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赫鲁任职期间，中国与印度经历了从“兄弟”到仇敌的嬗变。1954年，尼赫鲁访华时******认他为“新相知”，表达了对尼赫鲁的深切感情。可是，几年后，这位“新相知”便在******的心目中消失。谭中在《尼赫鲁：消失的******“新相知”》一文中分析指出，尼赫鲁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给予中国很大的同情和支持，******深受感动，两位领袖互通信件，可谓神交。新中国诞生后，尼赫鲁又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称“印度是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作为两个新生的发展中大国都认识到需要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些使******对尼赫鲁本人由衷地产生了真挚的感情。谭中对中国认为尼赫鲁是中印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的“定型”思考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从构成尼赫鲁政治思想的三要素――西方的文明精神、进步开明****的理想境界、以及维护印度的切身利益，分析了这种“新相知”未能持久，从而也未能避免中印关系的恶化的内在因素。
尼赫鲁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执政的17年里，他带领印度人民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建立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及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方针；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宗教平等，消除种姓制度，实现社会世俗化等。林承节的《尼赫鲁――印度现代化大业的奠基人》，从这几个方面论述了尼赫鲁的功绩。
作为兼任外长的总理，尼赫鲁还为现代印度制定了和平独立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尚劝余教授的文章《尼赫鲁――印度不结盟外交的缔造者》论述了这一政策的形成及实践。他认为，这一政策的思想基础是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统一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他指出，尼赫鲁实践了这一政策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保障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获得了外部世界的援助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维护了印度国内的统一与稳定。
尼赫鲁：消失的******“新相知”
谭中
1954年尼赫鲁访华，在离开北京前夕到中南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官邸单独晚宴。宴毕毛主席亲自送尼总理到汽车旁，握着他的手，用浓厚的湖南口音对这位相见恨晚的印度领袖说出屈原（《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与尼赫鲁告别。我是1994年第一次从印度友人、尼赫鲁访华时担任随身翻译、官至印度驻韩国大使才退休的白春晖（Vasant V. Paranjpe）口中听到这从来无人报导过的历史佳话，经过千呼万唤地恳请，他才把它记诸文字。当时印度外交部请我为“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局”（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的刊物印度地平线（Indian Horizon）编一期《印度与中国特刊》来纪念“五项原则”诞生40周年，我就把他的文章（包括了这段逸事）编进去了，我高兴地看到它已为许多中国国际研究学者引用。
******是重感情的人，他一生也不知有过多少感情冲动的时刻，可是与外国领导人如此信誓旦旦、依依不舍尚属稀有。******为什么对尼赫鲁说“生别离”并认他为“新相知”呢？这是本文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和尼赫鲁有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交情，为什么中印关系会恶化呢？为什么以上这段历史佳话会深藏心底，要到40年以后才能在社会上流通呢？
一、三点历史佳话的三大原因
现在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在1954年对平生首次相逢的印度领袖说出“生别离”与“新相知”的话来依依惜别呢？中国文明最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手腕的强项，******是按照“气同则从，声比则应”的传统规律，想通过尼赫鲁访华而与他变成莫逆之交以增进中印两国的团结合作。我认为，在中国外交史上，1954年10月19日尼赫鲁抵达北京，北京“倾城倾国”，尼赫鲁和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由******总理陪着乘敞篷车由机场到宾馆，受到100万人夹道欢迎（这是印度各大报纸所报导的，新华社报导是50万），空前绝后。这当然是******一手安排的（还有******的积极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尼赫鲁在北京的时候，和******对话的时间大大超过尼赫鲁和他的中国对等者******（尼赫鲁和******恰恰同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北京的相会，这是******有意破格招待。我们应该从整体观念来看这三点历史佳话――百万人空巷欢迎；******破格招待；毛的“生别离”和“新相知”依依送别。
造成上面这三点至少有三大原因。第一，******对尼赫鲁不但早有所闻，而且和他通过信，两人之间早就有一种神交的关系。第二，******和他的紧密战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最担心的是得不到外国承认，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是苏联共产主义集团以外最积极欢迎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尼赫鲁和******、******在20世纪50年代有志把中印关系建成崭新的模式，在1954年共同缔造了名叫“潘查希拉”（Panchsheel）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探讨尼赫鲁和******之间的神交之前，必须先从抗战爆发之初尼赫鲁响应朱德关于给与医疗援助的请求。其实抗战一爆发尼赫鲁就积极支持中国抗日。他于1937年12月18日就在阿拉哈巴德发表了《声援中国呼吁》（12月20日由《孟买记事报》TheBombayChronicles刊载）。他在《呼吁》中号召印度同胞一方面抵制日货，另一方面“为提供医疗援助而捐款”。他说：“我们已经收到（中国）紧急需要医疗援助的要求，我殷切地希望印度人民尽力捐献，使中国受苦受难的人得到救济。”到了12月24日，尼赫鲁收到了朱德的信（这是******用朱德的名字写的），要求医疗援助。尼赫鲁当即发表声明（12月25日在《印度教徒报》The Hindu上发表）。在声明中，尼赫鲁称赞了朱德率领红军长征的“军事历史上的杰出事迹”，并且建议每年在全印度各地举行“中国日”募捐支持中国抗战。与此同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立刻响应，捐款500卢比（价值500英镑）给尼赫鲁的“中国救济基金”。
35年前，我从新德里尼赫鲁博物馆图书馆抄录了1939年7月11日尼赫鲁从阿拉哈巴德家中寄给“中国陕西延安******先生”的信，现在把全文翻译如下：
亲爱的朋友：
你5月24日的信刚刚到达，带给我极大的愉快。我们许多年来怀着敬仰，关注着你的事业与八路军的命运。自从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印度人民完全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我们很想对你们从事的巨大事业给点帮助。可是，你知道，我们自己也在为自由而奋斗，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斗争之中。我们已经代表印度国大党派出医疗队作为和你们团结、对你们有所帮助的一点心意。我们对爱德华大夫领导的医疗队能为八路军做些贡献感到极大的满意。
我真诚地希望访问中国，向中国人民表达印度人民的良好愿望。如果国际形势允许的话，我很可能在八月底或九月到中国作短期访问。如果我去了，殷切希望能有幸会见你，并对八路军致敬。
祝愿你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取得成功。
尼赫鲁
1939年7月11日
同一档案却没有收藏******于1939年5月24日写给尼赫鲁的信。
我高兴地看到，北京大学退休教授林承节从尼赫鲁英文书《旧信一则》中找到******原信的译文。毛写道：“我们希望告诉你，印度医疗队已开始在这里工作，受到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的极热情的欢迎。”并且说：“我对伟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国大党给予中国人民的医疗上和物资上的援助表示感谢，并希望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继续给中国人民以援助，以协助我们驱逐日本侵略者。”
林承节书中还引了1943年4月5日******自己和朱德联名寄给“印度国大党诸先生”的信，内容也是感谢国大党派出的医疗队。我们知道，印度援华医疗队完全是尼赫鲁一手操作的。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大夫（Dr.M.Atal）是尼赫鲁的亲戚，所以这封信也可以看作是******写给尼赫鲁的信。我们从印度学者的著作中，还看到******自己和朱德联名写给尼赫鲁的另一封信，日期是1940年7月，动机是回应并感谢尼赫鲁于当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的《印度的要求和英国的回答》（India's Demand and Britain's Answer）文章中所表达的中印友好感情。
尼赫鲁在文章中说：
……我们知道，这（远东的）斗争有着实质的重要性，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对我们所有的人都起着影响……因为无论将来会怎么样，中国和印度会对将来的形势起重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在两国的庞大人数――有八至九亿人口，不仅是因为他们丰富与巨大的历史遗产，而是因为他们的巨大资源以及政治经济上的潜力。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国际）新秩序和世界合作。如果忽视中国和印度，世界上就不会有稳定的秩序与有效的合作。虽然它们（中国和印度）今天可能相对地弱小，但也不会弱小到屈服于这种待遇。
******在回应时对尼赫鲁说（从英译文重译）：“伟大的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们，印度和中国人民加起来，几乎占人类的一半。我们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奴役最久的两个民族，同时我们有着为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解放――印度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将会是所有被压迫与奴役的人们解放的信号。”
1939年8―9月间，尼赫鲁第一次访华。******于8月27日通过重庆新华社致电，邀请他访问延安。电文说：“闻先生到重庆，中印两大民族从此更加亲密团结，为争取两大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鄙人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先生致欢迎与慰问之忱，并欢迎先生来延安一行，以便亲聆伟论。”尼赫鲁在9月2日复电说：“我极想到延安观光并拜访您，但欧洲战事爆发以至局势严重，使我必须立即返印。我很遗憾，竟这样突然地离开中国。但我希望能再有机会到中国来。我谨向您和英勇的八路军致敬并致祝意。谨祝中国解放事业的成功。”9月4日，尼赫鲁又参加了八路军（官方名称是“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招待会。他在会上说：“我想到延安去有三个理由：①因印度救护队在那里，我想去看看。②访晤延安各领袖。③不去延安观察政治情势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他又说：“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共同的出路和目的，我很希望，中印两大民族能够更亲密团结起来。”以上这些事实表明，虽然******和尼赫鲁是1954年第一次见面，但他们之间早已存在着一种神交，他们早已是“旧相知”了。
关于上述的第二个原因，早在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新中国的成立已属意料之中，******却担心新政府成立以后不容易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我们要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我们才行，我们才能站住脚。”为了争取苏联能立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就想去莫斯科，后来没去成，就于1949年5月派刘少奇去了，争取苏联承认是刘少奇访苏之行的第一目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各国驻华大使馆（包括苏联大使馆）都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只有印度使馆遵奉尼赫鲁的指示坚守南京，并且马上与****新政权取得联络。同年5月，尼赫鲁在《致各邦首席部长书信》中说：“中国发生的事情当然不但对亚洲、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头等重要性，我们对它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必须经过极为慎重的考虑。我们的愿望从来就是和中国人民保持友谊，而且尽可能地和他们合作。这就是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从前面尼赫鲁写给******的信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尼赫鲁说的“中国人民”实际上是****革命事业的代名词。1949年12月18日，尼赫鲁在纽约讲演时说：“和其他政府一样，我们不能忽视现实。我已经从南京召回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商谈承认共产中国的事宜。”
1950年3月17日，尼赫鲁在另一封《致各邦首席部长书信》中说：“中国是我最敬佩的国家。那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许，中国的人民政府比我们效率更高，我们当然应该向他们学习。”当时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北京新政府，尼赫鲁却对全国各邦首席部长（等于中国各省省长）宣布他最敬佩中国，要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学习。这不但反映出尼赫鲁内心的感受，而且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当时的印度统治精英大多数都是和西方世界一鼻孔出气的。
所有这些话都表明了尼赫鲁对新中国的积极友好态度，是其他许多国家领袖都有所不及的。******自然看得清楚，也很感激。******毕生只到过两个外国领土，一是苏联，另一是北京印度大使馆，共去过两次（这也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是1951年1月26日，他率领了从未有过的庞大中国政要群去参加印度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致辞时说出：“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第二次是在尼赫鲁访华后不久，他应印度大使“小尼赫鲁”（R.K.Nehru，是尼赫鲁总理的侄子）邀请去参加晚宴，据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主人怕印度菜太辣，少搁了香料。******是爱吃辣子的，尝了一口以后就问：“印度咖哩在哪儿？”主人马上把菜送回厨房、加足香料，******才吃得满意。另一件是******饭间讲了中国传统“归西”的典故，说“中国人死后都希望到印度投胎”，语惊四座。
总而言之，从中印建交的那天起一直到1959年两国关系开始恶化，******的外交政策是把印度看成仅次于苏联的最重要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前面所说的百万人欢迎尼赫鲁、******破格招待尼赫鲁与毛对尼赫鲁的“生别离”和“新相知”感情用事这三件大事都不会发生。
我们的探讨已经接触到上述的第三个原因――中印领袖们有志把中印关系建成崭新的模式。我们应该看到，当时******领导的中国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好比两艘刚刚驶进茫茫大海的新船，对世界的形势、自己前进的方向以及两国彼此之间的异同都缺乏经验与认识。从******那方面来看，中国的国际处境十分险恶，先是被卷入“抗美援朝”的中美战争中，后来又和赫鲁晓夫的苏联领导班子发生龃龉。中国同时不得不和英国展开既斗争、又拉拢的外交弈棋，使得香港变成打破西方世界禁运的窗口。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和人口大国印度保持亲密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从尼赫鲁那方面来看，他的和平与不结盟外交政策既受到国际上、特别是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的支持，却又遭到列强的批评与怀疑，使他感到在美苏两大集团中保持平衡的困难。再有，国内的亲西方与反共势力极为强大，西藏解放对印度朝野所产生的震动剧烈。尼赫鲁一贯的理想是中印两国结成同盟来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但他也知道国际现实中的诸多障碍。
他的打算是先尽量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再慢慢来巩固它。两国对西藏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在协议产生的同时双双制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是花了很大气力的。
2004年6月14日，北京举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50周年国际会议，请了1949年开始当印度外交官的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K. R. Narayanan）致开幕词。纳拉亚南说：“五项原则是******总理先提出来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章汉夫强调了用这些原则来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纳拉亚南接着说：
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国会说，他举双手赞成这“潘查希拉”，说它是佛陀用来维持教规的古代名词（汉译“五戒”）。他说，印度尼西亚政府采用了它。当他在印尼得知时，觉得这是个美好的名词，对当今世界有重大意义。在中国古代也有五项原则。中国伟大哲学家孔子提倡伦理原则来从社会分歧中寻求和谐。因此，可以说五项原则是从亚洲文明主体中产生的而写进1954年中印协议中去……
这样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宏观上产生于中印两大文明（“亚洲文明主体”），具体却是******和尼赫鲁两人的智慧结晶。正是在这一创造之后，尼赫鲁立刻访华，因此产生了上述的百万人欢迎尼赫鲁盛况、******破格招待与毛向尼赫鲁依依惜别这三点历史大事。
二、“新相知”为何消失？
现在来探讨第二个问题：既然******和尼赫鲁有了这样一段动人的交情，为什么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没有想办法避免中印关系恶化呢？在这个问题上，印度知识精英的看法是倾向于同情尼赫鲁，把责任推到中国领导人身上。中国知识精英的看法恰恰相反。已退休的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印度专家赵蔚文写道：“尼赫鲁总理执政期间，曾经开创了‘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友好的高峰期，那时他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尊敬和高度赞扬，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为什么要与中国交恶并进而发生武装冲突，使印中关系跌入低谷？”她这样提出问题以后，自己作了三点解释：“先是担心中国的影响，后又利用中国的困难”；“印度需要美援，美国扶印反华”；“利用和扩大中苏分歧，期望一箭多雕”。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戴超武教授最近撰文，认为尼赫鲁是中印关系交恶的主要原因。他写道：
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缘起，中国学者主要考察了印度方面的因素，认为尼赫鲁坚持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首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作用，印度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声望和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于是尼赫鲁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他可以无条件地得到它们的支持。其次是尼赫鲁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在尼赫鲁看来，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涣散或者软弱无力的状态，怎经得起在中印边境地区开辟第二条战线？
戴超武进一步分析，认为尼赫鲁的思想信念注定了他在不能保持中立或不结盟立场时一定会领导印度倒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阵营。他引了尼赫鲁本人1948年一次讲演中说的“到时候我们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对此我毫不讳言。”又引了尼赫鲁的妹妹、印度驻苏联大使潘迪特（Vijayalakshmi Pandit）夫人1948年讲的话：“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 这样看起来，赵蔚文分析的框架在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印关系的圈子里是扎了根的。
戴超武大概是位年轻学者（至少比我年轻得多），对印度的研究时间不会太长，更不一定对尼赫鲁有全面的了解。他引了许多尼赫鲁亲西方的言论，却没有引一句尼赫鲁亲华言论，没有反映出尼赫鲁基本上不赞成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本质。再有，尼赫鲁是个思想活络的政治家，喜欢“指点江山”，对天下任何事情（从宗教哲学到原子能科技）都发表意见。如果把他所有说过的话来排排队，前后矛盾的情况不胜枚举。因此很难断章取义地引一两句话来概括尼赫鲁的基本思想信念。
我无意挑剔中国学者论述中的缺点，也不是有心袒护尼赫鲁，替他辩护。我只想指出，印中关系落到1962年的下场最受打击的人就是尼赫鲁。许多客观的印度朋友都认为中印交恶对尼赫鲁来说是他个人最大的悲剧，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是1962年那一仗，在战后一年半时间内就逝世的尼赫鲁会活得很久的。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由于印军战败使尼赫鲁在国际上丧失了“英明领袖”的形象，印度国内从政客、学者到企业界人士都纷纷责备尼赫鲁。尼赫鲁是个好大喜功、极要面子、有强烈喜怒哀乐的人，当时他的心情十分沮丧。在中国单方面停火大约半个月后，他照例尽名誉校长（chancellor）的责任，到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去主持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人们预料他会发表一篇措辞强烈的反华演说。可是他不但没有意气用事，而且说出下面这段出人意料的话来：
当我们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时，应该记住印度文化的原则。比方说，在国际大学你们有不同的院系。你们有中国学院，是由一位出名的中国学者（谭云山）领导。这是很好的事，可以使你们觉得：你们不是与中国文化或中国今昔的伟大作战。你们不会对中国人民心怀恶意……如果你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她那数亿人民是你们的敌人，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并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们有中国学院这样的国际合作、印中合作，感到高兴。我们和侵略者作战时不与文化作战，不与和我们友好的人们作战……
第二件事是：边境战争后，一方面在国内政治、社会上，印度已经把中国当作敌对国家，另一方面却没有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而且印度驻联合国代表继续一如既往地提出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接替台湾代表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的动议。国际评论家认为：两国交战以后能够保持这样的正常外交关系，只有中印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才能做到。这和上述尼赫鲁在国际大学的讲演精神是一致的。
如果把尼赫鲁的政治灵魂当作一个化合物，它是由三大元素组成的：①精神本质上属于西方文明；②理想境界上开明、进步、****；③务实政治上紧抓印度切身利益。先从第一大元素――尼赫鲁受西方文明陶冶――来说。尼赫鲁从小由英国家庭教师指导、后来被送到英国留学8年（1905―1912），读完贵族中学哈罗（Harrow），再从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毕业。尼赫鲁自己说：“印度溶于我的血中，我一想起它就觉得兴奋。然而，我差不多像一个外国批评家来看它，对我所看到的它的现在以及过去的许多历史废墟充满厌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像一个友好的西方人，从西方的角度来到它这儿。我急切要改变它的面貌，替它披上现代化的外衣。”英国爵士、印度名作家乔杜里（Nirad Chaudhuri）形容尼赫鲁是一个“担负起印度独立使命的英国志愿者”，说他是在东方土地上死于纠缠不清的道德意识的前费边社会主义者。可以说：尼赫鲁和******来自两个不同星球。尼赫鲁的思想逻辑是在“英语全球化”（Anglobalization）又称“英语王国”（Anglophone empire）中运转，******却深受中国政治传统的陶冶（或者说，是在“汉语王国”Sinophone empire中运作），只能从翻译中接触到现代西方思潮。******和******曾想方设法为尼赫鲁访华设计出使他毕生难忘的经历，但据长期在尼赫鲁身边的印度情报局长马利克（B.N.Mullik）事后透露，尼赫鲁每次被送进中南海和******会谈时都有一种去拜会“august being（尊严人物）”的感受，而他1955年访问苏联时却感觉更轻快。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尼赫鲁访苏后不到半年内亲自去新德里回访，他们在和尼赫鲁谈话时天真坦率，而******却更深奥，常常引经据典，除非你也有中国史书的造诣，否则是很难消化、欣赏的，这一切在尼赫鲁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尼赫鲁政治化合物的第二大元素――理想境界上开明、进步、****――和以上谈到的第一元素紧密相关。他在英国念书时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学习时曾受英国工党领袖、****思想家拉斯基教授的影响。当然，这一因素也应该和尼赫鲁成为印度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者结合起来。他一方面亲西方，另一方面反对英帝国主义。戴超武等中国学者引尼赫鲁说的印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倒向西方、“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就是忽略了尼赫鲁这基本的一面。比方说，尼赫鲁说道：“我们朝向一个明天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民族文化会和人类国际主义文化掺合到一起。因此我们会从任何可以得到的地方寻求智慧、知识、友谊与同志关系；可是，我们也不会向别人恳求恩赐与保护。因此，我们必须是真正的印度人和亚洲人，与此同时又是优秀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公民。”1947年7月22日，尼赫鲁对印度临时国会提交印度共和国国旗的设计，建议黄、白、绿三色，当中镶有阿育王石柱狮子头上的“****”图案，代表佛教提倡的自由、和平、友好理想。他说：“我荣幸地向你们建议的这面旗帜……它不是帝国的旗帜，不是帝国主义的旗帜，不是要主宰任何人命运的旗帜；而是不仅仅为我们自己的自由之旗，是任何人看到就知道它是自由的象征……它所到之处就会为那儿的人们带去自由与同志关系的福音，象征着印度要和世界所有国家友好，印度要帮助任何人民取得自由。”
尼赫鲁的开明、进步、****必然导致他同情中国反抗侵略与压迫的斗争。我们已经谈到他积极响应朱德的呼吁，派遣印度医疗队去八路军前线。他于1938年7月17日在伦敦讲演时对中国与西班牙人民说：“你们初次碰到法西斯，我们却已有150年的经验。”1个月后，1938年8月21日尼赫鲁在加尔各答《进步》（Advance）报纸上发表的《印度为什么支持中国？》文章中发挥了类似的意见，他说：“两国（印度与中国）争取民族自由的力量相互伸出同情与支援之手”。前面已经提到，尼赫鲁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中国特别有感情，他曾经热爱中国，有在执政后使中印两国变成紧密盟友的理想。1939年6月，尼赫鲁在印度《国民先驱报》上发表《新的中国》（The NewChina）文章说：
她（中国）就是新闻，因为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对世界、对亚洲、对印度都有巨大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关键的国家之一，对世界来说，她比欧洲那些彼此战争的小国家分量更重。无论如何，对亚洲、对印度的我们，她和她的前程都是最为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