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第一次和章念驰先生通电话提出采访要求，他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后裔，评价先人，向为大。”据他说，历史科学应“断感情，汰华词”，而这是后裔难以做到的。
章念驰是大陆知名的台湾问题专家，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他的祖父章太炎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辛亥三杰”之一（其他两杰为孙中山、黄兴）。
提起章太炎，人们对于他“国学泰斗”的称誉毋庸置疑。他早年的十大弟子，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个个名满天下。但作为一位政治家，章太炎伟大却不高明，充满着爱国者的心酸、革命者的颠沛、学者的悲愤。他曾因大胆褒贬人物，口无遮拦，被人视为“疯子”、“天生的怪人”；他的言行超越政见和党见，惊世骇俗，常为世人所不解，成为桀骜不驯的代名词。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章念驰先生于6月22日在上海接受了笔者的独家专访。在采访过程中，他始终强调，这是“一个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的解读，没有掌故趣说，完全不是后裔的回忆，而只是用史实来刻画一个真实的章太炎，以纪念祖父”。
30年潜心研究
章念驰1942年生于上海，其父章导是章太炎的长子。记者观察到，他的寓所客厅中悬挂着达摩（禅宗始祖）画像和祖父章太炎的墨迹，他说正是祖父的思想与达摩的面壁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之所以喜欢达摩，并不是因为宗教原因，而是听说达摩曾入嵩山少林寺修行，面壁九年，不为名利所动，不为世俗所诱，不为权势所畏，终成正果。”
谈到研究祖父的缘由，章念驰感叹：“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是非常少的。章太炎共有五个子女，第二代如今已先后离世，第三代我家有四个兄弟姐妹，也只有一人生了男孩。我的大侄子至今未婚，所以再下一代可能就更远了。当时如果我不做这项工作，家史就缺失了。”
章念驰生于“动荡”时期（抗战），长于“忧患”年代（各种政治运动），“文革”结束时已近不惑之年。他说：“在这之前，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几乎乏善可陈。”改革开放后30年，章念驰先后从事了两项工作：先是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从事章太炎《全集》的研究、整理和出版；后是在上海台湾研究会、台湾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从事两岸关系研究。前者是要对50年前发生的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后者则是对每日发生的台海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回顾这些日子，章念驰坦言：“探究历史与现实的真相，都是坐冷板凳的活儿。追求历史的真实，诚非易事；追求国家的统一，在两岸博弈中坚持求真务实，不人云亦云，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悲怆与无奈的职业。”章念驰认为自己一生做的两件事情，都近乎于“谏”，“而自古以来，最难莫过于‘谏’，‘真’字说来容易做来难，其甘苦寂寞难为世人所知。”
章念驰认为，研究一般历史人物大概三年五载，而研究祖父章太炎的一个侧面可能就要十几年。一方面，章太炎出生的时间距今已有140多年。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他的弟子，曾评价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擅长经学、子学、史学、文学，现代人非常难读懂，连鲁迅都常常读不懂他的文章。“现代人做学问都找简单的去研究，所以很少有人研究章太炎。也正因为如此，关于章太炎的各种‘演绎故事’层出不穷。”
于是，章念驰决定“沉”下来寻找历史的真实，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沉”就用了30多年。“我从祖父所处的年代开始研究，甚至精细到了每一天。我收集史料中提到的报纸，一天天地翻阅每条消息，还原他的足迹。祖父30岁以后就很有名了，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他的消息，然后根据这些消息，再去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章太炎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直到抗日战争，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政治活动。章念驰便将他的文章和演讲稿一篇篇抄下来翻译，“他的学问深奥，文字晦涩，研究他的人既要通近代史，还要通学术史，要花双倍力气。”经过研究，章念驰发现，社会上很多刊物甚至学者，对祖父存在“子虚乌有”、“道听途说”、“似是而非”之论，面对记者，他慢慢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章太炎。
章太炎的“疯”
章太炎1869年1月生于浙江余杭，1891年入杭州诂经精舍，随著名学者俞樾（音同“越”）攻读经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毅然摒弃书斋，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并任《时务报》编辑，宣传维新变法，要求改革现状。不久变法失败，他遭到通缉，避地台湾，后又出走日本。在日本，他结交了孙中山，“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使他对反清革命有了新的认识。
早在1900年的“中国议会”成立大会上，章太炎的张狂之气就已经显现，当他听到会议的宗旨是“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时，当即表示：“我们要光复，应该明着推翻满清，不宜‘首鼠两端’，倘要勤王，我不敢赞同。”他当众剪去辫子，脱去“戎狄之服”，换上“欧罗马衣笠”，扬长而去。在场的人全都惊得目瞪口呆。
1912年冬，章太炎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被袁骗到北京。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许多革命党人再度流亡海外，他却“挺剑入长安”，“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结果遭到袁世凯囚禁。传说在软禁期间，袁世凯下令要好吃好喝地伺候这位名士，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每月再另给“工资”500元（当时一个大学教授每月也不过400元）。但章太炎一点不领情，“疯病”变本加厉：他在住所的门窗、桌上到处都写着“袁贼”二字，以杖痛击之，称作“鞭尸”；还扒下树皮，写上“袁贼”字样，然后丢入火堆烧掉，高兴地大呼“袁贼烧死矣！”为了排解失去自由的郁闷，他每餐必饮酒，必以花生佐食，吃时去蒂道：“杀了‘袁皇帝’的头！”
就这样，章太炎被囚3年，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方得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他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他离开广州途经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20世纪30年代后，章太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他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并公开招收了一批学生，其时因年岁已高，章太炎的身体已大不如前。1936年6月14日，他因气喘病发作，逝世于苏州。
章太炎的一生，生活在风云际会的特殊时代，他的人际交往之广之杂，地位身份之显要，堪称民国之最。学术上他师从俞樾、谭献、黄以周等饱学之士；交往的友人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邹容、章士钊、蔡元培、刘师培和苏曼殊等；结交的政要、名流有袁世凯、黎元洪、孙传芳、蒋介石和杜月笙等。面对这些大人物，他或放言无忌，举止无束；或荒诞怪异，让人看不懂。他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幽禁，从容应对，面不改色，以“民国之称衡”名世。
对于章太炎的“疯”、“癫”、“狂”，章念驰感叹：“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只要你说些反对社会的话，人家就说你是疯子。”章太炎用这种世人难以理解、看起来疯癫不羁的举动，大胆表露了一个知识文人的风骨和正气。“但值得反思的是，现在这类传说与故事不绝于世。历史人物被演绎化，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真正的章太炎离我们越来越远。”
对历史谣传的解读
历史上对于章太炎谈论最多的，便是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作为同时代的两个历史人物，并肩战斗了几十年，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俩的政治主张，在大的方面多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之时。这给历史研究者带来重重迷雾，很多文章也借机大肆宣传两人的关系不好。对此，章念驰查阅了许多材料，“其实，革命过程中同志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是很难避免的，例如祖父与中山先生曾在《民报》经费的分配、《民报》的停刊与复刊、起义的地点和革命的策略，以至武器的选购等问题上，都发生过分歧。大概历史上，除了章太炎外，几乎没有人敢批评孙中山。为什么？”他翻阅当时的历史照片时发现，“有个现象很奇怪：只要是有孙中山和章太炎的合影，孙中山都会让祖父坐在中间，而孙中山和其他人合影，都是孙在中间的。所以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很可能并不是许多人理解的那样。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找章太炎当他的秘书长，为他主持工作，但是当获得权力以后，权力分配上就出现了问题。比如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他想请章太炎入阁做教育部长，但是孙中山的战友都不同意。因为章太炎太正直了，批评人不留余地，这些同僚都对他有很深的成见。”
章念驰说，对于孙中山和章太炎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历史讲不清楚的，不是反对和拥护孙中山这么简单。章念驰发现，孙中山有四本著作如《革命方略》《赤十字章程》等，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孙中山没有请过第二个人为他写书、写前言，现在革命博物馆展出的《革命大纲》《土地规划》，都是他们一起研究并起草的，真正是出于对革命的热爱和投入，真正是研究和实干。他们的吵架很有名，比如当初为了建都在哪里、是否向日本人借款等问题，两人对着喊，声嘶力竭。在外人看来就是吵架，其实不然，或许只是他们探讨问题的方式。”
关于研究章太炎的论述，章念驰读了不下2000篇，其中写得翔实精彩的很多，而荒诞离奇的也不少。他举例，“写得最离奇的要算陈存仁先生的回忆录。陈存仁是一位著名医生，自称章太炎晚年的弟子。他的回忆录从香港到台湾，从台湾到大陆，被学者竞相引用，给章太炎研究罩上了巨大迷障。”陈的书中写道，某年春间，章太炎夫妇在杭州与蒋介石夫妇不期而遇，蒋主动向章问好，询问章太炎近况，并送手杖作为纪念。“这件事完全无中生有。众所周知，章太炎终生与蒋介石交恶，对蒋从无善言，特别是对蒋介石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一事耿耿于怀，一直批评不断，还被国民党通缉，蒋又怎么会对他有‘赠杖’之雅举？我在众多蒋介石传记中也没有找到这个例子。”
关于章太炎的婚姻，更有各种“版本”。陈存仁写的《章太炎师结婚考》一文洋洋万言，记述了章太炎的婚姻情况。说他先纳妾后结婚，并在《顺天时报》刊登征婚广告，条件为五项，“要以湖北籍女子为限，要文理通顺，要大家闺秀，要出身于学校不要缠足，丈夫死后要再婚”等。“陈存仁也说他曾查过当时的《顺天时报》，未见到这则征婚启事，但仍然根据日本人的文章所载，也没有加以考证，便添油加醋渲染，被其他媒体报刊广泛引用。”于是，臆想与传说成为史实，甚至有人将他与蔡元培的征婚启事比较，作出了“开明与落后”、“先进与保守”等评价。章念驰说，“真实情况是，章太炎当年有癫痫病，加上倡言革命，常说大逆不道的话，被比作‘疯子’，到了适婚年龄还没人愿意嫁他。于是他的母亲把陪嫁丫鬟王氏许配给了太炎，俩人生了三个女儿。1903年王氏早逝，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去了上海，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被捕入狱，哪里有时间登报征婚？他与我祖母汤国梨的婚姻，也是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看他一人太孤寂，作媒介绍的。”
无形的“家教”
作为孙辈，章念驰更多的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祖父。而谈起父亲章导，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土木建筑师，坐牢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接受改造，直到‘文革’结束他去世前，领导才对他说，‘章老，我们现在恢复你的地位了，你已经是一个局级干部了’，父亲只能无奈地在床上笑笑。这一切对他来说太晚了，没有意义了。”章念驰的父亲给他讲述的章太炎，“多是非常可悲的”。“父亲几乎记不得祖父跟他讲过什么话，家庭的乐趣更少。祖父没有带他出去玩过，也没有给孩子讲故事，什么都没有。祖父在父亲眼里，就是一个圣人，整天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务，忙着讲学，忙着政治，这是我们这种家庭最特别的地方。”
即便如此，章太炎在家中的地位却是至高无上的，他的革命经历与道德相关的文章，永远是家中无形的“家教”。“祖父虽无暇教育子女，但他数次将曾祖的教诲，记录在纸上，共15条，称为《家训》，令后代遵行。晚年，他又撰《遗嘱》，表达了教子观。”
从《家训》到《遗嘱》，章念驰看到，“祖父一生最讲求的是人、人品、人格，他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立业、立学、立德、立言……都在其后。他说，一个人若不懂得怎么做人，不懂得要做什么样的人，就不会懂得做事，做事也一定做不好！”
章念驰认为，祖父做到了曾祖曾经的教诲——决不“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所以他保持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独立人格。“他流亡日本数年中，每日以麦饼充饥，三年衣被不换。在法庭上他视死如归，豪言‘死后有铜像立于云表者即为我章太炎也’；他一生被清政府慈禧、民初袁世凯、南京政府蒋介石追捕通缉，数次入狱，长年流亡，但革命之志终不动摇；他一辈子讲真话，不怕得罪皇帝，不怕得罪师友。”章念驰说，他虽然无幸亲耳聆听祖父的教诲，但《家训》已经融入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客观探究历史，公正评判台湾问题”。
采访结束时，章老语重心长地跟笔者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家谱，记录着民族的兴衰，历史事件与人物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今天我们的电视剧、电影、小说，为了追求收视率，把很多历史进行了改编、戏说，有的作品甚至为历史上的罪人翻案。倘若我们的后代，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认识都从这里来，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我在这里还是想大声疾呼，要让子孙读到真实的历史，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丑恶，如何做人，做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撰文：刘畅）
