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陶渊明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凡是有中学学历的人，都读过他的《桃花源记》，知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隐士，田园文学的奠基者。有人或许还能吟得出他的一两句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讲得出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但要再进一步对他说点什么，除非有过专门研究，人们往往就不甚了了。从上面举出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中国文化中的突出地位。陶渊明诗的价值，植根于诗而超越了诗，它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采菊东篱、安逸田园、清风明月的文化。
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祖陶侃，曾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但在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成为历史。就连日常生活所需，有时也都发生了困难。从很年轻的时候起，陶渊明思想就徘徊在仕与隐之间。所以他后来回顾这段生活，时而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时而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总的看来，他是不怎么喜欢做官的。二十九岁那年，他曾一度做过江州祭酒的小官，但很快就因“不堪吏职”而自动辞职。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以后，迫于生计又一度出门任职。他先后在荆州刺史桓玄、镇军将军刘裕、建威将军刘敬宣等人的幕府中担任僚佐，目睹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实况。因不喜官场酬酢，又不堪行役之苦，他又请求到地方任职，四十一岁做了彭泽令，但在官只八十多天，就又主动辞职回家了。陶渊明一生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他这一次的辞官归隐。这件事被记载在萧统的《陶渊明传》里，因而对后世影响极大。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征著作郎，不就。
这件事，很能体现他的性格，也很能体现他的文化立场。后世推崇陶渊明的人，多半只记住了“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忽略了那后半句。按萧统的说法，陶渊明不肯做官的政治原因，在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说法是否道出了陶渊明辞官的隐衷，还须研究。但从文化立场上看，说陶渊明是既有淳朴自适的自然质性，又颇有些孤傲的精神贵族气的人，大约不会有什么问题。陶渊明生活在崇尚名士气度的魏晋时期，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使然。从中国社会精神的发展看，这正是所谓“人的觉醒”的时期，“觉醒”了的人，不再只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欲求，而更注重精神和意志的自由，因而言语行止，往往都不免有一些惊世骇俗的地方。陶渊明的人生姿态，看上去很平和，但骨子里却透出一种孤傲。认识这一点，对于了解陶渊明的诗文意趣，至关重要。他的诗中最为人称道的句子自然是“采菊东篱下”，但在这种冲淡飘然的姿态之外，他其实还有另一种更体现人生意气的东西，那就是所谓“啸傲东轩下”。陶渊明的爱菊，是素所闻名的，但他同样爱松，所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咏的虽是孤松，但说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可。他的品格，是松、菊合品，菊是其姿，松是其骨，是风清骨峻的一流人物。
虽然说陶渊明的隐居不仕可能包含不满当时政治的因素，但他对农村生活的喜爱却也具有发自内心的真实。从根本上说，这与汉代以来田园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陶渊明的田园诗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人与自然，尤其是与田园劳动之间的那种亲和关系。在他的笔下，农村生活的环境——山川草木，村庄院落，是美好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劳动本身也是美好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人与人的关系是美好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就连让人感觉难堪的“乞食”，似乎也都闪现出一种人性的光辉。
如果说陶渊明过分美化了农村生活，这并不公平，因为正是在他的诗中，我们读到了许多对于贫寒情状的真切描绘。与后来许多田园诗人不同，陶渊明真正懂得什么叫贫困，他也不讳言这种贫困，问题只在于，他的精神并没有被这贫困压倒。他的贫困在于物质，他的富裕在于精神。即便在饥寒之中，他也能坚持自己的精神上的独立。在固穷守节这一点上，他其实是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他的精神导师，融合着庄子和孔子。在他的诗集中，专门有一组诗“咏贫士”，在其他作品中，我们也随时都可以看到他对长沮、桀溺一类人物的追慕之情，甚至可以说，他有一种“沮溺情结”。然而，从根本说，陶渊明还是渴望着世间能出现孔子那样的人物，对于世人的“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他深怀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自己也只能以固穷守节来自我宽慰，这是陶渊明的悲剧，也是他的时代的悲剧。
陶渊明的时代，正是佛教风行中国之时，士人中谈玄的风气也很盛。陶渊明的朋友中就有人隐居庐山，与高僧慧远共结白莲社，并曾写信招请陶渊明入山。但陶渊明却不为所动，对于生命，他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除《形影神》《拟挽歌辞》《自祭文》这类直面人生终极问题的作品外，他的诗集中另外的许多作品也都涉及这一问题。可以看出，他并不相信什么超现实的未来世界，他的人生志趣，始终是与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处世哲学中写着“平常心”。我们在他的诗里常常会读到一些有关饮酒的描写，《读山海经》第五首说“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拟挽歌辞》第一首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诗集中篇目最多的一组诗，也被命名为《饮酒》。前两处的说法，幽默中也寓含着“深味”。与松菊一样，酒代表了他人生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现世生活欢乐的迷恋，一种微醺自得的迷恋。他的许多诗都是这种微醺自得心态的表现。松、菊、酒，构成了陶渊明人生境界的三个维度。
陶渊明的诗歌风格，素称冲淡平和，他的散文与辞赋也独具一种朴素自然的情致。他的影响，在六朝时期似乎还不够鲜明，尽管钟嵘在其《诗品》中称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仍未将他列入当时一流诗人的行列。到唐代以后，随着山水田园诗的兴盛，他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清人沈德潜在其《说诗晬语》中称他是“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称其诗“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评述他对唐诗的影响，又有这样一段话：“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这还是就山水田园诗内部立论，其实，唐以来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无不表示对陶渊明的钦敬，而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受到他深深的影响。苏轼以下，历代和陶的诗更是多至近千首，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直到近现代，还有不少作家从他的创作中汲取营养。陶诗文化代表着温润清逸的自然风、田野风，在历代燥热的或刻板的主流文化之旁，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几分舒适和自由。
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曾刻印过多种，版本异文不少。我们这里依据的主要是今人袁行霈的《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但在个别地方，也参考其他通行版本，做了适当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