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一个爱国者么？
在“二战”前的德国民众看来，原产奥地利的元首自然是德国第一号爱国者，他们如此决绝轻率地授予了他独裁者的权力，为的不就是希望元首能够将德国从“一战”后国将不国的沉沦中拯救出来；在当下某些人眼中，希特勒也是一个爱国者，正是由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欲望过分膨胀，才引发了侵略战争，由此，顺带着，爱国主义与希特勒一起连坐带上了耻辱的烙印。
但在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看来，希特勒绝非一个爱国者。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和《解读希特勒》两书中，哈夫纳用各种证据明示或者暗示，与充满误会的爱国者希特勒相比，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标签是“大屠杀者”，为了达成屠杀犹太人的终极目标，希特勒不惜做一个“叛国者”。
与素来在价值观上对爱国主义充满质疑的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哈夫纳对爱国主义充满着同情与理解。他在《解读希特勒》一书的结尾处痛心疾首地说，“更不应该的是，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爱国者”，如果德国人真的不再爱国，反而是遂了希特勒的最后愿望。
总之一句话，请爱国者自觉与希特勒划清界限，防止捆绑污名化。
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哈夫纳塑造了他心目中的经典爱国者形象——俾斯麦，颇有些为爱国者正本清源的意思。
在剥去希特勒爱国者战衣这个问题上，哈夫纳最强有力但同时也是最俗的证据是，希特勒曾在1945年战败前夕做出了“毁灭德国”的指令。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史实是，希特勒对军备部长施佩尔下达了“焦土命令”，炸掉德国一切还未倒下的建筑和基础设施，让德国变成不毛之地，断送德国德意志民族在战后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哈夫纳略具新意的补充证据是，希特勒在1941年11月侵苏遇阻后，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被更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
但是，长久以来，希特勒“毁灭德国”的最后愿望往往被认为是爱国者希特勒的“由爱生恨”，并不能由此推出希特勒不爱国的结论。当然，哈夫纳的技能包远不只这些。
在哈夫纳看来，希特勒最不可理喻的政治失策是1941年底的对美国宣战。即使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仍然需要寻找理由加入欧战，毕竟珍珠港离欧洲有半个地球那么远。然而，希特勒竟然通过主动对美宣战解决了罗斯福的难题，哈夫纳刻薄地将此形容为“这一宣战实际上是邀请美国对德作战”。
如何解释希特勒这一“最登峰造极的，如此显而易见的，一直最难解释的失策”？我认同哈夫纳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特勒从一个精明的、曾在慕尼黑将西方耍得团团转的阴谋家，突然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能打赢英、美、苏三大强国的蠢货。
哈夫纳仅仅给出了猜测。即使是猜测也过于大胆，希特勒在1941年年底说出那段“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的毁灭宣言时，已经有了“再也不可能打胜仗的直觉”。他可能在对美宣战前做出了决定，“既然他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被载入史册，那至少应该作为最巨大灾难的制造者”。
即使是最狭隘的爱国者，他认可征服与胜利，哪怕被带上侵略者的标签都无动于衷，但他还是不会认为，自我毁灭与制造灾难是爱国主义。
在我看来，希特勒不断扩大的战争行为也体现了他的赌徒本色。无法想象，一个以国运为筹码的非理性赌徒可以称作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就好比，当一个赌徒向家庭深情告白“我赌博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和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时，感动之余，他很快又会告诉你，他已经押上了家庭唯一一套自住房甚至还有妻子。他是爱家的好男人么？
相比叛国者希特勒，俾斯麦才是一个更为典范的爱国者。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俾斯麦身上充满了“见好就收”的理性爱国赌徒色彩。那个在德意志帝国建国过程中的“铁血丞相”，一旦建国后，“反战”反而成为他最显著的政治标签。俾斯麦深深地知道，只有节制德国的对外扩张欲望，才可以稳住周边惴惴不安的邻国，防止他们结盟形成某型包围圈，断送德国来之不易的扩张成果。
更重要的是，俾斯麦的爱国者色彩非常纯粹，缺乏其他意识形态追求。而希特勒呢？哈夫纳认为，希特勒一直有两大目标：第一，德国统治欧洲；第二，灭绝犹太人。我们姑且认为，统治欧洲是一个明显野心过大的爱国者的梦想；但第二点呢，一个犯罪者的梦想？
我们且撇开道德义愤，仅从爱国者的角度而言，灭绝犹太人不仅与征服欧洲的爱国目标无关，甚至可以说，这个犯罪梦想是决然阻碍爱国梦想的。
哈夫纳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同为爱国者的德国犹太人们成了爱国的敌人，把德国的砝码推到了敌人一边，效应是双重的，“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1941年12月，希特勒在世界霸权与屠杀犹太人之间做出了最终抉择：集中力量实现第二个目标。或者说，在“爱国”与屠杀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屠杀。这至少可以说明，当希特勒发现两者不可兼得时，毅然选择了他更珍爱的屠杀，哪怕这要以“叛国”和毁灭德国为代价。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征服者的爱国角色在希特勒心目中本就可有可无，屠杀者才是他一生的终极梦想，征服也好，爱国也好，都是随时可以弃之敝屣的工具与幌子。
如果真的那么在乎征服与德国，希特勒又怎么会在1941年12月那么早，就轻易放弃。哈夫纳的判断是，从那时起，希特勒不再搞德国政治了，他只进行了屠杀与毁灭。
退一万步，即使希特勒是一个无比高明的战略家，可以先知先觉地在1941年12月就预判到德国的战败。那么，什么样的爱国者会傻到打一场明知必败的战争？
希特勒终究还是又打了三年多，让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坚定不妥协，并且坚信胜利的爱国者。对此，哈夫纳给出了一个非常天才非常令人胆寒的看法，希特勒的战争只是一场竞赛，为他杀光犹太人争取时间罢了。哈夫纳的一个证据是，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希特勒还常常表现出底气十足的愉快心情。
甚至可以说，希特勒才是“二战”的胜利者。在希特勒的世界中，他的胜利目标仅仅是：在盟军彻底打败德国之前，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灭绝犹太人。很显然，集中营的惨状告诉我们，希特勒已经无限接近了最终目标，因此，当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自戕的那一刻，想必是充满胜利喜悦的。唯一的遗憾是，他竟然是被当作一个爱国者死去的，我要毁灭的国，你们爱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