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快就50年了。1965年1月24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温斯顿·丘吉尔告别了尘世中的伟大。
丘吉尔获得了一个国葬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首次为平民举行国葬。30万人哭泣着列队走过他的灵柩，60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包括6位国家君主和15位国家首脑。
丘吉尔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与悖论。
他为大英帝国打赢了生死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也见证了甚至亲手主持了大英帝国的漫长葬礼。在丘吉尔1965年去世之时，大英帝国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对于丘吉尔这样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而言，一生犹如梦幻泡影。
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1940年5月从辞职的张伯伦手上接过组建战时内阁的重任，用“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带着英国挺过了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却在1945年德国投降之后不久，便经历了一次大选惨败从而黯然下台。对于英国人民的始乱终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引用了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他一生以顽固的反共立场而著称，曾将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但就是这位大不列颠最出名的“反共斗士”，却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当天，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演说为苏联鼓与呼，强调“任何一个同纳粹主义做斗争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而后也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又是这位苏联“忠贞不渝的朋友”，在“二战”刚结束几个月之后，便针对苏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好吧，这就是丘吉尔。一个充满争议的悖论者，一个有着数张面孔的伟大人物。
伟大的政治家
无论丘吉尔是谁，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从他1900年当选议员步入政坛算起，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政治生涯长达60年，其间数次穿梭于内阁，在1940年和1951年两任首相。
不过，丘吉尔作为政治家的所有伟大与荣耀，都是来自于“二战”中的国家领袖，他拯救了濒临战败的英国，而战争则成就了他的伟大。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自动忽略那个1900—1940年期间的政治家丘吉尔，虽然他当选了无数次议员，做了无数个头衔的内阁大臣（内政、海军、军需、殖民食物、陆军、财政），但最恰当的评语可能还是“平庸”。
请原谅，我竟然遗漏了丘吉尔在“二战”前的一大闪光点——预言家。在“二战”前那个绥靖主义盛行的年代，丘吉尔几乎是英国政坛中唯一始终大声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对裁军的异议分子。
很不幸的是，战前的英国完全沉迷于首相张伯伦的浪漫和平主义之中，一次次的屈服于希特勒的战争讹诈。当1938年9月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得意扬扬地高喊着“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回国时，丘吉尔却在议会公开宣称“一切都结束了”，“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
自然，一年后的“二战”爆发完全证明了丘吉尔的预见。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英国在希特勒崛起之初就听从了丘吉尔的盛世危言，及时地阻止希特勒的野心和实力膨胀，那么“二战”很可能就会打不起来，如丘吉尔所说：“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巨大的悖论在于，如果“二战”没有爆发，对于英国和全世界固然是幸之大幸，但丘吉尔就会丧失了可能是成就他伟大的唯一机会。或者这么说，英国历史上至多会多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政治预言家丘吉尔，而世界历史上会少了一位“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2002年BBC一次著名的票选结果）。而预言家么，预测对了又能怎样，不过是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之流。
谈论大政治家丘吉尔，必须回到“二战”。在我看来，丘吉尔在战争中的政治贡献主要有三点。
先说第一点，在战争的逆境中，丘吉尔显示出了近似非理性的胜利信心和不屈的战斗意志。
丘吉尔是在1940年5月10日傍晚成为英国首相的。尽管丘吉尔对此表现得和官迷一样兴奋，但实际上丘吉尔从前任张伯伦手上接手的是一个面临崩盘的烂摊子，从空中、陆地到海洋，大英帝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连续挫败。上任后仅仅一周，德军就突破了法国的战争图腾马其诺防线，法国战败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上任后，丘吉尔很快就在下院发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说，大大振奋了沉浸于失败主义情绪当中的议员老爷们，“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奉献给大家”。演说的关键词是“战斗”和“胜利”，前者针对的国内与希特勒媾和的声音，后者针对的是失败主义者：“你们会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们的政策是努力战斗，在海上、在陆地上、在空中，尽展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与一个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残酷暴君战斗，这便是我们的政策。你们会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能够用一个词来回答你们，这就是胜利。”
战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丘吉尔的“大话连篇”。仅仅两周后，也就是5月底，英法联军已经全面溃败，被德军包围在敦克尔克。当时的问题已经不是法国会不会战败的问题，这简直是肯定的，而是英国人能从敦刻尔克撤回多少人。
上帝再次庇佑了英国人，尽管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但实际上将所有的重武器都扔在了海峡对岸，英国正面临被德国全面入侵的风险。丘吉尔此时的乐观再次令人瞠目结舌，“我厌倦了总是防守”，打算反攻“袭击敌人的领土”。当国家美术馆馆长建议把最贵重的藏品送往加拿大时，丘吉尔真诚地回答说：“一件都不用送走，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从各种资料来看，丘吉尔在“二战”初期的信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鼓舞士气”那么简单，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是真的相信最后的胜利，哪怕眼前的战局是如何的令人绝望。
但无论如何，英国人真的被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深深打动了，即使天空中布满了德国空军的黑十字。当丘吉尔视察一个有数十人丧生的防空洞废墟时，幸存者和死者家属的疾呼将他湮没，他们迅速将悲伤抛之脑后，大声地向丘吉尔喊道：“我们知道你会来的，我们能经受得住德国佬的轰炸，狠狠地回击他们。”
丘吉尔的信心显然比德国空军的所有炸弹加起来还要充足。他发明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胜利宣言，比如，“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按照现在的轰炸速度，德国人大约要花10年时间才能毁掉伦敦，不过在10年结束之前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希特勒先生和纳粹政权身上”。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竟然真被丘吉尔咒死了。
希特勒可能至死都无法明白，法国人投降了，大半个欧洲都臣服于第三帝国，但为什么英国人仍然孤军奋战，在看似绝无希望的战局下，一次次地拒绝了他宽宏大量的“谈判呼吁”。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碰上的是丘吉尔，一个看似忽略一切现实条件的死硬乐观派，一个“现实扭曲力场”比乔布斯还强大的男人。
可以将蒋百里先生的那一句抗日名言送给丘吉尔先生：“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英国陆军被赶出法国，不降；法国人投降，不降；德国潜艇每月击沉几十万吨英国船只，不降；英军狼狈撤出希腊，不降；隆美尔在非洲不可一世，不降。那么，当英国空军打赢了“不列颠空战”之后，自然就更不会降了。
不过，很快，丘吉尔就惊喜地发现，英国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
此时也就顺势进入第二点了，当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丘吉尔迅速抛弃了自己的反共立场，一手组建了“抗德统一战线”。
1941年6月22日上午8点，当丘吉尔得知德军入侵苏联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告诉BBC，今晚我要发表广播讲话”。
“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尔在这次著名演讲中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不念旧恶”的决心，誓言一致抗德，“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如果说此时的斯大林还在将信将疑的话，第二天，他就听到了一则让他打消疑虑的好消息：6月23日，为了尽可能地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丘吉尔下令英国空军对法国北部的德国军事目标实施一系列密集轰炸。几天后，丘吉尔又向斯大林送上了一份大礼：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德军东线战场情报。
相比丘吉尔在公开演讲中的感动世界，我更愿意相信丘吉尔私下里回应他与斯大林结盟的那句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尽管丘吉尔在内心中并未放弃他对苏联的仇恨（这可以在几年后的“铁幕演讲”中看出），但他此时对斯大林的种种援助无疑是真诚有力的。在苏联抵抗德军最危急的时刻，丘吉尔的船队冒着北极航道的种种危险向苏联的军港运出了一船船救命的战备物资。
当然，你可以说，丘吉尔也多次拒绝了斯大林要求英（美）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这或许对减轻苏联的压力是立竿见影的，但对于丘吉尔和英国而言，他们当然有权利选择那些对英国更有直接利益，代价更小的战场对德作战。毕竟，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作战，而是是否作战。对此，我们难道还有理由去怀疑丘吉尔消灭纳粹德国的决心么？
如果说苏联的参战让英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危局，那么，仅仅几个月后，丘吉尔将迎来他盼望已久的战争盟友——美国。
这也就进入了第三点，丘吉尔在“二战”中一以贯之的国策：尽一切力量争取美国的援助，美国参战后他则甘心作为罗斯福身边的那个男人，直至结束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丘吉尔在知道美国遇袭的消息之后，毫不掩饰他如愿以偿的满足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回忆说，当时他就断言“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剩下的事情不过就是“把占压倒性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地运用罢了”。
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丘吉尔惊人的前瞻性和自信心。在德军已几乎占领莫斯科之际，在日本海军几乎干掉整个美国太平洋海军之际，丘吉尔已经提前数年断言了胜利，因为他知道，美国终于来了。
用历史的后见之明去审视丘吉尔当时的信心来源，会发现整个自信偏执狂竟然是如此的理性，“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美国，他们勠力同心，生死与共，具有两倍或者三倍于他们敌人力量……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艰苦，但是对于结局不再有什么疑虑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丘吉尔决心孤军对付德国那一刻开始，他已将美国作为自己潜在的盟友。他在败军之际所有的信心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对美国参战的自信。事实上，在美国参战之前，丘吉尔就已倾注了大量精力在对美外交上，一步步把半推半就的美国拖上了英帝国的战车。丘吉尔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获得了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予的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之后，丘吉尔就匆匆去到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在那里，他获得了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承诺，美国的庞大资源将首先用于解决德国。
从那时起，孤胆英雄丘吉尔就变成了罗斯福身边的配角。丘吉尔清楚地知道，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必须收敛日不落帝国首相的高傲，向新贵盟友俯首称臣。
我想，这也正是丘吉尔的伟大之处。
1955年4月，丘吉尔在主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时，给他的同僚们留下最后一条建议，“不要和美国人分开”。
直到今天，英国的政治家们依然在遵循着这条政治箴言，丘吉尔泉下有知也当足慰平生了。
三流的军事家
是的，丘吉尔带领英国打赢了一度陷入必败之局的那场战争，但或许丘吉尔本人都不愿意承认的是，是他在政治上的卓越领导力帮助他打赢了战争，而不是他那拙劣的军事指挥能力。刻薄点说，后者添的乱没有改变战争大势，就谢天谢地了。
“一战”前，丘吉尔就曾任英国的海军部长，但他这一段最让世人所铭记的经历是，他的坚持导致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之中。在这场史称加利波里战役当中，协约国军队丧失数十万，成为“一战”中英军最为屈辱的几场败仗。结果是，丘吉尔引咎辞职，而他的对手凯末尔则借此成为土耳其的民族英雄。
在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不厌其烦地推销着自己的战争哲学：应该躲在战壕中消灭敌人，不要将宝贵的兵力耗费在西线的进攻战之中。
“二战”爆发之初，丘吉尔就被迅速打脸，他的战争哲学和法国人的马齐诺防线一块儿被德国人的闪电战压碾得粉碎。
在各种历史资料和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当中，可以看到他各种自鸣得意的军事决策，我真的很佩服丘吉尔，他竟然非常忠实地将这些写进回忆录当中，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是多么“天才”的军事家。
在军事上，丘吉尔的天才和希特勒高度一致，酷爱跳过正常的军事决策程序直接向前线发报（貌似蒋介石也有这个特点），而且惯用“死守”、“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的措辞来指挥前线战事，从北非到东南亚，处处可以见到天才军事领袖的语录飞过。而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军很多明明可以提前突围的战事因此变成了一场被包围全歼的惨败。比如在新加坡陷落前，丘吉尔给前线发去的指令竟然是“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把弹药花光，撤出是决不容许的”。在人类军事史上，可能还真从未有“用弹药向敌人射击”这样有内涵的高层军事指令。
总之，丘吉尔作为军事家的最大幸运是，他后来碰到了不太听他话的蒙哥马利，同时，他有着无穷的美国弹药和装备可以用来“射击”。更大的幸运在于，英国竟然顶住了丘吉尔的负能量打赢了，否则他会像希特勒一样背负着无数乱指挥的段子被后世嘲笑。
过时的帝国主义者
1940年6月，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激励英国民众：“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们的责任，以便在大英帝国存在一千年之后，后世可以说：‘这是先辈们最光辉的时刻’。”
丘吉尔当时肯定无法想到，短短二三十年之后，这个幻想中的“千年帝国”就成了历史的尘埃。问题在于，大英帝国明明打赢了“二战”，却输掉了帝国。
从青年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保卫大英帝国，使之千秋万代。对于丘吉尔最大的悲剧是，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伟大政治家，这样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大英帝国在他眼前土崩瓦解，而他却只能束手无策在一旁见证历史。当所谓的伟大遇见历史大势时，只能哀叹时不利兮。
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丘吉尔决定要单枪匹马同德国死磕之时，大英帝国就已注定他的命运。为了与强敌作战，丘吉尔基本上卖空了帝国，将所有的黄金储备都交给了美国换取武器装备。一个丧失了经济实力的国家还能奢谈什么帝国呢？
更何况，丘吉尔所选定的盟友美国偏偏是英式帝国主义的天敌。罗斯福曾讽刺说“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其中的鄙夷之意跃然纸上。在援助大英帝国抗德的同时，美国实际上也在悄然进行着拆解大英帝国的前期准备工作。
有一次，罗斯福还逼迫丘吉尔将香港归还中国，甚至还鲁莽地提出了印度问题，从而引起了丘吉尔的大爆发，反击说应该派一支监察队到美国南部调查一下。
“四五十个国家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指手画脚……在我们全力奋战之后……我不认为应该把大英帝国推到被告席上，接受所有人的审判”，丘吉尔一再强调“别插手大英帝国”，1942年11月还暴怒地声称，他担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负责大英帝国的清算”。但在美国参战后的强势主导之下，他也只能愤愤不平地承认，“大英帝国正被排挤出局，或者说被排挤到了悬崖边缘”。
如果都是“国外敌对势力”也就罢了，最让丘吉尔失望的是，饱尝战争之苦的英国民众也不想再为帝国的存亡付出任何代价了。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在对德胜利后不久，丘吉尔便意外惨败于大选即是拜大英帝国所赐。逻辑也很简单，英国民众迷恋于工党候选人艾德礼所承诺的那个福利社会，而建设福利社会必然意味着削减军费刀枪入库，维持大英帝国在经济上已经丧失了可能性。相应的，英国民众对于丘吉尔所代表的那个“帝国迷梦”已然丧失了兴趣和信心，经济窘迫让英国普通人无力再去负担这个昂贵的梦。
帝国主义者丘吉尔也是伟大的，他为大英帝国保有了最后的荣耀。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取悦还是反抗历史上最恶劣帝国的问题上，大英帝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甚至是丘吉尔这样顽固的帝国主义者，当希特勒提出让大英帝国与纳粹化的欧洲一起生存的肮脏交易后，丘吉尔很快拒绝了这一提议”。
为了阻止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建立他们的邪恶帝国，选择战斗的丘吉尔和英国人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帝国。这难道不是大英帝国“最辉煌的时期”么？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者丘吉尔送给帝国最好的礼物么？
是为纪念丘吉尔逝世50周年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