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流氓原指无业游民。因无正当职业，而又要生存于世并时常做出一些比他人活得更自在更快活更潇洒的样子，只有使出放刁、撒泼、耍赖等手段达到目的。于是，流氓的意义也就引申开来，与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恶劣下流画上了等号。
汉高祖刘邦年轻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这种习性一旦打上，就浸润到他的血肉之中，后来虽然当了皇帝，贵为“天子”，却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一不留神就露出一副流氓的嘴脸。终其一生，刘邦似乎都在“流氓”的轨道上一以贯之地滑行着未能改弦更辙。而最要命的，则是“上行下效”的传统使得这种“流氓之气”在民族的上空扩散开来，渗入历史的土壤。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为秦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因出身寒微，世代务农，家人连个正儿八经、像模像样的名字都没有。古时候对上了年纪的男子、妇人分别尊称为公与媪，兄弟排行的次序以孟、仲、季相列，于是，刘邦的父亲就叫刘太公，母亲叫刘媪，大哥早死，二哥叫刘仲，他是老三，理所当然地就叫了刘季。
刘邦家境贫穷，父母不可能送他上学识字念书，刘公刘媪这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可能压根儿就不会产生让自己的儿子读书的念头，读书又有什么用？中国农民最讲究实际了，只有务农种田、糊嘴度日才是生命之要义。也许是受不了务农的沉重与折磨，也许是认为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没有出息，反正老三刘季从小就“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不种田，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就整日游手好闲、东逛西窜。刘公刘媪自然是气得不行，对他又打又骂，办法使尽，可就是无法将他束缚在几亩田土之上。日子一长，父母管不了那多，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在刘邦内心深处，他的确瞧不起种田这一单调乏味、沉重苦闷的行当。父母干了一辈子，又能咋样？累得腰弓背驼、骨瘦如柴，常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果以农为业以农为本，那么自己这辈子的出路与“下场”肯定比父母强不了多少。他的心中时常涌动着一股朦胧的豪情壮志，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将会干点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出来。每当他跃跃欲试地放眼四顾，周围却是一片寂寥与空虚，又找不到半点施展抱负的出路。于是，刘邦只有将满腔激情压在心中，苦闷得不行，就喝酒、玩女人，一喝就喝得酩酊大醉，一玩就玩得不分东南西北。喝醉了无知无觉言行失控，常常随地而卧，一边呕吐一边破口大骂，一些污秽难听不堪入耳的肮脏话语一溜就从嘴里喷了出来，还伴以手舞足蹈的动作，样子十分不雅。可后来做了皇帝，人们就巴结他神化他，说他年轻时只要一喝醉呀，头顶就会出现一条长龙，盘旋着射出一道迷人的光彩。
刘邦长得十分英俊，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道：“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相貌出众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资本了，最为神奇的是他的左腿上生有七十二粒黑痣，这些黑痣在民间智者与方士巫师眼中，可是神灵附体的标志呀！也许，正是这些天然的生理优势从小就助长了他那与众不同的朦胧激情。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并无什么明确的大志，也不知道将会干出一番多大的事业，冥冥中只是觉得自己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种田之人，于是，他宁可选择一条看不见出路的流氓之路，也不愿像父辈、像村里的乡亲们那样一辈子守着几亩仅仅糊嘴的田土。
没有正当职业，当然就不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喝酒玩女人都需要银子，唯一的途径就是以流氓手段加以牟取。可想而知，刘邦年轻时候的名声肯定很坏。但是，长期的流氓生活也使刘邦获利多多，钱财来得快也就去得快，这便养成了他喜好施舍、豁达大度、宽厚仁爱的性格；不为生活发愁，不为土地所囿，不为物役所拘，常常乐观开朗，行动洒脱，善于权变通达；走东串西，见多识广，视野较他人开阔；时常遭人议论，也就不为时俗所左右，不受传统观念束缚……
及至壮年，刘邦才混了个泗水亭长的职位。这一职位，也不知是他通过“流氓”手段，是贿赂上级官员，还是凭着真实本领弄到手的，反正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官虽小，不仅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获得了社会对他的认可，这在官本位的封建时代里显得至关重要。刘邦走马上任，大家就开始亭长长、亭长短地呼来叫去了，他那一直潜隐着的自尊第一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当然，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虽然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追求，但总觉得自己的未来远非一个小小的亭长可以比拟。
一次，刘邦应征徭役来到咸阳，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车驾仪仗，那浩荡的气势与无上的尊严于一瞬间就唤醒了他内心那朦胧而潜在的强烈欲望，于是，他不由得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此前，皇帝的高贵与荣光他可能想都没有想到过，此次一见，不觉眼界大开，心头顿生羡慕之情，要是能够像秦始皇那样风光风光，该是何等威风何等惬意呀。当然，心头也仅是想想而已，他并没有去把它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追求，因为那毕竟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天下的皇帝只有一个，凭自己的地位、本事、条件……咳，那可真是跟做梦没有什么两样。早年的农村生活与流氓生涯已养成了他随遇而安、随缘而活的人生信条。他是绝不会因为一时的羡慕而顿生幻想并为之苦苦追求的，他很实际，也很世俗，但心中又模模糊糊地觉得与众不同，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他的社会地位与庸常表现又使他找不出什么值得骄傲与自豪的超群之处，就只有通过“罢工”的方式刻意表现自己。流氓的无业常使他置身游戏与玩耍的状态之中，只要是有趣有味好玩的“活路”，他都很热衷，也很向往。像秦始皇那样当一个“老子天下第一”的皇帝，也许是他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的一桩最有趣、最好玩的“游戏”。也正是从这一角度，他才会想到要当皇帝。如果他知道秦始皇当皇帝每天要鸡鸣而起深夜才眠，想到他常常远离人群摒弃感官享乐大量批阅奏章，亲自处理大大小小一应的国事民事，劳累得就像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紧张得就像一根长期绷紧的弓弦，恐怕要他当，他也会摆摆手掉头而去的。
而与刘邦同时的项羽可就不同了，他是楚国贵族之后，从小就受过严格的“六艺”强化训练，并胸怀一股远大志向。因此，当他见到出游的秦始皇时，就明确地说道：“彼可取而代也。”不是羡慕，也不是心存模糊的向往，而是相当明确地表示，要夺取他的宝座，取而代之。
不管怎样，刘邦的咸阳服役使得他产生了一个较为明确而至尊的念头，心中长期的虚空有了某种可以慰藉的凭靠与依托。
二
陈胜、吴广不堪秦朝残暴首先发难，一时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被秦始皇灭亡了的六国贵族之后也为恢复旧日山河不失时机地起兵反秦。风云际会的形势为刘邦那下意识地想当皇帝玩玩的念头提供了得以施行的土壤。
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趁机主动反秦。他这一辈子，好多事情似乎都是天意，都是被动的，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推动着他不断前行，并一步步地走向了皇帝的宝座。刘邦的起兵，完全出于一次偶然事件。他以亭长身份送县上的民工到骊山去服劳役，因局势混乱，不少人在半路上就寻机逃跑了。刘邦便想，像这么个样子，等到达目的地时，恐怕全都逃光了。既如此，都是自家乡亲，好些人还跟自己关系挺不错的，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干脆将他们全部放跑算了。这天晚上，一行人来到丰西的湖沼地带，刘邦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趁着朦胧的夜色，将绑缚民工身子、手脚的绳索一一解开，然后挥挥手说：“你们全都逃命去吧。”有人说我们逃了你怎么交差？刘邦就说：“我也只有像你们一样逃命了。”他们情不自禁地为刘邦的仗义之举所感动，当即就有十多人不愿离去，愿跟从刘邦效命。
这可能是刘邦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人俯首帖耳无条件地愿意为他效命，他自然很感激，“众星捧月”也使他感到了一种难得的陶醉，甚至还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然而，时间一长，他的随和、平易就使得他的威严渐渐消失了。如何才能保持那种众人信奉、崇拜的局面并长期将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下呢？于是，他或是他的亲信、部下、朋友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些神秘的气氛四处散播：刘邦是母亲刘媪在梦中与神交合而生。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并因此而厌恨，这种“天子气”便与刘邦有关。就在刘邦放走民工的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人杀死了变作一条拦路青蛇的白帝之子，能够杀死白帝之子的人当然就不是一介凡夫了，而是尊贵无比的赤帝之子。刘邦无业无产无赖，一直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妻子吕雉就是因为他相貌堂堂贵不可言而为岳父吕公所赐。一位神秘的老人曾向吕雉讨水喝，吕雉心怀恻隐地施舍了他一顿饭，于是老人就感恩戴德地说她是“天下贵人”，并说她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儿子的缘故。刘邦放跑民工后与跟随他的那一帮子人“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雉带着很多人来投奔他，大家都感到奇怪，刘邦等人藏得这么隐秘，吕雉怎么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呢？吕雉便得意地一笑，说她老公头上笼罩着一层五彩云霞，她一望而知，所以就直奔而来了……
这些神奇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前来依附刘邦的人就更多了，慢慢地还真的有了几分“气候”。
这样的声势造得越大，投奔的人就越多。可是，有关神秘、神奇、神异之类的玩意儿只可迷惑一时，时间一长，人们就能窥其“堂奥”，戳穿那层一钱不值的“外衣”。然而，随着刘邦势力的增长，投靠他的人却越来越多，就连项羽手下的不少名将、谋士都纷纷倒戈前来，你不得不承认刘邦确有一套团结部众、笼络人心的高强本领。这种本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氓生涯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如胸襟开阔、容纳百川、大度洒脱、为人义气、不计前嫌等。只要放刁撒泼耍赖的行径甩掉，众人一抬，自己有意识地将过去的不良习气改正，正面效应就会相当凸显，刘邦的形象也就得到了拔高与升华。而这种拔高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建立在冷峻、威严、残酷基础之上的至高无上，也不是像项羽那样的刻意表现自己的贵族血统与英雄气概，刘邦的拔高，是建立在亲切随和、平易近人的基础上的升华。秦始皇的拔高是远离众人，将自己变成一座孤傲而寂寞的山峰，颇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意味；项羽的拔高是有意识地拉开他与部众之间的距离，结果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而刘邦的拔高是众人可以接受并参与其中的亲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无法达到的看似平凡的伟大。古人对这种万能胶般的亲和力无法解释，就常常以一个“气”字概而言之——霸者之气、帝王之气，与今人所说的“场”十分相似——如磁场、气场等。
刘邦的“气”一旦形成并日渐凝聚，投奔者愈多，名气也就越来越大。沛县的父老乡亲举事起义，杀死县令打开城门，将刘邦所聚部众迎进城内，共推他做县令。刘邦说自己才薄德浅，不肯接受，而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吏，皆瞻前顾后，担心事情不成祸连家族，就一个劲地让与刘邦。刘邦坚决推辞，众人不好强求，便立他为沛公。也就是说，刘邦还是沛县的起义首领，只不过换了一个称谓而已。一时间，部众很快就发展到了二三千人，并向四周出击，打了好几场胜仗，占据了邻县的一些地盘，收编了数千秦军。不久，又得到楚军大将项梁五千军士的帮助，兵力一下子扩张到万余人，并与项羽在雍丘城下配合作战，大破秦军，斩杀秦将李由。
而这时，秦国大将章邯率领的秦军却在其他战场节节胜利，他利用楚军松懈之际，在定陶实施了一次夜袭，项梁战死沙场，楚军惨败。然后，章邯又率军北上攻赵。
一时间，形势十分严峻，被项梁拥戴为楚怀王的熊心于危难关头紧急召集各路诸侯，确立了兵分两路的计划：一路北上救赵，一路向西直捣秦国巢穴，打入关中。楚怀王与各路将领们约定，谁先攻入关中，就封他为关中王。当时，秦军主力大部驻扎北地以对付、征讨匈奴，章邯所带之兵，大多都是临时组织、武装的关中秦民或服役民工，仅这支“杂牌军”就如此凶猛，而要攻入秦朝大本营，其艰难与凶险程度可想而知。于是诸将都不敢争先，唯独项羽自告奋勇愿率军西进为叔父项梁报仇。然而，项羽生性残酷，每攻入一地，就大肆屠杀，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将都认为项羽不宜入关，应该派一个忠厚长者前去，剿灭与招抚相结合，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进军关中。于是，众人的焦点便凝聚在平日亲近、宽厚、仁爱、豪爽的刘邦身上，将他视为最合适的人选。既然大家如此信任，刘邦管不得吉凶得失，二话没说，马上率领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而进。
征途遥遥，道路坎坷，刘邦武力与智谋并用，威严与恩信并举，时而失利，时而顺畅，大仗小仗、胜仗败仗不知经历了多少，速度虽然缓慢，但总算是一路向西节节推进。在攻破了秦朝大本营的最后一道关隘——武关后，坦荡的关中平原便无遮无拦地出现在刘邦眼前，数万大军狂潮般地汹涌着直捣秦都咸阳。咸阳无险可守，秦王子婴只得俯首称臣，素服而降。
刘邦进军咸阳，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说明他的为人、信用与威严不仅获得了众多将领特别是老将的认同与首肯，而且占据了一块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地盘——关中平原。当年的秦国，正是站在这里虎视六国，而后俯冲而下一举统一了天下。能为关中之王，就有可能成为天下之王，坐上皇帝的宝座，这可是一个上上大吉的象征呢。
此时的刘邦，根本没有想到今后的皇帝宝座之类的问题，他的目光只在眼前。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秦宫，宫殿建筑的雄伟高耸、金银珠宝的奇异珍贵、六宫粉黛的娇美动人简直令农民出身的他无法想象，他看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恨不得将它们全部据为己有。这时，谋臣张良、武将樊哙不失时机地告诫劝说他，希望他不要像秦始皇那样暴殄天物，要以天下百姓为重，清心寡欲，除暴安良。这时的刘邦，哪里听得了这多？他想起了当年在咸阳服徭役时见到秦始皇的情景，真没想到这种风光有朝一日还真的摊到了自己头上，一切恍若隔世，如同梦中一般。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时间，他不禁浮想联翩，深深地感叹不已。很快地，他的血液就开始沸腾了，这些年来一直压抑着的流氓习性——那具有负面效应的一面——突然发作难忍难熬，将部下的劝说置之脑后，开始尽情地享受起来。他摸摸这个美人，玩玩那个宫女，穿上最好的绫罗绸缎，尝尽最佳的美味肴馔……哎呀呀，要是一辈子就过这样的生活该有多好啊！他要补偿，要品味人生的美好，要获得透入骨髓的快感。一连好几天，他都痛痛快快地沉浸在这种糜烂的肉欲与感官的享受之中，直到他玩够了——玩得天昏地暗，累得有气无力，这才想起了自己的部下，想起了张良、樊哙的劝说，想起了日益严峻的形势，他摇晃着那差不多被掏空了的身子走出秦宫。
刘邦及时振作自己，采纳谋臣建议，命令所有部队撤出咸阳，“还军霸上”，将秦朝的重宝财物一一封存入库，向天下宣告，他这样做是为了“待诸侯至而定约束也”。同时，他还安抚关中父老，废除秦朝苛法，与他们约法三章。
于是，刘邦在咸阳宫中将他起兵后一直压抑着的流氓习性痛快淋漓地发泄了一通之后，又受到了天下民众特别是关中父老的爱戴，“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三
不到一个月，项羽就在消灭秦军主力后率兵攻破函谷关进军关中，驻扎鸿门。当时刘邦兵力只有十万，项羽军众多达四十万。双方实力悬殊，刘邦不敢与之争锋，只有暂居人下地听候项羽调遣。于是，就有了一出惊心动魄令后人津津乐道的“鸿门宴”。刘邦能在这场精心安排而充满了杀伐之气的宴会上逃脱，固然有着许多偶然因素，但与他平日的恩惠信义及项羽的贵族之气密不可分。
项羽屠城襄阳，坑杀降卒，“诸所过无不残灭”，可他率领的军队却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正是他扫平了秦军主力，才使得秦朝如流星般在中国历史的天空转瞬即逝。特别是令诸侯“莫敢仰视”的巨鹿之战，那破釜沉舟的悲壮气概至今令人回肠荡气。项羽虽然残暴，但他一诺千金，讲求阳谋与光明正大，身上透着一股难得而高尚的贵族气息，他之不愿在鸿门宴上杀死刘邦，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当时两军营地相隔四十里，就是最近的距离也有二十里，项羽只要一声令下捉拿刘邦，哪怕他走小路逃跑，也将插翅难逃。
以当时项羽的实力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与之抗衡。正因为如此，也使得项羽变得傲慢自大、刚愎自用，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鸿门宴后，项羽并未向刘邦动武，而是西向咸阳，杀了秦王及其家属，焚烧秦宫，抢掠珠宝，挖掘秦墓，“所过无不残破”。项王由此而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每一次王朝更换，新的继任者都要做出一些否定前朝的过激行为，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一把冲天大火烧掉前朝的宫殿，毁掉前朝的政绩，抹掉前朝的痕迹。殊不知，他们毁灭的这些成果乃是属于人类历史、属于中华民族的文明积淀。人类发展，只有立于前人的基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中华封建帝国几千年来总是徘徊不前，老在一个地方颠来倒去地兜圈子循环不已，与这种典型的项羽式的虚无主义行径不无关系。
刘邦虽然流氓，但他流氓过后，毕竟宽大为怀地处理了前秦遗产。两相比较，项羽的处理方式使他的形象与地位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秦王朝像一股云烟转瞬间飘散在历史深处，项羽再也不必担心它死灰复燃了。仇已报，气已消，接着面临的就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政体与政府。既然是全盘否定，项羽就不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作为帝国的政体模式加以考虑，而是意图恢复大一统以前的七雄并峙状态，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项羽对灭秦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赏，他一共封了18个王位，每人一块地盘，建立一个小国，再由这些小国组成庞大的联合体。而他，就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就以故乡彭城作为新型政府的中心与首都向全国诸侯发号施令。公元前206年农历二月，项羽将这一措施正式付诸施行。
项王构想的新型政体颇有一点美国联邦制的意味，当然与其民主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周朝正是因其“联邦制”而走上了末路，它显然不适合于中国当时的现实与土壤。秦始皇所建立的高度中央专制集权统治虽然是走了一条极端的路子，但实则有着中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包孕其中。秦始皇将专制、集权的模式一旦奠立确定，要想回到西周的分封时代，已不大可能了。也就是说，项羽的政体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悖于当时的时代潮流。
在分封中，刘邦虽然也捞了个王者之称，但项羽并没有把他留在关中为王。这次，项羽耍了一点小小的聪明，将他派到关中南面、封闭偏远的汉中之地，封他做了个汉王。
刘邦对项羽心存怨言，但是，能够弄个大王当当，也是蛮不错的了。在即位南下时，他命人烧毁栈道，既防诸侯偷袭，也是一种画地为王心满意足的表现，当然也不乏故意麻痹项王以示他无意东进的谋略在内。
刘邦一到汉中，那些跟随他的士兵全都想起家来，并一个劲地鸣冤叫屈。明明说好了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王的，却把咱们一个个给派遣到这么一个闭塞的鬼地方来了。大伙儿一鼓噪，刘邦的心也就动了。既然当了王，就不能只想着自己一人，也得替大家分忧解愁才是。心一动，就有了谋反项王之意，并开始了积极而又隐秘的准备工作。
公元前206年农历八月，刘邦趁项王北上平息齐国之乱时，用韩信计谋，突然进军关中。一场旷日持久、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由是拉开帷幕。在凌厉的攻势之下，被项王封立的三个王很快被打败或投降，刘邦心安理得地收回了本应封给他的关中之地，并废除秦社稷，代之以汉社稷。与项羽的怨仇已结，两人就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冤家。当年农历十月，项羽谋杀楚义帝于江南。于是，刘邦又在众人的怂恿下以讨伐弑君之名，挥师东进，攻击项羽。抵达洛阳后，又向其他王侯发出共襄义举的倡议。并趁项羽困于齐国战场的当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西楚核心之地彭城。
项羽得知，赶紧放弃齐国战事，率军援救。楚军与汉军在彭城灵壁东睢水相遇，展开激战。项羽出身于楚国职业化的军人贵族世家，冲锋陷阵、布阵谋局于他家族而言，不过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谋生手段而已。两军正面交锋，刘邦根本就不是项羽的对手，楚军“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如果不是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侥幸逃命，刘邦恐怕早就成为那些堵塞睢水的一具尸体了。
刘邦逃出彭城时，跟随左右的只剩了几十名骑兵。在逃归途中，他偶尔碰上了自己的一对宝贝儿女，赶紧将他们拉着一起载上马车逃命。不一会，后方突然卷起一股滚滚黄尘，强大的楚军盯住刘邦紧咬不放追逼而至。车上载人一多，速度自然减慢。这时，刘邦的流氓习性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又开始“抛头露面”了。为了自己活命，他竟然不顾自己的血亲骨肉，猛然一把将一对儿女推下车去。亲随滕公见了，不禁大惊失色，马上跳下车去将他们抱回；刘邦又将他们俩推下车去，滕公又下车抱回；如此反复三次，滕公说道：“事情虽然急迫，怎么能将亲生儿女抛弃不管呢？”刘邦这才生出一丝慈父之心，没有再次将他们推到车下。一对儿女虽然捡了一命，但刘邦的父亲太公、妻子吕雉却在这场战斗中被项羽俘虏生擒。
楚汉之战，刘邦不是处境艰难，就是仓皇逃命，总是扮演着失败者与逃跑者的双重角色。在艰难困窘之时，也是最能表现、反映一个人的本性之时，刘邦的流氓习性往往在这种时刻暴露无遗。
一年后，他又被项王围困在荥阳无法逃遁，就让部将纪平假扮自己，由两千多名妇女披甲戎装簇拥着涌出东门伪装投降。楚军信以为真，自然放松警惕，刘邦乘机从西门仓皇而出。
楚汉两军在广武山对峙时，汉军断绝了项羽的粮食，项羽窘迫无奈，就将刘邦父亲太公放在一个专门装盛牛羊等祭品的高大的祭器上作为人质要挟他说：“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与要求，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吃掉。”刘邦不仅不急，反而嬉皮笑脸地说道：“当初起兵反秦时，咱们俩曾一起受命于楚怀王，并结拜为兄弟。照这么说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烹煮你父亲的话，请别忘了分一杯鲜汤给我喝喝。”
还是在广武山，楚汉久持未决，给天下百姓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于是，刘邦项羽就相约着来到山下，隔着一条小河展开了一场解决争端的“对话”。
项王提出与刘邦单独决战以分胜负，刘邦对自己的那点本事自然心知肚明，两人单枪匹马交手，骁勇善战的项羽肯定要不了两个回合就能将他挑于马下。于是，刘邦就转移话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地开始数落项王的罪行。项王气得直跳脚，使尽平生之力，弯弓搭箭，一箭射了过去，正中他的胸部。刘邦忍住疼痛，摸着自己的脚说：“项贼射中了我的脚趾。”又在张良的献计下坐上战车，在整个军营里巡视了一番，向汉军将士频频挥手，表示自己未受重伤，以此稳定军心。等他表演完这一切回到营帐中时，身子一歪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了。左右赶紧脱去他的外衣，发现内里的衣衫早已变成了一片凝结的殷红，而箭伤之处，鲜血还在一个劲地汩汩涌流不止。只有赶紧让他脱离战场，送到后方去养伤治病。
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为了逃命，为了取胜，真是不择手段，有时简直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他打输了，逃跑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再向项羽挑战。他就像一张“狗皮膏药”，一旦沾身，就很难揭掉。而项羽又是一个急性子，莽性子，粗性子，常常被他的这种黏糊的绵劲与韧性弄得疲惫不堪、不知所措。项羽像是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你全力对付吧，对方总是不堪一击，眨眼间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你不理睬吧，他总是在你的周围挑衅造成一种压迫的环境与威胁的氛围，令你防不胜防。最为关键的是，诸侯各国都在闹叛乱，项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之周旋。遇到刘邦这样的敌人，也真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奈何不得。
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惨败逃跑后很快就能卷土重来，关键在于他占据了关中平原这块肥沃富庶的大本营作为后盾，更由于萧何与韩信的努力。刘邦东进时，萧何留守关中，总能及时地征募新兵、聚积粮草弥补刘邦的损失；韩信的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总是使得项羽疲于奔命，他攻下的华中之地使得刘邦在荥阳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刘邦每次惨败之后，在他生命的低潮时期，总能适时地得到韩信的帮助，后来又为刘邦成功地争取到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支持。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部下，因得不到重用才投奔到刘邦麾下，一颗棋子有时候还真能起到改变天下大局的作用。刘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能钻空子，他总是利用诸侯反叛、狼烟四起而项羽焦头烂额、无暇兼顾的时机突击偷袭。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了达到消灭项羽的目的，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腕，采取了种种阴柔的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把这些手段称为策略计谋，也可以叫作卑鄙下流，各人的理解不同，解释与称呼也就迥然有别了。
其实，远古先民即使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之时，也以仁义、信义为先。交战前一般先下战书，选定时间地点，双方布阵准备就绪，击鼓为号，互相攻击。不论胜负，双方都显得光明磊落，正气凛然，透出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直与高尚。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大国小国林立，战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人们也就不那么讲究信义了，奸诈与诡计逐渐占据上风，军事文化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翻阅有关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将春秋时期的宋楚泓水之战视为中华军事文化的一个转折与象征。严阵以待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渡河的混乱或渡河上岸后军阵尚未部署之时趁机进攻，可宋襄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楚军过河完全部署好了，才对垒交锋。宋军惨败，国人将战败之罪全部归咎于宋襄公。宋襄公辩解道：“仁义道德之人，不忍加创已伤之敌，不俘虏头发斑白之人；自古用兵，敌军处于狭窄危难之地，不要趁机进攻；我虽然是灭亡了的商朝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后人都将宋公视为拘泥不化、顽固愚昧的代表予以嘲讽，毛泽东就曾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告诫人们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虽败，他的信义与磊落作为一项早已失落的民族遗产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珍惜。
宋襄公之后，“兵不厌诈”作为一个成语凝聚成所谓的民族智慧，在政治、军事、生活等领域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大加使用，而刘邦更是将它推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随着刘邦的“流氓”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自如、游刃有余，项羽不禁一天天捉襟见肘，昔日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韩信与彭越开辟了两条战线，先后攻占齐赵旧地、侵入梁地；刘邦主力在汜水大败司马曹咎率领的楚军。项羽对刘邦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两军以鸿沟为界，达成一项划分国土的停战协定：鸿沟以西，属汉王刘邦管辖；鸿沟东面，属楚王项羽地盘；项羽将俘获的曾经做过人质的刘邦家人全部归还；两军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
协议签订后，久已苦战的双方军士皆为即将到来的和平高声欢呼。率直的项羽也就天真地以为一纸和约可以换来天下的永久太平，遂引军东归。
刘邦与项羽达成的楚河汉界，直到今天还赫然明确地标示在每一张中国象棋的棋盘之上。可是，还没等到项羽返回彭城，刘邦又耍起了无赖手段，单方面撕毁和约，引兵尾随楚军日夜追袭。
他封王拜将，信口许诺，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笼络在自己的周围，在垓下摆开强大的阵势，与项羽的楚军主力展开了最后一场正面生死大决战。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这场垓下之战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项羽突破刘邦的包围之时，只剩下了二十八名追随者。逃到乌江渡口，项羽本可以过江摆脱追兵，像刘邦多次做过的那样，以图东山再起。可项羽不是刘邦，项羽就是项羽，他谢绝了乌江亭长摆渡送他过江的好意，大声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然后回身自投罗网，与追兵死战，奋起神威独自一人“杀汉军数百人”。杀着杀着，他突然在追兵中见到了汉骑司马吕马童，项王不禁大声叫道：“你不是我过去的一个朋友吗？听说汉王刘邦以千两黄金、封邑万户悬赏我的头颅，我把这发达的机会让给你吧！”话音刚落，锋利的钢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一颗脑袋就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下，而那巨大伟岸的身躯，却石柱般地立于原地，久久没有倒下……
每每捧读《史记》描写垓下之战项羽自刎而亡的场景，我的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强烈的悲壮之情，唏嘘长叹不已。
项羽身经七十多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每战皆胜，只败了这最后一次，一败就不可收拾地招致覆亡的命运，至死也找不到失败的根由，只能归结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刘邦自从与项羽相争，就似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可他在楚汉决战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直处于边缘的流氓行径从此进入历史的喧嚣中心，经过一番打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于是成为主宰民族命运的主流话语。
项羽之死，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
在一个笼罩了几千年阴柔诈巧之气已然异化的社会里，项羽之死必为某些人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他死得太不值了；同时，项羽那正直的人格魅力、强劲的阳刚之气与磊落的贵族遗风却一天天地在另外一些人们心中变得更加高大更加伟岸。
四
刘邦一生的参照系有两人，一位是死去不久的秦始皇，另一位便是曾经共同战斗而后又反目为仇互相争战的项羽。
项羽虽然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最终打败了他，但刘邦心头总是对项羽怀着一股无可言说的崇敬之情。项王死后，因他最初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刘邦便以鲁公之礼隆重地将他葬于谷城，并亲往祭奠，大哭了一场。刘邦此次痛哭，并非做做姿态而已，他没有必要以哭的形式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他之痛哭，一是出于怀念与尊崇，同时也是失去对手后的一种“虚空”表现。刘邦害怕虚空，他年轻时就常因心怀朦胧之志而茫然四顾，那无所依凭的虚空弄得他不知所措。楚汉战端一起，双方虽然打了四年，都弄得疲惫不堪，可他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对手与攻击的目标，也就活得相当充实。而自己的价值，常常在对手身上才得以体现，只有打败对手才有自己胜利的辉煌，对敌人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自己的肯定。对手，有时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战友”。对手一旦消失，自己的存在也就显得有点多余了，自然而然的，下一个消失的对象便是自己了。这样一想，刘邦心中还会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因此，他的祭奠痛哭，也算得上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真情流露。
对待项羽的家属，刘邦也宽大为怀，不仅未加治罪，反而一一封侯，还要他们将过去的项姓去掉，赐给自己的刘姓。
好在项羽一死，他所留下的“虚空”很快就被新的目标与新的对手填补了。
刘邦的另一参照系便是秦始皇。他并没有想到要去刻意推翻秦朝的统治，秦朝的残暴、压迫与束缚对他这个地道的流氓而言，感受并不怎么深刻，是一连串的偶然迫使他走上了反秦抗暴的起义之路，又一步步地走向胜利的峰巅走向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在咸阳见到秦始皇时，只是出于羡慕才情不自持地说了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语。他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从未想到真正去当一个皇帝。出于好奇、好玩的游戏心态，在进军关中占据咸阳后他也美美地享受过几天皇帝的滋味。此后，他虽然经常回味不已，但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当一辈子皇帝。四年楚汉之争，其过程既艰难又漫长，可战事一旦结束，又显得那么短暂，胜利似乎还来得太快了一点儿。项羽一亡，各地降服，诸侯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商量着推举刘邦当皇帝。你要刘邦耍点流氓，来点不正经的东西，可能是他最为拿手的好戏，而一旦真的要他当天下之主的皇帝，他可有点诚惶诚恐了，赶紧推辞不已：“听说圣贤才能成为一国之主，空有虚言虚名是保不住皇位的，我可不敢随便造次啊。”众臣自然又是一番劝进，刘邦又是一番推让，实在推脱不了，就说：“既然大家诚心推举，只要对国有利，对民有利，我就做吧。”公元前203年农历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北面正式即位当了皇帝，朝代就以他的封号——汉王之“汉”命名，是为汉朝，刘邦被他的后继者尊为高祖。今日的汉族、汉人之称，即始于刘邦的汉朝之时。
刘邦当了皇帝，自然面临着确立国体、制定国策的大事。秦始皇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进入他的视野之中。他对秦始皇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
汉朝的行政措施几乎在所有方面继承了秦始皇的专制集权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官仪礼制“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员，少有变故”，并采纳了秦朝的宗教仪式，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等措施，尊重并接受各级爵位阶层的特权并授予尊贵的社会标志……
秦汉政府制度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方组织方面：楚汉之争中，刘邦的一批盟友已经取得了列国的某些领土并自称为王，刘邦只得尊重现实承认他们，正式封他们为王，并赐给一块早就属于他们的领土。
刘邦建立的政体，是一个集权与分封结合的独特产物。皇帝直接控制位于中央的十四个行政区域，而北面与东面的大片土地上是他封给功臣们的十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政体“皆袭秦故”，而在政策方面，刘邦就基本上是在与秦始皇“对着干”了：秦始皇将专制集权推到极点，从上到下管理得犹如铁板一块，刘邦实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让长期绷紧了弓弦的民众吁一口长气；秦始皇横征暴敛，他豁免人民的某些赋税；秦始皇动不动就强迫人民服兵役劳役，刘邦实行部队总复员，让他们回乡与家人团聚，守着几亩田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秦朝强调严刑厉法治民，刘邦主张“德刑相济”，提倡“刑不厌轻”“罚不患薄”，不仅颁布大赦令，还废除前秦苛法及肉刑；秦始皇箝民之口，限制思想言论，刘邦在意识形态方面容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
刘邦想当皇帝，可不想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秦始皇不仅苛刻自己，也推己及人地苛刻大臣与广大民众。刘邦所看重的是皇帝的挥霍享受、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那么刘邦想当的皇帝，只是那具有流氓性质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是一些足可以称为高级流氓的流氓头子与流氓大师。当然，始作俑者非刘邦莫属。有时候，流氓的因素常与皇帝的成分构成一种正比关系。
刘邦俨乎其然地坐上了皇位，顿时显出一副尊贵、尊严的凛然之态。他自然是得意非凡，就跟孙悟空一旦得意就会忘形地露出猴子尾巴一样，刘邦也是稍不留神就会露出他那骨子里的流氓本性。一次，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同乡、官拜御史大夫的周昌奉诏面谒刘邦，适逢刘邦搂着心爱的妃子戚姬逗乐。周昌前来晋见，刘邦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依然故我地与戚姬调笑。周昌气得不行，掉头就走。刘邦见状，马上推开戚姬，追上前去，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摁，右腿一跨骑在他的背上大声说道：“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啊，到底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怎样？”周昌使劲地往上抬了抬脖子愤愤地回道：“跟夏桀、商纣王差不多。”刘邦一听，也不跟他计较，只是哈哈大笑而已。
刘邦当上皇帝后，最喜欢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切机会炫耀自己，以满足内心的虚荣。
他派专人寻找那个曾经预言吕雉“天下贵人”的神秘老人，折腾了好久，终是没有找到。刘邦寻找的潜在动机，无非是想在感恩的形式下有意地炫耀一番。
刘邦当上皇帝后，首开封赏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的先例。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大朝诸侯群臣，他捧着一杯酒为父亲太上皇祝寿，不无炫耀地说道：“当年，你不是常常骂我不务正业不置产业没有出息的吗？你总是说我不如二哥，还一个劲地强求我向他学习，要我专心种田。我要真按你说的做了，今天能当上皇帝，你能当上太上皇吗？老头子，你倒是说说看，我今天创建的事业、添置的产业跟二哥相比，到底哪个要强一些、多一些呀？”殿上群臣闻言，皆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当了皇帝，更想回故乡去炫耀一番。他要让过去的那些老人、同伴看看今日的汉高祖是副什么模样。后来终于寻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召来故人父老乡亲饮酒，并挑选了一百二十个男儿教习歌舞。数杯醇酒下肚，饮至酣畅淋漓之处，刘邦不禁感慨万端，当即击筑自作歌词放声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那首传之后世的《大风歌》。一百二十名男儿齐声唱和，刘邦边唱边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就是这位汉高祖刘邦，由此而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观念上升到了延续不息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列。
刘邦刚开始当皇帝，一切都显得十分随意而随便。上朝时，大臣们要么是过去的同乡，要么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战友，虽然各有其职，并有严格的君臣等级，但大多出身草莽，加之平时在一起嘻嘻哈哈惯了，也不讲什么礼仪，遇事常常吵嚷不休，在殿上饮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起哄胡闹，根本没有个正儿八经的样子。时间一长，刘邦就觉得大伙儿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总得想个法子约束一下才行。秦博士叔孙通摸准了他的心事，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大家这样胡闹，哪有半点皇家体统！我想得采取古礼和秦仪，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才行。只要皇上发个话，我现在就马上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们一起来商订施行。”刘邦听了，自然回道：“你不妨试一下吧，但不要把那些礼仪弄得太琐碎了，太烦琐了，我可受不了那些约束，最好是简单易行。”
叔孙通领命，马上召集一百多人开始认真地研究制订起来。方案形成后，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演习，等弄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去观礼拍板。刘邦看了一遍，觉得不错，下令群臣仿习。公元前200年农历十月，长乐宫建成，群臣贺拜，礼仪正式施行。文武官员在谒者的引导下，严格按照等级高低一次次地走进殿门；宫中一声高亢的“趋”字响过，殿下数百郎中顿时夹侍阶陛两旁，文武官员分别站立两边，文官西向而立，武官东向而立；直到这时，皇帝刘邦才坐了乘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所有官员站在原地，依照官职大小，一一诚惶诚恐地向皇帝朝拜奉贺。行礼后，就开始喝酒，百官全部低头而饮，没有一人胆敢大声喧哗。九次斟酒毕，谒者高唱一声“罢酒”，众官一一依次静静退出。
朝拜完毕，刘邦喜不自禁地说道：“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尊贵啊！”刘邦一高兴，就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从此以后，这一朝拜礼仪形成制度，刘邦也就天天享受皇帝的尊贵。
五
刘邦在马背上以法家的权、术、势为要旨夺取天下；他知道不能以打天下的那一套路子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从自己不读书鄙视儒生的立场转而重用儒生，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开始重视《诗》《书》，信奉儒家学说。
而这，也只有刘邦的权变通达、顺应时势才能做到。
刘邦的最后胜利，其直接获利者就是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一帮由农民、无赖所组成的武人阶层，那些追随他的一批乡下佬摇身一变就成了俨乎其然的三公九卿。从积极的方面说，刘邦从一个布衣而为大圣皇帝，彻底结束了上古几千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打破了人们的种族血统观念；从消极的角度而言，一批大老粗的武人当权，对民族的整体文化来说无异是一次大的倒退。长期连绵、残酷血腥的战争使得一批批精英人士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斫杀、消灭的对象，那些能够逃过战争的幸存者，往往都是从身体到智慧的弱者，一次战争就是一次人种的倒退；而战争对历史文化的无情毁灭又是一次文明的倒退。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每每经历一场浩大的战争，就得吞食一次民族整体素质大倒退的恶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由此看来，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养生息很有必要。
刘邦在没当皇帝时倒不怎么想当，但一当了皇帝就上瘾了，生怕自己屁股坐不稳哪天被人给赶下台来。于是，他开始疑神疑鬼，总想着天下不少乱臣贼子想来颠覆他的宝座。他开始寻找失去项羽后的新的敌人，仍以过去的坚韧将他们消灭。寻来找去，他发现最大的威胁全都来自那些具有独立势力的王侯。他们不仅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还想将地位和封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只要稍不如意，他们还极有可能起兵谋反。项羽不就是因此而导致灭亡的命运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刘邦可不敢掉以轻心。“狡兔死，走狗烹。”于是，刘邦便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采用各种权谋与阴柔的手段，对昔日的有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一一剪除。
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文化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诗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讨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贸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三十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厉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而，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历史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六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剪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即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50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驾崩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黏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着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