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毕业后我在楠洲，这是座安全的城市。
一、
此前我从未踏足楠洲，但对它印象良好，听说楠洲山清水秀，楠洲人很和善。
当然这不是我选择楠洲的原因，事实上我从未选择，只是在招聘会上一个偶然的念头把我带到了楠洲，同时它接纳了我。
那么好吧，我喜欢水到渠成。
然而凌诺不是善罢甘休的人，她言之凿凿地替我分析事情顺利的原因：重本的学生，谁会愿意去楠洲教小学？
我知道她说得在理，可我不在意，用他们的话说，我是个没有志气的人。
其实也不是的，谁说我没想过娶个老婆生个娃，我只是不想将来娶了老婆生了娃然后忙碌得连面也见不着，我的意思是，我要考虑工作在我生命里得占据百分之几，我得以何种方式工作。
我无法憧憬对多数人来说理所当然的未来，容许我再想想。
在我未想好之前，毕业的期限到了，我只好对照着就业协议书上的地址到了楠洲，这是个意外。
车来的时候，路过一道绵长的江。
当时我坐在封闭的金龙大客车里，被车窗过滤了的阳光软绵绵地照耀着我的半边身子，一股股密集的冰凉的风正对着头顶送来，我在这半冷半热的作用下昏昏欲睡了一程。
直到车过这道后来我知悉名唤楠水的江，我才忽然被臆想中的江风吹醒了。
我撑开沉重的眼皮，越过桥栏看见的江水宁静平和，像一匹平铺开来的丝绸，把目光拉长便是水和天薄薄的交界了。
水面偶然泛起一层层细嫩的皱纹，而我轮廓模糊的脸就落在窗玻璃上，落在这波澜不惊的江水上。
我这才对我马上要面对的境况有了意识：我来到了楠洲，我是在楠洲。
二、
我认识凌诺好久了。
我们小学在同一班上，六年级时她搬家转学了，我们渐渐断了联系，到了大学竟又跑同一系里了。
小学时代她一直是班上最高的女生，而我是最矮的男生，高度最悬殊的时候我只到她的肩膀。
我记不清的某一年——她说是三年级，她眉飞色舞地形容当时的班主任是个烫着齐肩玉米头的半老徐娘——体育课，体育老师安排我们分组玩老鹰捉小鸡。
她是母鸡，我是老鹰，她张开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庞大的身躯，我在她腋下左冲右突无从下手狼狈不已，从此我打心底里对她产生了一股无法言说的敬畏。
在那节让我的男性自尊备受打击的体育课后，我蹲在跑道旁歪着头往衣袖上抹汗，阿雷——我小学时最好的玩伴，前年我回家过年，他两岁或三岁大的儿子死活不肯让我抱着拍照——在课上捣乱，被罚跑5圈，我在等他。
我呼吸着煤渣跑道上扬起的滚滚烟尘，留意到她背向太阳朝我靠近过来，她的影子被长长地拉在地上，很快我完全陷入了她壮硕的影中。
她也蹲下来，还是高我一截。
她问：“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等人。
她说：“老师叫我给你补听写。”
我应了一声，又补上一句明天吧。
她说：“老师说今天补完，你不补我告诉老师去。”
她理直气壮地朝着太阳走去，阳光在她的身上铺上一环金的轮廓。
她终于在我的视线里逐渐缩小，我伸出拇指和食指拿捏了一下，现在，她只有那么大，那么一点点儿。
从小，凌诺就爱喋喋不休，边说边指手画脚，像只神采飞扬的小母鸡。
老师喜欢她，让她管同学，她把我们管得贴贴服服，或者更确切点说，尤其把我管得贴贴服服。
老师不准我放学了流连球场，她接了命令，每天放学趾高气扬地领着我回家。
我跟在她身后走，神情沮丧，低头不语。
三、
去N大报到的时候，我维持一贯的无精打采。
我披着一蓬接近半年没动过剪的发，半旧的T恤短裤球鞋，提一只暂新的红白蓝，挤进图书馆架空层，混在一支排队等候缴费的新生队伍中，民工特色显著。
我跨坐在红白蓝上，一手撑着膝盖，天热，唯一能证明我大学生身份的录取通知书被我抓在另一只手里扇风，折腾得皱皱巴巴。
到处是白花花湿漉漉的脸，我压根没留意到凌诺是怎样从一堆陌生的脸中探出头来的。她叫了我一声。
我循着声音看去，马上认出了她：站在她哥哥身旁，发长了，用一根墨绿的花绳束着，模样没有大变，只是相处的时候还是孩子，如今已是少女的身姿了。
她从她哥哥身边跑到我跟前，很是雀跃地问：“你也是中文系？”
我嘿嘿笑着：“是呢，真巧。”
接着她有点嗔怪的意思了：“你为什么不找我啊？”
“你也没找我啊！”我知道她是说这些年的杳无音讯，我也说不准为什么，只能这么抵赖着。
说着说着，她忽然走进我，贴得很近很近，我别过头去，不习惯这样的亲昵，尤其是久未相见的生疏弥漫在我胸前。
凌诺终于开口说道：“你竟然比我高半个头了。”说罢又退了开去。
我舒了一口气：“我靠，比你矮我还有用吗我！”
她撅撅嘴说：“我就记得你是比我矮的。”
我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她喃喃说着是很多年了，一边盯着我笑，一动不动，我说你笑什么呢。
她说，没什么，就是在这里看见你，真的好高兴。
四、
七月像一场忽然而至的骤雨。刚刚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就乌云盖顶。
你目睹着云层一点点一点点地加深了暗色，越积越厚，像一件肮脏的吸饱了水的棉袄，沉甸甸的终于承受不住，骤然崩塌，乒乓球大小的雨滴凶狠地砸下，不一会眼前就全然是水的世界。
你熟悉的教学大楼、图书馆、饭堂、宿舍楼全被雨水围攻得神色疲倦，连校道上那两排总是欣欣向荣的紫荆树也被打砸得枝摇叶坠，狼狈不堪。
处处都是离别的形状。
即将离开的日子我显得意志消沉斗志全无，我缺乏憧憬未来美好的职业生涯的兴趣，每天要么睡到日上三竿以致头晕脑胀，要么在莫名的夜里把烟抽完一根接着一根。
有时我流连图书馆，看一两个钟头小说，顺带留心邻桌心仪的姑娘专注的表情：这个同系的姑娘在看到我时会报以很礼貌的微笑，我们没有多余的话，四年来一直如此。
姑娘当然不知道，我为她做了许多诗歌和小说。
更多的时候，是晚上，我在操场上漫无目的地跑，我不知道我跑了多少圈也不知道我跑了多长时间，一直到累了，就仰在足球场上，看那并不十分清新的夜空：竟然无月，星星也寥落。
其实我不觉得伤感，只是感觉一切糟透了，可是哪里不好，怎样不好，我说不上来。
我心情毫无缘故地低落，大伙也是。
他们说同去喝酒，我就去了。
凌诺也去，她在系里是出了名没心没肺的女子，可是过了九月，她就是中文系的研究生了。
偶然她问我：“为什么你不考研呢？”
“为什么我要考研呢？”我反问她。
她说：“真想可以见到你。”
我说：“以后会见面的。”
“我觉得不会了。”
“是你要死了还是我要死？”
说那句话的时候我面无表情。有时我觉得她很烦，爱抓住一些小问题狂钻牛角尖，要不极端乐观，要不歇斯底里的悲观。
那天晚上凌诺醉得一塌糊涂，摇摇晃晃走到校园东区拱桥前的垃圾桶边上时，吐得一发不可收拾。
她蹲在地上，一手抱着垃圾桶，一手拢着发，哭得很难过。
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我不想安慰她。要走的是我，她哭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