少青铜器是前所未见的。有一件尊，口沿和底部饰以极其精致剔透的镂空蟠螭形花纹，底部、腹部又各有四龙，颈部又有作上爬状的四兽，栩栩如生。这个铜尊放置在一个风格与它相同的铜盘内，浑然一体，宛如精美的象牙雕刻，其铸造技术之精绝，真是巧夺天工，令人惊叹。墓内还出土成组编钟65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的钟架上，十分壮观。其中甬钟每件有错金文字五十字以上，计约三千字，主要讲音律及组合关系。另有一件铜钟，可根据上面的文字考证出此墓建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或稍后。随县大墓的发掘对研究当时曾国、随国和楚国的关系以及战国早期的科技和文化艺术的光辉成就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
大量青铜器的发现，反映了我国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的高度水平。各种青铜器上铸成的铭文（俗称金文），还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金文与考古资料补充了商周历史研究材料的不足，使我们能很好认识商周奴隶社会的历史。
商朝的青铜器铭文一般字数不多，主要内容是一些人名或表示器物所有者的名字。有的铜器铭文像图画，这些是古代氏族图腾的遗迹，表示制作器物者的族属。
到了西周，特别是西周中后期，铜器铭文变得愈来愈长，有时专为铸一篇铭文而铸造一件铜器，铭文具有书写历史的性质；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竹简和帛书的使用愈来愈广泛，青铜器上的文字就逐渐变成与花纹性质相同的装饰品，愈来愈艺术化了。
1974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几座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大墓。其中一座大墓出土四件带有二百字以上铭文的随葬礼器。器物上的文字是刻成的，刀工娴熟，刻划洒脱，字体十分端庄秀丽，整篇铭文就像一幅精湛的书法杰作。有一件钅夫足大铜鼎，刻有文字四百六十九字，这是仅次于铭文最长的《毛公鼎》的又一件铭文最多的铜器。铭文中记述了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自己反倒甘称臣子，结果引起燕国内乱，齐国乘机干涉，中山国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的故事。这也证明了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燕王哙搞“禅让”的记载是可信的。与此同时，铜器上的铭文还为我们研究中山国的历史补齐了中山国国王的世系。中山国大墓出土的许多文物不仅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出土的“三虎六身夔龙纹圆座乌兽攀枝十五连盏铜灯树”，由大小八节分开的构件接插在一起而成，可以拆开分放，又可合接在一起使用，携带时很方便。整个灯各部分接在一起时，像一棵大树，树干上有群猴戏耍，树枝上小鸟张嘴鸣应。树下二人仰头向上，一只手托着食物，一只手向上抛食物逗猴。树上还有两只小猴一手拉着树枝，一手向下伸着讨食，身体悬在空中。这件“灯树”是一件构图十分生动活泼，构思相当巧妙的艺术杰作。
历代流传下来以及商周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和铜器上大量的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宝贵材料。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晚期（周厉王）的《毛公鼎》，将近五百多字。这些铭文中，有的反映了周朝奴隶制的情况，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著名的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记载了周康王一次就赏给了大奴隶主盂一千多个奴隶。另一件西周中期（孝王）的曶（hū忽）鼎，记载了一匹马一束丝就可以换得五个奴隶；有的反缺了周与各民族的关系，如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虢季子白盘》，记载了西周晚期（夷王）时，一个大奴隶主与少数民族犭严狁打仗，一次就杀死五百多人，还抓住了五十个俘虏；有的反映了周代土地关系的变化，如西周晚期（厉王）时的《散氏盘》，记载了奴隶主之间田邑交换的事件。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商周青铜器更是不断有重大发现。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殷代王室妇好墓。这是殷墟自1928年科学发掘以来仅见的一座最完整的大墓。墓葬随葬大批青铜器，超过了历来殷墟出土青铜礼器数量的总和。许多青铜器上铸有“妇好”二字的铭文，这就第一次使安阳墓葬出土铜器与甲骨文和文献结合起来。据考定，这座墓是商王武丁晚期的墓葬。这为安阳殷墟大墓的分期和商朝青铜器的分期树立了典型的标尺，对商朝历史和甲骨文的研究也起了促进作用；1976年，陕西临潼发现了《利簋》，这个簋（guǐ鬼）上记载武王伐纣在“甲子”日与文献上的记载相符合，证明了古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此外，1975年在陕西岐山发现了西周后期租田和易地的史实的裘卫四器（一件盉，一件簋，二件鼎），是研究奴隶社会后期土地关系的宝贵材料。又有一件铸有二个奴隶主打官司判决词的（zhèn镇）匜（yí仪），是研究法律史的重要材料。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大量的金文中反映的商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十分丰富。
金文本来是商周奴隶主阶级用以歌功颂德，记述他们的一些私事，铸在铜器上的文字。但在今天，我们根据其中反映的一些史实，了解奴隶社会的历史，揭露奴隶主阶级的罪恶。商周金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经济斗争和阶级情况的珍贵资料。大量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和青铜铭文的研究，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奴隶们高度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也更进一步说明了正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伟大的真理。
“春秋五霸”的产生
《春秋》是孔子删修的一部鲁国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八世纪至五世纪的历史。因此，后人把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春秋，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是各诸侯国政治军事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在这些斗争中，一些侯国取得了胜利，逐渐强大起来；另一些侯国遭到失败，逐渐衰亡下去。西周初年的“八百诸侯”，兼并成为春秋时期一百七十多个大小侯国。一些小侯国成为大国的附属国，几个强国为了夺取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展了激烈的斗争，这就形成大国争霸的政治局面。它是各侯国在迅速发展中，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在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丰镐到洛邑一千平方华里的土地和人民，比起几十里，一百里大小的侯国来，有很大权威。可是平王东迁以后，失去了约一半的土地和人民。周王下降到侯国的地位，他和侯国发生纠纷，还要交换人质来解决。到了周襄王以后剩下的土地更少了，周王穷得要向诸侯乞讨过日子。周王室成了空架子，丧失了控制诸侯的能力。而在西周时期，小邦林立，各自为政，相安无事的诸侯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和经济势力急剧增长，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开展了激烈的斗争。一些诸侯国在战争中战胜了敌对方面，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实际上起到了“共主”的作用。春秋时期，这样的侯国先后出现五个，所以叫做“春秋五霸”。
“五霸”是指哪五个国家呢？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越王勾践。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五霸”中最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齐国进入春秋以后，力量很快发展起来，它灭纪（今山东寿光西南），灭郕（今山东汶上北）。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增强了国力。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尊王攘夷”的策略。打败侵燕的北戎，挽救了燕国。并同其他国家一起，“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保卫了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公元前656年，齐、鲁、宋、郑、陈、许、曹等国联军伐楚，阅兵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这时楚国的兵力已相当强盛，连年攻打郑国。他见齐桓公人多势众，只得议和。在这些年代里，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来参加会盟。他就得到霸主的地位。但是，齐桓公一死，国内出了争夺继承权的乱子，国力大大削弱，齐国从此失去霸主的地位。
继齐国霸业的是晋国。不过中间还有个插曲，是宋襄公昙花一现的称霸。齐桓公死后，宋国君主襄公跃跃欲试想夺取霸主位置。正好这时的郑国依附楚国，宋襄公就带兵攻打它。楚国出兵救郑，宋、楚军队在泓（今河南柘城北）发生接触。宋军早已摆好阵势，宋司马（官名）子鱼要宋襄公乘楚军正在渡河时发起攻击，他不赞成；后来子鱼又提出趁楚军没有列好队鸣鼓进军，他仍然不同意。愚蠢的宋襄公多次失掉有利战机，最后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自己身受重伤，不久就死去，宋国的霸业烟消云散。在宋襄公打了败仗后，还发表一通失败有理的谬论，成为千古笑谈。
真正继承和发展齐桓公霸业的是晋文公。晋国开始强大是在晋武公时代，他首先扩大军事编制，新建立军（一万人，一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一级的军事组织。到他的儿子晋献公时，扩大成两个军。接着灭亡耿（今山西河津南）、霍（今山西霍县西）、魏（今山西芮城东北）、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虢（今河南陕县一带）等国。晋国国力急剧增长起来。
晋文公（献公子）在位不久，把原来的二军扩大为三军，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同时对内政进行改革。晋国在完成军事上、政治上的准备后，主动向楚国进攻，在卫国城濮的地方（今山东鄄城临濮集）晋、楚两军对垒，以晋国为首的宋、齐、秦联军，打败楚、蔡、陈联军。晋文公的威名超过了齐桓公，进入晋国长期称霸的时代。
春秋时期的晋国，多次打败楚、齐、秦等大国，陆续灭掉三十多个小国，它就成为当时土地辽阔，兵力最强的国家。
在晋国称霸中原前后，它西边的邻国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任命百里奚、蹇叔、由余为谋臣，曾大败晋军，俘虏晋惠公。但在秦、晋战争中，秦国失败的时候多。秦向东发展，受到晋国的阻碍，转向西方进攻，灭掉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的地方称霸。
在齐、晋称霸时期，地处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经常北上与齐、晋争霸。楚国有利的条件是江汉流域土地肥沃，弱小国家多，有发展余地。经过楚武王的经营，国力大振，成为当时强国之一。特别是楚文王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邓县）、息（今河南息县）等国灭亡，奠定了争霸中原的基础。到春秋中期，楚又灭掉江（河南正阳西南）、六（安徽六安北）等国，国土发展到淮水流域。春秋三百年间，楚灭四十余国，成为当时灭国最多的国家。楚国在楚庄王时，曾饮马黄河，打败晋国，称霸中原。
在晋、楚争霸的末期，长江下游崛起了两个国家——吴、越。吴国本来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到春秋中叶，晋国为了打败楚国，联吴制楚，吴国在晋国的帮助下，很快强大起来。吴国多次对楚进攻，使它在一年中，七次遭到攻击。吴王阖闾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人，在公元前506年，大举伐楚，从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战役后，五战五胜，十一天中行军七百里，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北）。行军的迅速，战果的巨大，是春秋时期所仅有的。楚国经过这次战争沉重的打击，力量大大削弱了。
越国在春秋末期以前是个小国，楚为了联越制吴，大力帮助越国，使它迅速发展起来。吴王阖闾因越国攻吴，起兵攻越，战败受伤而死。他的儿子夫差立志报仇，打败越王勾践，越国以屈辱条件求和，把国家保存下来。
夫差战胜越国之后，认为没有后顾之忧，北上争霸。首先向齐国进攻，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东南）杀死齐军统帅国书，俘获兵车八百乘。接着，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霸主地位。这时吴国发展到了顶点。
在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尽量消耗自己力量的时候，越王勾践经过养精蓄锐，“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切都作好准备，正当黄池之会的时候，勾践带领越军，一举攻下吴都姑苏（今江苏吴县），杀死吴太子友，吴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九年后，吴被越灭掉。
越王勾践战胜吴国，北上至徐，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得到霸主的地位，号为“霸王”。
到了春秋末期，一些先进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逐渐明朗化。晋国由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组成的六卿专政；后来赵氏将范氏、中行氏、智氏灭掉，形成了韩、赵、魏三家掌握政权的局面。田氏在齐国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田恒时羽翼已成，杀死齐简公，另立齐平公，为田氏代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时的楚、秦、燕等国也先后出现一些政治变动。这样五国争霸的政治形势逐渐向七雄对峙的战国时期转变，历史在向崭新的时期前进。
曹刿论战
曹刿（guì桂），又叫曹沫，春秋时期鲁国人。在这时期，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各诸侯国之间，为了扩大领土、掠夺财物，不断地发生战争。强国常常以种种借口进攻弱小国家；弱国小国也因认真的准备，战役上指挥正确，往往出现打败来犯强国的战例。“曹刿论战”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齐、鲁两国，都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齐国占据着今山东省东北部的大片地方，鲁国却只有以曲阜为中心的一小块地盘，两国边界相连。
公元前685年（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刚刚当上齐国的国君，因为鲁国支持同他争夺国君的公子纠（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所以十分仇视鲁国。鲁庄公也因公子纠没能当上齐国的君主，十分仇视齐国。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两国在干时（今山东桓台县南）打起来。鲁军大败，鲁庄公所乘的兵车也被齐军俘获，只因原来替他驾车的人打着他的旗号把齐军引向别处，才没有当俘虏，鲁庄公只得乘驿传的车子而归。此后齐国逼着鲁国杀掉公子纠，送回公子纠的谋士管仲。鲁国只得一一照办。
齐国提出的要求鲁国虽然都照办了，而齐桓公对鲁国还是不肯罢休。第二年的春天（即公元前684年，鲁庄公十年），齐国趁鲁军新败，又调集大军，向鲁国奔杀而来。当然，鲁庄公也在认真的作防御的准备。
就在齐军压境之际，有个叫曹刿的鲁国人，十分担心着国家的安危，他对同乡的人们讲：“我想去见国君，为打齐国人出点主意。”有人劝阻他说：“这样的大事，那些当官的会考虑的，你挤进去管这闲事何苦呢！”曹刿说：“那些吃肉的大官们目光短浅，不会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一定去！”
边界告警的消息，象雪片似地飞来。鲁国的士兵整装待发，鲁庄公准备出兵迎战。这时侍卫报告说：外面有人为这次战事要求见你。鲁庄公就先见这位来客。
曹刿是带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国都的，所以他见面就问道：“齐国大军已经打来了，听说您准备抵抗，不知凭什么去同齐军作战，都有些什么准备。”鲁庄公回答道：“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我常把它分给大家，从来也不只是我一人享用。”曹刿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小恩小惠，能得到的也仅是你身边的少数人，与众多的百姓没有关系。只有这样一点，人民大众是不会为您卖命的。”鲁庄公接着又说：“祭祀所用的牛羊和玉帛等贡品，我都是按礼的规定供足，从未在神灵面前弄虚作假。神灵会保佑我的吧。”曹刿摇了摇头说：“对神灵虔诚，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信用，还不能取信于人民大众。神灵也是不会保佑你的。”鲁庄公想了一想，又告诉曹刿：“国内所发生的大小案件，我虽不能每件都亲自调查，但在处理时，尽量根据情理，秉公判断。”曹刿高兴地说：“能想到百姓的疾苦，定会得到拥护，他们会奋勇争先与敌人作战。就凭这点，完全可以同齐国打仗。”接着曹刿请求跟着去，鲁庄公让他坐在自己车上出发。
齐鲁两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县西北）相遇，刚列好阵，鲁庄公就要发起进攻。曹刿忙说：“还不到时候。”齐军仗着人多势众，去年又打败过鲁军，于是就擂鼓进攻，接连三次发起冲锋，企图一举歼灭鲁军。可是每次都被阻挡住。当齐军第三次冲锋被打退时，曹刿对鲁庄公说：“可以发起冲锋了。”顿时，鲁军阵内，鼓声雷鸣，旌旗招展，在震天的喊杀声中，鲁军向疲惫的齐军压了过去。齐军来不及整顿队伍，车撞马，马踏人，乱哄哄地向北逃跑。
鲁庄公见齐军败退，要下令追击。曹刿忙制止住。他跳下车来，仔细地在地上查看一番，又登上车，了望蜂拥而逃的齐军说：“现在可以追了。”鲁军乘势猛追下去，把齐军赶出了国境。这一仗，鲁军取得了胜利。
战争结束了。鲁庄公问曹刿道：为什么刚开始时我要冲锋你不让，要等齐军先向我冲击三次才冲锋呢？齐军败退时又不让我立刻追击，你下车看看，上车望望后才同意追击呢？
曹刿回答说：“作战时要靠军队的士气。两军相对，士兵们首次听到冲锋的鼓声，精神振奋，斗志高昂。第一次未胜，再进攻时，士气就衰退了不少。待到第三次冲锋的鼓响，士气更衰竭了。曹刿讲的这番话，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句成语的来源。
曹刿接着说：“齐国是大国，其行动难于预料，恐怕败退是假，以诱我入埋伏。因此不能立刻追击，以免上当。当我下车见齐军退时车迹很乱，登车望见他们的帅旗也是拖着跑，从这种狼狈状看，是真的被打败了。所以才能放心地追击。”
齐鲁长勺之战，虽然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是，它表明：小国弱国，只要认真准备，指挥正确，是完全能够打败大国强国的。
向戌弭兵
弭（mǐ米），当消除、停止讲。兵，在古代指兵器、武装等，弭兵，就是停止战争。
春秋后期，宋国有一个左师官叫向戌（xū需）的，在他的倡议和张罗下，十四个诸侯国代表在宋国举行了一次盟会，议定彼此间不再交战，历史上称之为“向戌弭兵”。
那是公元前546年的夏天，原来向戌和晋楚两国的当权者都要好，他就先到晋国。赵文子和大臣们商议向戌倡议停止战争的来意，韩宣子说：战争，劳民伤财，给小国带来的灾害更大。不过，想要完全消除它，恐怕不可能，尽管这样，我们也得答应他。否则，楚国先答应了，并利用这点来号召诸侯，我们就会丧失盟主的地位。商议结果，就赞同了向戌的倡议。向戌又去楚国，果然楚国也同意了。他又去齐国、秦国，也都答应了。当时这四大侯国操纵一切，他们同意了，其他一些中小侯国没有不同意的，小国是希望不打仗的。
五月至七月间，盟会在宋国举行。晋国最先到会，接着郑、鲁、齐、陈、卫、邾、楚、滕、蔡、曹、许和东道主宋国等十三个侯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国君都先后到会，秦国僻处西方，同意弭兵，但没有出席。楚国首先提出一个“晋楚之从，交相见”的要求，就是说，原先分别从属晋国或楚国的中小国家，现在都要负担同时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等于给他们增加了一倍贡纳财礼的负担。原来从属晋国的侯国占多数，这样，晋国就吃了亏。晋国的赵文子说，这些小国倒是好办，而晋、楚、齐、秦都是大国，我们不能强求齐国去朝贡楚国，正像你楚国也不能强求秦国来朝贡咱们晋国，是一样的。最后商定把齐、秦两国除外，其它国家都要“交相见”。这一点，晋国又让了步。
会前，晋人就发觉楚国人心怀不轨，气氛很不对头。赵文子说，不要紧，有事咱们马上跑进宋国都城去。他又把这事告诉叔向，保守的叔向也是同样的打算。在宋国西门外开会的时候，果然楚国人都在衣服里面藏着兵器，企图乘机袭击晋人。这样做，很不讲信义，连楚国人自己也劝他的当政人物不要这样，太对不起诸侯国。但令尹子木公然讲，咱们从来就互不相信，只要能达到争得霸主的目的就成。在会上，晋楚争当盟主，吵得更加激烈。晋国人又是自己劝自己，努力行德，不要争这个先后，结果，楚国当了盟主，晋国又让了步。会盟拖拖拉拉开到七月才结束。
事后，向戌自诩有功，请求国君的赏赐，宋公封给他六十个邑。他沾沾自喜，向司城（官名，宋国称司空为司城）子罕显示一番。不料子罕不仅不赞扬他，而且着实地批评他一顿。子罕说：军事从来就是存在着的，它是威慑不法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怎么能废除它呢？没有这个威力，就会有人肆无忌惮，一定出乱子，国家必定灭亡。你却努力去废除它，不是欺骗人吗？用谎言去蒙蔽诸侯，罪责是很重大的。不惩罚你算是便宜了你，你还要求赏赐，是最不知满足的人！说完，把那束封邑的册命竹简砍掉，丢在地下。向戌在这番厉声严辞的训斥下，哑口无言，只好辞去赏邑，还说子罕的话对他帮助很大。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当时各国的统治阶级，都在竭力保持自己的武力，以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弭兵，不过是一个骗局。
当然，“弭兵”的会盟毕竟召开了，此后在与会国之间，也毕竟停了十几年没有交战。这只能说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弭兵”事件发生在春秋后期。这时，在政权结构变化上，诸侯取代天子的阶段已经过去，出现了大夫取代诸侯，家臣取代大夫的局面。在阶级结构上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奴隶主贵族在没落，新的封建地主（包括从旧营垒中转化的）在起来，奴隶在挣脱枷锁变成自由的小生产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突出的表现为集体劳役形式的井田制度在崩溃，转变为小生产者自耕的或租佃的小块土地。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和各侯国的变革活动，也更多的集中在这一时期。旧贵族被国内阶级斗争弄得精疲力竭，束缚了他们对外战争的手脚。因此，大国争霸也没有昔日那种锐气。这以后，除了后起的吴与楚、越与吴之间的争雄战争外，中原范围内基本上没有像从前那样的大战，这就是“弭兵”所反映的这个历史阶段的形势。当然，这只是短暂的间歇，各诸侯国先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新的阶级结构在重新配置，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在下一阶段的战国时期，一系列的更大的战争，促进新的社会制度——封建社会最后确立，旧的奴隶制社会灭亡。
卧薪尝胆
“卧薪尝胆”是我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兴越灭吴，统一了东南地区过程中的一段故事。
吴国和越国是春秋后期在长江下游崛起的两个国家。吴国在今江苏省南部地区，建都姑苏（今江苏吴县），越国在今浙江省一带，建都会稽（kuài jì快记，今浙江绍兴东南）。当时吴国是个强国，越国文化生产都比较落后，国力较弱。
在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晋国联吴制楚，楚国联越制吴，因此，造成吴越长期对立，互相攻伐的局面。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在槜（zuì醉）李（今浙江嘉兴南）迎击吴兵，两军对垒，勾践看到吴兵阵势严整，无法突破。就先派出敢死队进行试探性的攻击，吴兵岿然不动。勾践感到要打败吴兵，不可强攻，只能智取。于是强令一批被判处死刑的人，分成三行，每人脖子上都带上宝剑，来到阵前，越王一声令下，这批人一齐集体自杀。吴兵被这种不平常的情景吸引住了，这时，越兵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袭击，把吴兵打得大败。吴王阖闾也受了伤，不久就死在半路上了。临死前，嘱咐他的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夫差牢记父亲的遗言，决心给他报仇雪耻。从此就日日夜夜加紧练兵，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二年，勾践探听吴王夫差准备进攻越国，就想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他没有听从谋臣范蠡（lǐ李）的劝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冒然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洞庭山）一带被打得大败。勾践只带着残兵败将五千人退守会稽。吴兵乘胜追击，包围了会稽。勾践见大势已去，只好派文种前去求和，并表示愿意接受称臣为奴的屈辱条件。这时夫差准备答应勾践的请求。但是他的谋臣伍子胥主张要趁这个机会灭掉越国，以除后患。文种回国后，把同吴国交涉结果向勾践作了报告，勾践以为无路可走了，就要杀掉妻子儿女，烧毁珍宝，然后同吴王拚一死战。这时被文种婉言劝阻，并献计说：“吴国大臣伯嚭（pǐ匹）贪财好色，可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就派他带了美女和珍宝暗地里献给了伯嚭。伯嚭答应文种去见吴王。文种对吴王夫差说：“这次希望你能够饶恕勾践的罪过，如果不答应他投降，他已经下定决心和你拚一死战了。”伯嚭也替勾践讲情说：“越王投降愿意做你的臣子，你饶恕了他，得了他的珍宝，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不然打起仗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伍子胥反对说：“俗话说的好：‘治病要除根’，吴、越两国，南北相邻，互相攻伐，势不两立。勾践是个有深谋远虑的国君，范蠡、文种都是精明强干的谋臣，他们一旦回到越国，就要准备报仇雪耻，现在不趁机灭掉它，将来是一定要后悔的。”这时夫差在打败越国之后，一心想要北上中原同大国争霸，以为越国已被打败，不足为患，因此听不进去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越国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范蠡来到吴国履行投降后所接受的屈辱条件，伺候吴王，从事劳役，终于赢得了夫差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被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他唯恐自己贪图眼前的安逸，消磨了报仇雪耻的志气。于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艰苦的生活环境，撤掉舒适的床铺，晚上就睡在稻草堆上，枕戈（一种兵器）而卧。他还在室内挂上一只苦胆，每天出入坐卧都要看看它，吃饭的时候也先尝尝它。还经常提醒自己说：“你忘记了会稽之围的耻辱了吗？”他不但这样时刻激励着自己，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把有才能的人都安置在重要职位上。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派范蠡管理军事。他又大力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减轻刑罚，薄收赋税，训练军队，加强战备。经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实现兵精粮足，转弱为强了。
可是，吴王夫差在战胜越国之后，以为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因此，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狂妄自大，不顾人民的困苦，连年用兵，并急于北上中原同大国争霸，想成为凌驾各国之上的霸主。同时，他妒贤害能，听信伯嚭的谗言，杀害了大臣伍子胥。因此，吴国虽然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由强变弱了。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正当他和晋国争做盟主，双方坚持不下的时候，越王勾践趁着吴国精兵在外，国内空虚，就突然出兵，一举打败了吴兵，攻下了姑苏，杀死了吴国太子友。夫差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吴国还有实力，不可能一下子灭掉它，就答应了夫差的请求。以后吴国就更加衰弱了。
公元前473年，勾践又一次亲自带兵进攻吴国，这时吴国由于连年用兵，已经弄得民穷财尽，军队的实力也大大减弱，已经没有力量抵抗越兵，因而造成屡战屡败的局面。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这时，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夫差见求和不成而感到绝望，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忠告才落到这个地步，非常羞愧，自杀而死。
孔子及其思想学说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ōu，邹）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是我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的先世原是宋国的贵族，因政治变乱，迁居鲁国。孔子年青时，当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官吏。中年时代曾因鲁国内乱，到齐国作高昭子的家臣，后来回鲁国整理古籍和聚徒讲学，创立了儒家学派。他五十岁时，当了地方官（中都宰），后升任为司寇（主管司法）“与闻国政三月”。后率弟子周游卫、陈、宋、蔡、楚等国。晚年回到鲁国，继续从事整理和传授古籍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编订了《诗》、《书》等古代文献，还删修了鲁史官所记的《春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孔子死后，他的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重要资料。
当时孔子所在的鲁国，是西周典籍和文物制度保存得最多的国家，是公认的东方各地的古代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尽在鲁也”。孔子受其影响较深，因此他虽处于社会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但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是保守的。他站在维护旧制度的立场上，十分赞美西周的制度，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因此，他很重视维护西周的礼制，把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看作是“天下无道”的象征，而加以抨击，要求君臣父子都应恪守周礼规定的名分，以严格亲疏、贵贱、尊卑、上下的区别。
但作为思想家的孔子，是要比本阶级的其它成员有远见些。他为了适应现实，赞同在一定程度上对礼乐稍加修改。例如当时的礼帽，较之西周的传统，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孔子认为这种修改，比过去节俭些，就说：“我从众”，也就是同意了大家的做法。这是对礼制的细节的一种修正。从而主张礼仪与其奢侈铺张，不如朴素俭约，丧礼与其专注仪式，还不如内心表示哀痛。孔子为了纠正“礼坏乐崩”的局面，挽救旧制度旧秩序的危机，他甚至也不反对对旧的礼制作某些改良。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要求在不触动旧制度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从下层贵族中选拔一批较有德才的人来参与政事，以适应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动。另外，他还主张以德礼为治。强调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采用一套道德礼制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以图改善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孔子这种对旧礼制作某些修改的政治思想主张，正是春秋末年的社会矛盾在他思想上的反映。
与孔子德礼为治的政治主张紧密相关的，还有他的“仁”的道德伦理思想学说。这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具有特色的重要内容。“仁”这个词在孔子以前已经常被人使用，但作为哲学思想范畴而提出，是从孔子开始的。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仁”，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他心目中的“仁”的内容，并一再将“仁”与“爱人”联系起来，把“仁”作为他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孔子的“仁”的道德伦理思想学说是有显明阶级性的，他在统治阶级内部推行“仁”，并把它作为贵族之间处理彼此关系的道德原则。他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当时经常发生在贵族之间破坏周礼和犯上作乱的“无道”行为，看作是贵族之间彼此不能相爱的结果。因此，他特别强调“仁”就是“爱人”。在贵族中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入”的“忠恕”之道。企图通过这些“仁”的道德具体内容的实施，以维护周礼所代表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这就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的真实含意。
孔子在被统治阶级中提倡“仁者爱人”的道德说教，则主要是使人民群众就范的欺骗。但也要看到，随着人民群众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的斗争日趋高涨，奴隶的解放和劳动者地位的提高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时统治者如若专靠刑政治民的高压手段，巳不足以维护其统治。故孔子提出以德礼为治的政治主张，劝告统治阶级要讲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惠则足以使民”，“使民如承大祭”等“仁”的内容。他是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要有个限度，《论语》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并说“敛从其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孔子及其弟子们主张“养鸡取蛋”而反对“杀鸡取蛋”。在这里，孔子劝告统治阶级要对劳动人民讲“仁”，并不是对人民群众发什么善心，而是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以适应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缓和阶级矛盾。当然，劳动者争得身份地位的提高，是广大劳动群众通过不屈不挠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结果。但在孔子“仁”的思想学说中，却首先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的进步。因此，对于孔子“仁”的思想学说，应作具体分析和评价。
孔子的天道观，基本上还是维护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认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是人的死生祸福的主宰者。他信从天命，认为天命有绝大的权威，不可抗拒。例如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他提倡“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但自西周末年以来，随着政治危机的出现，信仰天命的传统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动摇，孔子在天道观上也呈现出一些矛盾，他一方面说要对鬼神祭祀；但另方面他又表示怀疑，故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且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表示对人事和现实的注意。
孔子在认识论上也存在着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具有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基本倾向，另一方面，又强调后天学习的作用。在唯心主义先验论方面，如他承认“上智与下愚不移”；对认识来源的根本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如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就是说，生来就具有天赋知识的人，是最上等的；通过学习才具有知识的人，是次一等的；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后再学习的人，又次一等，遇见困难仍不学习的，就是最下等的民了。在这里，孔子既承认世界上有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并且还从认识论方面划分了人的等级，反映了他固有的尊卑贵贱的传统观念。这对后来孟子的“良知良能”的唯心主义和董仲舒、韩愈的“性三品说”（人的天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叫“性三品”）都有直接的思想影响。但另一方面，孔子却从来不认为他自己是“生知”，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生知”的。反而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并且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非常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认为人的德性、知识都是从平时的学习中得来的，与他的“生知”的先验论发生了矛盾。因此，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也要作具体分析。在批判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同时，对其认识论中所提出的合理因素，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适当肯定。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大教育家，他在兴办教育和整理、传播我国古代文化方面有它重要的历史地位。他广招门徒，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从事教育数十年。据说他教过三千学生，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他的学生大都是贵族子弟，但也有接近平民的“士”的阶层，个别的还有出身于“贱人”、“野人”和“鄙人”，而且各个诸侯国家的人都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学在官府”的那种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比较广泛地传播了古代学术文化，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成就。另外，孔子还曾编订过《诗经》、《书经》、《易》、《礼》和《春秋》等古代文献，为后人批判继承和总结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料，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孔子在多年教育实践中，还积累了不少教学方面的有益经验。这些经验，对后世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影响，其中有些思想，直到今天，仍有一定借鉴的意义。
①在学习上，他提倡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还要求自己的学生：“毋意”（不凭空揣测）；“毋必”（不要绝对肯定）；“毋固”（不要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力戒主观片面，态度比较客观，这对认识事物是有帮助的。
②通过教学实践，孔子还概括出某些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如“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得出了反复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逐步深入，因而获得新的知识的正确结论。另外，他还总结了“学”和“思”的关系，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正确命题。孔子在这里所提出的“学”和“思”，虽然仅指读书和思考，还没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他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学和思的结合，注重独立思考，这是很可取的。
③孔子还提出要“因材施教”，即注意到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论语》中记载了不少他和弟子们的问答，也多是根据对象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比如：许多弟子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都不尽相同。其中司马牛问“仁”，孔子就根据他“多言而躁”的缺点回答说：“仁者，说话谨慎，不轻易发言”。换句话说，孔子要他“少言勿躁”，才能成为仁人，针对性是很强的。并且他还要求教育者应有“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举一反三”的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他所创建的儒家学说，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行，但却被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继承，逐步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统治思想体系。其中有的可从孔子本身思想学说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和影响；但有的是打上了各个时代统治阶级自己的思想烙印。所以，孔子本身的思想和后来的儒家思想是有所变化和区别的，需要分别清楚，这样才能给予孔子思想正确的评论。
在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思（子思）孟（孟子）学派和汉代的董仲舒，以至宋明时代的二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理学等重要阶段，它有一个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到汉武帝时才开始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以至取得独尊的地位。
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武，齐国人，生卒年代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活动于春秋末期。他出身贵族，后流亡到南方的吴国，结识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经伍子胥推荐，孙武带着他著的兵法进见吴王，得到吴王的赞赏，任他为将。他曾以三万军队打败了楚国二十万大军，攻入楚国都城郢（yǐng影，今湖北江陵北）。从此，吴国强盛起来，“北威齐晋，显名诸侯”。
孙武是先秦兵家的始祖。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中后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需要。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势辅时”，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就是兵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兵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优秀军事著作。它不仅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约六千多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残简，除十三篇外，还有《孙子兵法》佚文《吴问》等五篇，为研究孙武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孙子兵法》是孙武总结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子兵法》对战争观、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等问题，都有系统精辟的论述。下面我们就从这几方面简单介绍这本书。
《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他说：“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重视。”他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全自己，又使战争获得完全胜利”，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待战争的积极态度。这种理论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用武力推翻奴隶主阶级政权服务的。孙武看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里的“道”，就是指地主阶级的政治。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士卒和百姓的支持。孙武把政治列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各种条件的首位。这在军事思想史上是一个贡献。先秦兵家吴起、孙膑都继承了这一思想。
在战略战术方面，他主张在战略上要有“大勇”，藐视一切敌人，而在具体指导作战时，则要谨慎小心。重视战争的准备，注意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在作战方式上，他重视战略进攻，主张速战速决；主张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从而伏兵歼灭之；认为作战要集中优势兵力，要“避实而击虚”。在战争指导上，他强调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强调灵活机动，主张“因敌变化而取胜”，用不同的战法，对付不同的战况。还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出奇制胜的原则。这些思想，为后世的军事家所遵循。
《孙子兵法》十分重视战争的各种客观条件。“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的。对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从作战双方的政治（“道”）、天时（“天”）、地利（“地”）、将帅（“将”）、法制（“法”）等方面的客观实际的比较来判断的。对敌方情况的了解，认为不能用迷信和占卜的方法，而必须从知道敌情的人那儿去取得。这些都反映了《孙子兵法》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重视战争的客观实际，同时也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还认识到“治乱”、“勇怯”、“强弱”、“劳逸”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也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在总结前人的战争经验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规律。比如《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dài代，危险）；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即是说：了解敌军，又了解我军，就能百战百胜；不了解敌军，只了解我军，只能胜负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军，又不了解我军，这样，每次都必然要打败仗。这是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又比如，《军争篇》所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即避开敌人初来士气旺盛之时，攻击敌人于疲劳怠惰的归途之中。这也是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为以后的军事家所经常运用。
在治军原则上，《孙子兵法》强调以法治军，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注意政治教育，又有严格的军队纪律和法令来约束士兵。并主张赏罚适当。这些都是历代兵家治军的准则。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孙子兵法》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认为“将帅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也主宰着国家的安危”。这就片面地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贬低了士卒和人民对战争的作用，陷入了将帅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因此，对于士卒不能信任，实行愚兵政策，使士卒耳目闭塞，什么也不知道，只要他们盲目地服从将帅的指挥。还有，关于“正在向其本国撤退的敌军，不要阻拦”、“陷入绝境的敌军，不要追逼”等主张，也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如此，《孙子兵法》仍不失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
“战国”与“战国七雄”的来历
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荒地大量开垦，耕地面积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通出现新的繁荣景象。也就在这个时期，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在长期兼并战争中加强自己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向“公室”（诸侯）争夺土地和人民，扩大经济实力，逐渐形成了“公室”衰弱，卿大夫左右诸侯国命运的局面。社会变革的政治、经济条件都酝酿成熟了。
战国初年，原来“五霸”之一的晋国，这时已是“六卿强，公室卑”，“政在私门”，国君完全由大夫摆布。韩、赵、魏三家先后消灭了六卿之中的另外三家——范氏、中行氏、知氏，进而瓜分晋国，在公元前403年列为诸侯。与此同时，春秋时期“五霸”的姜姓齐国，政权操在大夫田氏手中，并在公元前386年被取代了。这时候，那个名义上曾作为“共主”的东周王朝也和鲁、宋等几个小侯国一样，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而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从此我国的历史翻开了剧烈的统一战争的新篇章。七个大国的诸侯都在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推动下，先后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整饬军队，确立和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进而为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人民，彼此展开了规模宏大而频繁的进攻战和防御战，胜利者扩大疆土和增加人口，战败者丧失土地和人口。因此，七个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和疆域是不断变化的，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以西，其他六国在函谷关以东，称为山东六国。
战国初年魏国是最强盛的国家。魏文侯选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和军队，西门豹在邺郡（今河南安阳市北和河北临漳县一带）革除社会恶俗，使百姓安心生产；吴起驻守西河郡（今陕西合阳一带）治军有方，秦国不敢东向染指；内有李悝（kuī亏）等人出谋画策，魏国很快崛起成为一等强国。魏国的疆土大致占有黄河西岸的陕西东部，以秦为邻；山西南部，北与赵相交；河南北部一带，东与齐交界，南与韩、楚接壤。魏惠王（因国都迁至梁，又称梁惠王）雄心勃勃，轻视力量积蓄多年的东方齐国和变法之后蒸蒸日上的西方秦国。结果是公元前353年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县东北）被齐国打败，将军庞涓被擒（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记载了这一事实）。接着在西方又败于秦国（公元前340年），国力大衰。惠王害怕秦国的进逼，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安邑县）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黄河西岸的大片国土陆续被秦吞并，失去了防御的天险黄河，魏国无力阻止秦国东进了。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把国都从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迁至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这时韩国的范围包括河南中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东方受到魏国的威胁，西方守着东进的强秦，南方是不断开拓疆土的楚国，国又无险可守，经常受到周围诸侯国的攻击。韩昭侯时申不害为相，进行了某些改革，国力暂时有所加强。申不害死后，韩国又连年遭到诸侯国的攻伐，毫无抗击之力，只得听任大国摆布，战战兢兢的等待着灭亡的降临。
赵国建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赵烈侯时任用贤能，节俭财用，国势渐强。赵武灵王又提倡胡服骑射，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拓土千里。疆域包括了河北中部和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以及内蒙河套一带。西方和南方临魏国，东方为齐国，北方是燕国，西北和胡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成为一时的强国。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今山西高平北）之战，纸上谈兵的赵括葬送了赵国四十多万军队，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战国时期燕国建都下易（今河北易县），国力较弱。燕昭王时为了增强国力，报齐国破国之仇，遍求贤能得乐毅，联合其他诸侯国出奇兵攻齐，连下七十余城，一度成为北方的强国，致使山戎不敢掠夺燕地。燕国的疆土达到东北辽宁，河北北部，内蒙南部。
进入战国以后，齐国更加强盛，占有山东大部，南与楚接界；河北东部，隔清河与赵为邻，北与燕为界；东临大海。建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齐威王时推行法治，反对弄虚作假，煮杀了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的阿大夫，各级官吏莫不尽心竭力；又贯彻邹忌提出的鼓励批评朝政的建议，于是齐国大治。军事家孙膑和田忌也得到重用，他们统率大军在桂陵打败魏国的强兵，创出了齐国威慑东方的局面。至齐湣（mǐn敏）王骄傲自大，放松了对临国的警惕，结果被燕国将军乐毅趁机出奇兵横扫齐国，只有即墨（今山东即墨）未陷落。后来田单利用乐毅遭诬陷离燕军的机会，以火牛阵破燕军，收复了国土。尽管如此，齐国往日的繁盛再也不能恢复了。
楚国是南方的强国，不断拓地开疆，灭了越、鲁以后，北与韩、魏、齐接壤；西达湖南沅陵和四川巫山县，与秦相交界；南至湖南九嶷山；东临大海。还曾派将军庄趼率军入云南。春秋晚期，把国都从郢（今湖北江陵北）迁至鄀（今湖北宜城），战国中后期在秦兵的接连打击下，又迁于陈（今河南淮阳），最后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仍称郢。
本来秦国是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到了秦孝公时重用法家商鞅（yāng央）实行变法，一跃而成为强国。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公元前359年和350年），大力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使民风质朴的秦国很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了山东六国，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首先挫败劲敌魏国，夺取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土地，进而占领函谷关以东的韩国辖区，秦兵就可以自由往来攻打山东六国。在秦兵连连打击下的山东六国迫于灭亡的危机，在苏秦倡导下联合起来实行合纵政策，妄图抗拒秦的统一。针对山东六国的合纵政策，秦国进一步推行张仪的连横主张，利用东方六国的矛盾，实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方针。就这样秦国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秦将白起率军于公元前278年攻破楚都郢，又于公元前260年坑杀赵兵四十多万于长平。此后，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山东六国，公元前221年最后灭齐，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历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上面简单的叙述使我们看出，战国时期既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又是由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流，为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世就把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二百多年的战争时期称为“战国”，而把互相攻伐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叫作“战国七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