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去深圳的飞机后，伍勤把靠窗的座位让给彭小彭。
彭小彭没有任何感谢的表示，理所当然地坐了进去。
等飞机一上天，彭小彭就做了个外人看上去很费解的手势。
伍勤立刻明白他是要喝酒了，马上站起身，从旅行包里把小瓶装的“人头马XO”和一个精致的酒杯拿出来摆在小桌子上。
彭小彭大喝了几口后，眼皮马上就耷拉了下来。随后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就把脑袋枕在伍勤的肩膀上，几分钟后，便进入了梦乡。
伍勤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反正他头一次和彭一起坐飞机旅行时，彭就这样。当时他问原因。彭小彭告诉他：“我醒着害怕。”他很奇怪有过上千小时飞行经验的彭怎么会害怕飞机？“五六十年代，我的哥哥们、嫂子们、姐姐们、姐夫们全部工资加在一起，甚至把秘书、警卫的工资也算上，也没有我们老爷子一个挣得多。可如今一个兵团级的将领能赚多少钱呢？也就五百多块而已。”彭小彭含糊地说。
伍勤对比喻一类的手法感觉相当木，根本无法理解，所以只好明问。
“大傻瓜总是问：这是什么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彭小彭不耐烦地说：“我开飞机是七十年代，那会儿的飞行员，全部都是飞行学校毕业的，最次的也会解析几何、微积分。可如今的飞行员什么素质？你不认识航空公司的人，如果你认识个把老总把你培训上两天，他们也敢让你上。你想想，叫这种人开飞机，我能不害怕吗？！这叫越懂越害怕。害怕怎么办？只好喝上酒一睡。醒来不是到了这个目的地，就是到了那个目的地。”
伍勤这回没问，好半天才明白彭小彭指的“那个目的地”是死。
在两个多小时的飞行过程中，彭小彭几乎全部在睡觉。他的头一直靠在伍勤的肩膀上，而伍勤却一动没动，连饮料都没喝：如果喝了，就可能要上厕所。他转动头颅往窗外看，但看到的只是一群群像大绵羊似的白云。
白云看腻了，他就开始看空中小姐。他先是看空姐的脸：民航的劳资干部是从什么地方搞来这么多漂亮妞的？你看她们的脸蛋有多光滑细腻！他摸摸自己粗糙已极的脸。不过我要是也长一张和她们一样的脸，那就成天桥的兔爷了。他所谓的“天桥的兔爷”指的是旧社会那些供人玩弄的男妓。
他看完了空姐的脸，又开始研究她们的身材。从胸部分析到腿。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腿和身高比例，和我差不多。他绷绷腿上的肌肉，牛仔裤立刻凸现出几条山脉。
男人的美不在脸，而在于肌肉。他又想起彭小彭对他说的这句话。彭小彭是一个很健谈的人，能从哲学讲到《关贸总协定》，然后再讲到戏剧、黄色录像。这中间格言如云。但他却只记住这句。
有一次，彭小彭对一个台湾客商说：“你别看我这个马仔丑，但他对我却忠心耿耿。”他对“马仔”一词的使用并不觉得什么，但却不愿意听这个“丑”，于是反驳道：“男人的美在肌肉。”彭小彭立刻不高兴了：“那是低层次的美，男人最高的美是思想。思想，你懂吗？”他不懂彭小彭所指的“思想”是什么，但还是说：“反正我高低也是美的。”彭小彭很讨厌他提出不同意见，就又趁机给了他几句。但他根本不在意，很快就把它们连同“最高的美在思想”一起给忘掉了。
及时忘掉一起不愉快的事，是他自觉自悟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飞机降落时，彭小彭醒了过来：“你确实有很好的平衡能力。”他用香纸巾擦擦脸后，拍拍伍勤的肩膀：“能够随着大气的波动而波动，让我一点也觉不出来。”
听了这话，伍勤好像很高兴。
在这一点上，男人和女人有着明显的不同：男人是承认等级的，哪怕只比他高半级，他也会服从。但他绝不允许他的同级、下级对他有任何不恭敬。而这种“等级制游戏规则”在女人世界中根本行不通，她们不承认任何一个女人，哪怕这个女人是她父亲、丈夫的顶头上司，她也不服。至多是当面说上几句好话，背后则以十倍、百倍的恶毒语言报复之。
这种不同与其说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如说是天赋。不信你看一群男孩子在一起玩，小的一定服从大的，即使被他抢了东西也认。所以他们往往能玩很复杂的集体游戏。而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则不同了：假设有九个女孩子在一起玩一个小时，那她们就一定会分成十派——这十派当然不是从始到终的，而是先你我，后我她，就和十八世纪的欧洲联盟一样的变化无常。
飞机在地上狠狠地跳了几下才站住。在这几跳中，彭小彭一直闭着眼睛，双手紧紧地抓住安全带。他确实有过飞行经历，并且开的还是超音速战斗机。他还喜欢亲自驾驶汽车，且张开双臂，把车开得像一个职业车手一般地飞快。但他现在就是害怕坐飞机，尤其是在降落时。
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对外宣布的那个，而是一次从北京飞往昆明的途中，当飞机快降落时，喇叭里突然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我们遇到起落架失灵的非常情况。请各位穿好救生衣，把手枕在头后。我们要强行降落。”然后又重新放这段录音。
播放出这些信息后，机舱里立刻乱成一团：有的痛哭、有的傻笑。而他却紧紧地抱着脑袋，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和想法——凭他的经验知道，像波音737这样的大飞机，安全迫降的机会不会大于百分之十，而他不止一次从着陆时失事的飞机中往外搬运战友的尸体。其惨烈状至今历历在目。
过了好久，四个空姐才同时出来更正，说是一个实习的空姐把录音带给放错了。
等他的血压和脉搏降低到能行动的水平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冲上去把所有的机组人员痛打一顿。
后来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念头给克服下去。但健康的飞行心理却不能再恢复了——从医学的角度讲，如果你得了某种疾病，那么你就永远不能得到完全的恢复。顶多是局部的控制和局部的恢复。这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
下飞机时，伍勤要帮彭小彭提手中的箱子。“你提不了。”彭小彭不耐烦地说。
如果在平时，伍勤根本不在乎彭说什么，但这时正好那个暗地里被他评比为第一的漂亮空姐在旁，于是他便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些钱吗！”
“如果是钱，我早就让你提了。”彭小彭也觉察出他的不高兴，“是电脑。”
“电脑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软件、硬件插来插去，就和人一样地产生思想了。”
“哪能一样。人是硬件插入软件，而电脑则是软件插入硬件。”彭小彭很得意自己的比喻。
在公用电话间外面，方若石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里面那个打电话的人等出来。出来后，他才发现那个人还提着一个移动电话。
看来很多东西的目的不在用，而在装饰，或者说目的就是装饰。方若石用微微发抖的手，拨动电话。
“找哪位？”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里才传来一句官僚味道很重的话。
“我找厉部长。”方若石报出了厉法的官讳。这是通过岗哨的有效办法。
“这没什么李部长。”授话人说着就要放下电话。
“是厉法部长啊！”他赶紧补充。
《校友通讯录》里，厉法的名下没有电话号码——“只有那些办不了什么事情的人，才整天说：有事来找我。而像我这样的人，躲都没地方躲去。别的不说，我家里的电话号码一年就得换三回。换一回淘汰一批人。”这是方若石在县招生办公室当主任时说的话——而目前打的这个电话号码是厉法在八年前给他的。八年了，我依然如故，而他一定升迁了。人们会遗忘那些被贬的人，而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升起来的人。
“你说的是厉区长啊。”授话人的口气立刻变了。“我给你查一下他的电话。”方若石再次费力地拨出七位数。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电话中的厉法平静且客气。外人根本无法听出他曾经是方若石的朋友。
“还是我去找你吧。”方若石知道“以逸待劳”绝不是求人办事的好方法。
“下午五点你来我办公室。”厉法把自己在茫茫人海中的精确坐标告诉了方若石。
进了深圳大酒店的门厅，伍勤就去登记房间。彭小彭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了一眼“请您不要吸烟。谢谢合作。”的中英两种文字的牌子，径自点燃一支烟。
他刚闭上眼睛，准备恢复一下，有人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险些把他拍得跳起来。
“你要干什么。”刚过来的伍勤，一把就抓住了这人的衣服领子。
此人是一个大约一米八的汉子。肩膀宽阔，面色黝黑，显然经过很好的锻炼。他伸手向反方向拧伍勤的胳膊，但就是拧不动。
“别。别。”转过脸来的彭小彭赶紧说，“伍勤你松手。”
伍勤等此人再拧了几下，才松了手。
“秦公。”彭小彭拱拱手。“别来无恙？”
这个被称作“秦公”的人狠狠地瞪了伍勤一眼，才扭过头来对彭小彭说：“托您老人家的福，以前还是无恙的。不过差一点点就闹下了骨恙。”他活动着手腕。
“秦公您别和他一般见识。”彭小彭把他让在沙发上。“我听说您一直在美国一带活动，什么时候来了深圳？”
秦解决接过彭小彭递过来的烟。“我怀揣着若干个国家的护照，也到过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地方也不如中国。”
彭小彭做出一副认真听的样子。
“在别的国家里，我指的是那些发达和比较发达的国家，钱是非常不好赚的。那里的人民和领袖，玩市场、玩民主已经玩了好几辈子了。规则特别的严格。规则严了，就不好玩花招。而咱们这些人不全凭玩花招才发的财？”
“‘发财’两字我不敢当。您还差不多。”彭小彭赶紧说。
“你大财没发，小财总还是发了一点的。”秦解决说话很有些高级领导人的风味：字正腔圆。
“你在美国一带是不是认识的人少？”
“那倒不是。香港、东南亚一带的华商都形容我说：在美国的朋友比在大陆上的还要多。但做买卖这事，不是打群架。人多没用。关键要看你这些朋友的质量如何。你说说在大陆上，另外还包括香港、澳门，有哪个头头咱们不认识？要不然毛主席老是强调根据地这个问题呢？没根据地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那是。那是。”彭小彭连声说。
伍勤白了彭小彭一眼：他从来没有见过彭小彭对什么人持这种谦恭态度。
“你这是打算去什么地方？”秦解决问。
彭小彭把自己打算大致说了一下。
“好。好。”秦解决眼睛向上说：“我给你介绍几个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下几行字。“这就是你的通行证。”
“我这个马崽也打算去香港转转。你能不能给弄张出境证？”彭小彭把名片接过来后，不失时机地说。
“我给出入境管理局的人打个电话。你们明天去取。”秦解决站起来活动着手腕对伍勤说：“如果你刚才再多一点劲，我就没法拨电话了。”他把脸转向彭小彭：“和我一起吃饭？”
“不了。不了。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你了。”彭小彭也站了起来，目送秦解决走远。
“这个姓秦的家伙是干什么的？”伍勤问。
“怎么说呢？表面上和我一样，也是个做买卖的。”
“做买卖的怎么就这么凶？他要是做官地球上还放不下他了呢！不就多几张护照吗？”伍勤显然不服。
“他虽然不是什么官，但比你见过的任何官都要大。”
“他爹是个大官？”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大官是什么概念？”
“当然是说级别。”
“那也不过是正军级。”
“你爹还是兵团级呢！”伍勤这下子更不忿了。
“看官的大小，就和看买卖的大小一样：有的时候要看门脸，但更多的时候要看的是内囊。级别只说明表面问题，关键要看他的管辖范围。”
“级越高，管的就越多。”伍勤认为彭小彭的话从逻辑上不通。
“那倒不一定。前些日子咱们去青海，那个管批可可西里黄金采集权的小子叫什么来着？”
伍勤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但他使劲拍拍脑袋后，就挤了出来：“叫王发。”
“没想到你这颗脑袋还真能拍出点东西来。”彭小彭也表示友好地在伍勤的脑袋上拍了一下。“对，就是叫王发。依广东人管‘发’叫‘八’的习惯，咱们就叫他王八吧。”
伍勤也笑了起来：彭小彭对谐音有着浓厚的兴趣，浓到迷信的程度。在他的马力特别开发公司建立伊始时，通过一个朋友定在京门饭店的四楼，价格相当优惠。可他就是不去，说：“四就是死，太不吉利了。”朋友对他说：“你小子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北京人，对你来说，八不是发，四也不是死。”并举例道：“我的一个处长哥儿们，老说要提拔，但总也上不了台阶，后来五台山一个和尚告诉他：你常用的一个号码改成1890，就会在一九九〇年起山。但住宿的门牌号不能改，电话改起来，麻烦不说，信息资源的损失也大。能改的只是车牌号。他通过公安局的关系，费了很大事，把车牌号尾数先是改成1890，然后是1891、1892、1893。但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处长。”可彭小彭就是不听：“我虽不是广东人，但我就是不要四。”
彭小彭的固执，让伍勤都不能接受：“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迷信？”
彭小彭立刻反击道：“早年我相信党、相信贫下中农、相信老爷子；然后又相信爱情、相信生活。但到头来发现党虽然是一个党，但一会儿一个政策，到底某个政策是不是对你有利，完全靠你自己去分析；你没到过农村，所以我比你了解贫下中农要多得多，一句话就可以总结：诲淫、诲盗、‘毁’人不倦。至于我家老爷子，那还是一句话：别看他经过这个战役、那个战役，坐过这监狱、那监狱，但到了关键时刻，也是交代材料写了一大堆，不用说自己干的事情，就是连边都沾不上的事也得承认下来。爱情，则根本不存在；而生活则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欺骗你的扯淡的东西。所以只好迷信了。其实迷信就是科学，也就是说：科学在没被证明之前，就被人称做迷信。”
没有人能说服彭小彭。他硬是每月多花一千块钱，住到七楼上——饭店没有八楼，所以他说：“七楼就等于说是八楼了。”
出了电梯，进了房间后，彭小彭开始继续刚才的话题：“这个王八是多大的官？顶多是个处长：省经委稀有金属开发处处长。在可可西里没有发现黄金前，这是个寡得没人理的官。但黄金一出，王八立刻就成了神。谁见了也要让他三分。咱们刚一去时，找的是那里管工业的戚副省长。我想，弄张开采证这种小事情，甭说副省长，有个局长把戏的就办了。到那儿的第一天，戚副省长请客时，我们在台阶上正好遇到王八。我一看老戚握手时对王八那副热情巴结劲，就知道证好来不了。果不其然，我拿着戚副省长的条子去找王八，王八倒也还客气，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片子上根本没有办公室的电话，只有家里的。我一看就懂：这是让我送礼。我是个相信宁叫碰了，别叫误了的人。所以晚上就带着些现金去了他家。他家一共五间房，其中四间人满坑满谷。我的介绍人不算软，所以等了二十分钟，就被让进了空房。进去之后，王八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让我直说。我直说完之后，他就说：办证需要国家黄金局、黄金部队等方面的配合，疏通关系是要费用的。我问他这费用是多少？他伸出两个指头。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两千，就问是不是两万。他说对。我刚庆幸这是笔划得来的买卖。他就补充了一句：是两万绿的。绿的是美金。两万绿的就是他妈的二十万人民币。除去卖毒品，什么也没这么大的利润。我只好打道回府。”
伍勤给彭小彭倒上一杯自备的珠茶：彭喝茶是很讲究的，别的不喝，只喝这种由龙井炮制的花茶。“你说这个秦解决的老爷子也是王八一类的人？”
彭小彭并没有把秦解决父亲的真实身份告诉伍勤，他只说秦父的官要比“王八”大得多得多。消息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记得一次和父亲去视察一个部队，这个部队的首长对父亲提出想看一种高级的参考材料。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行。”部队首长是父亲的老部下，所以才敢问：“为什么不行？”“如果你了解的情况和我一样多，那我凭什么来领导你？”父亲反问。从这件事上，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如果一条信息任何人都知道，它就一点点价值都没有了。
秦父是一个在北京管钱的主要领导人身边的办公室主任。若论级别，也就是个正局，如按非国标的计算方法，叫个副部也说得过去。但在很多情况下，级别和权力不成正比。对办公室主任这等人物，尤其如此。当然办公室主任也有不同的类型：比方毛主席早年的办公室主任田家英，就是相当规矩本分的一个，自己写诗抒怀曰：
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画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百姓万家心。
他喜欢书画，尤其喜欢集古人书信。一次在琉璃厂看中一通清人的书札，想买可没那么多的钱，就让老板给他留几天。等他把钱凑齐后再去，已经让别人给买走了。如果他当时亮出“毛办主任”的身份，立刻就会有人给他送去。其人德行如此，自然不会忘记办公室主任起的就是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作用，绝不会在中间夹杂任何个人成分。
这其中的道理干秘书出身的秦父不会不懂，或者说正因为他太懂，所以搞起“反其道而行之”时格外厉害：他竭力堵塞上下的渠道，尤其是下情上达的渠道。也就是说：如果某地要建一条运河、一座电厂、一道水坝等没国家支持根本干不了的工程时，自然要到北京去批计划和钱。这计划能不能到达那个领导人的桌子上，就全看他的态度了：如果他高兴——至于他什么时候高兴、如何使他高兴，那要靠申请人自己的手段和本领——你的计划就能到达目的地，而且只要大气候允许，就能批下来。如果你让他不喜欢你，那你就算完了。
秦父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外面也有传闻。但他的位置仍无半点动摇感。这是因为他在敢干的同时，也很会干。假设你持某个人的“条子”，或借某人的电话去找他，他立刻就能分析出条子和电话的分量：来人是谁、后台又是谁、他现在还有多大的影响力、还是真心想办，还是碍不过面子，勉强给你写的。其精确程度，简直不差分毫。内中道理、运作程度，恐怕除去天知地知外，就他自己心知了。
至于秦父的首长，就像戴上绿帽子的丈夫一样，不是不知道，就是最后一个知道。或者是假装不知道。
彭小彭认为这位首长是三种情况都有，但更多的确实是不知道：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一个人的目力不能及的程度。大跃进之后，在总结经验的会议上，毛主席曾对各个大局和省委的负责人说：我知道你们虚报产量，所以我已经把你们报上来的数目除了个二，谁知道仍然是乘了个八。不能说毛主席不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亲自到各地去看。但官吏们自有对付他的办法：你不是想看粮食产量吗？我就在你来之前，把若干亩地的农作物集中到一亩地里让你看。你如果想看钢产量，我就造一本假账，把几个月产的钢都堆在一起，如果不够，我就从别的地方采购。毛主席对这些不能说没有察觉，所以他后来根本不相信汇报，经常布置身边的警卫战士们利用回家的机会，给他搜集情报。但他不相信汇报也好，相信汇报也好，在最终做决策的时候，仍然要有所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经过各级整理、调整过的报告。决策一定，计划也就根据它编制出来了。
中国大是一个方面，权力过于集中也是一个方面。权力在一定阶段是很具体的，以分房子为例：房管科长确确实实知道谁个没房、谁个的名下已经有了一套房、谁的房不好。但到行政处长那里，就不那么具体了：他只知道一个大概，也就是说，给甲单位多少，乙单位多少。到了局长那里，他不再为具体的房子操心，而变成如何筹集盖房子的钱的问题。到了省长那里，连钱是盖房还是买设备这些特性都被淹没了，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平衡预算的问题。假设这个省长是一个精力过人、一心为公的人，他不相信这些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他一个一个开始亲自调查。那么以一个中等的省论，它的省辖市、专区行署连同厅局起码也有二三百个。一个地方查两天，你一年当中就什么也不用干了。
从上述中就可以看出，权力集中到一定的程度后，已经超过一个人的处理能力。如果你坚持一个人处理，就和一台个人微机要处理全球的天气情况一样，从物理上说是很荒谬的。所以必须把权力分散下去。
这些权力分给谁？首先就是像秦父这样的“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同首长，构成了神经中枢。
也许有人会说：把这些“身边工作人员”选好了不就行了？
这里面仍然有一个“过大”和“过于集中”的问题。考核一个干部的政绩如何，和查对一笔钱用得是不是妥当，是一个工作程序、一个原理。还是以一个省委为例：假设是一个省委书记事必躬亲，马不停蹄地把每个县都跑了。那么在他的任内，能把各个县的县长、书记都认识了，就算很不错。更不用说副县长、副书记了。
想到这里，彭小彭记起一个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当一等秘书的朋友给他讲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迎接元首来访和拜访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对等官员。”他当时认为这是很轻松的工作。但朋友立刻用数字反驳道：“加拿大是一个中等国家，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一共有一百多个。以一个国家每年有一次国家元首来访问和一次政府首脑来访计，一年就是三百次。也就是每天一次。”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就是一回事？”他试图动摇朋友的计算基础。
“在某些国家国家元首就是政府首脑，在某些国家就不是。”
“他们有什么差别？”
“很微妙的差别。你不一定分得清。”朋友继续往下说：“苦更重的是拜访建交国家使馆商务参赞的对等官员：你用一年时间就把所有的一等秘书都拜访完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使期已满回国去了，于是你要重新拜访新到的一秘。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迎接、拜访、拜访、迎接。一直到你的任满。”
县长、县委书记和省长、省委书记的关系也就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一等秘书的关系，以及一等秘书和一等秘书的关系一样，是迎接不完、拜访不完的。
秦父对这些门道更清楚不说，而且运用自如。权力的实质就在于运用。权力就像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想种谁就种，既不用你同意，也不用给你交租子，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权力更是如此：如果你真的像书本上所说的“为人民服务”，谁有什么事情来找你，你就立刻去办，那么你确实成了“公仆”了。
这种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秦父更非此类。权力不在大小，主要看你用得好不好。石油输出国家本来石油卖不了，但为了把石油作为一种武器，硬是成立欧佩克组织，弄得世界上一片恐慌。同理，一个小城镇的售货员们，也可以联合起来，把某种商品——最好是必需品，比方火柴、针线等——统统收起来不卖，那么他权力的价值立刻就会显示出来。权力也就变成了商品，随之加入了买卖。
秦父的手段自然比那些售货员要巧妙得多。据彭小彭所知，他并不直接收受包括钱在内的任何礼物。因为这犯忌不说，也很低级。他使用的是更高一级的交换：他给别人办了事，然后让别人把“情”还在经商的秦解决身上。这样双方都好处理，不留痕迹。比方说某种紧俏商品、稀有物资、甲和乙都要。那么无论批给了谁，别人也没说的。
秦父深谙官场的动作规律，知道自己的权术虽然玩得巧妙，但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不说自己到了退休的年龄，就是自己的首长到了离退的年龄，自己的权力生涯也就到了头。一个大官的办公室主任是没人敢用的。当然这个到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而会被安排在一个更高，但没有实际权力的位置上。所以他很早就把孩子们都安排了。
他一共有三个儿子。名字分别是：秦问题、秦决策、秦解决——这些是很典型的干部子女的名字——秦问题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干部。其级别是专员。年薪十万美金。秦决策是一个正在上升的高级干部的秘书：老头是从这条路上来的，所以死死认定此乃登龙捷径。
三个孩子当中，老头最喜欢秦解决，本来想让他先到一个县里锻炼，然后上党校，最后成为正式的官员。但秦解决不干，他对父亲说：“你的官不小，但这官是虚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具体的经济利益。”秦父不同意：“我有一辆尼桑车，一幢大房子，另外还有中国最好的医疗条件。这些东西如果都用货币衡量的话，没有一两百万是拿不下来的。别的地方不说，北京城内有几个有一两百万的人？”秦解决听到这笑了：“我姑且不和你讨论北京城内有多少趁一两百万的人，反正说出来您也不信。咱们先说您一退休，汽车马上就没了，就是有也不会再是尼桑。医疗也不行了。”秦爷马上反驳：“医疗条件是不会变的，还是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秦解决笑了：“您这就是掩耳盗铃了！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的内幕您还不知道？上次您的肺上出现一小阴影，连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大事，但一支全中国最好的医疗队还是出现了。他们拿出了一个详细的医疗方案不说，还总结出三条原则。”秦解决学着那个医生的江浙口音：“第一是确保安全，第二是消除病变，第三是尽量减少首长痛苦。最后证明完全是虚惊一场。但，”他顿了顿，“这一切都是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而不是您本身固有的。公有制的特点是：当你掌握着它的时候，什么都是你的，而你不掌握它时，就什么也都不是你的了。另外，它还是很短暂的。”
他的话显然深深地触动了秦父，老头思考了好一阵才说：“你想干什么？”
“把您虚的东西变成实的。”
秦父又问如何变？“通过商业的途径。”秦解决把自己的设想说了出来。
第二天，秦父就批准了儿子的方案。
秦解决在实施这个方案时，表现出极大的才能。所以他才会在比彭小彭晚出道多年的情况下，很快就成了有“亿万身家”的人。
对此彭小彭一直愤愤不平，认为是不公平竞争。
“吃饭去？”伍勤问道。
“吃饭，吃饭，你就知道吃饭。你没看见我正在思考？”彭小彭的不高兴有一半是故意的。他知道伍勤对思考、计划、计算机操作等一类事很是敬畏。而一个人想驾驭一个人，必须找到他的弱点，并时不时地攻击之。
伍勤果然不再说话。
“但饭还是要吃的。”彭小彭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就把伍勤领进了餐厅。
“在这里吃饭最合算的就是吃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他点了一个熊掌和两个蔬菜。
菜很快就上来了。“你怎么不吃？”彭小彭庖丁解牛一般地把熊掌分解完后，看着停筷不动的伍勤。
“我不敢吃这东西。”伍勤老实地说。
“吃吧。”彭小彭给他夹了一筷子。“毛主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掌。”
“我记的毛主席说的好像是：更无豪杰怕熊罴。”毛主席的这两句诗词他听得虽然非常之多，但仍然不很有把握。
“熊皮都不怕，熊掌就更不怕了。”彭小彭只好糊弄他。
马克·波斯特干事情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他离开瑞士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带领着若干顾问到香港考察。大约两个月后，就取消了办事处，建立了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
当然这里所谓的建立，并不是盖一幢大楼，然后再隆重开业。而是他先在龙湾大酒店租了五套房，挂上了牌子——银行和党派一样，并不是先有几十万党员，然后再成立总部，而是先由若干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小型的组织，打出牌子，再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然，如果靠银行的良好的信用和服务让它自由发展，其速度将是很慢的。所以马克·波斯特使用总裁哈桑·阿贝迪的“以高投入寻求高产出”的指示，一下子就购买了三家银行。
这三家银行中，只有一家是经营情况不好，准备盘出的。其余两家都是经营正常。所以如此算下来，费用自然不会低。
但马克·波斯特没有和他们在价钱上讲究。爽快地承认下来。随后他再发指示：
“再买四到五家。”
此举一出，一下子就震动了香港金融界：先是金融报纸，随之是普通报纸都大声惊呼：何方杀出一匹黑马？惊呼之余，那些敏感的记者，开始对国际商业银行的调查。于是报纸上又出现了连篇累牍的关于这家银行的报道。
马克·波斯特高兴地看着这一切，这是给国际商业银行做得最好的宣传。
他再振宣传之威，购买了两家经营情况良好的银行。
如此大力购买，必然会反映在国际商业银行总账上。瑞士总部很快就发来由总会计师签署的质询电传：请详细汇报开办款项的用途和去向。
马克·波斯特不予理睬。
质询电传接二连三地发来。但他仍然是我行我素。
“总会计师在总部是很有权威的人，您最好还是答复的好。”他的副手，也就是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的应副行长提醒他。
马克·波斯特通过烟雾看着眼前这个短小精明的中国人。在他来港之前，应副行长已经在这里负责办事处了。总行人事部在他赴任时，对应做出这样的评价：老香港、老银行。是一个好的会计专家，但不适于做大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另外也有人告诉他：应副行长和总行的总会计师非一般关系。
但他并不是以谁是某个阵营来画线的，他只要求手下的精通银行业务，了解香港人情：不是自己的人没关系，一拉就拉过来了。
应副行长在继续诉说着自己的担心。
“如果你说完了，我就来说几句。”马克·波斯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如今你已经不是一个会计师或一个小的办事处主任了，而是国际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的副行长。所以你必须以银行家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他顿了顿又说：“我们现在的投入虽然是多了些，但我们买过来的不仅仅是一些楼房、设备、职员，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时买来很多顾客。你能给我计算一下，一个在我们这里存有一亿港币的大顾客值多少钱？如果他再存一亿又值多少？”他挥挥手，“你算不清。永远算不清！人，不管他们是白种人还是黑人、黄种人，他们都喜欢熟悉的东西：熟悉的楼房、熟悉的职员面孔、熟悉的存折样式。对他们来说，银行的高层领导究竟是谁根本不重要。可口可乐、万宝路的，还有在你们这里很吃香的金利来等牌子之所以值几亿块钱，其道理你可想清楚了？”马克·波斯特在和人说话时，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对方。同时还放射出一股神秘之气，让人觉得仿佛在受审。另外他还有着一种近乎贪婪的奇心：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也绝不放过。他善于提问，但对别人却守口如瓶。他喜欢独往独来，做事有条不紊。但在他的性格中，更重要的是他总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在填表时，只要是有关个人的问题，哪怕它毫无意义，也不愿意把真相写出。在坐车时，他从来不对司机说目的地，好像怕人暗杀他似的。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切，没有人知道。
应副行长不再说什么。他一直认为分行的领导应该是他。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某地的银行家，应该由本地人来担任。因为外来的人——也许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虽然他很可能精通银行业务，但他不了解人情。他一到来，那些在别的银行吃够了闭门羹的人、倒霉的投资者，就会一古脑地涌上门来，最后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兜着走就兜着走吧！应副行长想道：反正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至于副手进言的责任，我已经尽到了。
厉法穿着身质地一般但做工精良的衣服，方若石在和他握手的同时，感觉出他的臂力依然过人：在中学时他就是一个狂热的体育爱好者，学校一项四百米、一项铅球的记录都是由他创造并保持了很长时间。
“你们这里相当……”方若石坐下去后，屁股明显觉出沙发内部弹簧的存在，他本来想说“寒酸”，但出口时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俭朴”。
“政府因为庞大，经费就不够用了。你抽烟吗？”厉法把“禁止吸烟”的牌子翻转。这在他是一种破格的做法。
“怎么，你不抽了？”方若石接过烟来。在他的记忆中厉法是一个过量的吸烟者，甭说手指，就是嘴唇都是金黄色的。
“好烟抽不起，坏烟不想抽，所以就戒了。”厉法说。他抽烟的习惯是在“文革”刚开始时养成的：那时一切都被砸碎，包括他的希望。插队后他的希望虽然重新点燃，但习惯却保留了下来。一直到他去国家经委工作时，因丁副主任非常讨厌抽烟的人，他才把它给戒了——对他这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不是为政治服务的。
方若石不相信他的说法：“在我们县里，别说县长书记，任何一个科局长都能抽得起外烟。”
“我这一个京城内小小的风尘俗吏，哪里比得上你们县里的局长？！”厉法看了看手表后，就用一分钟的时间，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光光的。“咱们找一个地方喝它一杯如何？”
“我请客。”求人就要有一个求人的样子。
“还是本区长请吧！”
不知为什么，方若石没再坚持。
如果有人分析他的心理图像，大概是这样的：他是“官”我是民，可我们又是朋友。他请我自然，我请他就属于巴结。此乃其一。他的位置就注定了他是一个常吃的主，万一我坚持，而他点出个“长城饭店”之类的五星级来，就把我坑苦了。此乃其二。
在出政府门时，一辆排气量为3.0的“尼桑”车正好停了过来。“厉区长，您去哪里？”司机是一个留平头的小伙子。
“随便转转。”厉法平和地回答。
“我送您去吧？”
“不用，不用。”厉法说的同时，以手势辅助之。
“那您安步当车吧。”司机笑着说。
“古人云：宰相门人七品官。这除去说他们的权力大外，也含有水平。”走远之后，方若石说，“你果真想安步当车？”
“我在有车坐时，是绝不以步代之的。”厉法笑了笑，“关键他是我们大区长的司机，别人不能随便用的。那不是车，而是权力的象征。”
方若石觉得厉法这一句话，就把他们十年没见的时间距离全都给消灭了；一个人做了官，必然会有一些架子，其目的是抵御一些人和事。所以论“官”之好坏，不能以“架子”为标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说真话。“我们那里的司机如果给县长开上车，都牛烘烘的，比别的官我不敢说，反正是比我们的教育局长大：一张条子递过去，局长就得给办。如果给你这样的地市级干部开上车，不知要成什么样子呢？”说完这句，他有些后悔，觉得是自贬身价。于是转口道：“你说他们凭什么？”
“普天下的司机都一个样：他们凭的就是在车上听来的消息。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他们最有价值的通货，就是小道消息。刚才那位，在一次我和大区长去河北参加会议的途中，我们商量干部问题时，竟然回过头插入评判，臧否人物。当时我很不以为然。但大区长没反应，我也不好说什么。”厉法拐进一个小胡同。“后来一次他单独拉着我时，又旧话重提。我没接他的话，而是告诉他一个真理。”
方若石紧走一步，跟了上去。
“我告诉他：区长司机确实和一般的司机不同。但这个词组当中，‘司机’两个字是修饰‘区长’的。如果有一天，把区长两字给弄丢了，那确实成了司机了。”
方若石不禁脱口赞道：“说得好！”若干年前，他还在公社中学教书时，一次搭公社书记的车去县城给学生买课本。此公社书记是水利学院的毕业生，对教员很是尊重的。加之和他又是围棋朋友，三十里山路中，论谈不止。书记本来想当日返回，但被一个亲戚硬给留住了。他知道方明天就要用这批书，就安排司机送他回。司机当面答应了，但一出门就翻了脸，说让他自己回。他表示无法回时，司机无动于衷。他给司机来几句硬的。但司机根本不吃这一套：“我这辈子就饲候一个人，那就是公社书记。”“老马也不一定就在这个公社当一辈子书记。”他这时已经知道车是坐不成了，索性把这个“方向盘”得罪个苦。“我没说非要伺候马书记。谁当我就伺候谁。如果明天你当上了，我就伺候你。别说你要回村，就是去日本，我也给你开。”司机的嘴很刁，说得他没话，只好自己背着课本，星夜走了三十里回村。
厉法领着他进了一个外表一般，但内部干净整洁的饭店落座后问：“吃什么？”
“涮羊肉？”方若石的目光带有征询的意味。他和他毕竟多年不见了，把感情继续像两台计算机联网一样，需要一个合适的接口。“如今正是‘春风起，三羊肥’的日子。”
“行。”眼下天气还热，厉法也并不喜欢吃涮羊肉，但为了凑趣，还是同意了。
“不过我只听说过‘秋风起，三羊肥。”
“你怎么连我是个文学家都忘记了？”方若石举起杯。
“我该死！我该死！”厉法作了个揖：方若石在小学时作文就写得非常好，其中一篇《今天我喂鸡》被当时著名的《小学生作文选》给选中——那是一本普及全国的书，能被选中，确实是身价百倍——到插队时，他更加热爱文学。某次他在一张烟盒上填了一首《十六字令》：词曰：烟，恒大前门红牡丹。抽一口，赛过小神仙。倒霉的是他不应该继续写：步毛主席《十六字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原韵。这一些，被同在一个村下放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给汇报了。其结果是被隔离审查三个月。
谈话以此为支点展开，不同的是灾难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黄铜火锅中的固体酒精燃料冒着蓝色的火，它越来越旺。
他们共同回忆起串联到内蒙古时，在科尔沁大草原上吃的那顿涮羊肉。
“天幕低垂，大漠孤烟，熊熊的篝火上架着一个砂锅，里面都是带血的连刀肉片，没有任何作料，但就是香。”因为喝了两杯酒，厉法的脸上泛起潮红。
“我真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大官还吃这些一般人吃的东西。你应该吃长城饭店、假日丽都才对。”在县城中，方若石属于“无权阶级”——如今从理论上说，谁也“无产”了——有一次他哥哥出差经过他那里，恰巧他妻子不在，他想尽一下地主之谊，可走遍县城所有的好饭店，可“雅座”都被各级领导给霸占了。这件事深深嵌入他的记忆中。他从此绝少涉足各个上档次的饭店。
“没有人会白请你吃饭。你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这些代价还相当惨重。再说一个人吃来吃去，最后会发现还是吃东西的原味好。”
方若石想起“一个人在吃第五个馒头时发现已经饱了，于是说：早知道我就先吃这一个了”的故事——近来他常想起这个故事。
厉法并不能洞察方若石的心理活动。若论个人生活，他实际上是很贫乏的，公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这些活动中，饭局当然有。不过这些饭局的学名叫“应酬”。也就是说：不管你想不想去都得去。在应酬当中，酒只是一种道具，不能真的喝。你要是真的喝，如遇上级，就会说你自律精神差。喝多了更是有失体统。如遇下级，喝多了就会有失尊严。如果是平级，自然是有失风度了。更重要的是喝多了会耽误工作。据说当时某国两位正副外交部长宴请到任的阿尔巴尼亚大使。这二位都是酒量很好的人，就相约把大使给灌醉。可大使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他们只能退其次灌那位刚来的参赞。参赞防不胜防，宴会结束时已经大醉。其结果是在开车回家途中，把一个人给撞死了。当然参赞不会为这个事而被判刑：外交官有豁免权。可影响还是很不好的：阿尔巴尼亚是当时欧洲唯一的点燃社会主义明灯的国家。此事被该国总理知道，狠狠地批评了那两位部长，并做出规定：在外事宴请中，任何人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厉法虽然做的不是外事工作。但酒量这东西是不会因控制而减小的，他也时有“尽情一醉”的想法。今天机会终于来了“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他看着窗户外面摇动的树叶。“干杯！”他举起酒杯。
方若石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所以不肯放开喝。
“你刚才还自称是文学家呢，你难道不知道‘李白斗酒诗百篇’吗？”厉法今天的兴致很高，“喝得连皇帝叫去也不去了。”
“其实李白也不是真的不怕皇帝，所以他‘自称臣是酒中仙’。所谓自称，也就说明他根本没有醉。”方若石对这诗还另有体会：如果李白不“长安市上酒家眠”，也就是说他不是去谋官，那么他喝成什么样子也没有关系。但他没有把自己这体会说出来。
酒到半酣时，方若石把谈话引入实质：“我想回北京。”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如果厉法脸上出现警惕或勉强的神色，他就立刻打住。而且永不再提。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厉法做原则性的赞赏。
“能给联系个单位吗？”
“责无旁贷。不知你想去哪里？”厉法痛快地答应。
“不是国务院，也不是党中央。”方若石想让厉法自己说。
“您总得先拿一个意见啊？”
“离我家近一点、有房子。”
“房子？！”厉法像转动铅笔一样地转动着筷子。“你这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方若石开始后悔一下子提出两个问题：你提的问题越多，得到的回答就越少，这中间严格呈反比。有时第二个问题还会损害第一问题。
“我认识市环卫局的人事处长。他欠我一个情。”
“扫马路。我不干。”方若石觉得受到了侮辱。
“不一定扫马路。”厉法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和经济计划局、人事局一样是一个局。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我能在办公室工作？”
“能不能在办公室，我马上不好回答。但我能保证你不会去扫马路。”
“在你的区里找个地方行不行？”
“你犯了一个概念错误：那不是我的区。从大的方面说，是国家的区。从小的方面说，也是区委书记、区长的区。”
“你不是也是区长吗？”
“哥儿们。我是副区长。”厉法给方若石斟上酒。“你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它有着天壤之别。区长有决定权，而副区长只有建议权。也就是说：你只能提议干这干那，而区长可以说‘不行！’。”
“你是常务副区长。”方若石坚持自己的说法。
“所谓的常务副区长就是经常向区长建议，而区长经常是说不行的人。”厉法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也不是：凡他提出的建议，区长、书记绝少顶回来的。但究其原因，就是他很少提他们不会同意的问题，一个优秀的机关工作者，在任何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之前，都必须搞清楚主要负责人心里想的是什么。而对任何单位来说，这问题、那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问题。再说方若石这个人带有明显的“厉法”色彩，肯定会给反对派以“这小子又在安排自己人”的口实，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所以不可行。
方若石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好像我是一个艾滋病患者似的！六十年代号召去插队，因为我有亲戚在农村，知道那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不肯去。但学校的工宣队和街道的老太太敲锣打鼓地上门送喜报。七十年代想上大学，先是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去。后来又因为书教得好，校长死活不肯放。如今是一切开放的九十年代了，但自己却成了一个谁也不想要的废物。真是“三世不遇”啊！
一阵沉默。
“我还有一个路子，你不妨去试试。”厉法让手中的酒杯旋转起来。
方若石在仔细听。
“我认识光大旅行社的苏总经理。你到他那里干如何？”
方若石的脸一下子就开了。他赶紧询问光大旅行社的工资、待遇和房子等。
“这是一个国营的大旅行社，效益不错，工资起码要比我这个副区长多。别的待遇大概也不差，房子目前不会有。”以厉法丰富的经验，从方一说来找他时起，几乎就大致知道他有什么事情。而与此同时，就把大概的方案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忙是一定要帮的。此乃前提。环卫局是第一方案，因为那里的冀局长的儿子就在他的区里。目前正在竞争建委副主任的位置。冀局长不会不买他的账。但方很可能对这个位置不满意。那么备用方案，也就是最后方案——就是光大旅行社。那儿的苏经理是可以交办个人事宜的自己人。
“这我也满意了。这我也满意了。”方若石连声说。“大恩不言谢。”他举起杯：“我自饮一杯。然后再和你干一杯。”
厉法静静地看着他自饮，一阵悲哀涌上来。他虽然从政多年，但感情世界还是很丰富的。一次他在区招待所开会，在电梯里看到一个正在读一本《管理学》，满脸胡须的中年人。和他通话不几句，便得知他是去东北插队，然后在那里工作，后来为了孩子返回北京的。他问他在黑龙江最后的职务是什么？对方答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再追问。对方则报告出一个很有名气的建筑集团公司。
他又问在那里你干什么？
“副经理。”
“分公司的？”
“不。总公司的副总经理。”
他在下电梯时，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让他抽空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趟。可是这个人没来。大约过了一个月，他问招待所的经理此人去哪里了？经理告诉他：去了一个中外合资的建筑公司。后来他几次在会议上，在“爱惜人才”的大题目下，举这个例子。方虽然不是流行意义上的人才，但以综合素质而论，还是相当高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为了一个旅行社的普通工作而雀跃不已。实在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这一代人，厉法继续想道：是三十不能立，四十仍然惑。五十六十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就他个人而论，可以算是不错的。但我是特例。有特例就是因为有正例在。所以在一些由有成就的“老插”们组织发动、编辑出版的一些回忆书籍征稿时，他拒绝给他们写。表面的理由是“太忙”。但实际的理由是：不想写。因为他如果写了，就会给人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感觉。而他认为：艰难困苦，对于任何人，都不是好事情。
彭小彭在大酒店的门厅里打了一个电话：“谁？”授话人是个女子。“我。”他说。授话人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我去方便吗？”
“方便。”
“你听出我是谁了吗？就方便、方便的。”
“我听不出别人，还听不出你彭小彭！你不用说话，就是咳一声也知道。”
“我马上就到，在你那里吃饭。”彭小彭满脸笑容。
“你别忘记带些熟食来。”女子说。就她说“熟食”而不说“烧”或“味”，就能分析出她是北方人，而不是广东人。
伍勤坐在大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里看窗户外面的夜景。头一次彭小彭带他来深圳时，告诉他这酒店的餐厅是可以旋转的。他不相信：“这么大的一个餐厅如果转动起来，那得要多大的电机？”他在工厂里干过，复杂的刀具不会磨，但对电机的转矩、功率等参数还是略知一二的。和“天下的事没不知道”的彭对话，能找到他些漏洞，是很不容易的。彭小彭好像看出了他的心理活动，眨眨眼说：“我在西北当兵时，一次独自回来。车厢里坐闷了，就到尾车去乘凉。尾车最后有条大链子，坐在它上面看铁路枕木一条条向后退，别有一番风味。就在这时，一个老铁路工走过来说：‘小伙子，你最好坐到你该坐的地方去。坐这上面，火车一刹车，你就会玩完了。’我不服气地反驳道：‘根据牛顿惯性定律，如果火车刹车，车里的人就会向前冲，怎么会掉下去？’老员工看看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姓牛的是哪个段的，反正你不信，就扶着这链子别松手。”彭小彭把故事讲到这儿，他们已经上了旋转餐厅。
一上餐厅，伍勤就知道自己错了：它确实会旋转，但不是整个餐厅旋转，而是只有餐厅的地板旋转。
“懂了吧？这叫相对运动。也就是说：你动、我动，谁动都算。”彭小彭教导他。
伍勤看了一会儿后，又请彭小彭继续往下讲“火车的故事”。
“我不信老头的话，但也不敢真的在链子上坐。只是扶着它。等火车到站前一刹车。我发现如果真的坐在上面，是会往下掉。”
“汽车一刹车，人不就往前动吗？”伍勤插入。
“你讲还是我讲？”彭小彭把眼睛瞪了起来。
伍勤不再说话。
“火车刹车和汽车刹车是不一样的：汽车刹车是一脚蹬死。所以都要求人们系上安全带。而火车刹车却是一下刹一下松的。它刹的那下，你确实是往前。这时你脚踏着车厢地板可以纹丝不动。但轮到它松刹车时，你没了扶的东西了，于是只好一个空翻下了车。”
彭小彭讲完这故事很久，伍勤才返过味儿来。
伍勤认为深圳的风景比北京的要好看。起码它的夜景要比北京好，北京的夜景是白一片、黑一片的，而这里却是一片亮堂堂的。他盯住对面的一幢三十多层的大楼。
这大楼里的人都在干什么？他想看，可是那不是目力能及的。看不清楚也不要紧。他们干什么我知道。伍勤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下一半去。不是玩男人，就是玩钱、玩女人。不过在这地方，男人没什么玩头。主要还是玩钱、玩女人。他所谓“玩男人”实际指的是“干部”。
“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一个女人凑了过来。“玩黑的、白的还是黄的、花的？”伍勤没有说话。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黑的是煤炭、白的是毒品、黄的是烟草、花的是布匹。这些都是目前最赚钱的买卖。
“先生有什么就说什么，我又不会找你借钱！”这个绝对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的女人继续前靠。她知道凡是住在这个饭店里的人，都是做大生意的。要不然一天一千元的消费就吃不消。
伍勤一把就把她拉了过来，他是非常喜欢妓女的。因为只有在这些人面前，他才能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到我的房间里，我慢慢告诉你。”只有像他这样没地位的人，方能喜欢什么就干什么，肆无忌惮地享受。而那些有地位、身份的人，总是要顾虑这，顾虑那的。
“先生您是签单、还是付现金？”在他刚要出门时，服务小姐截住了他。
他完全可以用彭小彭的名义签单，但他还是付现金。“我有钱。有钱就要用。”他对那个女人说，“你说对不对？”他从来不愿意在这些地方占彭小彭的便宜而让他看不起。
“对。当然对头。”女人略带四川口音。
安静炖了一锅优质牛肉，其脂肪、纹理都清晰可见。“这不是流水线养的牛，而是田野上闲逛，吃带露水的草的澳大利亚牛。”她对彭小彭说。
“你也吃。”彭小彭虽然已经吃过了，但为了让安静高兴，这时做出副吃得很香的样子。
“我不敢吃。”安静指指自己的臀部。“实在有些胖了。”
“中国妇女都相信吃肥牛肉是使她们臀部肥胖的原因，其实这来自‘吃什么补什么’的误解：你吃核桃，就补脑子；吃鹿鞭就补你的鞭。后面这个也许有些道理，而吃核桃补脑一说纯粹是因为它的形状像脑子。”彭小彭喝了一大口酒：“我认识一个叫杨薇的女人，结婚之后，她的丈夫非让她改名字不可。你知道为什么吗？”
安静没回答，但她知道彭小彭一定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杨薇者，阳痿也！”彭小彭笑着说。
安静也笑了：“你是一个泛性论者。”这是一句很能表现她教育程度的话：“我还给你做了一个东坡肉。”
“我认识一个女人，”彭小彭本来想说的是已经和他分居的太太。“她就喜欢给菜胡乱起名字。好好一个大肉排，她非得叫它‘爱因斯坦肉排’。终于有一次我对她说：你尽管可以做‘斯坦肉排，‘林彪西红柿’，但你总不敢给我做‘巴斯德肉末’。”
“你真能贫。”安静看彭小彭已经没有食欲，就把桌子收拾干净，碗筷都塞进洗碗机里，然后把卫星电视调整到体育台上。“说点正经的，你这次能在这里待几天？”
“待一两天后，就得到香港去扑笔大生意。大约一两个月后回来。”彭小彭取过遥控器想把空调温度调到十七度。
“回来时还经过这里吗？”安静是个很难考证其年龄的女人，大约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
“凭你这桌北方菜和你的细心，我能不来吗？”彭小彭看着温度计上闪动着的“17”字样。“你是不是能记住所有人喜欢的菜式和习惯的温度？”
安静笑了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彭小彭把拖鞋踢到一边，光着脚踏在地毯上。毛茸茸的地毯给他以轻松和舒适感。
安静和他是五年前在飞机上认识的。那是他为了一笔大买卖，在北京深圳之间连续奔波了两个星期。上了那架小飞机，有飞行恐惧症并疲倦已极的他，几乎没等飞机起飞就睡着了。根本没注意旁边坐的是什么人。
大约飞了两个小时之后，飞机遇到了强大的气流。颠簸不止。但即使如此，他还是不愿意睁眼，睁眼就会引起更大的恐惧。
就在这时，行李箱的扣子突然被震落。一个不大的手提箱从中掉下，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
他刚想发作，但看见的是安静那充满歉意的脸。
他再看看地上被摔开的箱子，发现里面全都是崭新的百元钞票。他解开保险带，帮助安静把这件很重的行李，放回架上。
安静用眼睛表示谢意。
在深圳有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来接安静。彭小彭估计是她的丈夫。但安静只是把箱子递给了他，什么都没说，就分手了。
随后她赶到正在等出租汽车的彭小彭身边。
“你也等车？”彭小彭问。
“不。”她说。
“你原来也是人而不是神。”彭小彭笑了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安静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清晰、好听。
“神是不说话的。他只是做一些示意。让凡人自己去体会。”
安静笑了。
彭小彭这才发现她有一张无懈可击的脸。无懈可击并不是说她长得漂亮，而是说脸部的布局非常的合理。若论漂亮，那就要数眼睛。
“你的眼睛就像百慕大三角，能把一切都吸进去。”他脱口说道，“有这样的眼睛是很危险的。”
“它和百慕大一样，只是到了特定的时候才发光，要不然海底都是沉船了。坐我的车走吧。”安静邀请道。
“我怕你把我绑架了。”彭小彭虽然这么说，还是跟她到了停车场。
“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安静用一把拴着一朵钢花的钥匙，打开一辆“尼桑”车的门。
“我也有一辆这车。不过你比我开的要好。”彭小彭说，“在深圳我可开不了你这么快。”
“主要是我路熟。你知道我刚来深圳时，没有车本。就绕没警察的地方走。所以深圳的大街小巷我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她过了一个交叉路口之后，把车速放慢。
“是去我家还是去酒店？”
彭小彭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回答：“去你家。”虽然他“黑道”上的故事知道的相当不少，“绿林”人物也颇认识几个，其中的风波险恶应该说了解得很透。再说携带大量现金的买卖。肯定不会是合法的买卖。
就这样，他和她就到了她的家。
但他从来没有问过安静是做什么生意的。也从来没在她家里见过任何别的人。只是有一次安静自己对他说她是做烟草买卖的。
“外来还是自加工？”他所谓的“外来”指的是走私，而“自加工”指的是从湖南、河南等地买来一些低价烟草，然后在其中加一些刷墙壁用的黄粉，再装进名牌烟的盒子里当成名牌烟卖。
“自加工。”安静回答。
“利润大吗？”
“相当的大。”
“你这‘相当’有多大？”彭小彭笑着问。
“反正你什么时候头寸调不过来时，我可以支持你。”
“我这个人习惯用数字来考虑问题。”彭小彭不喜欢有人对他的经济实力有怀疑。
“这样说吧。”安静想了想后回答：“你每见的十盒好烟中，就有五盒是假的。”
“这下我懂了。”彭小彭从此不再敢小看她。“是不是每七盒假的里，就有一盒是你的？”
“那是‘骆驼’牌香烟在世界范围里的销售比。”安静还是不肯正面回答。
从那以后，彭小彭每次来深圳都下榻于安宅。
厚厚的窗帘被拉上，这住宅像上了天的飞机一样，真正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两个人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商人难当，女商人尤其难当。”安静举举酒杯，但并没喝。“她必须举止像女人；思想像男人，工作像条狗。”
“如果反过来：思想像女人，相貌像男人，举止像条狗。那她就一分钱也搞不到了。”
“你的联想能力像女人一样的丰富。”安静脸上又露出美丽而神秘地笑容。
“把别人的钱，从他们口袋子里弄出来，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存入银行里，不是一件容易事。是需要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坐在真皮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杯法国X0酒。光着脚踩在纯羊毛地毯上，羊绒渗进脚趾缝里，使我暖融融、痒丝丝的。”安静极松散地躺在沙发上，“只有到了这会儿，我才真正享受和体会到奋斗的乐趣。”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赚钱最好的独白。”彭小彭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安静长而有力的脖子，经过充分网球锻炼的腿。
她和谁也没说过自己的钱的真正来历：她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时，父母就因为一个什么案子，双双被折磨至死。没办法，她只好和姐姐一起去插队。同在一个村有个高中生蒲先生。蒲先生对她的姐姐非常之好，几乎包揽了她们的全部活计。非常遗憾的是，姐姐在一次普通的塌方时，被埋了进去。再后来蒲先生被选送到机械学院读书。但他临走时没有忘记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转回北京。
她在北京就像一根浮萍般飘来飘去。在漂泊中她学到了不少本领，还上了业余大学的财经专业。
十多年后，到深圳淘金的浪潮涌起。她从一个偶然的途径得知蒲先生在深圳开了一个大买卖。于是就去投奔。
蒲先生见了她，就如同见到了她姐姐。他倍加爱护不说，还委以重任。所以她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会计变成了财务部长。
蒲先生一次对她说：“在深圳的企业中，只有两个人不能得罪：一是办公室主任，一是财务部长。”
她也是这样认为的。深圳的财务和内地的财务是不同的，内地的财务界线是很分明的，你如果动账上的钱，那就是贪污。因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而深圳的不少企业因为产权不明晰，则有许许多多含糊地方。
财务制度和法律一样：如果它越含糊，掌握者的权力就越大。她不失时机地把蒲先生“小金库”里的钱，转移到她自己的一个账号上。
当这笔钱的数目达到一个数额后，她创造一个和蒲先生单独的交谈机会：“我准备走了。”她开门见山。
“去什么地方？留学？”蒲先生问。
“不。我自己想开一个买卖。”
“资金呢？”
“我已经有了？”
“有多少？”蒲先生问。
她如实把账号上的钱报了出来：“那是你的钱。”她认为有必要说出来。
“我知道。”蒲先生大度地说。
“你怎么会知道？”她惊诧地问。
“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的领导人，如果连自己的钱也数不清，那怎么能在深圳这块藏龙卧虎的地方生存？”蒲先生把眼镜拿了下来，用麂皮擦着，“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和我要，我也会给你的。但如果我现在到法院起诉你，你就起码有十年的牢狱之灾。”她听了这话顿时紧张起来。“你不要紧张，钱你尽管可以拿去。谁叫我欠你姐姐一个情呢？但我要告诉你：错误仍然是错误。世界这贵那贵，错误最贵！”她本来也想同时告诉蒲先生：“你也犯了一个错误：把感情和生意联系在一起。”但她没说。
她踢了踢躺在地毯上，目不转睛看女子游泳比赛的彭小彭：“你是在看裸体还是在看游泳？”
“一次我太太拿来一本挂历。我问她是什么内容？她说是两样我喜欢的东西。我打开一看：是美女和汽车。一张一张翻完之后，我告诉她：只有一样是我喜欢的。她胸有成竹地认定我不会据实承认：一定是汽车！我马上说：不对。是美女。”彭小彭说。
“照你这逻辑，你现在看的一定是裸体了？”安静非常喜欢彭小彭的机智和幽默。
“不。是游泳。”彭小彭坐了起来。“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时，非常喜欢游泳。我游的也不错，一次在什刹海游，被体育学院的一个教练给看中。把我收为徒弟。我也就跟他学了一年，准备考体育学院。”
“结果呢？”
“结果第二年我又回到了同一个教室，不同的是同学和老师。”
“这是我听到过的有关留级最有趣的说法。”她把电视关闭。
彭小彭知道这是她准备休息的表示，就在她之前进了卧室。
安静的卧室布置得非常紧凑，所有能利用的地方都利用上了。
“我大哥‘文革’前就是一个师级干部，‘文革’中在海军的干校劳改期间，我嫂子生产时他请假回来。可到了假期满时，正好赶上学校开学，他说什么也买不着车票。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他万般无奈只好来找我。他和我的感情不太好，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彭小彭从来还没对安静讲过自己家里的情况：“我当下就领他去了车站。到那之后他问我票在哪？我告诉他，我就是票！当我买了两张站台票后，他立刻就急了：我已经调查过了，他们在车门口验票，站台票是上不了车的。我没理他，一直往前走。当时离他要坐的开往湖南的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开车，我就拿着站台票从去上海的第五进站口进去。到了第五站台，我又返回中央地道，然后问服务员：去湖南的车进几道？她告诉我进三道。于是我们又从中央地道返回三站台。这时车刚推进来，还没放客人。我把大哥安置在洗手池后边就准备下去，而他却怕列车员把他给轰下去不让我走。我看着这个曾经在朝鲜开过战斗机，并有‘五虎上将’之称，后来又担任舰队参谋长的人那副熊样，心也软了，就陪他待到放人进站。等开车铃响了，大哥的心算是放了下来，于是他充满感激之情地对我说：‘小弟，大哥以前一直以为北京站是平面的，上第几站台就得从第几进站口进。今天算是知道北京站是立体的了。”
安静好像费很大力才弄清楚“进站口、中央地道、站台”之间的关系：“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讲这些？”
“你真笨。”彭小彭抚摸着她柔软光滑的头发：“我一直以为任何房间都是三维的，今天才知道是四维的。”
“那一维是什么？”
彭小彭指着墙上的壁毯、墙角的遥控射灯说：“那一维是钱！”然后他又指着墙上的鹿茸说：“不过你这东西并不值钱。”
安静不以为然：“它是我花七千块钱买的。就这别人还都说便宜。”
“我一九七〇年曾经到我一个在东北鹿场干活的哥儿们那玩。发现他们那里杀了鹿，第一是放鹿血，这不是因为它值钱，而是血不放就凝固了。第二就是割鹿鞭，鞭如果割得慢，就会缩回去。第三才是割鹿茸。鹿茸一年分一个叉，也就是说头一年是两个，再过一年是四个。”
“不用给我解释得这么清楚。”安静打断他。
“我大概还没有告诉过你，我学的专业是有关数字的，后来又一直在和数字打交道吧？”
“学什么的，在我这里也没用。”
彭小彭继续讲：“最值钱的是头一年的，江湖人称‘二杠’。因为这时鹿的精血充足，力量最大。像你这种老插，只能作为装饰品了，一点点药用价值都没有。”
安静往彭小彭的身边偎了偎。
“至于鹿鞭，那也有值钱不值钱之分。”彭小彭把安静抱紧。“每到配种期，总会把一头公鹿放进母鹿群中。它和人不一样，干起来没有任何节制。所以当它从群中出来时，走路摇摇晃晃不说，鞭也因为出力过度，拖得老长老长的。这样的鹿鞭甚至不如老鹿茸，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家里的墙壁上挂上条鹿鞭做装饰。”
“快别说了。”安静试图制止他。
“人这东西最虚伪，看见别的动物性交，总会不好意思，或者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其实这有什么？”彭小彭不理她的茬儿，“鹿这东西发起情来不得了：如果一群中没有母的，就公的和公的干。被动的一方，被干之后，就会穿肛而死。我去的那次，正好遇到这情况。当时因为天气冷，工人没把鹿鞭割干净。于是我和我的那个哥儿们就把剩下的一小截鞭割了下来。然后我们把它一裁为二，一截喂了一头公狗，一截放到看门的老头熬茶的壶里。你猜后来怎么了？”
安静当然猜不出来。
“那头公狗见了其它的狗就上，不管它是公还是母。而那个七十岁的老头，喝了茶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站在门房外，破口大骂：‘是哪个小王八羔子往我的壶里放的鞭？有种的就给我出来！’”
“你出去了吗？”
“我当然不会出去。”彭小彭笑着回答。
“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就能想象出你当初有多坏！”
“如果你换成这样的句子：看你现在的样子，我真的无法想象出你当初有多坏！我会更高兴了。”彭小彭把灯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