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简述斗争的起因：
波尔战争之后，英国统治者就着手于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步赶走印度人。先是要求印度人重新登记，而且新来的必须先得到入境许可证。经过交涉，印度人照办了，于1906年完成手续。但是英国人又进一步要求通过亚洲人法案，这个法案先是在一个邦内提出，主要是要求所有居住的印度人男女以及8岁以上的儿童都必须登记取得身份证，与政府任何机构打交道时都必须出示身份证，而且警察有权随时随地检查身份证，还可以任意到印度人家里检查身份证。所有登记的人都必须按手印（本来只是不识字的按手印）。甘地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这种性质的法律来对待自由人（《南非》，第157―158页）。只有定期合同工需要种种通行证，但他们很难算是自由人。取手印据说只有对待罪犯才能用。妇女和16岁以下儿童要登记也是新规定。英国统治者是打算以一个邦为起点，通过这个法案后就可以在其他各邦推行。法律规定若有违抗者就处以监禁或罚款，直到驱逐出境，这样就连印度富人也时刻有破产危险。再加上波尔人政府本来定下的亚洲人没有选举权和只能在指定地区才能有地产等种族限制，印度人显然无法再在南非生活下去，除非只充当不自由的劳工，甘地反驳了斯墨茨将军等人的所谓保卫西方文明的理论，证明真正原因只是商业和肤色。他认为，印度人的勤俭经商伤害了欧洲小商人所拼命追求的物质利益，而白人对有色人种的鄙视已经成为其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连美国也不能免。这时甘地还在英国政府镇压祖鲁人起义的战争中做救护工作。他组织了20来人的担架队。他认为祖鲁人的行动不能算是反叛，欧洲人又不愿为祖鲁人的受伤者救护，于是甘地的担架队也救护祖鲁人。担架队一个月就解散。甘地随即看到了限制印度人的法律草案，认为事态严重，必须及时采取抵抗措施。于是他在1906年9月11日租用犹太人的戏院召开了印度人的代表大会。甘地在这里提出需要“一个统一阵线”（an united front），并且准备在大会通过一些决议后承受所带来的灾难。大会用古吉拉提语和印地语进行，不懂的人中有人用泰米尔语和特鲁古语口头译解。大会由这个邦的“英属印度人协会”主席主持。他是当地最老的居民，著名大商店的老板。从名字“阿布杜尔”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教徒。大会通过的议案中最要紧的是第四决议案，即印度人庄严决定，如果该法案通过成为法律，就绝不服从并承受由此而来的一切惩罚。这就是一场大斗争的开始。这次斗争延续8年，不但甘地成为领袖而且他领导的斗争竟扩大到印度本土，一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和他自己的死亡。
现在我们不再叙述这以后的历史本身，只考察到此为止的甘地政治思想。《南非》一书叙到这里（第12章《坚持真理运动的到来》），接着就是论《坚持真理运动和消极抵抗》（第13章），做了初步的理论总结，可见他自己也是这样把以前阶段作为序曲，到此初步完成了基本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我们现在只简略考察两方面：政治和宗教。
很明显，这次印度人的反抗运动是至今还在继续的南非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开始。甘地用的当时习惯用语“欧洲人”指的是英国人和荷兰裔的波尔人，也就是现在通常说的南非白种人。甘地反对依肤色区别的种族歧视实际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政治斗争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矛盾的表现。
这一点甘地说得很清楚：如果印度人只当劳工，只当伐木和送水工人，欧洲人已多次宣布不会反对（《南非》，第145―147页）。甘地完全认识到，是因为印度商人和英国商人的经济竞争才引起了英国人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来压制。但是这一区别和歧视以肤色为标准不仅是伤损了印度商人而且涉及一切有色人种。其实非洲人和印度劳工本来就是奴隶身份，矛头指的只是印度商人及其律师等雇佣人员。甘地明知这一点，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印度劳工和非洲的祖鲁人等都算在自己一边。英国人口头不这样说而实际这样做，甘地揭穿了这一点，使印度商人的利益同劳工等等有色人种受压迫者的利益化为一体，并且由此争取到欧洲人中的同情者。约翰内斯堡有华侨约三四百人，其领袖也同甘地一起反抗并入狱，而且作为一方面代表同在妥协协定上签字。甘地特别提到这些中国商人和经营农业者并认为中国农业比印度发达（《南非》，第226―228页）。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这种政治的革命的基础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3页）“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想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同上，第464页）这正是对甘地从南非到印度所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的表述。这一点可以不必多说。
甘地领导的印度资产阶级向英国资产阶级要求平等权利的思想实质前面已经说过，不过应该注意，甘地用“自由”一词而不强调“平等”。他的“自由”是自由人地位平等的“自由”，不是卢梭式的“自由”。那种个人自由，甘地不但不同意，而且反对。他说他作为代表去英国时曾同一些印度的无政府主义者谈话，1908年在回南非的船上写下了《印度自治》一书，答复在英国和在南非的有同样见解的人。他的南非农场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但他的乌托邦是实际的，绝不是托尔斯泰的原始基督教式的乌托邦。甘地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英国资产阶级思想中的平等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时群众思想中的个人自由，也不是指个人平等。无论“平等”或“自由”都是外来的资产阶级新思想，不属于印度传统。
但是甘地的斗争方式却是印度式的，否则他就无法发动群众，这就涉及宗教问题。甘地的苦行和宗教语言以及他后期的同印度最贫苦的人一样的苦行僧打扮，都使他的政治和宗教难于分辨。这也正是当年基督和佛陀、耆那等宗教领袖所做的。我们要从实际行动考察其社会功能以定其思想，不能只看语言宣传。
甘地的行动及其斗争手段也就是他领导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就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三点策略原则，其中贯串着一个战略思想：罗马大将费边的持久渐进战略（见罗马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第一，甘地最善于利用法律小题目作大文章。南非的斗争不过是反对单独要求印度人受身份证束缚（事实上关系到全体印度人以至一切有色人种）。后来（1930）印度的大规模抗盐税斗争也不是了不起的大题目（事实上关系到不能缺盐的广大贫苦劳动人民）。甘地在运动中从不提政治大口号作运动目标，而只以具体事件或法律为题目。他后来讲的“自治”、“独立”、“自由”等词多半是含糊其辞令人捉摸不定。如果考虑到当时印度是分裂和落后的，而要对付的是“国旗上太阳不落”的英帝国老牌殖民主义，就很容易了解这种渐进的费边式持久、迂回、拖延战略。统治着比本国人口多10倍以上的殖民地的英帝国害怕连锁反应，不愿因小失大，是有可能逐步妥协的。
第二，甘地总是在合法中进行违法。反抗身份证不登记是违法，却接受处罚入狱又是合法。甘地是律师，深通英国法律和英国人的法制心理。他绝不给对方以口实和把柄。他公开活动，不搞秘密行动。他说：“我的牌都摊在桌上。”（《论集》，第950页）如果考虑到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就很容易了解，对付这个海盗加绅士的“约翰牛”最好不撕破脸。在法律范围内去破坏法律，这是律师的“高着”。英国殖民主义者是不怕（甚至欢迎）弱者动武的。必须充分估计脱下燕尾服时的流氓加海盗，最好是让他戴礼帽穿礼服谈判。他会背信弃义，但更揭穿自己，教育群众。这是避其优点而击其弱点。甘地是认识英帝国政府的骗局的（正如《南非》第196页所说）。后来伦敦的圆桌会议（1931）证明甘地还善于进行外交谈判，身披土布周旋于燕尾服之间，坦然自若。
第三，甘地总是要团结一切人，不仅自己人，而且包括敌人在内。若作为争取对方阵营中的人以扩大他提出的“统一阵线”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南非》一书中不忘处处提到欧洲人中的同情者，但说是扩大到一个敌人也没有就有点费解。其实他的逻辑是一贯的，不对个别人伤害而要争取反对者也服从真理。用我们习惯的说法是，使战犯变为俘虏，敌人就全部消灭了。不过甘地不用这样的措辞，而说是根本不敌视任何人。他自己实行得如此彻底。在南非受反对而被帕坦人（阿富汗人）打后要求释放打他的人，最后解除误会化敌为友。据说在被刺身死之前他还举手加额为凶手祝福。这也是他在南非时1908年就宣布了的（《南非》，第252页）。他为自己人中的团结统一奋斗一生。他在1932年为“不可接触者”（贱民）绝食时宣称：“我的出身是可接触者，但我自己选择做个不可接触者。”（《论集》，第951页）他反对教派、种姓的歧视，终于为此献出生命。
团结自己人是甘地的重要思想，一生为此奋斗而且在不断组织和教育群众中起极大作用。从在南非用救护队、协会和农场等方式到在印度组织手纺车协会都是为此目的。尤其是每次运动都着重在训练、增强、扩大群众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而不必以大胜利结束。这可以解释他的多次受人反对的突然妥协（被刺也是为此）。从策略上看这是渐进战略的必然结果，由此才积小胜为大胜。从哲学思想说，也可以认为是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神歌）教导的类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原则的传统。
以上这三点是比较容易懂的，一般人难于理解的是他的斗争形式：苦行，如群众性的入狱和他个人的绝食。这是印度文化传统中一个突出点，却不是独有的。对苦行的崇拜是世界性的，不但欧洲中世纪有，旧中国也宣传“苦孝”、“苦节”等等。不可误会苦行是一般受苦。这是忍受痛苦以达到目的，用甘地的话是“自愿受苦”。具体说是，宁进监狱也不服从，宁死不屈。至于他个人的绝食，这也不是印度独有的。印度传统中宗教性的绝食如同旧中国吃斋。中国人吃荤，吃斋就要吃素；印度人吃素，吃斋就要不吃。这是一种“仪式”而且是有“技巧”的。因此甘地的“绝食”和一般的狱中绝食斗争还不相同，这是他回到印度以后成为领袖时的一项重要行动。从群众运动观点说，他的“绝食”是一个信号，“绝食至死”是一个加强紧急信号。印度人都明白，他们的对手英国人也明白。甘地一发信号立即引起大规模行动，直到世界上抗议。英国统治者绝不能让他这样死去。因此，这是有时代和人物等种种条件制约的，不是一般的，一般的就不一定有效，所以甘地从不要求别人也采取绝食方式，而把他的“绝食”说成“净化灵魂”的宗教方式。这类传统苦行式的公开斗争及其理论措辞不易为局外人所了解，但其客观实践行动却不难理解。例如在南非似乎屈辱的妥协之后，政府背信，于是大会公开焚烧登记证表决心入狱长期斗争。在印度的抗盐税斗争中，甘地率领群众79人步行到海边去煮海水制盐以违反盐法（1930）。这种浩浩荡荡的壮观的宗教式行动实际是发出信号，并给敌我双方以时间做准备。他沿途宣传，到达海边时动手制盐犯法，英国当局便逮捕他，这是替他发出立即行动的信号。每次一捕甘地便引起罢工、罢市、****、游行示威等种种抗议活动，这是双方显示力量的肉搏。当时实质上是从“自治领”到“独立”的口号的转变。运动中局势若有变动，甘地会宣布绝食，发出进一步的信号。因此甘地的苦行不是一般传说中的宗教苦行。历史上的这类大规模群众性宗教活动大概也是具有这种意义的，不能对当时的特定宗教语言做后来一般了解。
甘地在《南非》书中专写一章论“坚持真理”不是“消极抵抗”。他说人家都认为“消极抵抗”是无武器的弱者的武器，暗含着有了武器就会改变的意思，因此这名称不能再用下去。他说“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自认为弱者就不能用，所以不论有无武器都一样。但他也承认运动中的人并不都这样想。看来这不需要解说。“甘地主义者”是很少的。在南非运动中第一个入狱的印度教“学者”就未能坚持到底，不是由于受不了苦，而是由于享了福（英政府对策是处处照顾），得了荣誉后出狱当了逃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海军9艘军舰在孟买起义时情况大变了。在甘地等人的呼吁下，起义海军放下了武器，在战争中马来亚的“印度独立军”也解散了。但是英国不能不让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同时引起了一场流血冲突，使甘地由此去世。所以无论用什么措辞，终究是如甘地自己在《南非》末章末尾所说，“坚持真理”仍然只是“武器”。用这种眼光观察，甘地的斗争中的“苦行”和宗教活动是不难理解的。
现在对甘地的“神”作一点考察。他从不用神的具体名号而只用笼统称呼。他说“神”就是真理。在《南非》书中甘地自述他第一次感到宗教的力量是在通过那个“第四决议案”之前的大会上。他听到一位领袖人物在会上，对“神”宣誓，绝不服从这个侮辱性的法律（《南非》，第162页）。以后大运动开始时又有人对“神”宣誓宁可绞死也不服从。以后反对他的人也指神发誓要杀他，他也承认这个“神”（见《南非》，第251页）。这几个人都是******教徒，当然他们的“神”是******教的“真主”，不是印度教的神）。这次大会终于通过了全体宣誓不服从新法案。当第一次向英国统治者交涉时提到那要求妇女按手印的条款，英国官员也震动了，终于在通过法案时取消了涉及妇女的一条。英国人不会忘记1857年印度兵的起义导火线是同宗教习俗有关的（传说是要用猪油擦枪）。甘地之所以重视对神发誓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在《南非》书中甘地提到的“神”和他的其他言论一样有种种涵义，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并不向神祈求。他的祈祷是另一回事。如他自己所说（《论集》，第1064―1065页）：“祈祷是纯粹出于需要”，如同吃饭。因为他在动摇绝望时可由祈祷得到平静。他说，本来在南非曾随基督教朋友做礼拜，却不能祈祷，不能相信。后来才感觉到“必要”。他说佛、耶稣、穆罕默德都从祈祷得到启示、觉悟。他说，如果说这是说谎，这个“谎”却给他这个“求真理的人”一种“魅力”，使他能活下去。他说“神”的存在是像几何公理一样不能证明的，只能像小孩子一样去相信。“如果我存在，神就存在”。（《论集》，1065页）他用的“神”字在英文中相当于“上帝”，但不只是基督教的。他在解释为何自认为印度教徒时说（《论集》，第1054―1058页），他信仰《吠陀》圣典，但不认为是唯一神圣的，而且不认为圣典的每字每句都是神圣的。他说他同样信仰《圣经》《古兰经》、拜火教经典。他说“神”的偶像不能引起他的崇敬感情，但他不反对，因为崇拜偶像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追求象征”。仅举此两处就可看出甘地对宗教信仰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他在《南非》书中（第30―31页）指出，波尔人，甚至全欧洲，并不信《新约》，不听耶稣的教导，却读《旧约》，听从摩西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导，照此行动。在《南非》书中，在叙述到运动来临以前，提到“神”不下10处，没有一处是当作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向他祈求的。这就是说，他在运动的预备期间才逐步发现宗教这个力量必须运用。宗教色彩的通用语言不但是印度人全体都听得懂，而且连欧洲人也听得懂，当然各有各的理解。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代，而地区是在非洲南部。
综上所述，从甘地自述的在南非的早期政治活动中考察他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出这时期所形成的是有统一核心的一个思想模式。英国资产阶级的法制思想是核心，斗争目标是印度人与英国人在同一帝国的法律中地位平等（首先是在南非巩固立足点），斗争的战略思想是费边大将的持久渐进，战术思想是力求将分裂的印度人统一起来，并争取最多的人直到包括对方在内的所有的人到一条战线上，尽量避免损失力量，就是说避免伤害，因此必须用全体人都能懂的语言和行为。总之，甘地的政治活动，从决策到一件小事（例如是否乘人力车，及化装逃出警察局，见《南非》，第93―97页），没有一处不是从实际出发并考察到实际效果的。他能冷静分析要打死他的帕坦人（阿富汗人）的心理和客观因素（《南非》，第252―254页）。他常会突变，前后矛盾，说，情况改变，昨天是犯罪的事，情况一变，今日是高尚行为（《南非》，第250页）。他由此而成功，也由此而死亡。如他所说：“对公众为服务而服务如同在刀锋上行走。”（《南非》，第284页）他的政治思想是出发于实际并归结于实际的、19世纪英国教育出来的、执行律师职务的、印度人的政治思想。这正是印度从1857年以后，至少是从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成立以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其他阶级、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要求的体现。当时印度的政治领袖大都是一些律师或学过英国法律的，但唯有甘地能在语言和行动上使印度广大人民懂得他提出的要求因而团结到一起，因此他成为领袖，得到“圣雄”（Mahatma）即“伟大的灵魂（精神）”的称号并被呼为“父亲”（Bapuji）。他使新的资产阶级外来思想披上印度本地的外衣。
还有两点需要提到：
一是印度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行动问题。这是20世纪初年的尖锐问题。甘地路线刚好代替了那条以暗杀和夺取武器（吉大港事件）开始的武装斗争路线，也就是当时俄国民粹派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路线（1931年印度国民大会会议的争论是个高潮）。历史的评价和理论的是非需要专题讨论，但为了理解甘地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地位不能不注意这一点（参看《论集》，第307―309页，1915年演说的纪事）。
二是英国殖民政策问题。这与前一问题有联系，也需要专题讨论。为了理解甘地不能不注意他的对手（除本国的以外）的对策。从英国殖民主义的全部历史可以看出有两条突出的路线：一是坚决彻底执行罗马帝国的“分而治之”纲领。二是处处培养代理人。前者的历史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后者的历史结果是英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是有秩序地从殖民地一处处撤退，并和平移交政权给接收者。英国不留下烂摊子，却总是留下分裂的种子。以人所共知的麦考莱在英国议会的著名演说为政策理论基础，1857年英女皇接管印度后立即在加尔各答（东）、孟买（西）、马德拉斯（南）建立3所大学，并且确定在印度次大陆上，从小学到大学，进行以英语为正式语言的英国式教育（因此甘地那么重视使用本国语言）。英国的殖民政策和甘地的政治运动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可以说双方是互相了解的，每一方都是对方不可缺少的条件。历史阶段结束，双方一同离开历史舞台。
最后，关于甘地的哲学略说一点。甘地作为思想家，应当从言行双方考察其思想。因为他的语言不是一般能照字面理解的，必须联系行动。他的理论是统一的，但言行有矛盾，又必须分开来看。他的浩瀚的言论著作，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政治行动，数不清的对他的思想和主张的评论、研究，几乎是无法概括的。然而用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分类语言说，可以认为他的哲学在本体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却有唯物主义成分且具备一定程度的辩证法。这就是说，从他的言论以及他自己认为的思想来看，他显然是将宇宙究竟归之于精神；可是从他的行动所显示的指导思想来看，他是周密考察客观条件及变化规律并做出预测然后制定决策的，并且对转变关键和预兆信息有惊人的敏感。因此，可以说他的思想体系及核心是西方的、英国式的，而他的思想化为行动时却是东方的、印度式的。这样外东方而内西方，似乎矛盾不可解，也许是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东方哲学传统中这类矛盾没有什么不可解，甚至是平常的。印度的《利论》（arthasastra）传统和哲学传统的关系正是这样，统一的集中表现是那部包括社会及政治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佛陀、耆那等可以说也是这样。中国的所谓“黄老”及道家哲学以及《孙子兵法》等也是这样。甚至儒家的《中庸》里也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的话。以“柔”为“强”，好比“内家”拳术。孔子的“仁”同“非暴力”（不害、戒杀）一样含糊。中国政治家很多“阳儒阴法”，印度政治家也可以亦“真”（实际）亦“幻”（表面），亦“东”亦“西”。若一定要用西方哲学分类语言说，这也许大致可说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特点吧。甘地在南非的早期言行显示出他的初步形成的政治思想正是“东方其外而西方其中”的矛盾结合模式。
本文为免过于冗长，不便多作征引，只是提供研究近代印度和甘地的专家们参考。
该稿原载《南亚研究》1983年第3期。取自金克木：《印度文化余论――<梵竺庐集>补编》，学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7―130页。
作者简介：生于1912年，卒于2000年。著名梵文教授、印度学大师。1941年赴印度工作，同时学习印地语、梵文、佛学等。1946年回国，先任武汉大学教授，后到北京，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梵佛探》、《梵竺庐集》（甲、乙、丙及补编共4册）等，还有大量的学术专论发表于国内刊物。
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及其影响
朱明忠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年）是印度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独立印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印度被人民尊称为“国父”、“圣雄”。他之所以受到印度人民如此崇敬和爱戴，一是由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印度的解放事业，为民族的独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二是由于他具有崇高的人格和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使印度人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三是因为他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人们称之为“甘地主义”。
非暴力学说是甘地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地的非暴力学说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是20世纪上半叶印度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甘地试图利用这种哲学来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与纷争，解决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与冲突。非暴力哲学既继承了印度传统宗教与伦理学说，又吸收了许多西方现代社会学说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因素，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会。1906年，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首先提出这种学说，1915年回到印度后，在开展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革运动中又不断地实践和完善它，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说。这种学说不仅对印度人民，而且对争取民族独立的亚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运动以及南非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一、非暴力学说的哲学基础
甘地思想的主要渊源是印度传统宗教，其非暴力学说的理论基石就在于他的神灵观和人性观。如果不了解他对神的解说和对人性的分析，那么就很难透彻地理解非暴力思想。
甘地曾从许多角度来解释神：认为神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万物的本源，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它的显现；认为神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永恒法则；认为神是宇宙的绝对真理，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等等。但是，比较起来看，甘地谈论最多的还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描述神，称神为“至高无上的善”和“爱”，赋予神以道德的含义，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他写道：“对我来说，神是真理和爱，神是伦理和道德。神是无畏，神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神就是良知。”“因为我发现在死亡之中永存着生命，在虚假之中永存着真理，在黑暗之中永存着光明。所以，我推断，神就是生命、真理和光明。神就是爱，是至高无上的善。”善与恶、爱与恨、无畏与怯弱、有良心与无良心，这些概念本来都是世俗社会用以衡量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而甘地却把这些概念与神联系起来，断定神就是“无畏”“爱”“良知”和“至高无上的善”，从而使神的概念具有道德的意义。在他看来，既然神是宇宙最高的、永恒的法则，那么与神等同的这些道德观念也必然具有至高的、永恒的性质。可见，甘地从伦理观的角度论述神的目的，就是力图使人们的道德规范神圣化，为人类社会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
在对人性的分析上，甘地继承了古代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中“人是小宇宙”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就像外界的大宇宙一样，也包括物质和精神，即肉体和灵魂两部分。肉体是人外在的，表面的物质部分，代表人的低级属性；而灵魂则是人内在的精神部分，代表人的高级属性。人内在的精神部分，即灵魂（又称“自我”），才是人的真正本性。它来源于神，是神性在人身上的显现。甘地在许多地方阐述了这种观点：“神就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一种全知全能的精神。”“我的神并不寓居在天上，在人世间就可以证悟到他。他就在这里，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也寓居在每个人的内中，因此每个人都是神的化身。”
甘地认为，人与人之间虽然表面肉体不同，但内在的精神本性却是同一的。人内部的这种精神来自于神，是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由于神是同一的，因而人性也是同一的。所以，他说：“我相信神的绝对统一，因而也相信人性的绝对统一……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肉体，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心灵。太阳的光辉经过折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却同出一源。”这句话表明，甘地确信人在精神本性上是绝对同一的。按照他的观点，既然人性是神性的表现，神性又是“最高的善”和“爱”，那么人性也自然是善和爱。也许有人会问：人本性既然是善的，那么人为什么会有自私的欲望和邪恶的行为呢？甘地认为，人的自私和邪恶只产生于肉体，是表面肉体的属性，并不代表潜居于人内部的真正本性。当人的内在本性被表面的肉体所遮盖而尚未显现出来时，各种邪恶的行为才会产生。因此，人的本性是善，而不是恶。如他所说：“我从不怀疑人的本性，因为它肯定与高尚和友善的行为相一致。”
这种“人性同一”和“人性本善”的观点，乃是甘地非暴力学说的哲学基础。
二、非暴力的核心是爱和感化
甘地继承了古代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道德观中的“戒杀”原则，并且吸收了基督教的“以善抑恶”主张、美国作家亨利？索罗的“非暴力抵抗”思想、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神的王国就在你心中”观点、英国思想家约翰？鲁斯金的思想以及西方各种人道主义观点，才创立出他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非暴力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合。
“非暴力”（Non―Violence）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萨”（Ahimsa）一词。“阿希姆萨”在古代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经典中，作为一种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杀生，即戒杀；二是不做伤害他人感情的事情。甘地的“非暴力”，基本上承袭了“不杀生”和“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传统意义，但是在具体应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完全出于自私的或卑鄙的目的去杀害生命或损害感情，那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是，倘若他出于无私、爱或正当的目的去伤害生命和感情，这样的行为就不属于“暴力”。甘地有一段话专门说明这个问题：“捕捉生命可能是一种义务。我们可以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维持自己身体所必需的生命。于是，我们拿一些生命，如植物或其他东西作为食物，我们为了健康常常使用杀虫剂杀死蚊虫等等，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是犯了亵渎信仰的罪过……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可以杀死一些食肉动物……甚至人。屠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假如有一个人手中持刀，到处瞎闯，乱砍乱杀，杀死他遇到的任何人，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活捉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受到社会的赞许，并被看作是慈善的人。”由此可见，甘地并不像佛教或耆那教那样主张绝对不杀生，而是把“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与人们行为的动机联系起来。凡是怀着邪恶目的的行为，才是“暴力”；而怀着善良或爱的动机的行为，即使是伤害生命，也属于“非暴力”的范围。
其实，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消极的方面；二是积极的方面。所谓消极的方面，是指不去做什么，即上述的“不杀生”或“不伤害感情”等。而积极的方面，则是要求人们主动地、自觉地去爱，去爱一切人。所以，甘地说：“非暴力就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我在印度教的经典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读到过它。”“非暴力不单是具有‘不伤害’的消极方面，而且具有‘爱’，即对犯错误者行善的积极方面。”两个方面相比较，甘地更强调后者，强调“非暴力”意味着“爱”和“行善”。他指出，他的“非暴力”的核心就是爱。爱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和力量，只有使心灵克服了怨恨、厌恶、愤怒、嫉妒和报复等情感之后，才能把爱的力量释放出来。爱是以自我牺牲和自我受苦为前提的，只有一个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才能去爱他人。如他所说：“爱只有施舍，而无所求。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 “衡量爱的标准是苦行，而苦行就是自愿忍受痛苦。”
甘地的这种非暴力学说，是以他的人性理论为基础的。甘地深信人的本性是善的，神性就在你的心中，因此他才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爱的方式，去感化和唤醒人的内在善性，从而使恶人改恶从善，使犯错误者改邪归正。非暴力手段为什么能使人改恶从善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①从主动的方面看，甘地认为神性代表最高的善和爱，具有无穷的潜力和转化力，一旦人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他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会主动地去爱别人，帮助别人揭示自己的神性。②从被动的方面看，犯错误者的体内也潜居着神性或善性，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表面的私欲遮盖了内在的神性，一旦别人用非暴力方式去启迪他们的内在神性，他们就会“良心发现”，忏悔自己的错误。所以，甘地竭力主张，人们应当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通过自我牺牲和爱的行为，抑制自私、仇恨、报复、嫉妒的感情，首先使自己的内在“善”的本性显现出来，然后再去感化或唤醒犯错误者的内在的善性，使他们改邪归正。他说：“非暴力是一种以感化他人的能力为前提的。”
虽然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带有浓重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是也表现出他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强烈追求。他曾说：“只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即感化的方式，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新时代就必定会到来。法国有一句名言――自由、平等、博爱……那些法国从未实现过的，将留待我们去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甘地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很自然地接受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把它与印度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他的非暴力学说。这种非暴力学说，正是印度传统伦理哲学与西方的“博爱”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三、非暴力的方法――“坚持真理”的斗争
甘地的“坚持真理”原则，就是他的非暴力学说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甘地明白，光从理论上讲非暴力的价值和重要性，而不讲非暴力的方法，会使人感到摸不着头脑。因此，他花了许多笔墨来阐述非暴力的方法，他称非暴力的方法就是“坚持真理”的斗争。
“坚持真理”（Satyagraha，音译“萨提亚格拉哈”）一词，出自甘地家乡的古吉拉特语。其实，这个词原来是不存在的，是甘地和别人一起创造出来的。
1906年，当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进行反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抵抗”或“消极抵抗”运动时，他对“消极抵抗”一词深为不满，认为这个词含义太狭隘，一来容易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弱者的斗争”；二来它也包含着仇恨的种子，容易最后导致暴力冲突。因此，甘地认为“消极抵抗”不能代表印度人进行斗争的真正性质，他想创造一个新的名称来取代“消极抵抗”一词。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绞尽了脑汁，还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提供了“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词而得了奖。但是，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这个词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吉拉特文中表明这个斗争的通称。
实际上，“坚持真理”（Satyagraha）一词是由两部分组成的：“Satya”意为“真理”，“graha”意为“抓住”、“坚持”或“执著”，两部分合起来则译为“坚持真理”。在英文中，这个词常常被译为“真理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或“爱的力量”等。在甘地的哲学中，“真理”与神是等同的，“真理就是神”，“神也就是真理”。所谓“坚持真理”，简言之，就是一个人要真正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或“真理”，依靠这种“真理的力量”或“爱的力量”，去战胜一切邪恶。甘地认为，神性就寓居在每个人的内中，每个人内在的神性乃是“最高的善”和“爱”；只要人们证悟到内在的神性，牢牢地抓住神性，坚持依靠这种“善性”和“爱”，就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这种精神力量来战胜邪恶，铲除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甘地甚至把这种精神力量看作是反对暴力、****和非正义的唯一手段。在他看来，那些邪恶的人内中也肯定有神性或善的因素，他们之所以干恶事，只是由于内在的善性被肉体的私欲或仇恨所蔽而不能显现出来。因此，只要坚持真理者依靠自己的神性，通过爱的力量不断地感化他们，启迪他们内在的善性，他们的善性就一定能被唤醒。一旦这种善性被唤醒，或者说，一旦良心发现，他们就会忏悔自己的罪过，改邪归正。甘地的“坚持真理”，实际上就是试图依靠“精神感化”的办法来消除社会上的各种罪恶，甚至对待英国殖民主义者也不例外。
甘地的“坚持真理”学说，是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道德修养为前提的。他认为，一个坚持真理者之所以能够依靠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就是因为他虔诚地信仰唯一最高之神，并且确信每个人内中都含有神性。另外，相信再生和业报轮回的观念，也是“坚持真理”的先决条件。甘地认为，一个坚持真理者能够忘我地追求真理，甚至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就是因为他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使今生不报，来世也必得报应。如他所说：“他（一个坚持真理者）一旦认识到肉体死后灵魂还活着，就不急于看到真理在今生肉体中的胜利。”在道德修养方面，甘地对坚持真理者提出了许多严格的要求。他要求坚持真理者必须具有公正、忠诚、无畏、不怕牺牲、忍耐、宽恕、能自觉吃苦等品德。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具备这些道德修养，才能克服和抑制自私、仇恨和暴力的行为，才能使自己的神性显现出来，才能以极大的力量和耐心去启迪和唤醒他人的善性。
甘地一再强调，“坚持真理”或“非暴力”的斗争绝不是弱者的行为。有人说，只有弱者在不能以暴力对待暴力的时候才会运用这种方法。甘地坚决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非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而暴力在本质上才是虚弱的表现。一个心理虚弱、缺乏正义的人，才具有恐惧感，才会采用暴力的方法去对待别人。相反，只有一个正义在身，视死如归的人，才敢于运用非暴力或“坚持真理”的方法，去战胜一切邪恶。真正的强大不是暴力，而是非暴力。他说：“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
此外，甘地主张，这种“坚持真理”原则是普遍可行的，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应用。如他所说：“这种力量（指坚持真理的力量）既可以被个人所用，也可以被团体所用。它既可以用于政治事务，也可以用于家庭事务。它的普遍应用性就说明它是永恒的和战无不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运用它……这种力量对于一切暴力、****、非正义来说，就像是光明对待黑暗一样。”从这里不难看出，甘地已经把“坚持真理”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了。实际上，甘地的“坚持真理”斗争就是其非暴力学说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他把一切非暴力斗争都看作是“坚持真理”的斗争。早在南非时期，他就提出“坚持真理”的口号，并把它运用到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后来回到印度，又把它运用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甘地不仅把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和“文明不服从”运动看作是“坚持真理”的形式，而且把他经常进行的“绝食”和“祈祷”也视为“坚持真理”的形式。他本人为了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就曾进行了15次绝食斗争。
四、非暴力学说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作用
甘地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他一直致力把非暴力学说运用于民族运动，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它，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无疑，这种学说在印度人民挣脱殖民主义枷锁、获得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如何评价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呢？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争论性很大的问题。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M.N.罗易（印度籍代表）就对甘地现象发生了争论。列宁认为，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甘地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他是革命者。而M.N.易反对这种观点，他主张，甘地“是一个要复兴宗教和旧文化的人，那么在社会方面就必然是反动派，不管他在政治方面看起来是多么革命”。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与苏联史学界全盘否定了甘地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作用，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甘地本人背叛了人民，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后来，经过多年的争论，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史学界才纠正了过去对甘地的错误评价，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随后，印度共产党也发表各种文章，肯定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义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作用。S.A.丹吉（印共主席）在1969年纪念甘地诞辰100周年时发表文章说：“甘地已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而是一位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能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由人民群众推向前进的领袖。”
那么，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我们认为，它在印度民族运动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
概括地说，积极的方面包括三点：
第一，对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民族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印度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度，绝大多数人都信仰宗教，宗教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在这里，单纯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说教是很难把民众发动起来的。而甘地的非暴力学说正是以印度教神学和伦理观为基础又结合现实需要的一种民族主义斗争学说，它的宗教色彩和“坚持真理”的斗争方法，对广大的印度民众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因此对发动民众投身民族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再加上甘地本人高尚的人格、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处处深入群众、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就更使广大下层群众对他的学说和信仰深信不疑。在他领导的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曾用苦行精神训练了15万非暴力志愿者。在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精选了2500名志愿者步行向丹地盐场进军，这些赤手空拳的志愿者面对殖民者的警棍和铁棒，毫无惧色，一批人被打倒在地，另一批又挺身而上，仍保持着原来的队形。在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中，不仅甘地和国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而且还有大批民众陆续被捕入狱。仅在1941年上半年，被捕人数就达20000多，这些以甘地精神武装起来的“坚持真理者”，手持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视死如归，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走进监狱。可以说，在甘地的教育和宣传下，成千上万的印度民众增强了民族自信心，提高了爱国热情，奋不顾身地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征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道：“圣雄甘地唤醒了他的三亿同胞，动摇了大英帝国。”
第二，为国大党提供了斗争武器，使国大党转化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以提拉克为首的国大党激进派领导的1905―1908年的反英斗争被殖民当局镇压以后，印度的民族运动处于低潮。国大党虽然还坚持“印度自治”的目标，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斗争策略。原来激进派领导的各种秘密武装组织，主张暴力斗争，但因为热衷于暗杀和恐怖活动，都被镇压下去。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由于缺乏民众支持，也没有实际效果。当时，国大党正处于低沉和举步维艰的状态。1919年，甘地在领导印度人民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中，广泛发动群众并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和成功。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受到国大党多数人的赞许和承认。1920年，国大党通过决议，正式接受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并把它作为争取印度自治的手段。从此，国大党找到了一种比其他合法斗争更为有利的斗争策略和思想武器。尽管许多国大党领导人在理解和运用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时，与甘地有着分歧和矛盾，但是这种方式始终被国大党所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国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脱离广大群众，只是少数人进行了某些改良性质的斗争。虽然以提拉克为首的一批激进派领袖主张发动群众，但是随着1908年这批领袖的被捕入狱，国大党又陷入了脱离民众的泥潭之中。直到1920年，甘地领导国大党发动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的领袖和成员才真正深入到农村和工厂中，了解民众的疾苦，宣传和鼓动广大下层群众投身到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中。从那时起，大批农民工人加入国大党，国大党在民众中威信才逐步提高。尼赫鲁曾评价甘地说：“甘地第一次踏进国民大会党组织就立刻把国民大会党的党章完全改变了。他把它变得民主化，并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现在农民大量涌进来了，在这种新的装束下，国民大会党开始像一个掺杂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成分的庞大农民组织。这种农民性质还在增强，产业工人也进来了……”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成了一个生气蓬勃的群众性政党。
第三，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强大压力，加快民族独立的进程。在非暴力不合作和文化不服从运动中，甘地动员起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投入到反英的斗争行列中，他们放弃殖民当局授予的职位和头衔，抵制法庭和学校，抵制英货，开展游行、集会、罢工、罢市和****的斗争，甚至抗税、抵制和不服从各种不公正的法律等，这些大规模群众行动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给其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例如，在1922年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大力提倡农民开展手纺运动，抵制英货，结果使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下降了28%，而印度自产的纺织品却猛增27%。这不仅打击了英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而且大大地提高了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和民族自信心。另外，甘地是学习法律的，他经常研究殖民当局的法律和政策，然后加以利用，在政治上不厌其烦地与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进行周旋，讨价还价。在广大民众的声援和支持下，甘地常常通过多种斗争方式，迫使英国殖民当局作出让步。总之，甘地发动亿万群众参加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殖民统治者造成强大的威胁和压力，促进了它的瓦解，加速了印度民族独立的进程。
从消极的方面看，主要是两点：
第一，甘地常以违背“非暴力”原则为由，中止运动，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始终蕴含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开展不合作运动，就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当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后，他们的斗争无疑会触及殖民当局的利益，殖民当局就会镇压这种斗争；这种镇压又会引起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会冲破“非暴力”的束缚，出现以暴力对暴力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甘地是什么态度呢？甘地把他的非暴力原则看作是神圣不可动的，因此他宁愿停止不合作运动，也不允许群众破坏他的“非暴力”原则。甘地的这样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甚至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例如，1922年2月当第一次不合作运动蓬勃发展时，一个叫曹力曹拉的小村庄发生了暴力冲突，愤怒的村民放火烧死了22名警察。甘地得知此事，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就公然宣布停止了全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只因这个偶发事件，甘地就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
第二，“非暴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方式符合国大党的政治需要，所以国大党接受了这种策略，并把它作为实现印度自治的手段。首先，国大党可以利用“不合作”的斗争，发动广大群众，对殖民当局施加各种压力，迫使殖民当局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作出让步。其次，他们也可以利用“非暴力”的原则，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控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允许群众运动出现“过激”行为。因为“过激”行为，就会破坏国大党与殖民当局之间的“某种关系”，影响他们与殖民当局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法代表了国大党的利益，一方面可以用它对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它控制群众运动。在印度民族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有几次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正蓬勃发展时，甘地却以某些群众的“过激”行为而中止运动，因此极大地限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开始后，群众运动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猛发展，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爆发了袭击兵工厂和武装起义等暴力行动。甘地认为这违反了“非暴力”原则，于1931年3月5日，便与印度总督欧文签订了“德里协定”，宣布暂时停止不合作运动。
虽然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在印度民族运动中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两者比较起来，还是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因此，我们绝不能低估甘地和他的学说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尽管非暴力学说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某种消极影响，但是它对动员广大印度民众投身民族斗争、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最终获得民族独立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印度哲学、宗教和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奥罗宾多？高士》、《尼赫鲁》、《恒河沐浴――印度教概览》、《现代东方哲学》（副主编）、《当代亚太宗教》（副主编）、《印度教――宗教与社会》（合著）、《印度文明》（合著）、《印度现代哲学》（译著）。另有论文6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