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石就像储备已尽、后援又断的极地探险者一样，调动身体中仅存的体能，向家的方向艰难地跋涉着。
街道两边尽是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宾馆。但它们对他根本没有吸引力：商店并不吸引人，它吸引的是人口袋里的钱。当你的兜里没钱时，就像磁场失去了一个极一样，引力就荡然无存了。走着走着，他觉得累了，就在一幢没人进出的大厦门前的台阶上顺势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梅”香烟，拆封抽出一支点燃。
就是你小子，害得我起码走了三公里。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并把它咽下去憋着，直到丹田有了反应，才把黄浊的烟雾喷射出去：刚才他在小卖部里，用最后的两块二毛钱中的一块七，买了这包烟。剩下的五毛钱准备用来买车票：个人经济和国家经济不一样，它不遵循凯恩斯理论，绝对不能出现赤字，你必须随时准备支付现金。可谁又能知道地铁的票恰恰从今天起，上升到了一块钱。于是只好重新爬到地面上来，步行回家。
烟抽到一半时，一个穿着和法国将军一样的警卫走了过来，用警惕的眼光扫了他一眼，然后迈着有力的步伐踱了回去。不一会儿，又踱了过来。
方若石仿佛听到他身上的各种零碎装饰和两个睾丸在一起互相撞击的声音。身体语言在某些时候比口语要有力得多。对于敏感而有文化的人更是如此。他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几步又站住，很想把烟头扔进门口的石头狮子大张的嘴巴。但终究没能完成。
如果在二十年前，我就一定会这样做！如果有人来干涉的话，方若石回头看看又站回“海外银行”锃亮的铜牌下的忠诚卫士，那他就一定会和狮子一样地张大嘴巴，不同的是嘴里的牙齿会少掉两颗。但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和任何人、任何事物争斗的兴趣：二十年的时间什么磨不去？！
他所谓的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那年他刚十八岁，正把口琴、《外国民歌二百首》和一些旧衣服胡乱塞进一个柳条箱和一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字样的旅行包，准备启程去陕西插队。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长满络腮胡须的派出所片警，把属于他的那页户口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瞬间时自己那股高兴劲儿：从此“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再也不用受在大学里当教授的父亲和在医院当大夫的母亲的监督和指导了——有这两种职业的人，管制起人来真叫无微不至。
可到了那个只能老毛驴单骑行走，方能抵达的小村庄后，没用了一个礼拜，他就明白了“没人管”的滋味。与此同时，他萌发了回北京的念头。
菲律宾的马科斯、伊朗的巴列维在顷刻之间失去他们的王朝，可他们花费了毕生的精力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二十年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好像在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复辟工程”——起初动因是理想，后来纯粹是惯性。
要疏通的关节实在是太多了：陕西的工作单位、北京的街道办事处、公安局、人事局……每个地力都需要润滑 —— 润滑是什么意思？不说人们也明白。
他艰难地挣扎了很久之后。终于得到一个“你只要找到单位，其余的就可以办”的允诺。
找单位是比找媳妇还困难十倍的事：你找媳妇，媳妇也在找丈夫——虽然这个丈夫不一定是你。但你起码可以这样认为：所有在你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是你潜在的对象。而目前的单位是谁也不想要。我国的人口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当你没有好文凭、硬靠山时，越发如此。
“为天有眼兮，何处我天南海北头，为神有灵兮，何亟我越荒洲。”一次酒后，他大颂此诗，并摔杯准备就此罢手。“千里跋涉都过来了，就剩这一跳了。”大病初愈的妻子邱圆用“鲤鱼跳龙门”的寓言压迫他。“北京比俺们县好多了。”已经追随他在北京寄居一年的孩子也如是说。
虽说童言无忌，但这“俺们”一词深深地刺痛了他：普通话说不好，实际上是一种残疾。再说上了贼船就下不来，如果下的话，他面前立刻浮现出县立中学同事们带有深刻讥笑和虚伪同情的面孔……所有这些因素组合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一个月前，他先找到了一个允许他暂时存放工作关系的单位，然后靠着这根稻草，让户口复了位。
户口一到位，原来单位的工资立刻就没有了。存折上的数字很快就和国家的财政同步，开始“红”了起来。
“你去找找以前的同学试试。”邱圆提示道。
“你能想到的方法，我早就想到了。你以为求人就那么容易？！”他立刻反击。他少时就读的学校，是北京一等的好学校。这里的学生如果不是父母亲的级别顶高的话，就是学习成绩顶好。所以哪怕就是在此上过一天学的人，都引以为骄傲。就在去年，该学校出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国家的未来》。当时还有一本《校友通讯录》和一封约稿信，寄到他父亲任教过的Y大学，然后又从那里，辗转到了陕西。
他当然没有写稿，也没有回信。世界上所有的外交，说到底都是实力外交：没实力哪来的外交？你总不能在上面写：方若石，男，四十岁，外省某县立中学教员。
不过他仍然买了一本《国家的未来》。
他正想着，一辆足有七八米长的美国车，从他身边慢慢开过。车里溢出一股古巴雪茄、法国香水和高级皮革的混合味道。然后从车上飞出一个女式“摩尔”烟头。
方若石望着那烟头，做出了决定：明天丢弃脸面，去找自己的老同学。
当这个决定做出之后，他觉得自己甚至不如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幸运。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没有责任，而他有。
正当方若石像田埂上坐着的老农一样坐在“海外银行”的台阶上休息时，一辆“奔驰”车正沿着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公路盘旋行驶。车上坐着的是国际商业银行远东分部经理马克·波斯特。
国际商业银行创建于一九七二年。开始时它只有一千万美元的资本，而如今它已经是拥有二百多亿美元资本的全球性银行集团了。
马克·波斯特一九四一年出生于德国。一九六一年慕尼黑商学院肄业。他先是在一家中等的公司干低级职员，因为精明强干，很快就被提升。但后来因为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使得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到一个美资石油企业供职。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闹得最厉害时，他进入了国际商业银行。
在国际商业银行里，他很得总裁哈桑·阿贝迪的赏识，被飞快地提升起来。哈桑·阿贝迪是一个巴基斯坦银行家。是什叶穆斯林派。他浓眉大眼，高鼻阔嘴，爱戴宽边眼镜，双眼炯炯有神，令人一望即知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欲望非常强烈的人。他一直以自己有力的铁腕统治着这个金融帝国，使其蓬蓬勃勃地发展到今天。
此刻马克·波斯特正行进在向他汇报的途中。
国际商业银行是在卢森堡注册的，但它的总部却在瑞士。银行的注册和远洋货轮的注册一样，哪里方便就往哪里去。它之所以选择卢森堡，是因为这里的法律比较宽松，税收低，金融管理的机构小、人手少，对外国银行业务疏于监督，漏洞较多。
马克·波斯特在车上也没有闲着：袖珍的传真机，不停地输送出各种信息。他接收它们并做出反馈。
如今一笔典型的电子交易所需要的时间仅仅是三十秒到四十秒之间。它的风险主要来自骗取授权、数据线路的干扰、人员的不忠诚和物理渗透。电子货币不光在形势上超越了旧货币，还带动了革命：窖藏现金不仅是可笑的还是愚蠢的。钱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该高速流动的东西。
马克·波斯特面对大量涌出的信息，一点不给人以应接不暇之感。或者换句话说，他很喜欢这种信息的泛滥。他认为信息泛滥和通货膨胀是一种东西，如果你能很好地了解它，就能掌握它、驾驭它，并从中获得好处。
车停在一幢外表不很壮观，但戒备森严的别墅前。马克·波斯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
车顺利地通过大门后停了下来。哈桑·阿贝迪有一个规矩：任何人都必须在此下车，然后步行一公里的路程，到达中心房间。
马克·波斯特充满自信地在这段路上走着。他始终都相信哈桑·阿贝迪喜欢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他之所以设计这一公里步行路，就是为了消灭一般寻求投资者、来汇报的下级职员的自信和强烈的投机精神。他还相信哈桑·阿贝迪和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
在京门饭店七楼的一个套间里，彭小彭正从办公桌里往外掏东西。东西很杂，有印刷精美的广告宣传品、财务文件、请帖、单据、从来没用过的笔记本。另外还有各种圆珠笔、打火机、抽了一半的香烟。
“你把它们能烧的烧、能扔的扔。”彭小彭吩咐伍勤。
伍勤听话地把纸张都放进碎纸机里，然后把剩余的硬性东西收拾进一个大塑料袋子里。
“如果你看见什么能用，就留下来自己用。”彭小彭认为自己有必要说一句，如果他不说的话，伍勤一定会把它们统统扔掉。
伍勤点点头，把东西背了起来。
“你就像基督山伯爵的哑巴仆人。”三个月前，彭小彭成了N国人。也就是说他买了本N国护照，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此护照的编号是：N-17，意思是“归化N国人”。这种护照比PE-11要好。因为后者是“外国N国人”，也就是“编外N国人”的意思。
大约一年前，财政困难的N国政府向海外发行这两种护照。前者值一万美元，而后者只要三千美元。
彭小彭毫不犹豫地买了前者：如果你的手里有足够的钱，那就买最好的东西。
有了护照，彭小彭决定到外面去闯一闯。第一站就是香港：因为如果到欧美，他的语言不通不说，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买卖看上去做的是钱，而实际上做的是关系。而香港除去一些他平时积累的商务关系外，在香港的中资机构中，他也有许多熟人，比较容易打开局面。至于局面打开了以后怎么办，他暂时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一是杀向东南亚；二是返回中国大陆。
如果是前者，我也义无反顾。因为在大陆上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东西和人——在闪动这个念头时，早已和他分居的妻子根本就没能进入他的感觉系统——只是眼前这个人，他看着默默收拾东西的伍勤，多少还有些牵挂。
听见声音的伍勤，依然用宽阔的背对着彭小彭。他是个足有一米八的大个子，脸上有一道横行的伤痕。就是这道伤痕，使他变得相当内向，不愿意面对任何人。
“你看过《基督山伯爵》这本书吗？”彭小彭问。伍勤摇头。
“你倒是给我说句话啊！”伍勤追随彭小彭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而他自觉今天第一次产生和他谈话的念头。
“他是哪个公司的？”伍勤很费力地说。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不说话，他的说话功能就会退化。
“算了。算了。”彭小彭想起上次问他看没看过《红楼梦》，伍勤也是想了半天后问：是不是一盘带子？
“扔完东西，你叫瓶酒和几个小菜来。”
伍勤还是没行动。
彭小彭不耐烦地催他快点去。
“多少钱的？”伍勤闷声闷气地问。
“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和最好的朋友喝。”彭小彭这才想起少发了一条命令：伍勤执行起命令来，和电脑很相似，如果你输错了一个字符，它就会认为指令非法。
“最好的酒是不是‘二锅头’？”伍勤问。
“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彭小彭挥挥手，“就来‘二锅头’好了。”他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钱对他来说，只是权力的外化：有了钱你就可以购买你想买的东西、指挥你想指挥的人。也就是说：钱是一种应该赶快使用的东西。而即使是一瓶最普通的法国酒，其价格也等于一箱“二锅头”。可伍勤就是喝不惯法国酒。一次他请伍勤喝“路易十三”，伍勤喝了几口后就不喝了。他问为什么？伍勤半天才说：“不好喝。”他立刻教训道：“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某次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交响乐，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讲演，他说：‘交响乐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如果你说不好，就证明你没文化的东西。’法国酒也同理可证。”说到这，他觉得这话有些超出伍勤的理解力，就改说大白话：“一种东西如果别人都说好，你就也一定要跟着说好。否则就说明你特别土。”他说过这话之后，伍勤果然在每次应酬喝法旧酒时，再不说二话。但喝的样子看上去煞是痛苦。某次彭小彭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问：“你喝这东西是什么味道？”伍勤喃了好久，才寻找到一句形容词：“和感冒时喝的止咳糖浆一样。”彭小彭听完之后大笑，从此不再强迫他喝。
伍勤走后，彭小彭把里屋卧室的两个大枕头放在地上，与沙发垫子配合成符合人体曲线的模型，然后躺了上去。
他一九五一年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军人家庭。其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学院的院长，军衔中将。中国军事院校的官员的级别都非常的高，因为这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而要想抓住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毛主席很早就英明地指出：路线确定了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彭父早在古田会议时期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又与刘伯承等一批中共高级将领一起，被派到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三十年代，他一直在红军和八路军内供职，战功卓著，由团而师而军。四十年代初，他作为我党的军事代表派驻前苏联。一九四三年他带领一批在前苏联学成毕业的飞行员取道新疆回国。
当时统治新疆的是军阀盛世才。盛这个人是老谋深算之徒，向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并著有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书。可这时他看到前苏联危机，蒋介石又大举进攻解放区，就决定叛变。于是彭父就和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等一百多人，一同被扣在新疆的监狱里了。狱中成立党小组，他们四个就是负责人。
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蒋开始把新疆“党化”。随着这个进程，盛世才把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一个一个杀害了，等轮到彭父时，中央命令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情况下可以自首出狱，他也就出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彭父先是在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当武官，一九五八年回国后，一直在陆军学院任职。
“文革”开始没多久，由黄永胜签发逮捕令，他被抓入狱。这一抓就是十年。出来之后，这个几乎快把“牢底坐穿”的人，已是疾病缠身。彭父临终前，彭小彭为了父亲那笔当时看来为数甚巨的补发的工资，和哥姐们大吵大闹——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当然不是一个母亲——最后他那把不用上肥皂、热水就能刮胡子的伞兵刀都出动了。
彭父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序列在彭小彭之上、年龄范围广阔的子女们说：“你们不是有业，就是有家。我看把钱给了小彭吧。”
七十年代还是一个传统道德没有完全被取代的年代，老父的话虽然不能说一言九鼎，作用还是有的。彭小彭经过一些挫折，最终还是把钱拿到手。
他并不是如一般人印象中的花花公子：少时优良的教育、“文革”时由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的荫护，没有和方若石他们一样，去农村插队，而是先参军——当然尽管“文革”派看上去法力无边，但军队还是相对独立的——再上航校。航校虽说只是一个中专，但毕竟是在上学、读书，和“种地”“做工”之流，不可同日而语。所有这些，再加上他们家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他的个人才能、智力和几万块钱的资本，就具备了先决条件。
他先把父亲的钱投在机电行业，然后又转向办公自动化。八十年代的冰箱、彩电热，中期的电脑热，一浪一浪，全都赶上了。很快就积聚了数百万元。当有人问他其中原因时，他总是说：“仅仅是凭借良好的感觉而已。”
“感觉”只不过是彭小彭的一个幌子罢了。他并没有把自己觉悟并严格遵循的商业铁律说出来：任何行业的利润都是从零到最高值，然后又从最高值返回零。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以电脑为例：在北京有十家电脑公司时，一台电脑能有一万元的利。而当北京有一千家电脑公司时，每台电脑能得的利就只有几百元了，因为市场的总份额是一定的，也就是说：蛋糕只有那么大。所以应该在某些行业还正在半坡时，就做转向准备，一旦它达到顶点，就立刻抽出资金投向新行业中去。他并没有上过任何的商业学校，更没有工商管理方面的学位。这是从惊人的商业直觉中提炼出来的朴素真理。有许多平庸的商人，不知道吃过多少回亏，仍然不能总结。
伍勤把“二锅头”酒和菜都拿了上来，然后进卫生间把客人用过的杯子洗干净。
“几度投资，几度经营。”彭小彭语义不清地在回忆往事：这是一个移动前的必然反映。
伍勤把一瓶酒分到两个杯子里，没有任何反应。
彭小彭把酒杯端起来。
伍勤也跟着端起来。
彭小彭一口干了。
伍勤也跟着一口干了。
“你怎么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去香港、和去香港以后是什么打算？”彭小彭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尤其在喝酒时更是如此。
“您的事情我不懂。”伍勤老实地回答。
“你确实不懂。”彭小彭想起在年初被抓进检察院的老牛。
老牛不能算是他的朋友：在生意场上是没有朋友的，是朋友就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做生意。利益和友谊有着不同的单位：一头牛加上一辆汽车等于什么？他不过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伙伴而已。此人的买卖模样不小，场面也铺陈的相当豪华，然而他却有着一张秦城监狱一般的嘴巴。但某次酒后他还是说：“在中国只有两种人好做生意：一种是国家的代表，规规矩矩地做，自己只用不拿。另外就是有外国身份的人，从打有义和团起，外国人就比中国人吃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停了一会儿，老牛又哆嗦着说：“有时我好怕。”
他诧异地看着老牛：他怕的是什么？此人虽无家庭背景，刚上商场时，确实是两眼一抹黑。但他敢使钱，也懂得使钱的人：一般人从银行里贷来二十万块钱，顶多拿出其中的一两万块钱送人，而他却敢拿出十万。甚至十五万送人。因他用钱开道，两眼雪亮。到纺织部门、机电部门拿个批件，如同从自家的保险箱里往外取东西一样的方便。
“你们永远不会懂我的心态。我和那些当权的人，没有任何家庭、血缘方面的关系，我只是靠钱。所以在我有钱时，什么都好说。你也是个玩钱的人，还不知道钱是怎么一回事？就像玩五个球的杂技演员，只要有一个球接不住，就会都玩完了。所以，赶紧趁有钱时，弄一个身份来。”
老牛讲完纯理论，又以故事作例证：“一个英国商人、一个法国商人和一个中国商人在一起侃什么是幸福。英国商人说：幸福就是你在一次艰苦的商务谈判后，真皮包里夹着一份签订的合同，在一个阴沉沉的傍晚回到家里。家里已有一套柔软的睡衣、一双在熊熊的壁炉旁烘热了的拖鞋和一个满脸笑容的妻子在期待着你。法国商人立刻就说：你也太不罗曼蒂克了，幸福其实是在一次商务旅行中，你遇到一个有着强烈热带风情的女子，和她愉快地相处了一个月后，毫不遗憾地分了手。中国商人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幸福就是你在甜蜜的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敲门声给惊醒了。你开门一看，发现是检察院的检察官领着一群法警。为首的检察官拿着一张《逮捕令》说：老马，你因为在商业活动中违背国家法令而被捕。法警跟着就把亮晶晶的不锈钢手铐亮了出来，准备送你一副银手镯。这时你非常镇静地告诉他们：对不起，老马住在隔壁。”
老牛这个故事虽然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但他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可一年之后，老牛就因涉嫌到一桩大案中，最后被投进监狱。老牛一进去，他马上就懂了：自己虽然背景比他好，也不像他一样为所欲为。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再加之，最近的市场远不是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已经渐渐地规范起来了。如果不能直接和境外联系起来，而通过一些中间公司进货，就连费用也赚不出来。
基于以上两点，他很快就下决心更换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和他原来挂靠的单位脱离。挂靠是一个由中国人独创的奇妙概念：一家纯粹个人所有、经营的公司，为了方便——很多单位为了避免嫌疑是不和所谓的“个体户”打交道的——而挂靠在某个单位，只要每年给这个单位一定的管理费，就可以使用这个单位的名义、账号。但这样做，你虽然在生意方面有了方便，但你这个单位从理论上说，仍然是国营的。这在钱财使用上，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一切决定都是在半年前做出的。就在这半年中，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做出了严惩腐败的决定。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根本就没有波及他。
因此彭小彭对自己的决断力很是欣赏；在这方面，他自认为很像父亲。看来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也是能遗传的。他事后对人说：“一个人比一个人聪明不了多少，有的时候只要比别人早行动一天就行了。”
“你倒是和我说两句话啊。”他的思路又回到了眼前。
伍勤先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干，然后费力地说：“祝老板一路顺风，万事如意。”
“像他妈的过年话。”彭小彭也把杯中的酒喝干。
伍勤是彭老将军勤务兵老伍的独生子。老伍除去彭老将军在前苏联和坐牢期间外，从红军时代起，就一直在老将军身边当勤务兵。新中国成立后才成的亲。所以伍勤在一九五二年才出生。老伍没什么文化，评军衔风一起，彭老将军就欲将其外放。他不肯。老将军说：“你如果总在我身边干，怕是少校也评不上。”彭老将军知道内部有一个规定：红军不下校，八路军不上将。也就是说：只要你是现役，红军干部最小的也可评一个少校，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最多也是大校。但他没把这话告诉老伍，他一向是个说得少、做得多的人。可老伍固执地认为这些全扯淡。最后老将军只好命令他。可他下到基层当团政委不到三个月，就跑了回来。问他原因，说是和团长合不来。到了评军衔时，彭老将军先是派秘书，然后又亲自出马，三上总政，才给老伍弄了个中校。
得了军衔，老伍挺高兴，每天都穿戴整齐，并把三级红旗勋章、三级独立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都别在衣服上。有一次老将军开他的玩笑：“把我的勋章借给你别吧！”老伍吓得赶忙摆手：“我要是别上一个，就得损阳寿十年。”军队勋章的等级是很严格的：如果你在红军时期连以上、抗日时期营以上、解放战争团以上，那你就能分别获得一级红旗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以下二级、三级，以此类推。
老伍在一九六六年因长期饮酒引起肝硬化而去世。临终托孤，老将军自认为责无旁贷，就把伍勤收养在家，说是当儿子待。
说是这么说，但真儿子和假儿子从本质上讲就不一样。再加上伍勤的学习成绩不好，每个学期末了，老将军都要派秘书去和学校说，这样他才勉强上了初中。
伍勤的学习不好，但在技击方面却很有天赋：他先是和警卫班的战士学，等把他们都打败后，就拜学院的格斗教练为师。他一点就通不说，还臂力过人。一次放学时和三个小流氓打起来，把三个打得都住了医院。老将军大怒，从此禁止任何人向他传授任何格斗技术。可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本书，依图练起“铁砂掌”来。他先是拍铁砂，然后就竖起五指往铁砂里插，弄得两手血肿。彭小彭看了心痛，拿过书一看，才知插、拍之后，应该用以藏红花为主的中药煎熬成汤洗手。就问他为什么不用？伍勤答曰：“没钱。”
彭小彭当下慷慨解囊——严格地说，这也谈不上慷慨解囊：老将军是六级干部，每月工资四百元，这在当时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再说那会儿虽说实行了薪金指定制，但供给制的遗风依存，需要什么东西，和生活秘书说一下，就会自动出现。大河有水小河满，彭小彭每月的零花钱也都在几十元以上。所以一下子就给伍勤配了够用一年的药。
因为有了药，彭小彭就和伍勤一起练上了。但练了没两天，他就坚持不住了。
“您是少爷身子少爷命，就不用练这个了。有用得着的事，我替您上就是了。”伍勤称呼彭小彭，和老伍称呼彭老将军一样，从来就是使用“您”字的。
有了这个台阶，彭小彭顺着就下，从此不再问津。
“文革”中彭小彭去当兵，本来也想把他带去。但是接收他的那个兰州空军的副司令表示：“要你一个已经很困难了。”于是只得作罢。
对此伍勤却认为没什么：“反正老太太还在北京，得有个人照顾。”他倒过来安慰起彭小彭来：“我爹老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倒不是说村子搬了家，而是河水改了道：它先是从村西流过，后来改从村东流了。”他认为这是很深刻的道理，解释完后说：“你放心去吧。”
伍勤一直把彭小彭送到兰州。一到军区招待所，就遇到一批海军司令部的子弟。这帮人和彭有前仇：“文革”初起时，中学生队伍中，基本上还是以出身和思想来分类的。这个时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造反”——也就是“砸碎”和“破坏旧世界”——他们尺八无字红绸袖章一戴，飞鸽锰钢自行车一骑，冲机关、斗干部——冲到后来，非国务院机关冲着不过瘾；斗干部也是非部长以上斗着不来劲儿。当这个使命完成之后，他们就自动“失业”了。
其后这个阶段中，中学生的群落开始分化瓦解，并重新组合。其分类依据主要是家庭、地理、学校、年龄。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他们没事飞掠别人的据说雪花在其三尺之上就会自动化掉、价值昂贵的水獭帽子，或拍戴拉毛围脖、穿半高腰皮靴的“婆子”。再不就是男读《基督山伯爵》女看《飘》，或混听“梁祝”。
在这个“咸阳游侠多少年”的时期，势力最大的就是军队子弟。其原因就是他们“后顾无忧”：如同神父有忏悔室、医生有门诊部一样，自从有军队起，就有军营。军营的门口，最少也有两尊门神一般持枪、笔挺、红色领章红帽徽的岗哨，足以使得一般人望而却步。仅此一条，就使得他们自成体系。
但用毛主席的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 百怪。军队子弟之间，也经常有摩擦。在一次著名的械斗中，以彭小彭为首的“学院派”，把“海军派”给打败了。这次“海军派”的骨干，与他兰州遭遇，自然不肯罢休。他们先是在饭厅里寻衅。
彭小彭虽鲁莽，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还是懂的，被泼得一身汤汤水水地回到了宿舍。当他正在刷洗那身心爱的“将军”呢时，出去给他买营养品的伍勤回来了。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他先到饭厅，“海军”们还在喝酒。他上去一掀桌布，来了个“天女散花”，然后挥掌在桌子当中一拍。当时的桌子不像现在的桌子是钢木结构，而是用一寸厚的原木钉成的。样子不好，但很结实。然而它在伍勤“铁砂掌”的重击之下，居然从结合部分开了。
他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就返身出去了。
“海军派”们回过味来，吵吵嚷嚷地回房间里取出战功赫赫的弹簧车锁、匕首挥舞着冲向彭小彭居住的“首长院”。
所谓的“首长院”，不过是一排带个小花园且比较幽静的平房而已。他们一进院就全都愣住了：只见在漫天白雪中，伍勤正光着身子，用花园的浇水管洗澡。他没有一点点怕冷的样子，浑身的肌肉一动也不动。如果去掉背景的话，只能从嘴巴呼出和头顶冒出的丝丝热气才能判断此刻是零下十五度左右。
如同一个人看见美女自然流连、看见墓地自然肃穆一样，“海军派”们看见这尊“雪中裸澡”，自然也就知难而退了。
到了晚上，“知难而退”演变成“化干戈为玉帛”：“海军派”们设宴宴请彭小彭与伍勤。
在宴会中，伍勤再展雄风，喝了一斤“兰州白酒”居然没有半点醉态。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曰之为上。此战奠定了彭小彭在兰州的地位。
彭小彭航校训练完后，在兰州空军一干就是八年。虽然他在副营职的位置上，为欢迎来检查工作的一个副司令，打扫机场的积雪时，几次因没扫干净受到批评后，一生气就下令把“歼六”从库里开了出来，围机场绕了几圈，利用发动机的强大推力，把雪吹了个干净。为此，他受到了降职处分——飞机的发动机是以小时计的，飞够若干小时不坏也得换——但后来还是随着老将军的复出而恢复了。
在这八年中，伍勤一直在北京一个油泵厂当钳工。虽然他的技术相当不错，但因照顾彭母而经常缺勤，所以到头来还是个二级工。
“春江水暖鸭先知”。彭小彭转业到某个国家机关没几天，就停职创办马力特别开发公司。他当时有这样一个理论：天下就是我们的父辈打下来的，与其让别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发财，不如我们自己来干。
他在开张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伍勤。当时伍勤很有些犹豫：他认为自己不是干买卖的料，更何况自己的年龄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有一份稳定的职业，积攒几个钱好成个家。
彭小彭让他放心：“我敢保证你的工资永远是八级工的两倍。并奉送你一份足够娶两个以上老婆的钱。”
伍勤相信了彭小彭的保证。彭小彭也确实履行了诺言：商业利润远远大于实业，工资在其中只占很小的部分。
大约在伍勤加入马力特别开发公司一年后，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个难题：原来在油泵厂一起干钳工的对象，缠着要和他结婚。他应付不了，就向彭小彭请教。
“如果你不想要她，就坚决不要。”彭小彭的回答很干脆。他知道一下子上了好几个层次、又在如云美女中穿梭久了的伍勤，是再也看不上她了。
“但，但，但…···”伍勤但了半天也没“但”出个名堂来。
“但你已经和她睡过觉了是不？”彭小彭笑问。他虽然不很清楚内幕，但他从伍勤看女人的眼神中，就知道他是一个生命力相 当旺盛的人。
伍勤非常难为情地点点头。
“只要不是强奸，那是双方都获益的事，你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彭小彭用在当时看来非常现代化的伦理观来开导他。
“可她说如果我不要她了，她就去死。”理论对伍勤没有什么作用。
“‘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女人惯用的手段，不要去理她。”彭小彭用一副“阅尽人间春色”的权威姿态说，“女人怕什么？怕的就是不负责任。”
“可她说要来咱单位闹。”伍勤为难地说。
“咱单位！”彭小彭大笑不止。“我告诉你，咱单位是个现代化企业，和你原来的那个破单位不一样，没有什么纪律检查机构，从来不干涉雇员的私生活。所以你让她尽管来闹好了。”
伍勤感激得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这个“她”果然来到了马力特别开发公司“闹”，并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但每次彭小彭都让伍勤成功地躲开了她，由他一个人独自对付。
伍勤很是不安，但彭小彭说：“二鼓衰，三鼓竭。我看她已经没什么劲了，顶多再闹上它三两次就完了。”
果不其然，当她最后一次集合她的兄弟们，把马力特别开发公司的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之后，再也没来过。
“您看，她把您的公司砸成这个样子。”伍勤边收拾那些粉碎的捷克玻璃器皿、重度刮伤的檀木办公桌、骨折的椅子。他虽然恨“她”，但念及往日种种，恶毒的词汇还是说不出来。
“她顶多砸了我的办公室。”彭小彭拍拍伍勤的肩膀，“公司她是砸不坏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是人。有了你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咱们弄不来？砸了，砸了咱们再闹它一套不就结了？”
伍勤差一点就给他跪下了。
彭小彭知道这笔感情投资到了位，回报是不会小的。
“我到了香港之后，这里可全靠你了。”彭小彭给伍勤斟上酒。
伍勤的嘴巴动了动，但没出声。
“你是想说：马力特别开发公司办公室一关，公司就不复存在了？”彭小彭为了节约一些费用，把公司的办公室由原来的五间压缩成一间，人员也精简到只剩伍勤一个。
伍勤点头表示彭小彭猜中了。
“现在咱们的办公室是小了、人员也少了。但咱们马力特别开发公司的牌子还在。以前打仗时，一个部队被敌人包围了，没几个人冲出来，但只要这个部队的军旗还在，它的建制就不会被撤销。以后我一回来，只要手中有钱，人还不好找？房还不好租？”
伍勤还是似懂非懂。
“我顶多走上几个月，如果你在这里待腻了，过些日子我想，办法把你也弄去。”
“我不会说英文，也听不懂香港人说的广东鸟语。就在这给您看家吧。”伍勤举起酒杯。“祝老板一路顺风。”
他本来想说一句更动人的话，可生是想不起来，于是只好重复一遍刚刚说的话。
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人们纷纷涌出区政府的大门。厉法从六楼资料室里挟着一大叠资料，下到三楼，拐进挂有“副区长”招牌的办公室里。
他和彭小彭、方若石是同班同学。今年已四十出头。但从外表看，他比方若石年轻，比彭小彭结实。
他出身于一个中级干部也就是司局级干部的家庭——北京所谓的中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级”。因为北京的干部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在外地称之为“高于”的地市级，在这里连辆车也没得坐。对此厉法有个深刻的体会：“地市级”和“司局级”，这两种叫法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市长，以至于县委书记、县长都是“官”，党、政、军、司法都管；而司长、局长则是“吏”，只能管辖某个单纯部门的一个分支。当然这些体会他不会对别人说。“文革”前上初中时，他就入了团，并很快当上了初中支部书记。“造反”初期，他是个“保皇派”，虽然也抄过一些人的家，但不是很积极，自认为和任何人都没有深仇大恨。
后来他第一个报告去插队，并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这个要求被顺利允许，他就到了方若石所在的那个县。在“广阔天地”里，他依然是插队青年的杰出榜样，甚至代表陕西省八万知青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和戴着白毛巾但抽“牡丹”烟的“永贵大叔”签订了一份题为《扎根农村五十年》的合同——自然当时不叫“合同”而叫“协议”——但三年后，毛主席京城再发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他再次马上响应，并顺利推荐到北京工业学院。
很多人，这当中也包括方若石，都认为他是投机。但又无法从逻辑上找出错误：哪一回他不是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这一次也是为了完成“上大学、管大学”的政治使命而去的。县里给他们这批派去占领上层建筑的“首届工农兵学员”举行了非常热烈的欢送仪式。在此仪式上，他声泪俱下地表示学成之后，一定再回来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
但毕业后，他就被留校当了教员。任何人也没想起他当初的誓言：没有什么比群众更健忘的了。
他只在学院待了一年多，就坚决要求下基层锻炼。领导上先是表扬，然后就批准了。于是他去了南口一个大兵工厂。兵工厂的领导让他去技术科，但他要求去车间。
在车间他当上了班组技术员。这一干就是三年。
在这期间，他工作得非常认真，每一张图纸，哪怕是草图，他也画得一笔一画的。每天别人下班之后，他就把车床擦洗得一尘不染，地也扫得干干净净。起初别人还嘲笑他，认为他在哗众取宠，但慢慢地大家都习惯了。以至于他去结婚度蜜月的几天中，班组里的工友们看着渐渐肮脏起来的地时，深切地怀念起他来。
如果说以前他的行为中有随波逐浪、投机取巧的因素的话，在这个阶段，他完全是主动的，所有的决定都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支持他的是这样一个想法：中国实在是太乱了，然而乱极则治。等到治时，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文化和实践经验的人。具备知识文化的人不少，有实践经验的人更多，但二者都有的人，却没多少，而我就是。
他这种即使现在看起来依然深刻的想法，一方面来自他读书的体会：插队前，他就读过《赫鲁晓夫时代》《新阶级》，当然还有毛主席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他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为了应景而读，而是真的读。读后他深感毛之伟大：只有他，才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和该如何管理。插队中，他读得就更加庞杂了：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他是一个读书为用的人，勤于思考又能结合实际。所以没有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成为“书本读得越多越愚蠢”的纯知识分子。
另外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父亲作为一个党内知识分子，参加过很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当然在这过程中，他根本无法闪现自己思想的光辉。但当他得知自己得了肝癌后，把化验单藏进口袋，就对唯一的儿子以讲座的方式，一讲一讲地从共产党的诞生讲起，一直讲到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的伟大和错误——后一点在公元一九七六年前，是非常可贵的。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讲也需要相当的勇气。所有这些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自然也就奠定了他的行为基础。
他的这个想法和现在一些情况非常相似：有的人有梦想，但没资金；有的人有资金，但没梦想。如果你两者都有的话，你就是一个发大财的人。
由于他办事一丝不苟的态度、处理事情的公平和杰出的组织能力，一九七七年他就成了生技科长，再一年就成了副厂长，然后是市国防科工委办公室主任，市经委业务部部长。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
在就任业务部长时，他作为中方代表团的随员，一次和一个世界银行组织的多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欲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方却不太积极。“日本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样一个说法不但在会议的私下里流传、鼓动着，而且一直主导着整个谈判过程。
就在谈判进入尾声时，厉法去了主持谈判的国家经委丁副主任的房间。
丁副主任的秘书以“首长已经准备休息了”为理由，不让他进去。但他挥挥手中厚厚的卷宗，说有重大问题要汇报。秘书板起门神般的面孔，官声官气地说：“无论多重大也得等明天。”厉法说：“明天丁副主任不就要离会了吗？”“你可以去办公室找。”厉法仍然坚持要进，因为他知道如果丁副主任回到国家经委的话，这一级的官员他是根本见不上的。
喧哗声惊动了丁副主任，于是他被放了进去。
丁副主任确实准备休息了，已经洗完澡，穿着睡衣和皮拖鞋在看报。“有什么事啊，小伙子？”
丁副主任的语气和蔼，并示意厉法坐下。在中国的高级官员中，他向以“工业派”而著称。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上海读书的他，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读完抗日军政大学后，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中的工业部门工作。
当时边区的工业少得可怜，但就是这点少得可怜的工业，规划出他一生的轨迹：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他就被派到东北负责水电。东北的工业基础甚是雄厚，早在中央还在延安期间，党内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出：谁得东北谁就得中国——这和中国的古训：得中原者得天下，是相悖的。把它提出并通过，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英明的——他在这期间，掌握了真正大工业的管理知识。再以后他就到了上海，负责纺织。这时他已经是这方面的第一负责人了——这是一个很风光的位置。大文学家曹雪芹的祖上就统管过纺织行业。不同的是那时叫“江宁织造”而已。
其实，他三十岁出头，风华正茂，突飞猛进，很快负责起整个上海工业的工作——当时上海工业就几乎是中国工业的代名词。
但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和来华支援的前苏联专家在工业政策方面发生了冲突。
此刻正是中苏（指前苏联）关系的“蜜月”：斯大林从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到承认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再到支持中国共产党，已经过了三个阶段而达到顶峰。如果有什么人在这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以什么方式妨碍中苏（指前苏联）关系，其后果都是不言而喻的：与政治利益相比，任何利益都是小利益、局部利益。他很快就被撤职。
就在他几乎被一掳到底时，一个他过去的老首长拉了他一把。让他到他主管的国家经委当了处级巡视员。再以后，中苏关系冰封，大庆油田开发，他就去了石油战线。
工业不同于政府，起码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科学来管理。他得到了舞台，并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经验，职务很快得到了恢复不说，还略有提升。
这个时期他最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个老红军干部，是打硬仗的好手，解放后，在一个化工厂当党委书记。一次抢修时，上级限令在某时某刻恢复生产。可某受压容器里的可燃气体，还没排干净。但老红军非坚持让焊。技术人员说：一焊就会爆。他不相信，就自己爬到这个受压容器上，然后让工人焊。可燃气体受热就膨胀，膨胀到极限就会爆，这是物理化学上的定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几根焊枪一上，容器就爆了。老红军也因此牺牲。
此故事他从大庆一直讲到北京，从六十年代初，一直讲到六十年代中。“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大庆的工人拉回去“专政”。等他再回来时，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一九七六年间，他重新回到经委，负责规划工作。这个时期的规划工作是没办法搞好的。当时的中央负责人雄心勃勃，试图仍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大跃进”的方式，再建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宏伟的规划。但这些规划无论从国力还是从全国布局上看都是相当不合理的。我的一个在大学里当电机教授的朋友，在研究普及液晶电视的计划时，对当时的负责人提出的：五年之内普及到全国农村之说法深信不疑。当我告诉他：能在十年之内把电普及到每个村庄，已经是旷世大德了。他当时判定我的思想是完全落伍了。他对一个比他资历还深的人说：“前几年，我说话没风，所以只好眼看着这个普及计划在花了不少钱后流了产。如今我说话有些分量。所以准备说一说。”他把已经准备好了的文件拿给这位资深人士看。这位资深人士只看了看提纲后就放下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当翰林的张之洞写了一张奏折，在拜发之前，给他的当尚书的老兄张之万看。张之万看完后说：老弟的办法好是好，但待封疆之后再发也不迟。”他听完之后，很长时间不作声。“一个正确的想法如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提出，它就是错误的。”资深人士继续强调：“如果你在此时能适当地和他们保持距离，以后有的是你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慢慢地把草案给撕成碎片后说：“我非常感谢你这个阴险的故事和深刻的理论。”这次谈话后，他就称病不再去上班。于是在日后清算时，与“凡是派”无任何瓜葛，因之得以在一九七九年再次出山。
厉法因为父亲在丁副主任的麾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对他履历颇有些了解——如果不了解，他是不会贸然闯关的——坐定之后，他马上说：“首长的时间宝贵，我现在就汇报一下吧。”
他汇报的核心就是：日本是一个务实的国家，统治日本人思想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他们不会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纯粹属于意识形态的分类方法来看待世界的。
丁副主任眯起仅存的一只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个小伙子。等厉法要言不烦地说完后，大约一分钟，他才问：“日本人也和咱们一样，不管它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厉法用力点点头。他知道自己这时绝对不能说：“对。非常对。”因为这样的语气是上级对下级使用的。
“还有什么事？”丁副主任把报纸叠起，眼镜摘下。
厉法表示没什么事了。
“咱们聊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在什么部门工作，姓甚名谁呢？”就在他准备告辞时，丁副主任问。
厉法把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告诉了丁副主任。他不太相信丁副主任能记住。他更没说自己的父亲是谁。因为一来好像自己靠关系套近乎，二来丁也不一定和父亲有多深的关系，不过是在某个阶段一起同过事而已。
丁副主任说了两声“好”后，厉法就退了出来。
第二天，丁副主任继续参加会议到完。
虽然这次会议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与会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用丁副主任在结束会上的话说：“解放城市、解放生产力、解放这、解放那，数解放思想难。”
丁副主任也没有忘记厉法，大约在两个月之后，就把他调到国家经委非生产经营局当处长——国家机关部级单位的处长，比地方局级单位的处长要高出半个格。
一九八五年，深圳向北京要干部。经委人事局推荐了厉法。但丁副主任不让厉法去：“你和我再干上它一两年。等我临下去前再走吧。”
厉法自然同意：深圳在一般人眼睛里，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好去处。但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淘金者，没必要去。
丁副主任没有食言，在他临卸任前，征求厉法意见后，把他推荐安排到北京城区当了副区长。
厉法把材料放在桌子上后，走到窗前，望着从站着警卫的大门里往外走的人群。
他来城区已经三年了。用他自己对妻子说的话来形容：“三年辛苦不寻常。”初来时，区委书记让他负责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用普通眼光来看，这些工作是很没有“油水”的杂务，但他认为“官”就是管“事”的，而“事”没有好坏之分，只要管得好，“官”就可以往大了做。所以桩桩件件做得有声有色，儿次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奖。
在此期间，他牢牢记着机关的箴言：城区无小事。
这听上去好像是一句话，但是无数人从无数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为有许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居住在城区。比方从某个机关传出一条指示：把卫生搞好。或者从某个领导那里下达一句类似的话——更要命的是后者——而你闻之不动，或没有动到他认可的程度，其后果往往是很不堪的。
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类似的事，而被迫在换届前退休的。当然所谓“提前退休”不过是提前了两个月。可如果你朝中有人——这个“有人”是广义的，不专指你是某个人的儿子、亲戚，因为这些都是宿命的。而是指上面有赏识你的人，这种赏识是因为你的工作而产生的——在换届时就没有人提出你的年龄问题，于是你就可以再干一届。一届就是四年。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这个北京大学一九五三年的毕业生平素滴酒不沾，但在那次只有区领导参加的送旧迎新的宴会上居然喝醉了。他举着酒杯和厉法狠命碰了一下后说：“清朝有句俗话：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你不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你是学工程的。也许不会懂这句话。但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上干上三年五年后，就会明白了。”
厉法虽然不是北大毕业的，但这话还是懂的：所谓的“知县附郭”，就是知县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这样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牵制，完全没有了“父母官”的威风。“附郭省城”就是知县、知府、巡抚同在一城。附郭京城就不用说了。可厉法是喜欢用“两分法”来考虑问题的：任何坏事从某个角度讲也是好事：如果你的卫生工作做得好，或者绿化得好、治安搞得好，与别的岗位上相比，“回报率”要高得多。
但这所谓的好，也不是一味地奉承。去年区里的某个部门负责人向他请示：有个公司想出些钱，在公园里建一座寿星塑像。他起初没在意，顺嘴问：这要多少钱？回答是含糊的：大约三十万到五十万的样子。他一听就生气了：三五十万到这些人嘴里，怎么就和说三五块钱一样？但他没有发火：城区无小事，所以城区也就无小官。这个机关存在的年头太长了，水也深来根也茂。他只是问：一个寿星就要这么许多钱？是不是把公园的占地费也算了进去？回答是：这种好事，公园想干都没机会，还要什么占地费？！厉法知道这个公园是国家公园，虽然在他的管区内，但根本就插不上手。据说某个剧组想拍一部电影，公园开出个价来，把他们吓了一跳：即使把整部电影的经费都给了他们也不够。但这座历史悠久的公园领导是“金口不开，开口不改”，文化部的领导出面说也没顶用。可这次他为什么这么慷慨报效呢？他装出不解的样子，随便地往下问。
这个负责人很愿意在自己的顶头上司面前显示自己是有背景的人，几下就把底全都露了出来：某个资格非常老、以前在党内的地位也非常高的老同志，每天都要到这个公园里散步，而今年年底就是他的八十大寿。如果恰恰在这当口儿，有一座老寿星塑像能适时揭幕，真寿星该有多高兴？当然这塑像不能像一般的英雄塑像一样，弄几吨水泥糊弄糊弄就行，而应该用真料，也就是铜质塑金。
厉法再次装傻：他不是已经休息了吗？
负责人是一个好为人师者，开始给厉法讲解起“做官”的“三字经”来：有些人虽然在位，但没有权力；有雌人虽然已经休息，但依然很有权力；甚至权利比以前还要大。权力不是职务给予的，权力是影响力。所以让他高兴，是没有坏处的。
他讲的这些“三字经”，厉法起码在十年前就知道，但他还是认真地听下去：毛主席说过：必须要“言者无罪”，才会有“知无不言”。
听着、听着，他就把底细全都摸清了：此老的秘书，现在一个重要的部门任职，寿星像一说就源于他。而那个出钱的公司领导，就是他原来的秘书。公园方面，就是这个公司打着他的旗号去通融的。
厉法认为这种事是不能干的，如果干了，那个领导可能会喜欢，但老百姓却肯定不喜欢。如今的城市里，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绿地。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公园，更是大家喜欢的地方。他就不止一次地看见许多家人，带着孩子在绿地嬉戏。这幅《天伦作乐图》是任何见过的、有良心的人都不会忘记的。
但他没有正面否决这个动议，而是把它拿到区委会上去讨论。这个讨论也不是正面的，因为他知道如今就是最机密的会议，也不能保证完全不走漏消息，而且往往是越机密的走得越快。因为如果把消息比喻成商品的话，越机密的利益就越大。他只是在区委会提出“寿星问题”后，提交到区人大会去讨论。区委书记如果不是“心照不宣”的话，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刻同意了他的建议。
“寿星问题”很顺利地在人大会上被否决。
“人大会”不是“区长办公会”也不是区委会，在这种会上，代表们的一票，和主任的一票，有着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所以一个议案，如果在“区长办公会”或区委会上被否的话，还会有人来找区长或书记，但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什么问题去找人大主任的。所以厉法认为“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是伟大的发明。当然，人大会上的重要议程都是经过区委会审定，起码也是和区里的主要负责人私下里碰过。
“寿星问题”的圆满解决，奠定了厉法在区委书记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在常务副区长上调后，他就替补上来。
眼下他正在认真读材料，准备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国际高级经济研讨会”。
他是上个礼拜听说给了区里一个此会议的名额。此等会议一般人不太重视，认为不过是“经济研讨”而已，又不是什么“党建会议”、“规划会议”，参加这些会，就能结识一些权要、了解一些干部选拔的前景，起码也能闹到一些钱。
但他不这么认为：一些听上去不那么重要的会议，往往能给人一些自由发言的机会。当然即使这个会，大会发言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可如果你在小组会上有一个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的发言，而这个发言被编辑成会议简报的话，其影响力也是不可小视的。他的一个搞气象学的朋友告诉过他一句气象格言：在纽约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会影响中国的天气。
这句话当然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的实际意思是：纽约的一只蝴蝶动了动翅膀，从而改变了一股气流的方向，小气流的方向改变，汇集成大气流的方向改变，从而影响全球气候。
眼下他这只小蝴蝶正在拼命扇动翅膀，试图形成一个低压槽：有了低压槽，再加上水的供应，就有可能形成一场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