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是人们所不齿的事。不齿是正常的，憎恨偷是人之常情。
但对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手段，也该有特定的说法和理解。
王强现在常和同事讲：“那时乡下，十人九偷，要吃饱靠偷，要看门靠狗。”
对于偷，王强自然不认同，但也明白，那时有的人是迫于生存，才无奈下手。
社员在生产队里干活都是出工不出力，自留地又不多，吃不饱饭，拿点、偷点集体财产也都是见怪不怪。例如生产队里下苹果，谁没吃过，又有哪个花钱了？
当时王强算过，村里地少人多，生产队打粮不够吃，只好吃国家调拨的返销粮。按人口分二百六十斤带壳的毛粮，平均每人一天分不到七两。那时副食少，油水小，这么点儿粮又怎么能吃饱饭呢？
队里的五婶暴跳如雷，她家院边丢了三穗苞米。
“偷个人的苞米，真缺德，不懂规矩。”她顺着村路大骂了好几天，还怒气不消。没有人觉得她是小题大做，还都帮着她骂，也是切实的同情她，并憎恨着偷苞米的人。
还有一次，生产队场院丢了半仓苞米，少说也有百十斤，队长王强大为恼火，为此开了大大小小几次会，还撤换了看场院的人。但多次思想教育下，也只有几个队里的小头头不知真假地表示义愤填膺，其他人依旧无动于衷，觉得王强太小题大做。
偷个人的是大逆不道，偷集体的是无可奈何。人们无不同情地议论着：“哎，准是谁家又断粮了！”
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形态，挨饿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填饱肚子。
虽然都在讲“大公无私，集体优越”，但食不果腹是不行的。
那年九月份的一个下午，全体社员到队里开会，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
一个不知就里的地主婆，见看山的人都撤了，漫山遍野空无一人，就到集体地里偷了六穗苞米，放在裤裆内缝的口袋里，一挪一歪地往家赶。她自然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会，四类分子是没资格参加的。
苞米还没吃完，就被同成分的想立功赎罪的人举报了！
这是罕见的，是无法容忍的！
“她是饿急眼了，家里没劳动力呀。”有人这样说。
王强也知道，知识青年能分到六百斤口粮，还不够吃一年，社员仅分到二百六十斤毛粮，甚至不够吃半年。况且也没有副业补充，大家都瘪着肚子，又如何是好？
还常有饿得没着没落的小孩子，到果园里偷几个带着农药还未成熟的苹果吃，连肚子里的蛔虫都打下来了。这又该如何处理呢？
被偷得没有办法，生产队里再种花生、大豆、麦子时，只好将种子先拌进农药里。
现在回到乡下，满山的瓜、果、梨、枣，满地的庄稼，沉甸甸、金灿灿的，却再没人动。果然，是肚子不饿呀！
“谁吃饱了干那事。”曾经的伙伴这样说道。真是变了，如今也不用人看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