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台湾的录像片里看到，那位光头电视节目主持人凌风先生，在大陆采访时学了几句顺口溜，回去一说，引起全场观众会心的笑声。其中一句便是：“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不久，出生在台北的侄女儿到北京来，闲谈中，我问她懂不懂“侃大山”？她立刻笑了，“我也应该算是个北京人哪，还能不喜欢侃大山吗？‘十亿人民九亿侃’，我们住在台湾的，至少也属于那‘还有一亿在发展’之列的吧！”
但她不明白为什么把擅侃之人称为“侃爷”？还问我：“叔叔您是不是个侃爷呢？”
我认真地说：“不但我是侃爷，你爸爸，你爷爷，还有你爷爷的好朋友们：孙伏园，梁实秋，老舍，罗常培，林语堂这些老先生们，个个都是侃爷。”
这下子可把她唬住了，眨巴着眼睛似信非信，“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孙伏园先生担任《京报》副刊主笔，一口浙江味儿的北京话，不但能够侃得天昏地暗，还写了许多通俗易懂、读起来趣味儿很浓的散文，不信你到北京图书馆去翻翻当年的报刊就知道了。梁实秋先生的作品你一定是读过的，最近大陆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是畅销书，他也擅侃，还给老舍先生做搭档登台合说过相声呢。老舍先生是语言大师，爱说笑话儿，他创作的小说、话剧享誉天下；年轻人却不一定知道他还写过许多鼓词儿、相声段子、歌词儿、平民识字课本，乃至谜语、笑话儿。另一位语言大师罗常培先生当过语言研究所所长，是语言学的专家、奇才，不但中国各地的方言，就是各种外语，也能很快学会，他侃起来，有地道的北京话，也有‘南腔北调’，妙趣横生。林语堂先生说话、行文最讲究幽默感，‘幽默’这个词儿就是他音译创造的，（最初鲁迅先生不赞同，可是又找不出更好的汉字来重新翻译，若干年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也使用‘幽默’这个新词儿了）。他们这几位哥儿们聚在一起时，说笑话，侃大山，简直就是一场相声大会。可惜我当时年龄太小，又没有录音机，否则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部新的《笑林广记》。”
话题儿由此开始。我告诉她，北京的平民百姓特宽容，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者在某一方面小有名气的，皆可称“爷”。喏，既然年纪轻轻的贾宝玉可以称“宝二爷”，那么，历尽沧桑的老妓女赛金花也可称“赛二爷”，倒买倒卖的小贩儿是“倒儿爷”，蹬平板三轮车的是“板儿爷”，和尚、道士以及道貌岸然的说教者是“陀爷”，有地位的大演讲家和没地位的擅侃者都可以被尊称为“侃爷”。甚至还有“兔儿爷”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分贫贱皆可称“爷”，这实际上是平民意识对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一种挑战。
“侃”这个汉字只有一种含义：刚直貌。经典的用法见于《论语》：“侃侃如也”。现代字典的解释也是：“理直气壮的样子。如：侃侃而谈。”可见它是个很完美的褒义字眼儿。那，为什么许多人又觉得“侃”字带有不严肃、不求甚解、“海阔天空”、夸夸其谈、乃至“游戏人生”的味道呢？我看这主要是受了“调侃”和“侃大山”这些词儿的影响。
其实，深究一步，我们过去的生活气氛是不是有点儿过于“严肃”了呢？
有些话我没对侄女儿说，她毕竟是从台湾来的，说简单了听不懂，让她听懂又太费口舌。譬如“文革”当中砸花盆儿、金鱼缸，没收象棋、扑克、麻将牌，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以及根本不属于文艺的“语录歌”、“忠字舞”。老百姓生活在“文化沙漠”之中；江青之流不甘寂寞，就偷着看美国电影。诚然，那十年是“史无前例”的岁月，连说话都得小心，甚至“三人不谈话”，开会只能说假话，谁个还敢侃大山？但是，那“史无前例”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偶然事件，痛定思痛，绝不该忽视它的种种根源。
我无意、也不可能在这篇小文中分析什么“根源”。只是有一种感觉，今天人们喜欢侃大山，不够“严肃”也罢，调侃“人生”也罢，都是对那文化禁锢的一种反弹。有句顺口溜，“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好一个“什么都敢说”！敢说就可能“出圈儿”，可是，无论如何，这也比那“三人不谈话”强一百倍呀。
从文学艺术方面来看，“出圈儿”往往就是创新。英国人布莱克有句名言，“打破常规的道路指向智慧之宫”。因为文学艺术作品最忌模式化（像样板戏那样），它永远需要创新。其实，科学技术，各种商品，哪一样不要创新呢？生活本身就是日新月异呀！
最近有个新学说：猴子究竟是怎么变成人的？是因为一部分猿猴在“群居”过程中逐渐发展了语言——有了相互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样才使积累经验、传播知识、发展智慧、创造文化等等有了可能，才从猿猴“社会”迈进了人类社会。
我很欣赏这个新学说。觉得它比“劳动创造人类”更具说服力，因为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大脑发达，有了意识才会劳动嘛！当然，劳动又可以进一步促使大脑发达。然而，人类的劳动是群体的劳动，社会的劳动，如果没有语言这个相互交流思想的工具，劳动也是无法想像的。由此不难看出语言的伟大作用。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人，不是“鲁宾逊”。
小说的前身是“话本”，文学和历史学的初始状态是“口头文学”，它们的源头和基础都是群众的语言（故事）。其它的知识、技术、经验，以及大文化范畴内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在没有文字以前（包括有了文字以后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语言传播的。当代的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洲和南美洲的若干部族，仍然是靠着语言（口头文学，演唱史诗）来传播他们的传统文化的。即使在现代化传播媒体多种多样的大都市里，“儿童不出门，也知天下事”，然而，电视还是代替不了外婆讲故事。
言归正传。“十亿人民九亿侃”，实在是一种生动活泼、人民心情宽松的可喜局面。一个简单的、乃至粗糙的民间故事，被我们抓住了，就有可能形成难得的戏“胆”、文“核”、诗“眼”，尤其是老百姓当中十分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词汇，都是文学的宝藏，“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嘛。因此，让大家说话，大家敢说话，对领导者而言，可能是“政通人和”的表现；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则是一种“如鱼得水”般的生存环境，才不会把文艺逼进死胡同，“万马齐喑”。
由此看来，“侃爷”也是好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