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人。是著名的唐代政治家，有唐289年与房玄龄齐名的宰相，也是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首。
狄仁杰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其祖最早可考是南北朝时期陇西羌族的首领，东魏时作为驻军将领举家来到太原。其后则世代以“太原狄氏”自居。到唐代，狄仁杰的祖父狄孝绪曾任过太宗时的尚书左丞；他的父亲狄知逊曾任太子东宫内直郎以及夔州长史等职，最终大约也就是一个从五品官员。然而，生了狄仁杰这样一个儿子应该说是这位从五品对大唐最大的贡献。
狄仁杰少年时期即以聪慧与沉稳著称。《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了少年狄仁杰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们家里一个门人被杀，县吏前来破案，家里的大人们都被叫到前厅问话去了，只有少年狄仁杰一个人在书房里继续读书。县吏很生气，或者说是有一点好奇，于是问这个孩子：“你为什么不去回答问题，难道你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吗？”狄仁杰正襟危坐，一本正经道：“我正在和书中的圣贤对话，哪有时间和你这样的俗吏说话呢？”这段记载虽然只有短短几十个字，但你看这小小狄仁杰，不是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那么一种沉稳与敏捷的思辨了吗？大约高宗显庆五年（660）的时候，狄仁杰参加朝廷组织的明经科考试，一举得中而进入了国家的“公务员”队伍，先是出任一个小小的官职，叫作汴州判佐，一年后就在时任宰相阎立本的推荐下调任当时大唐第三首都并州府担任法曹参军，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十多年，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的时候调入长安成为大理寺丞，也就是相当于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说，狄仁杰在官场的快车道由此开通，此后几年，几乎是一年一个新岗位，当然狄仁杰在他的每一个新岗位上都取得了一般人不可能取得的成功，因而也受到最高统治者唐高宗和武则天的青睐。狄仁杰在他的宦海沉浮中虽然也曾有过曲折甚至到了几乎丢命的地步，但他总能遇难呈祥的经历不可否认与武则天和唐高宗对他的信赖和庇护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种大的政治形势下，狄仁杰成为高宗和武则天最信任的救火队长，哪里有困难就把他派往哪里。而狄仁杰也总是能够很好地把控形势，不仅能为朝廷灭火，而且能够为他所到之处的百姓们造福。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狄仁杰无愧于一位爱民如子的清官好官。现在，我们不仅能够从《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看到一系列确凿的证据，而且也可以从狄仁杰为官当政过的那些地方的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中得到些印证。有一件事情就特别具有说服力。狄仁杰为官一生，从无劣迹可寻，更无任何的恶政记载，反倒是在他生前就有并州、宁州、魏州、彭泽四地的百姓为其建了生祠，树了功德碑。不要小看这些“民间”的举动，事实上，在唐代为官员建生祠、竖功德碑之类的事情并不是纯粹的民间行为。按照《唐律》，凡地方有为官员建此类表彰功绩之建筑物的，县必报州，州必报朝廷，最终是要高宗和武则天这“二圣”审阅通过才可实施的。其间一旦查出有虚报事迹、沽名钓誉者，轻则罢免，重则杀头。所以绝少有人敢于冒犯这款天条。也就是说，狄仁杰的政德，不仅是得到了百姓的普遍赞誉，也得到了官方包括高宗和武则天这两位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因为狄仁杰这个“清官”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清廉而已，他的清与勤，更体现在其真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上。狄仁杰所到之处，总能给当地带来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法制的彰显，经济的繁荣。所以，狄仁杰在宁州时朝廷前来视察工作的大员要禁不住感叹：在狄仁杰治下，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所以在狄仁杰去世之后，武则天要呼号：“朝堂空矣”“天何夺我国老早矣”。
狄仁杰的不朽，同样体现在他的政治抱负上，同是著名政治家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对狄仁杰的评价可谓集中而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商有三仁，弗救其灭。汉有四皓，正于未夺。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愬大川以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一朝感通，群阴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发灵，万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狄仁杰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积极严密的组织措施成就了他的弟子和学生，以张柬之为首的神龙五相在狄仁杰逝后五年得以实现大周与大唐两个皇朝之间的替换，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狄仁杰无愧于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和缔造者。
一个人，当他去世之后，他生前的业绩如果能够影响后人十年，那他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能够影响百年，那他简直就是一代伟人。而狄仁杰则是那种影响了整个大唐至少一百年的伟人。然而，我们还要说，狄仁杰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又何止区区百年？想想范仲淹，想想那矗立在彭泽古县的“三绝”之碑，难道亲爱的读者您就不能由此产生出一些绵长的感叹吗？更何况，当狄仁杰故去将近一千三百年的时候，荷兰人高罗佩的横空出世更使狄仁杰这个名字走出中国，走向欧洲，走向世界，成为足以和大侦探福尔摩斯相提并论的最为睿智的中国人。而这，即使狄仁杰再聪明，大约也不会有此先见之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