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活在其间，那么随便出个门、打个酒、听个曲，就能撞到位大师。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群星璀璨。
前者已远，后者距今正好百年。
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压根儿不是如今流行的“民国范儿”里描述的小清新模样。正好相反，一切都令人窒息：军阀割据、土匪遍地、政治腐败、思想混沌、恶俗依旧；百姓不仅穷困已极，而且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这窒息中，两个人的相逢，为中国撕开了一道光亮的入口。他们是36岁的陈独秀，和更为年轻的24岁的胡适。他们被后人并称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1915年1月，陈独秀以神来之笔，译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他希望青年向这两位“先生”走去，成为革新旧政治、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整整比他年轻一轮的胡适，恰是如此青年。
彼时，胡适正留学美国，与“德先生”“赛先生”朝夕相对，活跃于校园，交游甚广。他为混乱的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造新因（造就新人）”。这与陈独秀不谋而合。
《新青年》刚创刊时，在青年中影响并不大。因胡适加盟与陈独秀并肩作战，这个刊物才成为青年心中的指针，新文化运动也才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胡适的高明在于，他用一个看上去微末的东西，来破民主科学这个宏大的题——说话写字，请用白话文。他主张“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白话文学是文学史的正宗；要用白话来创作新文学——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仅几年，白话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起来。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的议案，优秀的白话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不断产生。
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成功了，而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思想革命。
他喊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承认个人自由，确立个人价值，“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要担当，要负责，要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新因”。
他以青年之身，做了青年的导师。在他的影响下，一代青年成长起来，并在稍后的五四运动中爆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掀起的这场盛事，正式得名“新文化运动”。尽管他自己更喜欢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不管怎样命名，这都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运动。
1919年底，胡适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对这个纲领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最后的贡献。此后，他与被他召唤起来的、走上街头、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
胡适28岁时的这次选择，已然是其一生的转折。
胡适的转身而去，早有因由。
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意气风发的胡适就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便“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他想做的，只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含义可以这样表述：人权觉醒、人格独立、理性自主，或者说“人的解放”。他一直希望，这一运动能以“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持续下去。至于国家前途，他觉得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就好。
所以，胡适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其实，此说不确定。新文化运动不能持续，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变动，而这些变动是必然的。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和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青年，投身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必然选择。当时中国的民族独立、内部割据等问题没有解决，何谈“人的解放”和“纯粹的文化”？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未完成的运动，它的目标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
过去的100年里，前60多年间，要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要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人们实在无暇顾及文化。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才进入100年来最为安定的一个时期：既无战争，也无运动。这样一种环境，最容易实行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些任务。
于是我们看到，胡适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与改革开放的第一道惊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契合；于是我们想到，胡适曾力主：“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在他的年代，只有“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条路可走；但在当今时代，确须践行一点一滴的改革思路。
100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再造文明”，仍是我们面对的迫切任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主张，依然是我们寻找和重建的方向。
总有一种误解，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反传统”，其实，胡适从来没有全盘反传统，而是从传统中提取新文化的元素。他和鲁迅、钱玄同诸人对传统文化的不合理方面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这是基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厚了悟。
今天，我们欲建设新文化，必须了解传统是什么，然后在批判、继承、创新中，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延续下去。
偶像的春天
青年胡适登高一呼，应者如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首轻快的小诗《希望》，是胡适的白话代表作之一。它被改成歌、谱成曲，传唱至今。
1915年，远在美国的胡适，与一同留美的赵元任、梅光迪等人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赵元任记得，那时的胡适“健谈，爱辩论”，同时“自信心极强”。虽然身体很瘦，却“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7年的留美生涯，是胡适的“一生转折处”。在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后，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学。这个奇怪的选择，是因为出国前二哥曾再三嘱咐他“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为不辜负兄长期望，胡适决定“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然而，在耗掉了3个学期，上完了区分30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完了洗马、剪树、接种、捉虫后，胡适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转向文科，“自此如鱼得水”。
胡适出国的行囊中带有1300卷线装古籍。在康奈尔大学他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示出社会活动家的气质。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身居国外，他对国内的局势非常关心，经常呼朋引伴，四处交游，参加各种学生会组织，并担任世界学生会的主席，还设立了一个“薪胆会”，希望“人人能为勾践，似祖国尚可为也”。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告诉笔者：“这段时期对胡适来说，真是到了‘最善世界最善处’。他的头脑比较清楚，又有一种救国的志向，四处去演讲，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有机会深入到美国文化里去。”
但胡适也有烦恼。1914年他在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到处演讲、交友，没办法集中精力去钻研学问。康奈尔大学坐落在小镇伊萨卡（或译绮色佳）上，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中隐隐于市”。恰巧这个时候，胡适对哲学家杜威的学术主张产生了兴趣，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后，产生了要到哥伦比亚大学亲聆其教的想法。
1915年9月，胡适前往纽约，师从杜威，这对他影响至深。胡适自己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已经快60岁了。杜威高高的个儿，腰板挺得笔直，颇具学者风度。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慕名而来的胡适，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杜威的课，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对他用字选词的严谨慎重，大加推崇。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根据杜威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这在后来被胡适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此外，实验主义从进化论出发，主张一切进步都是逐渐的。这让胡适在改革实践中持渐进式的改良主张，成长为一个稳健的改良派，后来走上了一条和陈独秀等革命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陈独秀隔着太平洋的相知
1915年9月，正当胡适投身杜威门下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2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徐子超是安徽省绩溪中学的退休教师，也是当地最早研究胡适的人，他告诉笔者：“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两人最初的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孟邹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和胡适是安徽绩溪的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于是，胡适在1916年2月寄了一篇白话文译稿《决斗》给陈独秀。此文原是俄罗斯小说，讲述一个丧父少年为了荣誉决斗的故事，胡适通过这篇小说，发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决斗”之声。
此后，胡适与陈独秀信函往返，两颗新文化之星开始了“纸上相交”。当时，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所以他最初是想让胡适“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而胡适在美国校园里正忙着为“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进行辩论，他尝试着用白话写了一些新诗，同学们的评价褒贬不一。胡适便致函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没想到陈独秀很是赞同，于是胡适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5号上，系统地阐述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此文一登，轰动一时，胡适人还没有回国，文章已经被当时的青年视为“圣经”。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深感“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有了共同鼓吹“文学革命”的经历，陈独秀认为胡适是自己最好的搭档。经陈独秀推荐，远在美国的胡适被聘请为北大文学和哲学教授，负责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的教学。
1917年，在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考试之后，胡适于7月10日回到上海。他写了一首踌躇满志的《将归之诗》：“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年，足鞭策吾后。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很显然，此时在胡适心中，陈独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在日记里，胡适还写下了一句意气风发的话：“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这句话将青年胡适的抱负、远见、理想囊括其中，不仅是他与归国留学生共勉的座右铭，也成了他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利器。
白话的乐趣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异常激烈，反对者包括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成为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了3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的回击令人拍案叫绝。有一次，胡适正在课堂上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故事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不简洁，打电报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同学们听后纷纷叹服。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作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爆红”北大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其中就有湖南青年毛泽东。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分为12章，共10余万字，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独一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葬礼的革命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改革丧葬旧俗的呼声日高。1918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胡适讲演“丧礼改革”。岂料讲演还未举行，他的母亲便于11月去世，胡适匆忙赶回家奔丧。
未能为母尽孝，成为胡适一生心中所痛。他在《先母行述》中写道：“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有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亦未能见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此时，许多旧派人物都在紧盯胡适，看这位提倡“改革丧礼”的新派人物如何办理母亲丧事。结果，胡适先印了讣告，但不同于旧式的讣帖，他删掉了“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损灭”等虚伪的套话，只简要地写：“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宅。敬此讣闻。”
徽州的风俗，一家有丧事，家族亲属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胡适发了一个通告，上书：“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所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去掉了这一项，而且“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
关于祭礼，徽州一带颇有讲究，胡适本想把祭礼一概废了，改为“奠”，但他的外祖母不同意，于是把祭礼改短，亲戚公祭改为“序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参灵，三鞠躬，读祭文，辞灵，礼成，谢奠”。新式的三鞠躬取代了过去的跪拜大礼，又省掉了“三献”“请食”“望燎”“举哀”这些见神见鬼的环节。原本需要好几天的祭奠，被胡适这么一改，15分钟便完成了。
到了出殡的时候，胡适身穿麻衣，不戴帽，不执哭丧杖，不用草索束腰，但用白布腰带。他也没有请人看墓地风水，就在他父亲的坟旁葬了母亲。丧事完后，胡适仍旧是“布袍、布帽、白帽结、白棉鞋，袖上蒙一块黑”。穿布衣、着白色是旧式的丧服，戴黑纱则是民国建立后定的新丧服，所以，胡适称之为“不中不西、半新半旧的丧服”。当然，胡适也不会守丧3年，半年后，到了1919年5月，他就不穿丧服了。
其实，对于自己被迫穿上这些“不中不西的丧服”，胡适感到很惭愧：“仔细想来，我还是脱不了旧风俗的无形势力——我还是怕人说话！”
胡适改革丧礼的尝试，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响应。湖南一位青年给胡适写信说，看到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越读越痛快，越读越佩服。
旧道德的婚姻
与丧礼的改革不同，胡适的婚事基本遵循了旧传统。
1917年，留洋归来的胡适风度翩翩，一副俊俏才子的样貌，人人都争睹这位洋博士的风采，他的绯闻也传得沸沸扬扬。但出乎众人意料地，胡适选择回乡，与订婚多年的江冬秀完婚。这在旁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在胡适自己却是理所当然。他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从来都是保守的。
现年78岁的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胡承哲家里收藏了一本胡适写有眉批的《巴黎茶花女》。胡承哲的父亲胡乐丰比胡适小12岁，称胡适叔叔。在其中的一页上，胡适批注道：“以情故乃弃掷一生事业于不顾，此罪亚猛（小说男主人公）不能辞也。余尝反对自由结婚之说，即以此说为根据。”
“在婚姻问题上，胡适对母亲的尊重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母亲给他订的婚，他不愿意，也不能改变。”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胡成业告诉笔者。13岁时，胡适便由母亲做媒，和14岁的江冬秀订婚。胡适离家后，两人曾互通书信。江冬秀没有多少文化，不太会写信，胡适写的信多一些。江冬秀曾裹小脚，胡适接触到新思想后，便写信让她放足。
即使留学美国，胡适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仍没有改变。他在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大不取。自由结婚，固有好处，亦有坏处；正如吾国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处，有坏处也。”
“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形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令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
“伉俪而兼师友，固是人生莫大之幸福。然夫妇之间，真能智识平等者，虽在此邦，亦不多得，况在绝无女子教育之吾国乎？若儿悬‘智识平等学问平等’八字，以为求偶之准则，则儿终身鳏居无疑矣。”
后来，一度传言纷纷，说胡适在美国与康奈尔大学教授的女儿韦莲司结婚了。在1915年10月3日的家书中，胡适驳斥道：“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
1917年12月30日，胡适与江冬秀在绩溪完婚。胡适故居的管理人员胡从告诉笔者：“婚礼是我爷爷胡近仁代为操办的。”在胡从的家里，记者还看到了婚礼的请柬和胡适婚宴菜单，菜单上的“九碗、十二碟、六碗吃饭”，循的是当地风俗。
虽说这桩婚事是奉父母之命，但胡适在婚礼仪式上却没有遵从旧俗。他提出了“六不”，即不拜天地、不拜高堂、不拜祠堂、不相拜、不收礼、不放炮。胡成业总结了这“六不”的执行结果——不拜天地做到了，胡适说，“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不拜高堂和不相拜做到了，二者均用鞠躬代替叩头；不收礼也做到了，胡适提出“不收贺礼，只收贺联”，现在胡适故居里，还挂有当时亲友送的贺联；不拜祠堂和不放炮两条没有做到，在母亲的坚持下，婚礼在炮声中举行，胡适和江冬秀也在婚后第三天，到祠堂向祖先牌位三鞠躬。
这桩婚姻从结局上看是圆满的。江冬秀很能干，在结婚前，她就不时到胡适家，帮胡适母亲分担家事，婚后，又操持整修胡适父亲的墓。胡适去世后，江冬秀还促成了《胡适日记》的出版。“江冬秀大事不糊涂啊。”胡承哲感叹道。
尽管那时的新文化干将和留学生们都纷纷离婚，尽管江冬秀被胡适的朋友戏谑为“菜刀派”——以拿菜刀砍儿子来保护婚姻，尽管江冬秀凶悍到闯进一群教授中间骂他们是“伪君子”，但胡适一生对江冬秀不离不弃，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两人白头偕老，以至于林语堂说，看到了江冬秀，才知道胡适有多伟大。
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鲁迅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来比较新文化运动两颗巨星——陈独秀和胡适的性格：“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作为近代史上与“康、梁”“孙、黄”并驾齐驱的标志性人物组合，“陈、胡”两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后半段里，分歧已经比合作多。陈独秀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反对胡适的温和路线，以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1918年，陈独秀劲头十足地发表了对政治的长短大论，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举动已经违背了《新青年》初创时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耿云志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陈、胡两人作用截然不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一个是陈独秀的革命路线；一个就是胡适代表的相对比较温和的渐进式改革的路线。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也就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陈独秀是个大炮，到处唱高调，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而胡适是一个踏实的学者，他的主张是与其空谈主义，不如静下心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他把破旧怎么破、立新怎么立，想得非常深刻具体。所以大家讨论不是围绕着陈独秀提出的问题讨论，而是围绕着胡适提出的问题讨论。所以对那一代年轻人影响比较深的，并不是陈独秀，而是胡适。”徐子超说。
1919年五四运动后，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决定将《新青年》作为宣传主义的论坛，这让胡适很难接受。胡、陈二人志同道合的蜜月期结束了，而两人的分道扬镳也导致北大知识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认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贯穿了胡适的一生。这种分歧的根源不仅在于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还在于胡适缺乏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事实上，在谈论‘问题与主义’的时候，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胡适表现出了在重大社会问题面前的冷漠和软弱。他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恰恰是那个时期对人们最具有感召力的‘主义’。”
虽然分道扬镳，但友谊未改。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他。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李敖谈胡适：“老惫而世故”的后半生
2015年4月，台湾学者李敖即将年满80岁。年近耄耋，家庭和顺，在外人看来，李敖已经没什么遗憾事了。不过，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他透露了自己一桩未了的心愿。10年前，李敖访问北京大学时捐出35万元人民币，希望能在北大校园里立一尊胡适的铜像，却至今没有下文。
李敖向来“目中无人”，唯独对胡适非常尊敬，连胡适本人都对他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在李敖眼中，胡适的人生有一条明显的分水岭——在新文化运动中充满光环，此后逐渐变得老惫而世故。
“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胡适年长李敖44岁，是李敖的前辈，然而两人却有着一段忘年之交。
19世纪20年代，李敖的父亲就读于北京大学，胡适正是他的老师。李敖在北京念小学时，久闻胡适大名，一直希望能和胡适有所交流。1949年，李敖随父母迁到台湾，入读省立台中一中。当时，他从同学手上借了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其中的思想所折服，“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7岁的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1957年，李敖又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一年后，李敖终于见到了偶像。1958年，胡适从美国返回台湾，他的学生姚从吾任教于台湾大学，是李敖的老师。在姚从吾的安排下，李敖见到了胡适。令李敖意外的是，胡适对自己并不陌生。其实，胡适早在读到李敖的信时，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对李敖一年前发表的文章更是印象深刻。李敖在那篇文章中提起了胡适30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胡适因此说道：“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1961年，李敖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助理。由于薪金不能按时发放，李敖经济拮据，连裤子都进了当铺。胡适得知后给他寄去一张千元支票，还附信说：“过了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得来不易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当时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用1000元钱收买年轻人的心。但李敖告诉笔者：“话不能这么讲。不送我，他也还是胡适啊，可是他送了我，就说明这个老先生关心年轻人。”李敖后来捐钱给北大为胡适立像，“算是1500倍还给胡适”。
1962年，胡适病重。去世前一天，胡适还让秘书把自己写的《康南尔君传》送给李敖。李敖向笔者感叹：“胡适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胡适去世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给李敖的信。信里，胡适指出了李敖写的《播种者胡适》中有几处事实错误。但李敖说：“书里的内容我有根据，胡适老了，记错了。”
说到胡适的晚年，李敖不禁叹了口气说：“胡适一生中，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渐渐沦为浪花余沫。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能相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如果李敖的说法成立，胡适后半生花在思想作战上的精力太少，那原因只有一个：他卷入了政治旋涡，身心俱疲且难以自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声望，派他出使欧美争取援助。起初，胡适不想涉足政治，但又觉得民族危亡之时自己应该出点力，就接下了这个差事。
1938年7月，正在欧洲各国游说的胡适接连收到蒋介石的3封电报，希望他能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回电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话虽如此，胡适内心仍然很矛盾，感觉当大使会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初心越来越远。他在给朋友的一首诗里写下了“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的句子。这既是鼓励朋友，也实为自勉。
胡适赴美上任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当时美国厌战情绪很高，胡适争取援助的工作不好做。经过多方努力，胡适最终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正当同僚为此兴奋不已时，胡适却略带无奈地写了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大使任上，胡适既是一个外交官，也还是那个知名学者，要应付学术界的场面事，出席学术会议。当时，不少大学都争相赠给他名誉博士学位，仅在1942年，他就接受了10个名誉博士学位。这也是日后他备受诟病的一件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援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驻美大使由苦差变成了肥差，有人打起了驻美大使的主意。宋子文密电蒋介石说，要继续争取美国援助，“非空文宣教及演说所能奏效”。言下之意，胡适在美国到处演讲，戴博士帽，只是“空文宣教”，驻美大使应该换人。蒋介石征询胡适的意见，胡适当即“识趣”地回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以书生而涉足政治，胡适终于体验到其中险恶。宋子文当上行政院长时，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
对于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经历和成绩，李敖颇为认可。他告诉笔者：“在大使任上，胡适没有政治资源，只能到处演讲、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当时中国一穷二白，他跟陈光甫合作从美国借到了钱，这不是成绩吗？如果不是宋子文反对他，他也不会从驻美大使任上倒下来。”
“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还能搞政治？”
卸去大使职位后，胡适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在美国做起了学术的老本行。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胡适相当兴奋，对国民党期望颇高，认为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指日可待。
1946年7月，胡适刚回国就在南京和蒋介石共进晚餐，席间两人相谈甚欢。这时，胡适已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自己很满意这个位置，说回来准备当个教书匠。在北大校长任上，他抱着发展教育的愿望，向国民政府提出加大教育投资的建议。只可惜，此时内战已经爆发，蒋介石盯着战场，顾不上胡适发展教育的提议，倒是对他的政治价值很有兴趣。
随着国民党在战场接连失利，蒋介石于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大”，企图在政治上扭转颓势。会议期间，蒋介石考虑到党内派系斗争和宪法对总统的约束，想放弃总统职位，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而让人望颇高的胡适出面竞选总统。
蒋介石托人带话给胡适：“希望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适当即表示：“我实在无此勇气。”蒋介石得知后又派人前往催劝。胡适犯起了嘀咕：做了总统，那岂不是真的陷在政治泥潭里无法脱身了？不过，胡适还是对国民党抱有希望，经过再三考虑，答应了蒋介石。
就在胡适同意竞选总统后不久，事情又有了变化。国民党修改了刚刚通过的宪法，总统权力大增，蒋介石又眼馋起总统职位来。没过几天，蒋介石约胡适吃饭，假意道歉说，党内没有纪律，自己的政策行不通。此时的胡适已有几分世故，他故意说道：“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他还对蒋介石说，我不认为你这是失信于我。但他依然向蒋介石建言，国民党可以分化成两三个政党，实现真正的民主。一心想大权独揽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胡适的建议。4月19日，蒋介石被选为总统，胡适本就无心做的“总统梦”也破碎了。
在这场闹剧中，胡适被人牵着鼻子走，有记者问他的感受，他一脸疲惫地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还能搞政治？”后来他还跟人说，我们不支持蒋介石政府，又能支持谁呢？
有人说胡适那时已是个“无力的政客”。李敖却对笔者说：“胡适不是政客，只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他发觉国民党不肯搞两党政治后，就劝蒋介石把国民党分成两个党，毁党造党。可见他虽然卷入了政治，但还算坦然。”
在李敖看来，蒋介石认为胡适是个书呆子，希望他来做总统，然后很客气地辞职，再推荐自己。“那根本是个骗局”。
“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真毕露无遗”
1949年后，国民党在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适，劝他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争取援助。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蒋介石担心胡适留在大陆，日后恐被共产党利用，因此想让他尽快离开。
1949年4月，胡适抵达美国并多次声明，以后再也不问政治。之后的两年，胡适在美国讲学读书，日子还算清静。1951年12月17日，胡适生日那天，大雪纷飞，他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倍感凄凉：自己年事已高，连保险公司都拒绝了他心脏病的投保，万一哪天客死他乡……想到此处，胡适生出了返回台湾的想法。但直到1958年，他经犹豫再三，才最终决定回台湾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本以为就此能静下心来著书立说，但没想到，自己刚回台湾就和蒋介石发生了摩擦。蒋介石希望他把“中央研究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胡适却说，自己的任务还是走学术道路。胡适的态度令蒋介石很不满意。没过多久，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就在台湾流传开来。书中对胡适多有诋毁之处，还总结了一个公式：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后来，在蒋介石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时，胡适又劝他恪守“宪法”，树立“合法的、和平转移政权”的风范。李敖称胡适这样做“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并且言行一致，在基本立场上还是光明磊落的”。他还告诉笔者，虽然蒋介石最后一任“总统”是非法的，但台湾没一个人敢反对他，包括钱穆都不敢，只有胡适反对。
蒋介石不但不听胡适的劝阻，还拘捕了《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自由中国》多次刊登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文章，雷震又是胡适的好友，胡适不能袖手旁观。他找到蒋介石求情，却遭冷遇。最终，雷震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1961年，狱中的雷震迎来65岁生日。胡适想念友人，却在蒋介石的威权之下，连探监都不方便。他只好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相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苦闷之情，可见一斑。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回忆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震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20年的样子，我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
胡适在雷震案中的表现，让他昔日的崇拜者李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主要是因为胡适明明改变不了蒋介石政权，可他还是不能跟蒋介石决裂。雷震的案子，要是换作我，我就去美国不回来了，向蒋介石表示我对这个案子不满。”
1960年，李敖甚至批评胡适“失去了思想家的地位，世上不该有这么不进步的思想家”。多年过去，李敖至今没有改变自己当初的判断。他对笔者解释说：“对于台湾而言，他没有失去思想家的地位，因为台湾根本没有进步嘛。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我们的想法更新，他当时的头脑已经跟不上我们。”
雷震案之后，胡适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酒会结束时突然仰身倒下，后脑碰到桌沿，随后重重摔在地上，从此再没醒来。事后，国民党成立了以陈诚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还亲自写了挽联：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胡适去世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
改良、温和渐进，是胡适一生政治理念的基调。李敖对笔者评价说：“胡适那种改良、温和渐进的做法，两边都听不进去。共产党的路在1949年就走成功了，那以后中国的前途就由共产党决定了，现在过了60多年，台湾居然还有‘中华民国’，这不是主流了。当然，共产党也付出过不少代价，但是，付出代价之后，中国至少变成了一个强国。”
岁月流逝，当年给胡适写信的热血少年，将成耄耋老人。李敖却并没有因为年岁的增长，而改变对胡适的评价。“要说悲剧，搞政治的人都比较务实，胡适是个书呆子。他在新文化运动时充满了光环，1932年办《独立评论》时也还有一点点光环。之后他的光环就没有了，只剩老招牌，卖的也是老招牌。但是我了解胡适的处境，有些事不能都怪他。总的来看，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能说、能写、对人亲切、脑子好。”
绩溪访胡氏
蒋介石写给胡适的挽联堪称经典，一句“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概括了胡适亦新亦旧、新旧之间的一生。可为佐证的是，当年19岁的胡适竟是凭借一篇古文通过了留学的考试。
当时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第二场考西洋史、动物学、物理学等。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觉得这个题目不易发挥，又因他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考据文章，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胡适称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不料批卷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笔一挥，判了个100分。胡适的英文考了60分，而第二场考得很不理想，他完全是凭借头场考试的成绩，挤进了前70位的留美名单。
“我是安徽徽州人”
胡适童年时先后在徽州和上海接受过教育，形成了新旧之间的性格。
在《胡适口述自传》里，开篇第一句即是“我是安徽徽州人”。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两个月后，父亲胡铁花被调往台湾任职，胡适与母亲冯顺弟随后也到了台湾。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胡适和母亲回到了徽州绩溪上庄的胡家老宅。
徽州在安徽最南部，胡家世居的绩溪县，是古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此地崇文重教，胡适从小就喜欢读书。他就读的学堂“来新书屋”离胡适故居很近，现在已经是村民的住宅。上庄景区讲解员柯最燕告诉笔者：“当时学堂的钥匙放在隔壁先生家。胡适总是来得很早，他看学堂没开门，就去敲先生家的门，里面便有人把钥匙从门缝中递出来，胡适自己去开学堂的门。这都成了一种习惯。”
在学堂里，胡适最先学的是父亲编的四言韵诗《学为人诗》，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后来又学习了《孝经》《论语》等书。“因为未受大的战争影响，绩溪的文脉从唐朝以来就没有断过。胡适在这里接触的都是最传统的思想。”绩溪胡适研究会会长方静对笔者说：“胡适熟读朱熹、戴进的东西，因而看到了这些东西的弊病，他后来就是要革除这种弊病。”
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一些新思想逐渐开始萌芽。9岁时，胡适偶然读到了一本《水浒传》的残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处借小说看。在《四十自述》里，胡适写道：“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胡近仁比胡适大6岁，是胡适童年时的好友兼老师。胡近仁的孙子胡从现在是胡适故居的管理人员，他告诉笔者，胡适童年时便读过30多部小说，包括《琵琶记》《聊斋》《水浒传》等，其中很多是白话文的，“他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不少白话的训练，并且把文字弄通顺了”。
徽州对胡适的另一个影响是反对暴力革命。方静认为：“历史上，太平天国给绩溪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太平军在绩溪七进七出，很多村落被毁，有的村庄过半数的人被杀死，胡适父亲的原配也是被太平军所杀。胡适了解这段历史，于是产生了改良思想，反对暴力。”
上海成就“新人物”
徽州传统但并不封闭。在《胡适口述自传》里，胡适提到徽州人由于山区粮食产量不足，往往外出经商。“由于常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在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
1904年，尚不满13岁的胡适跟着三哥，前往上海求学，6年间先后进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
初到上海，胡适接触了不少“新书”，其中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等人的书对他影响很大。《天演论》出版后风行全国，读此书，做“物竞天择”的文章，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胡适的名字就是此风气的纪念。一天早晨，胡适请二哥代他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胡适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1910年参加留学考试时，正式用“胡适”为名。
1906年，胡适入读中国公学。此前一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定，一批留日学生愤而回国，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公学。胡适入学后加入了初创的竞业学会，该学会的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其不少成员都是革命党人。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白话报纸《竞业学报》，以鼓吹革命。胡适在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文字《地理学》，那时他还不满15岁。1908年，胡适又做了该报的编辑，有时一整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文，差不多都是他写的。
《竞业学报》共出了40期，不但给了胡适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理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1908年下半年，中国公学的干事和学生在校章制定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来，另组织了一个中国新公学。无钱继续学业的胡适当上了新公学的英文教员。新公学维持了一年多，终因资金困难于1909年10月解散。
胡适前途茫茫，不敢回家，只好寄居在上海，于忧愁烦闷之际，过了一段荒唐堕落的生活。他有时整夜打牌，有时连日大醉。有人根据胡适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酒和打茶围10次。直到有一次，胡适在巡捕房醒来，发现自己光着一只脚，浑身泥湿，脸上带伤，原是他前一晚醉酒殴打了巡捕。经此一事，胡适决心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后，他进京参加了官费留美的考试。
母亲的影响
对胡适影响最深的人，当属他的母亲。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年出生，17岁时嫁给了年长其30岁的胡铁花，成为胡铁花的第三任夫人。6年后，胡铁花溘然长逝。他在去世前，留下遗嘱：穈儿（胡适名叫嗣穈）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于是，冯顺弟谨遵先夫遗训，尽其所能供养胡适念书求学。
胡适在绩溪的“来新书屋”读书时，每个学生每年的学费只要两块银元，先生对这类学生教得并不仔细，只叫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但冯顺弟给先生的学费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块。她叮嘱先生给胡适“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在《四十自述》里，胡适写道：“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冯顺弟每天天刚亮时，就把胡适喊醒，告诉他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胡适认错，要他用功读书。如果胡适犯的事大，冯顺弟就在晚上人静时，先责备胡适，再行罚，或罚跪，或拧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他哭出声。一次胡适被罚跪，哭时用手擦眼泪，眼中进了细菌，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母亲还给了胡适做人的教育。胡铁花的第二任妻子留下3个儿子、3个女儿。胡适的大哥从小败家，吸鸦片烟、赌博，大嫂无能而不懂事，二嫂能干而气量小。他们常常给冯顺弟这个年轻的后母气受。但“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我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自离家去上海求学到冯顺弟去世，胡适只回家3次，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还不满6个月。离家的胡适经常写家书，向母亲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而冯顺弟则常常请胡近仁帮忙，代她给胡适写信。就这样，在一封封书信往来间，冯顺弟盼回了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儿子。但仅一年后，冯顺弟就因病去世，那时，她已守寡二十多年。
后代的坎坷命运
胡适后代的遭遇令人唏嘘。
胡成业在《绩溪的胡适》一书中，记述了胡适子女的情况。胡适和江冬秀生有3个孩子。长子胡祖望1919年出生于上庄，曾就读西南联大和康奈尔大学，担任过台湾驻美商务官员，退休后与人合股经营公司，1960年定居美国。1990年12月，胡祖望曾去台湾，参观了台湾历史博物馆为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所举办的文物展。胡祖望说：“在我的记忆中，与父亲相聚的时间很少，两人总是因为求学、工作的关系分居两地。在一起时，父亲留给家庭的时间也少，平时连聊天、谈话的机会都十分难得。但父亲仍是我的偶像。”2005年，胡祖望去世。
胡适的次女胡素斐1920年出生，5岁时即患肺病夭折。对于女儿的离世，胡适很是悔恨和痛苦。1927年，身在美国的胡适致信江冬秀：“梦里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得哭她一场，真想不到。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
绩溪胡适故居的展览室里陈列着不少图书，柯最燕特别向笔者指出了其中的《胡适思想批判》一书，胡适小儿子胡思杜的不幸命运即与此书代表的风潮相关。胡思杜1921年出生，和胡适同一天生日。北京解放前夕，胡适乘机飞往南京，江冬秀和胡祖望同行，胡思杜自愿留在北京。北京解放后，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学习，在思想总结中，他如此评价胡适：“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还上缴了母亲留给他的首饰。虽然如此，1957年，在唐山铁道学院教历史的胡思杜还是被划为“右派”，他在绝望中上吊自杀，身后没有留下子嗣。
胡适唯一的孙子是胡祖望的儿子胡复，他和母亲曾淑昭现在住在美国。胡复患过小儿麻痹症，但经过手术，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他至今未婚，也没有孩子。纪录片《重回适之路》的导演高小龙在2013年9月去美国华盛顿拜访了曾淑昭和胡复。时年94岁的曾淑昭住在华盛顿，身体还很硬朗。当时，在美国劳工部争议司任职的胡复“有高度近视，惯用左手，会一点简单的闽南话，完全是一个华侨的样子”。
胡适3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共有7个儿子，除大哥的次子胡思齐长寿外，其余或早夭，或在青壮年时死亡、自杀。现在在绩溪上庄，与胡适血缘关系最近的人是62岁的胡毓菁，他是胡思齐的孙子。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胡毓菁曾受胡适的“连累”，小学毕业后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他曾感慨：“如果我能选的话，我不要生在胡适这个家。”
胡毓菁曾和胡祖望有不少书信往来，他向笔者展示了胡祖望寄来的信件和明信片。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胡祖望写道：“我年老体衰，想回家祭祖，恐不能成行。”这是胡适后人留给故乡的寥寥痕迹。（撰文：许陈静 左玉河 宋广波 王敏 王肖潇 朱东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