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石回到家中时，妻子邱园正在厨房里做饭。十岁的儿子，趴在仅有的一张小桌子上画画。
他边脱衣服边走过去看了看，前些日子，他为了培养失学的儿子，就自己给他出了一些题，什么“鸡兔同笼”之类的老式算术，儿子很快就算了出来。于是他先给他画了些四方体，让他用不同的颜色把它们涂出来。大约一天工夫，儿子就完成了。于是他改成六面体，然后是八面体。不多几天，儿子也通过了。他显然有着良好的空间抽象能力。
当时他高兴地对邱园说：“这才像我的儿子，他爷爷的孙子：学习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邱园立刻接着说：“所以你要赶紧把他给办到北京来。如果一直在陕西的县城里上学，就把他给毁了。”他虽然心里同意，但嘴上却说：“我家老爷子，原来还不是在一个浙江农村小学里读的书？到头来不依然黄袍加身，方帽罩顶，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他爷爷是他爷爷的时代，那会儿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电化教学。学习更多的是靠智慧，而不是设备和老师。再说浙江开化得早，读书又蔚然成风，比现在任何一个内陆省的城市还城市。”
她这几句有分量的话，噎得他过了好半天，才喃喃地说：“我这不是正在抓紧办吗？”
邱园把菜端了上来。儿子不用人说，就自动把桌子给腾开了。他边搬东西边说：“妈妈又做红菜了。”说完还给父亲把“二锅头”酒拿出来，同时摆上一个有些残的锡酒杯。
儿子所谓的“红菜”，就是川菜。邱园一九七六年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南京工学院，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学校，但她为了和丈夫团聚，就主动要求回到了陕西。她先是被分到省自动化研究所。可方若石一直没机会调到省城，她就调到了专区资料室，那里虽然只有一台个人微机，但总算还在专业上。但方老石往专区调动计划又流了产，于是她只好调回了县里。县里刚刚通了电，大部分人连计算机是什么也不知道。她只得到防疫站，当了出纳。
虽然一步又一步地脱离了专业，但这个漂泊动荡的家庭还算是稳定了下来。在很长一个阶段里，她一心只读烹调书，想用这种语言来表示自己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她先从粤菜入手，但内地县城根本搞不到原材料——没原材料学做菜，就像没有对撞机想搞原子物理研究一样的荒谬——于是退其次改学川菜。她是个对书本知识很有领悟力的人，再加上严格地照章行事，很快就掌握了川菜技法，并渐得其神韵。于是持之以恒地一做就是五年，直到方若石有一天说：“如君这般身材苗挑、面容娇好的女子，最少也应该加入淮扬菜系才对。川菜吃得我已经快得痔疮了。”她方觉悟，并闻风而动，但屡试屡败。直到方若石长叹一声：“我看你是‘改也难’。”并补充道，“川菜也是好东西，它最大的特点是不用什么新鲜、罕见的原材料，能化平凡为神奇。”方才作罢。
陕西县城的工资水平低，物价水平也不高。她每当有了闲钱，就让北京的亲戚朋友们给她买一些计算机方面的书籍杂志。一开始她赶上计算机的发展，还是费了一些力的，因为计算技术，不是定型的专业，它几乎是一日千里地再发展着。但当她赶上之后，就能毫不困难地理解掌握。虽然她没有机器。看着她努力学习的样子，方若石说：“我仿佛觉得又回到了中学时代。”她嫣然一笑，仍埋头读书。“我看你学计算机，就和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那个在监狱里偶然得到了一本棋谱，然后依谱自己和自己在脑海里下棋的人一样。”“计算机和象棋确实有些相像。”邱园把书合上，“我之所以学，一来是为了消遣，二来也许将来真的有用得着的那一天。三来即使没用，教育儿子也好。”方若石听完之后无话而退。
外省的物价水平低，首都的可真的不低。加上此次寄寓北京，经济来源又迅速枯竭，她倍感压力。但开源既然无法，只好节流。于是改吃北京的大路菜，什么便宜就吃什么。川菜已经难得一见了。
方若石吃得很香，等三杯酒过，才想起问为什么。
她没有说出真正的理由来：他们一家在北京已经一年了，一到月底，她就有“坐吃山空”之感，几次提出想找一个工作做。哪怕是给人当保姆、扫马路。但都被方给否了，根据是：廉者不食嗟来之食。虽然她认为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何嗟之有？但为了维护丈夫的男子汉的自尊心，还是没去。但没过多久，她哥哥就给她联系了中关村的一家叫“灵感”的计算机公司。方看看日益见瘪的钱袋，勉强同意了。她一进公司，立刻就显示出雄厚的理论根底、高深的造诣和勤勉的工作精神，搞得个灵感公司的老板游洋如获至宝，赞不绝口，可惜是只干了两个月，就得了结核病。虽然用医生的话讲：这是远说死不了，近说不耽误正常生活的病。但在传染期内还是不能上班。作为一个临时工，不上班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了。等她病愈之后，托哥哥再去打听灵感公司还要不要她时，老板游洋一听马上说：“要！当然要！如果不要邱女士这样的人，我们不就成了视人才如草芥的国家单位了吗？”她一去上班，老板给她补发了工资不说，还给她报销了全部的医疗费用。有了钱，她自认为应该做几个好菜庆祝一下，不由自主地就做了川菜。但她知道如果把自己真正的意识流都泄露出来，刚刚营造出来的温馨气氛就会被全部破坏掉。
方若石已经在喝第六杯酒。邱园想的是制止他，但做出的动作却是给他满上酒。家庭中的每个固定动作，就和每一个典故一样，都有出处：方先一步从农村抽出来，被分到县办铁厂当炉前工。炉前工是一个很苦的活。铁厂谚语云：是骡子是马，拉到炉前溜溜。也正因为这，各项补助加起来，比一般工人多二十元。其时的二十元差额，相当于现今的二百元差额。因为累、因为枯燥，方若石学会了喝酒。对于这一点，邱园表示理解。可丈夫却越演越烈，尤其是在她上了学之后。一次她去铁厂探亲时，除夕晚上，他一个人就起码喝了六两酒。她不让他再喝了。但方若石说：“在这种鬼地方，你不让我喝酒，让我干什么？难道让我去搞破鞋吗？”这个铁厂，整个被农村包围着。这些农村，用当地的土话来说，全都是“三靠村”：点灯靠油、耕地靠牛、娱乐靠“□”。每到铁厂发工资之日，就会自动来许多“准卖淫者”。相当一部分家属不在的工人，都有第二个家庭。这些情况，邱园不会不知道，但她还是落泪了：这是有婚史以来，丈夫说过的话中最粗的。方若石自己也感觉到了，于是转动因酒精麻痹了的脑筋，想了半天之后说：“你不喝酒就不知道，喝了酒，这个黑黝黝的世界啊，就会变成一片金黄色，就像小时候学校礼堂前的那一大块草地在落日的阳光下。”
这话很传神，她也能听懂。她从来都认为丈夫虽然学历不高，但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一个知识分子夹在这么多没文化的人当中，孤独是绝对的。所以从此就不再提此事不说，还只要她在场，总要给丈夫斟上一两杯酒。
回到北京后，她曾经劝丈夫戒酒：“从医学的角度说，喝酒除去影响肝、胃外，还会使大脑的容量缩小。”她这理论，是她在图书馆里查了一个小时的资料后奠定的。为了更好地宣传它，她还专门查新版菜谱，炒了几个稀罕菜，为谈话做前期准备。“我有一个橡皮肝、玻璃胃，至于大脑嘛，”方若石拍拍自己的脑袋：“它的容量就大了去了，缩小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用你精通的数学语言说，就叫：无限减有限还等于无限。再说我有头脑又有什么用呢？”当听到最后一句后，邱园的眼睛潮湿了。方若石是敏感的，立刻说：“等找到了固定的工作，立刻就戒。”
邱园把已经凉了的菜重新温热后端上来时，趁机再问找工作的情况。
方若石抚摸着趴在他膝盖上已经睡着了的孩子，自言自语地吟诵道：“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邱园不敢再往下说，等了好一会儿，才小心地问：“去找找咱们的同学帮帮忙如何？”
“同学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你说说去找谁？”方若石眯起眼睛，隔着喷出的烟雾问。
“厉法。听说他在市经委当部长。”
方若石不置可否。
“找彭小彭也行，听说他办了一个公司，很火。”邱园说这话时几乎是下意识的，她对政府的运作情况很不了解，只知道那里进出一个人，即使是很大的首长说话，也要办许多的手续。而民办公司不同，老板说要谁，谁明天就能来上班。
方若石虽然明知道妻子说的这个“火”字，是兴旺的意思，但还是用难听的语气问：“‘火’是什么意思？”
“你不愿意去找就算了，何必这么阴阳怪气的？”邱园不高兴了。
她很明白丈夫使用这种腔调说话的底蕴，“文革”时期的那些春风得意的小伙子们，非常喜欢给姑娘们“打分”。他们使用的是百分制。彭小彭给她判的是“一百二十分”，并形容她是：“一个标准的东方女性。一个典型的小家碧玉。”同时拼命地追求她。
从理论上说，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不喜欢被人追求的，用当时流行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卷首语说就是：妙龄少女哪个不善怀春？但彭的追求太露骨、手段太直接、目的太明确。记得有一次，她在参加完《长征组歌》的演唱会之后，彭小彭执意要送她回家，并说要送她一件礼物。她勉强同意了。因为从理论上讲，她是没有资格参加《长征组歌》的演唱的。能参加《长征组歌》的演唱队，在当时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政治待遇，顾名思义，长征歌曲，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来演唱。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就由他们的子弟们来演唱。当然一个乐团起码要上百人，不可能在北京集合起这么多的长征干部子女，但降格以求，也得要“八路军”的子弟。而她的父亲只是一个中学老师，而且是给国民党干过的中学老师，其时人称“伪职员”。但彭小彭在定人选的会议上，力排众议，让她加了进去。
在音乐方面，她没有什么天赋，也不可能有什么天赋，《长征组歌》基本上是由西洋乐器演奏的。而西洋乐器，不像笛子、胡琴等民族乐器，三块五块就能来一件。不说钢琴，就是小提琴，一把起码也得要你百儿八十的。但她是非常喜欢提琴的，在上小学时，就经常趴在窗户外面看别人练。可参加学校乐团的必要条件就是：自备提琴。至于辨音力之类的，只能算是充分条件。而这在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方才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她家，是绝对负担不起的。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有了舞台，才能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没舞台就什么都免提。
但彭小彭在讨论她的资格时主要强调的是她“非凡的容貌”，认为可以“放”在报幕员的位置上。他时任《长征组歌》剧组的组织部长——别看红卫兵组织，也得效仿党政军的组织结构而建立，如同初期的飞机场像火车站，电视台像电台一样。
报幕员虽然从外行人的角度来看，相当风光，但在团里的地位却不高。因为综前所述。它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容貌。所以她在干了一段后，一次偶然露出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也有一把提琴……”虽然只有半句，但彭小彭立刻就领会了：“我给你搞一把。”她有些不相信：当时不要说你没有钱，就是有钱，提琴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物件”也没有地方去买。但彭表示这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道。彭小彭把她邀上一辆挂军牌的吉普车。
“你会开车？”她不敢上。
“我跟老爷子去杭州疗养时，把那儿的汽艇都开遍了。”彭小彭做出熟练的样子发动车、挂挡、启动。
上车之后，她一直是恍恍惚惚：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汽车。而疗养、汽艇之类的，更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词汇。
当时路没有现在宽，但汽车更少，所以彭小彭虽然摇摇晃晃，却也一路顺利地到达了位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他把车停在清华大学的美式礼堂前，然后从车后面取出了一个提琴盒子。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就大摇大摆地从演员进出的后门走了进去。
礼堂里传来阵阵《井冈山的道路》的雄壮乐曲。《井冈山的道路》是当时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自己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思想性不用说了，其艺术性大大超过了《长征组歌》，令中学生们羡慕不已。她几次想进去看看，但一来怕车丢了，二来怕那几个佩戴红袖章的看门人。
大约四十分钟的样子，彭小彭夹在一些人当中出来了。上车之后，他一脸严肃。等开出清华西校门，才大笑起来。一直笑到颐和园。
他把车停在颐和园门口，再邀她进去。
这时她那女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告诉她：应该警惕了。
但最后她还是违背了本能。
当时的颐和园，即使白天也没多少游人，到了夜深人静时分，更是鬼气森森。他们找到一个不算太黑的地方坐下之后，彭小彭把琴盒子打开。
她一看立刻就惊讶不已：一把意大利小提琴赫然入目。
“这不是什么高级的意大利琴。只是一把普通的。”彭小彭不经意地说，“以后再给你搞把好的。”
“它从哪来？”她已经有些战战兢兢。在那个火与血的年代里，她见得实在是太多了。
“我提着一个空盒子进去，先选好一把琴。等演完了，琴手去卸装时，我就把琴放进盒子里，然后把它提出来。如此而已。”彭小彭往她这边坐了坐。“关键是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也就是说：你必须把自己当成这把琴的主人。”
“这不是偷吗？”她赶紧把琴放回盒子。
“偷？！”彭小彭很不以为然：“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什么不是我们的？再说咱们把提琴拿走，还不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吗？”
她无语以对：这种主人感只有来自遗传和家教，而她两者皆无。
彭小彭顺势把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
她没有反应，只是用身体的颤抖，顽强地抗拒这只手继续深入的探索。
第二天，她就称病没有去演出。等彭小彭去家看了她一次之后，她又转移到舅舅家。
这下彭小彭找不到她了，但是还是让她哥哥给她捎话：“我永远等着你。”
听到这句充满威胁的话，她很有些害怕。但幸运的是彭小彭没有几天，就因为偷盗吉普车而被捕。等他三个月后从监狱里出来，她已经去插队了。
彭小彭依然不舍弃她，不停地给她写信。用方若石的话来形容：“绵绵不断也”。但信毕竟是信，没有多大力量。
她后来从未见过彭。
“不说了。不说了。”方若石也知道这是很没风度的话。“要不然他的生意没火，你倒先火了。”平时他是一个相当有幽默感的 人，但今天的幽默不太高明。
厉法刚刚把ACI386微机打开，准备将一些资料和想法输入进去，就有人敲门。
“请进。”厉法压住心中的烦恼，客气地说。
进来的是两男一女，他们都是四十到五十之间的样子。厉法从服装上分析：他们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的话，就是中小学的教员。
当他们一开口说话，他就知道他们是后者。
“我们要找区长或书记，谈谈我们学校的情况。”首先发言的是中年妇女。
“各位老师先坐。”厉法给他们倒茶。如果来的是街道办事处 的干部，他就会省略这些繁文缛节，因为大家都是同一行当中人，使用的是同一种游戏规则。再说如果对自己手下的干部太客气的话，他们就会丧失距离感、分寸感。没有这两样东西，整套机构就无法运行。而学校的教师则不同：他们属于知识分子。用老话来说，就是“士”。
对待“士”和“官”应该有明显的区分。他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不算太出名的建筑学家，因公去一个中美洲国家。可到那里没几天，心脏病就犯了。这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医疗水平很低，使馆的医生建议他回国治疗。可通往国内的航班，一个星期只一趟。这时他的一个学生出现了，并且正好是中国民航驻此办事处的副主任。他说：“您的运气不错：某某访问中美洲，这里是最后一站。明天就回国。我可以把您安排在他的专机上。”建筑学家“他乡遇故知”不说，还“承病逢良机”，自然喜不自胜。第二天早早就上了专机。大约一个小时后，某某随员们先上来。他们都看到了建筑学家，但谁也没问什么：专机带人，就和火车带人一样，谁知道是站长让带的，还是列车员自己带的？最好是不要去问。某某最后一个挥舞着手上来，就在机组人员准备关门时，他看见了这张生面孔，马上就问：“你是哪个单位的？”随员们追随他二十多天，他已经熟悉得不行。建筑学家赶紧自报门庭。某某想了一会儿后说：“你怎么上的飞机？”建筑学家为人师表一生，从不说谎，直接把途径原委告知。某某听后大怒，指点着门说：“你给我下去！”建筑学家几乎是捂着面孔和心脏下来的。送行的人也都愣了：怎么送了半天，又送下一个来？建筑学家在这个国家大病一场，差一点就回不来。回来后若干个月，方才病愈。说来也巧，正赶上人代会。建筑学家是市团的代表，而厉法是团的副秘书长。在这次会上，建筑学家联合几个同道，指名传唤某某质询。某某起初还不在乎，自认为枪林弹雨，什么没见过？可没几下，就招架不住了，赶紧道歉。可建筑学家不肯罢休，继续质问。另外更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最后一个比某某更高级别的人出面说和，才把事情给了了。没过几个月某某就休息了。当厉法向妻子说这事时，妻子表示不相信一个人大代表有这样的力量。他解释道：“建筑学家也许确实没有这个力量，任何一个高级干部下台，真正原因基本上都是政治。但建筑学家起码给某某的对手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借口。打个比方：一个人摔倒了不要紧，马路上过一辆车也不要紧，怕的是你摔倒了的同时，正好过来一辆车。”妻子听了这，似懂非懂。但他确实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可以给下属的干部施加压力，但必须给知识分子以自由，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表面上的。
女教师自称是光华胡同小学的校长。
“我是这个区的常务副区长，有事情可以给我说。”教育虽然不是他应分管的，但“常务”一词从意思就意味着什么都可以管。
一个男教师把一份报告递给他。
厉法很快就把报告读完。“您抽。您抽。”他对已经把烟掏出来，但看见“禁止吸烟”的牌子后又放回去的男教师说。“光华胡同小学和回民小学合并的事情我知道。这是区人代会通过的。”
厉法确实知道这件事：光华胡同在建筑青竹宾馆时已经拆迁。胡同不在了，所属的学校商店等都不复存在了。为了安置光华胡同小学的教职员工，就让他们和回民小学合并。但因为拆迁时，大部分人都安排在其他地方，生源就大大地减少。所以回民小学只增加了八个班级，而原来光华胡同小学是按二十四个班级配备的教员。这一来，教员又大大的过剩了。加上现在各个教育单位的经费又实行总承包，没有教位的教员自然在经济方面会受到损失。
“我一九六四年中师毕业后，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在校长岗位也已经干了六年。”女校长说，“按区教委文件，我是正科级。可回民小学根本不给我这个待遇。”
厉法虽然知道“正科级”这个位置不会有什么待遇，因为从女校长的工龄和年龄分析，她的工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正科级”不说，恐怕比“处级”还要高。但他还是说：“我会到回民小学了解一下的。”
“我这个校长他们不安排，那我们的教导主任、总务主任他们就更不安排了。”女校长的声音越来越高。“他们一个也不安排。”
“您最后一个说法恐怕就不全面了吧？”厉法把身体往后靠了靠，活动一下已经有些发酸的腰。
“他们就挑了一些能上课的。”总务主任是山东口音。当他说到这，女校长瞪了他一眼，看样子她的余威还在，他立刻打住。
“我是中学的高级教师，可他们只按普通教师付给我工资。”教导主任把自己的《专业技术聘任书》递给厉法。
“你说他们讲不讲理？”
“具体情况咱们具体分析。”厉法翻开证书。“评审委员会评出的只是资格。”他读着上面的话：“经市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评审，符合任职条件，具备中学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他翻了一页，“根据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聘任某某为高级教师。”他把证书还给教导主任。“如果没有人聘用你，你就和我这个副区长在人大会上没有通过半数一样，不能担负这个职务。”他对这些东西是很熟悉的。
“我在七十年代创造过‘结合式教育法’，很多报纸都报道过。”教导主任从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中取出一些发黄的报纸。“您看。”
厉法大概翻了翻，发现这些报纸都是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的。而教导主任所谓的“结合式教育法”，无非是“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翻版。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把报纸还给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还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厉法站了起来，用身体语言说明客人们该走了。
三位教师都很敏感，也随着站了起来。
“教师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小平同志也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厉法边往外送这几个教师边说：“你们的问题我一定抓紧办。”
三个人露出一副很感激的样子。
回到办公室后，厉法把三个教师的情况，记录在本子上，并批示：教育局办。一个星期后将结果告我。然后就近在传真机上又印了一份留底。
他一向是这么办事的：如今的机关充满了惰性，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让人催就能自动进行的。这些教师们，虽然其中有校长、主任，但他们来区长办公室一趟，也是要鼓鼓勇气的：能不见官时就尽量不见官，这是中国人固有的习惯。当然他相信这些人不是好的教师，虽然他们有很好的履历、有职称证书。但就是没真本事。
“有的话，也早就让人给抢走了。”他自言自语道。如今要找一个好处长容易，找好医生、好教师、好厨师、好司机，那是难上加难。
厉法关门时想起于天霸的故事：于天霸是个和他年纪差不多，又同住一个院子的人。他以前叫于天，在他父母去世后，他因为崇拜黄天霸，就加了个“霸”字。于天霸不喜欢学习，专攻技击。今天拜这个为师学“形意”明天又拜那个学八卦。父母留下不多的遗产，没多久就让他给“师傅”们买了烟酒糖茶了。中考落第，他就买了辆三轮车，在前门一带拉车。
拉车一行，在六十年代的经济地位和现在开出租汽车的差不多，收入不菲。但他除去吃喝以外，全部投入“武行”中。可他的身材矮小天赋不足，练了多年，在“武”的方面总是不得出人头地，也就是说，在黑白两道上都没有成绩：所谓的白，指的是在全国武术比赛上得上名次——武林中人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么超脱，儒以文上进，侠以武求身，千古同理。据一本《拳志》记载：某某拳掌门人，被清朝政府封为“四品带刀护卫”，整个门内摆宴席庆祝十天，其欢欣鼓舞可想而知——所谓的黑，指的是江湖上没有名气，也就是说，他在打的方面也不行——在这方面，与其说靠师傅指点、套路的纯熟，是不行的，重要的是经验，而经验是靠你在街头打过多少场次的架。可他偏偏胆子特小，一场正式的架也没打过。
于天霸仔细地分析了自己的优缺点之后，开始转练轻功。一练轻功，他原来的缺点，立刻变成了优点：身轻如燕、身轻如燕，只有“身轻”方能如燕。加之他非常的努力，大约只有两三年的工夫，他就能不凭借任何东西，只要助跑，就能把吊在六七米高的灯笼给摘下来。再后来，能在墙壁上行走如飞，能赤手攀登水泥墙，水中立上几根木桩，三跳五跳就过去……所有这些，再加上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在武林中的辈分渐高，有许多门徒给他吹嘘，俨然变成中国“阴柔功大师”。他的一个徒弟甚至在一张很权威的报纸上撰文说他在盛夏时分，从一个千年古柏下经过，其阴气腾腾，竟然使得树上的叶子纷纷坠地。更有甚者，说他能背靠墙壁，贴住上行。
这些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得许多人前去瞻仰。但天霸大师轻易不露，只是让他的徒子徒孙们给表演一两手稀松平常的。但这些都不影响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直大到一个美国的体育代表团来拜访他。和代表团同行的还有北京体育学院的教授以及体育报、电视台的记者们。
“天霸大师”并没有拿他们当回事，让记者们看完全国各个报纸报道他的事迹的剪报之后，仍让徒弟们来搪塞。可美国人也拿出他们的求实精神，硬是让他表演，并说：“你如果能在让柏树叶子坠地、背壁行这两样中，做出一样示范，就让他到美国各个城市巡回表演，并日付一千美元。”
于天霸面不改色地说：“我不能让国宝外传。”
这时体育学院的教授说话了：“让树叶子落地，这很可能是外界误传，但你只要能贴在墙上，哪怕只贴一分钟，你就可以跟我走：教授我不敢保证，但副教授是没问题的。”
于天霸被逼无奈，只好换上轻功衣服，给他们表演。
但他不知道那天是紧张还是身体条件不好，贴了几次，就掉了几次。最后一次竟然摔得不轻。
于是在一片哄笑声中，众人作鸟兽散。
中国多得是有各种各样证明文件、各种各样资历的“于天霸”们，少的就是那些有真本事并干实在事的人。厉法想。
就在临走前一刻，伍勤突然提出要把彭小彭送到深圳。
在彭小彭的记忆中，伍勤好像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所以他愣了一下后才说：“干吗不早说？”
伍勤直直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现在机票也不好搞了。”彭小彭双手一摊。
“你可以去找金派克。”伍勤瓮声瓮气地说。他所说的“金派克”，是北京一个著名的票星的绰号，他的真名字好像没什么人知道。
彭小彭没了办法，只好拿起来电话。他非常希望金派克的移动电话不开，这样他好有一个理由不让伍勤去，因为他在深圳还有许多的真正私事要办。
但一下子金派克就被他要了出来。“你的电话还开的挺勤。看样子生意不错吧？”
“生意好与不好，电话还是要开的。电话与我，就如脚与马拉多纳，手指于理查德，是我们身体和事业的一部分。”金派克寒暄了几句后问：“要去什么地方的票？”
“深圳。”
“时间。航班。”金派克俨然中国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口吻。
彭小彭告诉了他。
“一个小时后，你派人到我这里拿票。”金派克要言不烦。
“你有把握？”彭小彭虽然知道金派克几乎认识北京所有的售票处的主要人员，并且熟知在哪个计算机上，能把票“敲”出来。但他还是这样问。
“我什么时候误过你的事？我告诉你：就是机组人员下来一个，也得让你的人上去。”金派克这显然是形容词：每架飞机上配多少个机组人员，是铁的规定，就和有飞机就得有发动机一样。他之所以敢答应，是因为他收买了若干个售票处的计划员，而任何年营业额大于五十万的售票处，都可以卖“假票”，也就是说，你可以编若干个假名字，事先把某条热线的票霸住。到时候如果有人买，你就改成这个人的名字。当然，小的售票处，是不能这样做的：你如果一改，比你级别高的售票处的计算机，自动就会把你的票收走。
“价格？还是老样子？”从金派克处弄票，票价比从售票处买来的高百分之三十不说，票价的一半用美金计。也就是说：如果 票是一千人民币的话，你就得把其中的五百按官价折算成美金。
“你说的是上个世纪的行情，现在是以票价四分之三用美元计。”金派克清晰地说。
彭小彭刚想讨价，伍勤插了上来：“我这里有钱。”
彭小彭没话好说了，只得问：“你的手机是不是日夜都开着？”
“那当然：我的手机就像你的公司门一样，总是开着的。不开哪来的生意？好，见面聊。要不然咱们两个一聊，不知道把多少买卖给聊没了。我还指望着它养家糊口呢！”
“你是一个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人。你要支票还是现金？”彭小彭知道金派克对没美元的人，是可以按时价折成人民币的。
“我好几个月前就不要支票了。我最喜欢美元，人民币现金也可以凑合。但是别给我你自己印刷的那种。”金派克笑着说。
彭小彭也笑了：前些时候，他经营了一批彩色复印机。为了实践一下，他印了一些人民币百元大钞。
现在高科技果然不凡，印刷出来的百元大钞逼真得很。他舍不得撕毁，就用来当麻将的筹码。谁知道这些百元大钞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流了出去，弄得公安局来找了他好几次。他只好请客送礼，花了不少，才把事情给平了。
“你别吓唬我。我的胆量不大。”彭小彭说完就把电话给放下了。
饭后方若石从帆布箱子中，把《校友通讯录》翻了出来。然后一页页地翻动着，并用笔摘录出几个。然后把它放回去，一个人静悄悄地抽烟。
邱园非常了解丈夫，知道他此刻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是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她边洗碗边想：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的分类法来分，是个体劳动者。也就是说他和大企业里的那些互相依赖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几乎个个知识分子都自以为是、清高、以“不求人”为荣。职业能决定性格。而性格是可以遗传的。就像父亲喜欢打麻将、喝酒、抽烟一样，儿子一见这些东西就觉得亲切、入口、香。所以让丈夫去求人，是比打他一顿还要难受。
方若石确实在进行思想斗争。最后他得出的结论：非洲有一种蚂蚁，如果有什么东西来侵犯它的子女的话，它会自身爆炸、喷溅毒液来消灭来犯之敌。一些生物学家们，对这种自我毁灭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还是一个社会学家解释了这个问题：蚂蚁是为了自身的延续。也就是说，它本能地觉悟到，生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自身，一部分是后代。后代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比自身重要。想到这，他把最后一个烟头掐灭，站了起来：为了儿子，我就去找一回他们吧。
邱园把已经热好的洗澡水给他端了过来。
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换上干净柔软的睡衣后，觉得周身舒畅。“我那会儿从村里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去洗个澡。可现如今这些澡堂子几乎在一夜之间，都他妈的变成了什么健美乐园、桑拿浴。你要是想去健美一番、桑拿一下，一个月的工资就全都给泡没了。”他把和儿子之间的帘子给拉上。“用欧阳修的话说：真是‘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瞩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邱园在文学方面的修养不好，不知道欧阳修的这词。但她还是用心听着，在智力方面，她对丈夫还是很佩服的。丈夫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几乎无书不读。更可贵的是读时能抓住关键，读完还能记忆很长时间。刚结婚时，她和他一起学英语，他一天能记三四十个单词，而她却只能记十个。在她还在啃许国璋《英语》第四册时，他已经能凑合看莎士比亚的小说了。从这件事起，她就开始相信人在智力方面的差别，要比体力大得多，无论是思维速度还是思维容量。
方若石用他肌肉已经略微松弛的胳膊环绕着她的肩。
她明白丈夫的心意，每个家庭都有一套独特的信号系统。“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应该注意身体。”她和蔼地说。
“你放心，游戏机、喝酒、抽烟是测量现代男人体能的‘铁人三项’。”方若石把胳膊抽紧。
她和他开始做爱。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在准备阶段方若石问。
虽然她确实知道，但还是说想不起来了。如今处子、处女在新婚之夜相互的奉献，已经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而像她这个岁数的女人大多数法律上的第一次和实际中的第一次是相互吻合的。
“我的第一次，是不是你的第一次？”她反问。这是一个已经问过千百遍的问题。但她还是喜欢问。
方若石的回答非常斩钉截铁。
但她仍然将信将疑：男性倘若“失贞”，不但不会被看成是“损失”，相反会被看成是“收益”。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样做的“成本”很小：他不会怀孕。而从证据学的角度说：无据可查。如果当事人揭发你，你也可以不承认：唯一的人证不是人证。“把灯关了吧？”她申请道。
方若石没反应。于是她只好自己伸手关灯。
在夫妻生活上，她是很保守的。如果有精神分析专家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其渊源。
她是在结婚之后，才去上大学的。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已经结婚的知识青年，是没有资格上学的。争取指标时，她就和方若石说过。但方说：“你放心。我有万全之策。”她怀疑地说：“万全之策这种词是诸葛亮用的。”方若石满怀信心地说：“以前班上的同学，就是用活诸葛来称呼我的。”当指标真的下到他们村时，她就慌了，问丈夫：“你的万全之策放在什么地方？”方若石说：“你就说你没结婚不就得了。”“人家一查就得露馅。”邱园不认为这是什么办法。方若石笑着把他们的《结婚证》拿出来，投到火炉里。她想抢，但没来得及，“还有底子呢？”她是一个从小就守法奉公的人，对以政府形式发放的任何文书，都敬若神明。方若石再从口袋里把在公社存档的结婚证书的底拿了出来，庄严地把它撕成一条一条，依然投入炉火中。这次火焰是蓝色的。然后他庄重宣布：“咱们的婚姻从法律意义上说，已经不存在了。”她没敢问是如何把底给弄出来的，但她隐约觉出是丈夫早晨出去时，所带的两条烟的作用。
此次做爱是成功的。
她感到很高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对“性”非常冷淡，把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施加在她身体上的行为，都视为“性骚扰”。
这是有原因的。在上大学时，她的班主任是一个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来自著名的大寨公社。这个人有着强烈的并且显然是后天培养起来的优越感。这种后天培养起来的优越感，显然刺激了原本优良的性欲，别的不说，从他看女人那种剥削、掠夺的目光就能看出。他从新生一入学起，就看上了她。并每每非常露骨地表示。而她则因为表面上未婚，而实际已婚这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在拒绝方面表现得非常不力。
这个问题非常使她苦恼，就此她专门写信给方若石。但千里迢迢，她又不便说得太明白。只能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说来讲：这个班上有许多比我年轻许多岁，美丽许多倍的女生，可班主任偏偏选中了我。我真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对付他。
方若石的回答令她非常气愤：我相信有许多女孩子比你年轻许多，也有许多女孩比你美丽，但我肯定她们当中任何一个也没你那么有女人味道。我都看中了你，他一个三代都为娶妻愁的老贫农凭什么看不上你？！以后像这类问题不要向我透露，否则我会以为是一种暗示。至于该如何去对付他，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要记住：你现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都是个自由人。
既然从丈夫处没有得到帮助，她只好自力更生。她显然不便得罪班主任——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班主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哪个大？答案是：如果这个班主任是你的班主任，而那个部长是和你完全不相关的部的部长，比方：国防部长、安全部长，那么就是班主任大。因为他负责你的补助款的多少、学习成绩的好坏，更重要的是，他有权决定你分配的去向——只好采用应付战略。
德国的军事专家毛奇说过：一个在战斗展开阶段发生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她越委婉，班主任就越猖狂。他经常代表组织约她这个希望入党的普通群众谈话——当年这种相对的关系，对现代青年人只能用比喻来解释：如同一个初出茅庐、渴望上银幕的女孩子遇到一个名导演一样——谈话的时间，一般都在晚自习之后，地点越来越向外移。但当移到校园外的时候，她断然拒绝了。凡事都有一个限度，超出就叫“置之度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豁出去了。
但班主任并不灰心，他显然是“好女怕男磨”理论的忠实信徒，照样利用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向她进攻。一次她病了，班主任在别人都去上课时，来宿舍看了她三次。头一次用手在她的头上试试体温，第二次给她往里掖掖被子。第三次要给她刮痧。她就像一头遇到狼的鹿一样，沉默且有力地反抗。
班主任没有成功。几乎大部分的强奸（除去幼女和老人外），几乎都是不完全的。因为没有女方一定程度上的认可，是不可能的。那么法律意义上的强奸又是如何认定的呢？就是利用强大的外力——手持武器、药物等——实行奸污。
“你等着！”
他在气喘吁吁地离开前，恶狠狠地说。
到了这个时候，她反倒平静下来了。
大概一个月后，班主任拿来一张证明：“你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怎么报未婚？”
“我确实结过婚，但后来离了。所以也可以说是未婚。”这话是方若石教她说的。
“而你是一至今仍然处在婚姻状态中的人，可却对组织说你根本没有结过婚。”
这一个月她也没闲着，委托方若石一个在昔阳插队的同学，到大寨去查了查。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方若石提供的：“依我看你们那个狗班主任的骚劲，是绝对熬不过二十岁去的。”一查果然如此。
这一击根据方若石后来的补充形容：就像踢在那狗东西的睾丸上一样。在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比欺骗组织更可怕了：轻则受个处分，调离工作岗位。重则“双开”——开除党籍、公职——班主任从此“阳痿”不说，在毕业时顺水推舟把她分回陕西。
至于其他轻微的骚扰，她也遇到过许多次。在没调回方若石身边时，计算机站的行政科长，就有企图和行动——一个已婚的女人，如果丈夫不在身边的话，就像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一样，成了一种类似公共财产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也属于任何人——当然，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次，但除去给她造成心理创伤外，都没有成功。
“我相信你看过很多类似《性生活手册》之类的书。”她本来想说一句比这有深度的话，但出口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种书只能教给你一些所谓正确的技术，而实际上根本没有用。”方若石说。
“你一向都是很老练的。”她穿上睡衣。她从来不习惯在任何人面前赤身裸体。
早在“文革”初期，方若石从抄家抄来的图书中，就已经看到了《金瓶梅》等。另外在农村这个大课堂中，那些没钱娶妻的人，非常好为人师，教给他什么是同性恋，什么是兽奸等等。一句话：婚前他积累起来的性知识，肯定不会比一个“文革”前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差。但这些都没有必要对妻子说。他因之做出一副进入准睡眠的样子。
国际商业银行的总裁哈桑·阿贝迪隔着一张像岛屿一般大的羊皮面的写字台听马克·波斯特汇报。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银行家就是施舍于人的，所以就要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而要做到这一点，增大物理距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马克·波斯特主要汇报远东分部在巴基斯坦、几内亚的银行的工作。他在这些地方开办了命名为“穷人银行”的小银行。专门向妇女提供口号为“从一美元开始”的小额贷款。这个设想是两年前提出的，开始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银行是一种为富人，起码也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机构；再者说：在外面开创事业的都是男人，如果贷款给女人，而男人不负责偿还的话，这些钱不都成了荒账了吗？但他依据的如下理论反驳：女人都比较敏感，能够考虑长远利益。另外男人总还把收入的一部分用到自己身上：烟、酒、茶和情妇；而女人总是把收入的全部都贡献给家庭。
他的理论把大家都给说服了。“穷人银行”如同雨后的蘑菇一样迅速开遍巴基斯坦和几内亚等“欠发达国家”。
他在采用“百分之二十”的商业银行通用利率的同时，还违背商业银行的通常做法，让客户互相担保。
他手下的一些资深的职员反对这一点：客户互相担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其中的一个垮台了，就会引起著名的“多米诺效应”。
但马克·波斯特还是以他独特的深谋远虑指出：对蛮荒地区的人而言，有了钱第一个想法就是还给债主。他们根本不知道信用交易是怎么一回事。再说“多米诺效应”是针对大型企业的，而我种地你畜牧根本没有内在的联系。
那些资深的职员还是不同意：“银行有银行的规矩。规矩尽管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它仍然是规矩。”
“我在德国读大学的银行专业时，著名的格尔教授曾经这样指出：大银行家不是遵守规矩的人，而是建立规矩的人。”马克·波斯特说。
他手下的职员大都是从东方招募的，没有在德国上过大学不说，也没有听说过格尔教授——更何况这个格尔教授纯属马克·波斯特的杜撰。
“穷人银行”果然如马克·波斯特所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二百万顾客，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九十，偿还率占百分之九十七。
哈桑.阿贝迪冷静地听着这些在银行业来讲是很好的成绩，一句表扬的话也没有。“在马跑得快时，我是不会让它停下来给它糖吃的。”他心说。
当然，他对马克·波斯特和那些“欠发达”国家的秘密社会的联系，也了解得相当清楚。但这些事情就更没必要说了：怎么对国际商业银行有利就怎么干。银行家不是道德教授，也不是法官。
马克.波斯特在汇报完了之后，习惯地从口袋里掏出雪茄烟来，但考虑到总裁的穆斯林背景，又把烟放了回去。
“你抽。你抽。”哈桑·阿贝迪把电动窗户打了开来。
马克·波斯特还是没有点燃：上司是有权口是心非的人种。
“远东都包括哪些地方呢？”哈桑·阿贝迪在想象的空中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都包括这些地方。”
马克·波斯特静静地在听。
“你搞清楚了吗？”
马克·波斯特摇摇头。
哈桑.阿贝迪得意地笑了起来。他非常喜欢这种《古兰经》式的简单却又包含一切的说法。
马克·波斯特用眼神在寻求进一步的指示。
“还包括香港。”
马克·波斯特这下懂了。
“香港还包括什么呢？”哈桑·阿贝迪不等对方回答，继续说：“香港还包括中国。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美国、日本和所有的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经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一片新大陆。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他在墙上的世界地图的中国部分划了一个大大的圈：“第一，要尽快站住脚。第二，要尽快扩大规模。第三，要扩大业务范围。”说最后这一句话时，他注视着马克·波斯特。
马克·波斯特很明白他这“尽量扩大业务范围”的含义：进入国际商业银行以来，他已经了解了这个银行“最高领导”其人。既然明白了，就没必要再问：一个干练的部属，最喜欢的就是不明确的指示——越不明确，授权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